水價調整、電價調整與百萬市民的生活息息相關，現行的“聽證會”本來就只是哄老百姓的擺設，所選“出席者”大多為內定的“自己人”，而且座位都在前面，而“反對派”人數極少，且座位全定在最末尾。“有時間參加聽證會，還不如忙點有意義又樂意做的事情”。很多參加過聽證會的人表示自己已經“看透了”聽證會不可能接受真正的民意，更像是一場表演。
基本介紹
- 中文名：聽證表演
- 外文名：Hearing performance
- 說明：哄老百姓的擺設
- 特點：反對者少，支持者多，全是內定
來源,改革辦法,
來源
百姓反應
網路問政再怎么暢通，也不如面對面交流反饋來得直接有效，聽證會如果真聽民意、聽真民意，誰還願意在網上發牢騷？曾參加過東莞鎮區水價調整聽證會的牛仁，針對此事氣憤地表示，有些“聽證會”本來就只是哄老百姓的擺設，所選“出席者”大多為內定的“自己人”，座位都在前面，而“反對派”人數極少，且座位全定在最末尾。可見,經過一次又一次的“逗你玩”，消費者已經“看透了”，不想再被利用了。
官員回應
廣東東莞市民拒絕參加“聽證表演”，表明民眾開始“覺悟”了。但作為公民、居民或者市民，還應該進取一些，主張民生權利，更改聽證規則。 “聽證表演”，終於沒有老百姓陪著玩兒了，雖然這只是“個別地方”。 某官員說，“這只是說明消費者非常不成熟，民主素質有待提高”。
專家建議
價格聽證會，並非一個表決機制，而只是“傾聽民意”。然而，這些年來，價格聽證會已經連民意也難得見到了。不少地方都傳出操縱聽證會的醜聞，包括參會資格分配不平衡、內定消費者代表、假冒普通人身份、限制反對方發言等，就連代表座次都有安排。
哪怕就在聽證會還能夠聽到民意的時候，有哪個地方的價格定奪取用了民意呢？即便那時，聽證會不過是“漲價說明會”而已。而漸漸地，聽證會甚至連傾聽民意的功能也不再具備，而成為偽造民意的一個現場，“漲價說明會”進而變成“漲價預告會”。
凡是需要召開價格聽證會的那些生活必需品，都具有公共品的性質。我一直認為，人們出席聽證會，身份不是作為消費者，而是作為一個公民、居民或者市民；不是去參與消費活動，而是參與公共事務。
然而，我們看到的價格聽證會，出席者大多變成了消費者與企業，地方政府部門貌似居中而實則幫助壟斷企業漲價。參與討論民生問題的居民，不僅簡化並弱化為購買產品的消費者，而且連真實的聲音也無法出現，甚至真實的身份還被冒用。
居民不參加這樣的遊戲，無視這個“擺設”，表明人們開始覺悟了。作為公民、居民或者市民，人們還應該進取一些，主張民生權利，更改聽證規則。但不再配合聽證表演，好過“成熟”地扮演被賣還幫人數錢的角色，並由此得到“有民主素質”的讚揚。
其實，聽證會的目的在“傾聽民意”，“規定時間內無一人報名”正是一種民意表達。有關部門如不能聽懂這民意並改進之，那聽證會確實不開也罷。
改革辦法
由於聽證會組織者的獨立性不足，並且缺少一個成本監審程式，導致中國聽證會制度很容易淪為某些既得利益集團操縱價格、壓制民眾利益訴求的工具。這些弊端亟待通過改革加以解決。尤以價格決策聽證因時時涉及民眾的切身利益，舉行得最多，也最受關注。
首先，聽證會組織者的獨立性問題亟待解決。西方已開發國家的經驗表明，只有由獨立、超脫、具有權威性的機構主持聽證，才能從根本上保證聽證會不會流於形式，不會被相關利益集團操縱。比如，美國1975年舉行的“甘迺迪聽證會”，原本是就航空票價問題進行聽證的，而結果卻催生出了《1978年民航放鬆管制法》，通過降低準入門檻促進了航空票價的全面下調，這種解決問題的方式可謂一勞永逸。
其次，在中國價格聽證會制度上，缺少一個成本監審程式。從根源上來看，價格聽證是公眾與壟斷集團利益博弈、維護自身權利的“公器”。但是，價格管理部門常常既是價格的制訂者和維護者，又往往是聽證會的組織者，這本身就決定了聽證會制度加大了公眾維護自身利益的難度。
添加一個成本監審程式是有明確依據的。成本監審是保護民眾利益不被相關強勢利益集團侵害的有效利器，中國應該以法律的形式，強制性要求所有的聽證會必須由獨立的審計部門對相關產品的成本進行全面審計，並確保這種審計的公正性和透明度，做到了這一點，聽證會的弊端至少可以去掉一大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