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珍本戴校<水經注>跋》是王國維所著作品，出自於《王國維卷（中國近代思想家文庫）》。
基本介紹
- 作品名稱：聚珍本戴校《水經注》跋
- 作者：王國維
- 作品出處：王國維卷（中國近代思想家文庫）
作品原文,出處,作者簡介,
作品原文
壬戌春，余於烏程蔣氏傳書堂見《永樂大典》四冊，全載《水經注》“河水”至“丹水”二十卷之文，因思戴校聚珍板本出於《大典》，乃亟取以校戴本。頗怪戴本勝處全出《大典》本外，而《大典》本勝處戴校未能盡之，疑東原之言不實，思欲取全、趙二家本一校戴本，未暇也。既而嘉興沈乙庵先生以明黃省曾刊本屬余錄《大典》本異同，則又知《大典》本與黃本相近。先生復勸餘一校朱王孫本，以備舊本異同，亦未暇也。癸亥入都，始得朱王孫本，復假江安傅氏所藏宋刊殘本十一卷半、孫潛夫手校殘本十五卷，校於朱本上，又校得吳琯《古今逸史》本，於是於明以前舊本沿褫，得窺崖略。乃復取全、趙二家書，並取趙氏《朱箋刊誤》所引諸家校本以校戴本，乃更恍然於三四百年諸家釐訂之勤。蓋《水經注》之有善本，非一人之力也：更正錯簡，則明有朱王孫，國朝有孫潛夫、黃子鴻、胡東樵；釐訂經注，則明有馮開之，國朝有全謝山、趙東潛；捃補逸文，則有全、趙二氏；考證史事，則有朱王孫、何義門、沈繹旃；校定文字，則吳、朱、孫、沈、全、趙諸家。皆有不可沒之功。戴東原氏成書最後，遂奄有諸家之勝。而其書又最先出，故謂酈書之有善本，自戴氏始可也。戴氏自刊酈注，經始於乾隆三十七年，見孔葒谷序。而告成則在其身後。所校官本，刊於乾隆三十九年，逮五十九年趙氏書出，戴氏弟子段懋堂氏訝其與戴書同也，於是有致梁曜北二書，疑梁氏兄弟校刊趙書時，以戴改趙。道光甲辰，張石舟穆。得謝山鄉人王艧軒梓材。所傳鈔全氏七校本，乃謂戴、趙皆襲全氏，而於戴書攻擊尤力。至光緒中葉，薛叔耘刊全氏書於寧波，於是戴氏竊書之案，幾成定讞。然全校本初刊時，校勘者已謂王梓材重錄本往往據戴改全，林晉霞頤山。尤致不滿，至詆為贗造。於是長沙王氏合校本遂不取全本一字。然薛氏所刊全本，實取諸盧氏、林氏所藏黏綴底本及殷氏所藏清本，非專據王梓材本，未可以其晚出而疑之也。余曩以《大典》本半部校戴校聚珍本，始知戴校並不據《大典》本，足證石舟之說。惟石舟謂《提要》所云脫簡有自數十字至四百餘字，此又《大典》絕無之事。今案：卷十八《渭水注》中脫簡一葉，四百餘字，《大典》實有之，張氏此說未諦。又以孫潛夫校本及全、趙二本校之，知戴氏得見全、趙二家書之說蓋不盡誣。何以知之?趙氏本書即曰“梁處素兄弟據戴改之”矣。然其《朱箋刊誤》中所引之全說，戴氏何以多與之合也?全氏之書即曰“王艧軒據戴改之”矣。然全本校語及所引趙氏校語，戴氏又何以多與之合也?夫書籍之據他書校改者，苟所據之原書同，即令十百人校之，亦無不同，未足以為相襲之證據也。至據舊本校改，則非同見此本不能同用此字，如柳大中本、孫潛夫本，謝山見於揚州馬氏者。東潛則見謝山傳校本《渭水注》中脫簡一葉，全、趙據柳、孫二本補之，戴氏自言據《大典》補之。今《大典》原本具在，戴氏所補，乃不同於《大典》本而反同於全、趙本，謂非見全、趙之書不可矣。考全氏書未入《四庫》館，趙氏書之得著錄《四庫》，當在東原身後，戴校本屢雲此注內之小注與全氏說同，而趙書題要則駁此說，故知此篇非出東原手。而其書之入《四庫》館，則遠在其前。案：《浙江採集遺書總目》成於乾隆三十九年，其凡例內載浙江進書凡十二次，前十次所進書目，通編為甲、乙至壬、癸十集，而第十一、第十二次所進者則編為閏集。今考趙氏《水經注釋》及沈釋旃《水經注集釋訂訛》，其目均在戊集中，則必為第十次以前所進書，亦必前乎三十九年矣。而東原入館在三十八年之秋，其校《水經注》成在三十九年之冬，當時必見趙書無疑。然余疑東原見趙氏書，尚在乾隆戊子三十五年。修直隸《河渠書》時。東原修此書，實承東潛之後。當時物力豐盛，趙氏《河渠書》稿百三十卷，戴氏《河渠書》稿百十卷，並有數寫本。又趙校《水經注》，全氏雙韭山房錄有二部，則全氏校本趙氏亦必有之。《水經注》為纂《河渠書》時第一要書，故全、趙二校本，局中必有寫本無疑。東原見之，自必在此時矣。至厘定經注，戴氏是否本諸全、趙，殊不易定。據段氏所撰《東原年譜》，自定《水經》一卷，繫於乾隆三十年乙酉。段刊《東原文集》，《書水經注後》一篇亦署乙酉秋八月。此篇雖不見於孔氏刊本，然段氏刊《文集》及《年譜》均在乾隆壬子，五十七年。其時趙書未出，趙、戴相襲之論未起也，則所署年月自尚可信。而東原撰官本提要，所舉厘定經注條例三則，至簡至賅，較之全、趙二家說尤為親切，全說見五校本題辭，趙說謹附見於《朱箋刊誤》卷末。則東原於此事，似非全出因襲。且金宇文虛中、蔡正甫、明馮開之已發此論，固不必見全、趙書而始為之也。余頗疑東原既發見此事，遂以酈書為己一家之學。後見全、趙書與己同，不以為助，而反以為讎。故於其校定酈書也，為得此書善本計，不能不盡采全、趙之說，而對於其人、其書，必泯其跡而後快。於是盡以諸本之美歸諸《大典》本，盡掠諸家釐訂之功以為己功。其弟子輩過尊其師，復以意氣為之辨護，忿戾之氣相召，遂來張石舟輩竊書之譏，亦有以自取之也。東原學問才力，固自橫絕一世，然自視過高，騖名亦甚。其一生心力，專注於聲音、訓詁、名物、象數，而於六經大義所得頗淺。晚年欲奪朱子之席，乃撰《孟子字義疏證》等書，雖自謂“欲以孔孟之說還之孔孟，宋儒之說還之宋儒”，顧其書雖力與程朱異，而亦未嘗與孔孟合。其著他書，亦往往述其所自得而不肯言其所自出。其平生學術出於江慎修，故其古韻之學根於等韻，象數之學根於西法，與江氏同，而不肯公言等韻、西法，與江氏異。其於江氏，亦未嘗篤在三之誼，但呼之曰“婺源老儒江慎修”而己。其治酈書也亦然，黃、胡、全、趙諸家之說，戴氏雖盡取之，而氣矜之隆，雅不欲稱述諸氏。是固官書體例宜然，然其自刊之本亦同官本，則不可解也。又戴書簡嚴，例不稱引他說，然於序錄中亦不著一語，則尤不可解也。以視東潛之祖述謝山，謝山之於東潛稱道不絕口者，其雅量高致，固有間矣。由此氣矜之過，不獨厚誣《大典》本，抹諸家本。如張石舟之所譏，且有私改《大典》，假託他本之跡，如蔣氏所藏《大典》本第一卷，有塗改四處：《河水一》“遐記綿邈”，“遐”、“邈”二字中，惟辶辶二偏旁系《大典》原本，叚、貌二文皆系刮補，乃從朱王孫箋；今官本作“經記綿褫”，當是再改之本。又“令河不通利”，“令”字《大典》作“今”，乃從全、趙二本改“今”字下半作‘令”；“天魔波旬”，《大典》與諸本同，乃改“天”字首筆作“夭”，以實其校語中“夭、妖字通”之說。《河水二》“自析支以西濱於河首左右居也”，《大典》與諸本同作“在右居也”，乃從全、趙二本改“在”字為“左”。全、趙從孫潛夫校。蓋戴校既托諸《大典》本，復慮後人據《大典》以駁之也，乃私改《大典》原本以實其說。其僅改卷首四處者，當以其不勝改而中止也。此漢人私改蘭台漆書之故智，不謂東原乃復為之。又戴氏官本校語，除朱本及所謂近刻外，從未一引他本，獨於卷三十一、卷三十二、卷四十中五引歸有光本，今核此五條，均與全、趙本同。且歸氏本久佚，惟趙清常、何義門見之。全氏曾見趙、何校本，於此五條並不著歸本如此。孫潛夫傳校趙本，其卷四十尚存，亦不言歸本有此異同。以東原之厚誣《大典》觀之，則所引歸本，疑亦偽托也。凡此等學問上可忌、可恥之事，東原胥為之而不顧，則皆由氣矜之一念誤之。至於掩他人之書以為己有，則實非其本意，而其跡則與之相等。平生尚論古人，雅不欲因學問之事傷及其人之品格，然東原此書方法之錯誤，實與其性格相關，故縱論及之，以為學者戒。當知學問之事，無往而不當用其忠實也。甲子二月。
【注】：以上是原文的部分內容。
出處
此文出自《王國維卷（中國近代思想家文庫）》。
作者簡介
王國維，1877年12年3日生於浙江海寧，字靜安，一字伯隅，晚號觀堂，中國近代學術的開拓者，20世紀獨步史壇的巨擘。其學淹博，幾無涯略，舉凡甲骨金文、鐘鼎彝器、齊魯封泥、漢魏碑刻、流沙墜簡、敦煌寫經、西北史地、宋元戲曲、版本目錄、典籍校勘等領域，無不卓有建樹，令人至今不敢望其項背。其所創立的以“紙上之材料”與“地下之新材料”相互印證的“二重證據法”，堪稱史學研究之革命，至今為學界遵奉。1927年6月2日，自沉於頤和園昆明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