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陽明，浙江餘姚人，哲學家、教育家、政治家和軍事家，名守仁，字伯安，因曾居於陽明洞，故世稱陽明先生。有人說中國歷史上只有兩個半完人，王陽明與孔子各居其一，而曾國藩只能勉強算半個。歷代風雲人物，如張居正、曾國藩、梁啓超、陳獨秀、孫中山、毛澤東、蔣介石等全都為他折服，甚至海外的伊藤博文、東鄉平八郎、三島由紀夫、松下幸之助等紛紛拜在了他的門下。本書以小說的筆法，完整記述了王陽明波瀾壯闊的一生，並穿插了關於陽明心學的一些基本常識，兼具思想性和可讀性，是完整了解王陽明生平的一本佳作。
基本介紹
- 書名：聖者為王:王陽明的超凡之路
- 類型：人文社科
- 出版日期：2013年5月1日
- 語種：簡體中文
- ISBN：7506059975, 9787506059978
- 作者：明河在天
- 出版社：東方出版社
- 頁數：375頁
- 開本：16
- 品牌：人民東方出版傳媒有限公司
基本介紹,內容簡介,作者簡介,媒體推薦,圖書目錄,後記,序言,
基本介紹
內容簡介
《聖者為王:王陽明的超凡之路》按小說筆法完整記述，還原了王陽明波瀾壯闊的一生！王陽明是明代最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文學家、書法家、哲學家和軍事家，官至南京兵部尚書、南京都察院左都御史，因平定宸濠之亂等軍功而被封為新建伯，隆慶年間追封侯爵。王陽明是陸王心學之集大成者，非但精通儒、釋、道三教，而且能夠統軍征戰，是中國歷史上罕見的全能大儒。
作者簡介
明河在天，本名周龍，男，80後新銳寫史作家。生於孔孟之鄉，自幼喜博覽群書，精神獨立，曾在家閉門讀書五載。寫作乃平生一大志趣，初用心於文學，後及於歷史、經濟，曾著有《中國人的人格》（當代中國出版社）、歷史小說《兵仙紀》（將出）等，其中兩卷本《為什麼偏偏是朱元璋》已由長江文藝出版社出版。
媒體推薦
陽明先生創良知之說，為暗室一炬。
——張岱
言心學者必能任事，陽明輩是也。大儒能用兵者，惟陽明一人而已。
——康有為
王陽明的《傳習錄》是“中國人所必讀的書”之一。
——錢穆
一生俯首拜陽明。
——東鄉平八郎（日本近代著名的軍事家）
因陽明以知行合一為教，要合觀學問事功，方能看出其全部人格，而其事功之經過，具見集中各文，故陽明集之重要，過於朱、陸諸集。
——梁啓超《國學入門書要目及其讀法》
守仁勳業氣節，卓然見諸施行，而為文博大昌達，詩亦秀逸有致，不獨事功可稱，其文章自足傳世也。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
——張岱
言心學者必能任事，陽明輩是也。大儒能用兵者，惟陽明一人而已。
——康有為
王陽明的《傳習錄》是“中國人所必讀的書”之一。
——錢穆
一生俯首拜陽明。
——東鄉平八郎（日本近代著名的軍事家）
因陽明以知行合一為教，要合觀學問事功，方能看出其全部人格，而其事功之經過，具見集中各文，故陽明集之重要，過於朱、陸諸集。
——梁啓超《國學入門書要目及其讀法》
守仁勳業氣節，卓然見諸施行，而為文博大昌達，詩亦秀逸有致，不獨事功可稱，其文章自足傳世也。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
圖書目錄
第一章少年奇志
父子交鋒
語驚四座
狀元本色
第一等事
刮目相待
第二章意氣風發
智賺繼母
長安遊俠
上書請纓
妙論書法
新郎無覓
第三章落第舉子
學至聖賢
嶢嶢者易折
風流雅士
再挫鋒芒
入山之志
第四章初出茅廬
觀政工部
受贈寶劍
上陳邊務
禁豬吃人
誓殺陳犯
九華求道
第五章結交同志
過勞成疾
陽明洞天
取才山東
得遇知音
第六章身陷囹圄
大義上書
難兄難弟
獄中遣懷
聖人投江
他鄉故知
第七章龍場悟道
三人拜師
同命相憐
陽明小洞天
天子無行
君子處逆
吾性自足
第八章貴陽弘道
揚善去惡
是陸非朱
朱陸之辯
知行合一
書院主講
天涯淪落
第九章造福一方
好訟之風
解民之急
第二把火
救民救火
第十章三人之會
劉瑾倒台
京師入覲
王門學子
再辯朱陸
知交送別
第十一章歸越省親
舟中論道
王門顏子
拒不納妾
南越之行
第十二章滁寧布道
表彰鄉賢
講學首地
述而不作
定論朱子
仕途轉機
第十三章走馬南贛
小試身手
重典治亂
基層建設
初戰告捷
加強事權
第十四章蕩平匪患
兵以詐立
道觀密謀
肅清殘匪
破心中賊
高賢滿座
名勝閒遊
第十五章生擒叛藩
寧王是非
緩兵之計
首克南昌
大戰鄱陽湖
國事家事
第十六章苦心周旋
皇帝親征
兩害相權
南昌送神
上疏自劾
正德北歸
第十七章父喪守制
王艮拜師
良知之教
回鄉省親
兩辭封爵
狂狷之議
第十八章光大良知
大禮議之爭
天下大道
大本大源
書信論學
良知本體
第十九章起征思田
天泉證道
南下勝景
改造思田
大鳴不平
第二十章日暮途遠
謁伏波廟
魂歸家山
是非榮辱
附錄一
附錄二
後記
父子交鋒
語驚四座
狀元本色
第一等事
刮目相待
第二章意氣風發
智賺繼母
長安遊俠
上書請纓
妙論書法
新郎無覓
第三章落第舉子
學至聖賢
嶢嶢者易折
風流雅士
再挫鋒芒
入山之志
第四章初出茅廬
觀政工部
受贈寶劍
上陳邊務
禁豬吃人
誓殺陳犯
九華求道
第五章結交同志
過勞成疾
陽明洞天
取才山東
得遇知音
第六章身陷囹圄
大義上書
難兄難弟
獄中遣懷
聖人投江
他鄉故知
第七章龍場悟道
三人拜師
同命相憐
陽明小洞天
天子無行
君子處逆
吾性自足
第八章貴陽弘道
揚善去惡
是陸非朱
朱陸之辯
知行合一
書院主講
天涯淪落
第九章造福一方
好訟之風
解民之急
第二把火
救民救火
第十章三人之會
劉瑾倒台
京師入覲
王門學子
再辯朱陸
知交送別
第十一章歸越省親
舟中論道
王門顏子
拒不納妾
南越之行
第十二章滁寧布道
表彰鄉賢
講學首地
述而不作
定論朱子
仕途轉機
第十三章走馬南贛
小試身手
重典治亂
基層建設
初戰告捷
加強事權
第十四章蕩平匪患
兵以詐立
道觀密謀
肅清殘匪
破心中賊
高賢滿座
名勝閒遊
第十五章生擒叛藩
寧王是非
緩兵之計
首克南昌
大戰鄱陽湖
國事家事
第十六章苦心周旋
皇帝親征
兩害相權
南昌送神
上疏自劾
正德北歸
第十七章父喪守制
王艮拜師
良知之教
回鄉省親
兩辭封爵
狂狷之議
第十八章光大良知
大禮議之爭
天下大道
大本大源
書信論學
良知本體
第十九章起征思田
天泉證道
南下勝景
改造思田
大鳴不平
第二十章日暮途遠
謁伏波廟
魂歸家山
是非榮辱
附錄一
附錄二
後記
後記
陽明的生平到這裡就全部介紹完了，可是自己還總覺得意猶未盡，仿佛有很多話還沒有說透。
這應該是正常的，一千個人眼中就有一千個陽明先生。雖然本書是以介紹陽明的生平為主，但是畢竟也摻雜了不少我自己對於心學的理解。
因此，出於為大家負責計，建議大家還是去讀一下《傳習錄》，最好是讀一下《王陽明全集》。而且我也相信，經典的東西是經得起反覆琢磨和推敲的，也是需要反覆閱讀的。
就我自己的體會，於我們今人而言，也許陽明宗旨中有兩樣東西最具有現實意義，那就是“在事上磨礪”與“良知”精神。
陽明號召在事上磨礪，因為人都有惰性，有眼高手低之病，有畏難情緒，往往不敢直面挫折與磨難；可是人要有所成就，就必須要學會自我磨礪：在艱難困苦中磨練自己的身心，而具有了堅強的身心，人才能更有自信和能力！我們也要相信自己的潛力，堅信越是在艱難困苦之中，我們才越是可能創造奇蹟。
作為一個現代人，最不喜歡的也許就是道德說教。可是，作為一個人，我們也許可以不講良知，然而作為整個社會，缺乏良知就危險了：對我們吃的、喝的、用的，乃至於一切與我們相聯繫的人與物，我們還能放心嗎？
時至今日，中國社會急切地呼喚良知。人們不得不面對這樣一個灰暗的前景——一個和尚挑水吃，兩個和尚抬水吃，三個和尚沒水吃！如果大家都不去挑水，都不講良知，最後都會被渴死，最終損害的也還是自己！
人們也許會問：到底是什麼在破壞人的良知？怎樣使人樹立良知？
顯然，純粹靠道德自覺是行不通的，人都有苟且心理，本性是不見棺材不掉淚。明朝滅亡、士風淪喪就是活生生的例證。
除了從制度上去引導人們固守良知、重塑良知，其實最重要的就是弘揚我們的國學，尤其是專講良知的心學，從而讓世人受到陽明精神深深的感召，將這份民族的精神瑰寶永遠傳揚下去……
世道澆漓的明朝其實也是一個反證，司馬光說三代之下風俗之美無過於東漢，可是明朝的士氣，尤其是心學廣大以後的士氣，也是足以同東漢相頡頏的。且看在明末清初，忠義死節之士何如過江之鯽！
然而明人的良知終是不足，這個教訓是沉痛的。一個社會的進步是沒有終極的，而對良知的呼喚也是沒有止息的。
另外，還有幾個問題需要特別交代。
第一，朱熹從二十歲中進士到七十歲去世，五十年中做官的時間不到十年，他的大部分時間都花在了讀書和著述上，講學的活動也主要是在晚年開始的。
而與朱熹相比，陽明讀書確實相對有限，他更注重宣傳理念，先立宗旨！更看重事功，也更看重落實到行上。朱熹誠然是中國歷史上一位知識淵博、學究天人的大家，因此他與強調良知本心的陽明在學術上的分歧也就不可避免了，但是若論純學術，顯然還是應該宗朱熹。
第二，《明史》上說“終明之世，文臣用兵制勝，未有如守仁者也。當危疑之際，神明愈定，智慮無遺，雖由天資高，其亦有得於中者歟”。這種評價個人感覺有過譽之嫌，陽明誠然用兵如神，可是他所面對的敵人實際上都不是很強大；假如是像後來的滿清那種勁敵，以陽明的經驗和身體狀況，尤其是還要受到各方的掣肘，應該是很難成就大功的。
不過陽明用兵的最大特點就是靈活機變，尤其善於打政治牌，這可能是有明一代諸多用兵者所不及的。
第三，本書有點小說化筆法，但與相關歷史記載並無背離，只是為了生動起見才不得不如此；另外也感覺有必要用想像來填充一些陽明生平的空白，使得讀者閱讀起來更有滋味一些。
至於如此用心的效果如何，還要請讀者諸君仔細檢驗了。
這應該是正常的，一千個人眼中就有一千個陽明先生。雖然本書是以介紹陽明的生平為主，但是畢竟也摻雜了不少我自己對於心學的理解。
因此，出於為大家負責計，建議大家還是去讀一下《傳習錄》，最好是讀一下《王陽明全集》。而且我也相信，經典的東西是經得起反覆琢磨和推敲的，也是需要反覆閱讀的。
就我自己的體會，於我們今人而言，也許陽明宗旨中有兩樣東西最具有現實意義，那就是“在事上磨礪”與“良知”精神。
陽明號召在事上磨礪，因為人都有惰性，有眼高手低之病，有畏難情緒，往往不敢直面挫折與磨難；可是人要有所成就，就必須要學會自我磨礪：在艱難困苦中磨練自己的身心，而具有了堅強的身心，人才能更有自信和能力！我們也要相信自己的潛力，堅信越是在艱難困苦之中，我們才越是可能創造奇蹟。
作為一個現代人，最不喜歡的也許就是道德說教。可是，作為一個人，我們也許可以不講良知，然而作為整個社會，缺乏良知就危險了：對我們吃的、喝的、用的，乃至於一切與我們相聯繫的人與物，我們還能放心嗎？
時至今日，中國社會急切地呼喚良知。人們不得不面對這樣一個灰暗的前景——一個和尚挑水吃，兩個和尚抬水吃，三個和尚沒水吃！如果大家都不去挑水，都不講良知，最後都會被渴死，最終損害的也還是自己！
人們也許會問：到底是什麼在破壞人的良知？怎樣使人樹立良知？
顯然，純粹靠道德自覺是行不通的，人都有苟且心理，本性是不見棺材不掉淚。明朝滅亡、士風淪喪就是活生生的例證。
除了從制度上去引導人們固守良知、重塑良知，其實最重要的就是弘揚我們的國學，尤其是專講良知的心學，從而讓世人受到陽明精神深深的感召，將這份民族的精神瑰寶永遠傳揚下去……
世道澆漓的明朝其實也是一個反證，司馬光說三代之下風俗之美無過於東漢，可是明朝的士氣，尤其是心學廣大以後的士氣，也是足以同東漢相頡頏的。且看在明末清初，忠義死節之士何如過江之鯽！
然而明人的良知終是不足，這個教訓是沉痛的。一個社會的進步是沒有終極的，而對良知的呼喚也是沒有止息的。
另外，還有幾個問題需要特別交代。
第一，朱熹從二十歲中進士到七十歲去世，五十年中做官的時間不到十年，他的大部分時間都花在了讀書和著述上，講學的活動也主要是在晚年開始的。
而與朱熹相比，陽明讀書確實相對有限，他更注重宣傳理念，先立宗旨！更看重事功，也更看重落實到行上。朱熹誠然是中國歷史上一位知識淵博、學究天人的大家，因此他與強調良知本心的陽明在學術上的分歧也就不可避免了，但是若論純學術，顯然還是應該宗朱熹。
第二，《明史》上說“終明之世，文臣用兵制勝，未有如守仁者也。當危疑之際，神明愈定，智慮無遺，雖由天資高，其亦有得於中者歟”。這種評價個人感覺有過譽之嫌，陽明誠然用兵如神，可是他所面對的敵人實際上都不是很強大；假如是像後來的滿清那種勁敵，以陽明的經驗和身體狀況，尤其是還要受到各方的掣肘，應該是很難成就大功的。
不過陽明用兵的最大特點就是靈活機變，尤其善於打政治牌，這可能是有明一代諸多用兵者所不及的。
第三，本書有點小說化筆法，但與相關歷史記載並無背離，只是為了生動起見才不得不如此；另外也感覺有必要用想像來填充一些陽明生平的空白，使得讀者閱讀起來更有滋味一些。
至於如此用心的效果如何，還要請讀者諸君仔細檢驗了。
序言
人皆可以為陽明
近年來，國學大有復興之勢，不管其中充斥了多少曲折和多少雜質，這總是讓人歡喜的現象。民族的精神自覺，對自身文化的認同並主動傳承，這正是我們民族走向新生的必經之路。
在這其中，以王陽明為代表的心學漸漸成為了大家當下所關注的一個大題目，很多人都是帶著現時的困惑，希望能從這位立德、立功、立言的三不朽的“千古完人”這裡，得到一些滋潤心靈的啟發和智慧。
不過，就我自己的一點心得體會而言，在接觸王陽明之前，我們一定要弄明白一個最簡單的道理——那就是我們絕不能帶著單純的功利之心去他那裡尋找什麼成功之術，什麼制勝法寶，那樣的話便是偏了，起碼是狹隘了——“授人以魚，不如授人以漁”，陽明要給我們的明明是“漁”，為什麼我們偏要向他求“魚”呢？
簡而言之，陽明心學的最大魅力就是要讓人的內心完善和強大起來！如此一來，還有什麼具體的困難是人所不能克服的呢？還有什麼成功，是我們所可望而不可及的呢？
一代大儒黃宗羲即道：“震霆啟寐，烈耀破迷，自孔孟以來，未有若此深切著明者也。”誠然，不學陽明，我們還要學誰呢？
一、陽明其人及思想緣起
王陽明原名王守仁，他生於明成化八年(1472)，卒於嘉靖七年末(1529)。可見他主要生活在明代中期，這也是一個大明王朝由盛漸漸轉衰的時代，弊端叢生，危機四伏，直接衝擊著陽明的內心深處。
陽明生長在一個數世以儒為業的書香門第，到他父親這一代更是高中狀元，身列翰苑。與一般家庭不同，陽明從小就被無形中灌注了一種士大夫所特有的那種社會擔當精神及憂患意識。
陽明小時候個性活潑好動，已經展露出自己不服權威的思想苗頭。他雖然文才很好，但亦喜武事，曾經專門學習過騎射功夫，還曾到山海關、居庸關等邊關出遊。後來又曾一度鑽研兵法，這為他以後平亂定叛、建立事功打下了基礎。
少年時代的陽明就已抱負遠大，以聖賢自期，這既是他欲以一身拯時救弊的自覺精神的體現，也是他對自己的嚴格要求。為了做到“居敬持志”，他竟一改自己好戲謔的秉性，開始恭敬莊重、不苟言笑起來——當時他只有二十歲，正是青春奔放的年紀，想要做到這一點不是那么容易的，可他最終還是做到了！
但這才只是他求聖求賢的一個小小的開始，陽明的整個心路歷程是長期的、痛苦的和曲折的。
他的弟子錢德洪在《刻文錄敘說》中道：“先生之學凡三變，其為教也亦三變。少之時馳騁於辭章，已而出入二氏；繼乃居夷處困，豁然有得於聖賢之旨，是三變而至道也。居貴陽時首與學者為知行合一之說，自滁陽後多教學者靜坐，江右以來始單提致良知三字，直指本體，令學者言下有悟，是教亦三變也。”
出於精神上的苦悶，陽明早年除了一度喜好擺弄辭章以外，就是長期沉溺於佛、道，“錯用了三十年氣力”。但是他畢竟是士大夫中的一員，他的用世精神最終還是令他對釋、老敬而遠之。
及至被發配到了龍場，“瘴癘蠱毒之與處，魑魅魍魎之與游，日有三死焉；然而居之泰然，未嘗以動其中者，誠知生死之有命，不以一朝之患而忘其終身之憂也。”
一番悟道之後，陽明在思想上得到了一次脫胎換骨的新生機會——這就是他從內心深處徹底顛覆了對理學的盲從，而萌生了自己的“心學”。
長久以來，見於程朱理學的支離，尤其是見於理學的知識化、煩瑣化與虛偽化，陽明對其一直有所懷疑。
當時，世風日下，士大夫平常誇誇其談，但做下的卻儘是種種卑下齷齪之事；陽明有感於士大夫的知行分離，對此便認定了理學是罪魁。
他對理學及“科舉之學”的抨擊比比皆是：“後世大患，全是士夫以虛文相誑，略不知有誠心實意。流積成風，雖有忠信之質，亦且迷溺其間，不自知覺。是故以之為子，則非孝；以之為臣，則非忠。流毒扇禍，生民之亂，尚未知所抵極……”“然自科舉之業盛，士皆馳騖於記誦辭章，而功利得喪分惑其心，於是師之所教，弟子之所學者，遂不復知有明倫之意矣。”
針對以上癥結，陽明開出了自己的藥方，這就是“知行合一”、“致良知”等等，就是力圖矯治能言而不能行的虛偽士風。
陽明的功夫是很切實的，比如有一位弟子疑惑說“靜時亦覺意思好，才遇事便不同”，又一個也說“靜坐用功，頗覺此心收斂，遇事又斷了”。對此知行的難於統一，陽明便主張須在事上磨練，怕什麼偏要勇於接受什麼，努力克制自己，通過不斷的自我暗示、自我激勵來逐漸提高自己的道德心性。
陽明晚年參與鎮壓民亂，但他逐漸領悟到“破山中賊易，破心中賊難”，於是更教人下工夫去“為善去惡”，以收點滴之功。萬不要急於一時，更不要自我感覺良好，否則又虛了！
因此，陽明不無憂慮道：“只恐學者得之容易，把作一種光景玩弄，不實落用功，負此知耳。”
二、陽明之學的諸般淵源
儘管陽明心學是對傳統理學的極大顛覆和挑戰，但是它還是沒有跳出傳統哲學的範疇，尤其它仍舊還是道德性命之學。
中國歷來是一個道德至上的國家，產生這種觀念的社會根源可能正在於專制制度的深入，因為當權力無法被有效約束和監督的時候，只能寄希望於人的道德自律。 但是，當人身處逆境時，我們應該怎樣面對呢？很多傳統哲學家都回答過這一問題。
孟子認為磨難是一筆難得的財富，所以人要在其中堅定信念：“故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
孟子還有一種擔當天下的自覺、自信意識，“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捨我其誰也？”且“萬物皆備於我”，我還有什麼困難不能克服，還有什麼事情不能做到呢？
陽明也是如此，而且我們可以說，他正是孟子在明代的代言人。而作為儒家後學的苟子，其學就偏於功利，這只是授人以“魚”，所以陽明不喜苟子。
陽明認為“吾性自足，不假外求”，就是受孟子性善論、良知良能等學說的直接影響。孟子認為“人皆可以為堯舜”，陽明更把每個人都視作一位“準聖人”，只要下工夫，就不愁成不了聖人！
此外，陽明之學歷來與陸九淵的心學並稱為“陸王心學”，可見二者之間必有深厚的淵源。
在陽明還未創立自己的心學之前，他的知交湛若水對他的影響就很深，而湛若水就是一位陸氏心學的信徒。
為此，陽明讚嘆陸氏之學道：“象山之學簡易直截，孟子之後一人。其學問思辨，致知格物之說，雖亦未免沿襲之累，然其大本大原斷非餘子所及也。”
但是陽明的心學主要還是自我體悟、自我求索的結果，“我此良知二字，實千古聖聖相傳一點滴骨血也……某於此良知之說，從百死千難中得來，不得已與人一口說盡。”
自然他的主張會與陸學有很多不同，比如陸主張知先行後。在心學集大成者的陽明看來，“濂溪、明道之後，還是象山，只是粗些。”包括湛若水等人在內，也都對陸氏之學有所創造性發揮。
另外，陸王心學在方法上與禪宗有些近似，這一點象山、陽明自己也不否認，但是終究目的不同。而兼收並蓄、融會貫通，才能讓自己的思想充滿活力。
三、王學的發展及衰落
正如朱熹在世時他的理學受到打壓一樣，由於陽明之學對正宗理學的背離，它在初創立時也受到不小的懷疑和壓制。
然而就在陽明身後百年，他的心學以其新鮮的活力，已經取得了與理學分庭抗禮的地位，甚至有取而代之的勢頭。
《明史·儒林傳》即道：“學術之分，則自陳獻章、王守仁始。宗獻章者日江門之學，孤行獨詣，其傳不遠。宗守仁者日姚江之學，別立宗旨，顯與朱子背馳，門徒遍天下；流傳逾百年，其教大行，其弊滋甚。嘉(靖)、隆(慶)而後，篤信程、朱，不遷異說者，無復幾人矣。”
可是令人怎么也想不到的是，物極必反，盛極必衰，由於陽明之學所固有的看重本心、簡易直截等特性，比如他晚年只以“無善無噁心之體，有善有惡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為善去惡是格物”四句教人，且本質上他是沒有著述的。
因此，就如一把雙刃劍一樣，陽明之學在其傳播和發展的過程中，也走上了歧途……
陽明生前是最反對知識化、煩瑣化和虛偽化的，甚至公然的離經叛道，但是心學發展到明末時已經與陽明的初衷大相背離。及至明亡，很多人竟乾脆將明亡的責任歸咎於陽明之學，對它大力批判，其中就包括王夫之等人。
及至入清以後，由於陽明之學提倡良知等，清廷感到理學強調外在於心的天理對他們的統治更為有利，所以開始表彰理學、壓制心學，《明史·王守仁傳》中就借胡世寧之口表示了對陽明的微辭。而且心學淡化權威意識，理學則偏於機械和教條，壓制人的主觀能動性——而滿清要的正是士大夫們的絕對服從和奴性意識！
而學術的傳播、發展與政治環境息息相關，所以陽明學在清代的衰落並非是陽明之學的魅力不夠。
四、對後世的影響
然而，衰落並不意味著完全消失，它可能會獲得某種再生。
“大凡歷史上一種蔚為大觀的學術流派，在它衰落之後，作為思想資料，常常要被後人攝取和吸收，它的個別命題，在後世也會時常被復活。王學在近代以來的情形，就是如此。”(張祥浩《王守仁評傳》)
魏源是清代睜眼看世界的第一人，他從小就究心於陽明之學，所以對於王學的好感比程朱大。到了清末，政治與社會危機嚴重，康有為、譚嗣同、梁啓超等維新人士也表現出了對陽明之學的巨大好感。
梁啓超在《康南海傳》中就曾指出：“先生獨好陸王，以為直捷明誠，活潑有用。”
譚嗣同思想較為複雜，但他認為“人力或做不到，心當無有做不到者”，故而張揚心力。
梁啓超更直接稱頌陽明是“千古大師”、“百世之師”，認為“晚明士氣，冠絕前古者，王學之功不在禹之下也。”
後來，章太炎也說：“余觀(陽明)其學，欲人勇改過而促為善，猶自孔門大儒出也。”像著名學者梁漱溟、熊十力等人，也都對陽明之學情有獨鐘。
蔣介石早年思想比較激進，但自“五四”以後，他的思想焦點卻集中到了傳統上面，開始對陽明、曾國藩等人大力推崇起來。在1932年6月的一次演講中，他更號召大家要把陽明的心學奉作中國的立國精神。及至以後，蔣介石始終視陽明為自己的精神偶像，對其大肆鼓吹(有一次蔣召見學西方哲學的殷海光，蔣一上來就跟殷大談陽明之學)。
可惜的是，最近幾十年來，由於諸多歷史原因，我們拋棄了太多有價值的傳統的東西，以陽明之學為代表的心學也在其中。這是需要彌補的，而且需要儘快的補救。
五、對世界的影響
牆內開花牆外香，就在17—18世紀王學在國內受到空前的冷落和批判時，與之形成鮮明對照的是，在我們東鄰的日本，陽明心學卻受到了空前的重視。
與中國類似，朝鮮當時也是專制制度的穩固時期，所以王學沒能在朝鮮傳播開來。但是時值日本的幕府制動搖時期，異端思想抬頭，王學取代朱學的跡象非常明顯。
日本王學的發展有三個時期：第一時期的代表人物是中江藤樹(1608—1648)。中江37歲時購得陽明全書，讀之深相契合，由是舍朱子而歸陽明。雖然他在幾年後就去世了，但卻有開風氣之功。
第二時期的代表人物是三輪執齋(1669—1744)，第三時期是王學發展的極盛時期，代表人物是佐藤一齋(1772—1859)。
一齋的門人眾多，其中不乏佼佼者。他的再傳弟子中，大多成為了明治維新的中心人物。“中日不少學者都認為王學是推動日本明治維新的原動力，並非虛語。”
其實，日本人推崇陽明之學，並非是單純的功利心使然，因為王學本身就是積極用世的，它活躍了知識階層；“由於王學主張萬物一體，知行合一，心理合一，修身行己，事上磨礪，簡易直截，適應了日本德川時代志士仁人要求變革社會的需要，使王學於17—18世紀在中國被摒棄之時，卻在海東日本國盛行起來。”
像日本海軍大將、曾在日俄戰爭中擊敗俄國太平洋艦隊的東鄉平八郎，他表示“一生俯首拜陽明”；更有很多強人，聲言願做陽明門下一條走狗……
這些並非單純只是對陽明完美人格的崇拜，也不是對心學的盲目崇拜，而應該是對“陽明精神”的一種高度推崇！至於究竟什麼才是真正的“陽明精神”，答案可以在本書中尋找。
陽明之學在歐美華人圈也有些影響，但不及日本大，畢竟西學的強勢是有目共睹的。
六、關於本書的寫作宗旨
我歷來對全才充滿嚮往之心，王陽明就是其中之一。余秋雨的書使我早就記住了“王陽明”的名字，但還是不太了解其人其說，及至後來通過不斷的接觸，才終於如發現了偶像一般。
還是在2006年時，由於抑制不住心中的狂喜與激動，我曾一度萌生過撰寫其生平的熱望(除了陽明之外，另外還有其他幾個人)。但是由於資料的匱乏，以及沒有多少閒暇，尤其我的學力有限，想法也只能是一個想法。
後來，在進一步認識和理解了陽明之後，我越發感到——其實陽明的一生比他的學說還吸引人，還精彩，也更直接、更有說服力；而且本質上說，陽明如同孔子一樣，是個“述而不作”的人，他的一生才是他真正的著述！
所以，研究陽明之學，首先還是應該對他的一生有所深入的了解；如此一來，大家也許就會覺得：其實，陽明之學並沒有那么神秘，也沒有什麼不好理解的。
通過仔細探究陽明的生平，我們應該不難感到他實在是一個值得我們畢生追隨、效法的榜樣，是我們汲取心靈之力量的源泉。而且陽明的一生也是在慢慢成長之中的，他的成長之路本身，就是他留給我們的最大的一座精神寶庫……
最後，值得注意的是，我們不應該違背陽明的宗旨：心學是一門實踐的學問，而把他的學說知識化、瑣碎化、虛偽化，甚至神秘化，把他看作神一樣的人物，那都是錯誤的。
我們心中應該堅信：人皆可以為堯舜，人皆可以為陽明！
近年來，國學大有復興之勢，不管其中充斥了多少曲折和多少雜質，這總是讓人歡喜的現象。民族的精神自覺，對自身文化的認同並主動傳承，這正是我們民族走向新生的必經之路。
在這其中，以王陽明為代表的心學漸漸成為了大家當下所關注的一個大題目，很多人都是帶著現時的困惑，希望能從這位立德、立功、立言的三不朽的“千古完人”這裡，得到一些滋潤心靈的啟發和智慧。
不過，就我自己的一點心得體會而言，在接觸王陽明之前，我們一定要弄明白一個最簡單的道理——那就是我們絕不能帶著單純的功利之心去他那裡尋找什麼成功之術，什麼制勝法寶，那樣的話便是偏了，起碼是狹隘了——“授人以魚，不如授人以漁”，陽明要給我們的明明是“漁”，為什麼我們偏要向他求“魚”呢？
簡而言之，陽明心學的最大魅力就是要讓人的內心完善和強大起來！如此一來，還有什麼具體的困難是人所不能克服的呢？還有什麼成功，是我們所可望而不可及的呢？
一代大儒黃宗羲即道：“震霆啟寐，烈耀破迷，自孔孟以來，未有若此深切著明者也。”誠然，不學陽明，我們還要學誰呢？
一、陽明其人及思想緣起
王陽明原名王守仁，他生於明成化八年(1472)，卒於嘉靖七年末(1529)。可見他主要生活在明代中期，這也是一個大明王朝由盛漸漸轉衰的時代，弊端叢生，危機四伏，直接衝擊著陽明的內心深處。
陽明生長在一個數世以儒為業的書香門第，到他父親這一代更是高中狀元，身列翰苑。與一般家庭不同，陽明從小就被無形中灌注了一種士大夫所特有的那種社會擔當精神及憂患意識。
陽明小時候個性活潑好動，已經展露出自己不服權威的思想苗頭。他雖然文才很好，但亦喜武事，曾經專門學習過騎射功夫，還曾到山海關、居庸關等邊關出遊。後來又曾一度鑽研兵法，這為他以後平亂定叛、建立事功打下了基礎。
少年時代的陽明就已抱負遠大，以聖賢自期，這既是他欲以一身拯時救弊的自覺精神的體現，也是他對自己的嚴格要求。為了做到“居敬持志”，他竟一改自己好戲謔的秉性，開始恭敬莊重、不苟言笑起來——當時他只有二十歲，正是青春奔放的年紀，想要做到這一點不是那么容易的，可他最終還是做到了！
但這才只是他求聖求賢的一個小小的開始，陽明的整個心路歷程是長期的、痛苦的和曲折的。
他的弟子錢德洪在《刻文錄敘說》中道：“先生之學凡三變，其為教也亦三變。少之時馳騁於辭章，已而出入二氏；繼乃居夷處困，豁然有得於聖賢之旨，是三變而至道也。居貴陽時首與學者為知行合一之說，自滁陽後多教學者靜坐，江右以來始單提致良知三字，直指本體，令學者言下有悟，是教亦三變也。”
出於精神上的苦悶，陽明早年除了一度喜好擺弄辭章以外，就是長期沉溺於佛、道，“錯用了三十年氣力”。但是他畢竟是士大夫中的一員，他的用世精神最終還是令他對釋、老敬而遠之。
及至被發配到了龍場，“瘴癘蠱毒之與處，魑魅魍魎之與游，日有三死焉；然而居之泰然，未嘗以動其中者，誠知生死之有命，不以一朝之患而忘其終身之憂也。”
一番悟道之後，陽明在思想上得到了一次脫胎換骨的新生機會——這就是他從內心深處徹底顛覆了對理學的盲從，而萌生了自己的“心學”。
長久以來，見於程朱理學的支離，尤其是見於理學的知識化、煩瑣化與虛偽化，陽明對其一直有所懷疑。
當時，世風日下，士大夫平常誇誇其談，但做下的卻儘是種種卑下齷齪之事；陽明有感於士大夫的知行分離，對此便認定了理學是罪魁。
他對理學及“科舉之學”的抨擊比比皆是：“後世大患，全是士夫以虛文相誑，略不知有誠心實意。流積成風，雖有忠信之質，亦且迷溺其間，不自知覺。是故以之為子，則非孝；以之為臣，則非忠。流毒扇禍，生民之亂，尚未知所抵極……”“然自科舉之業盛，士皆馳騖於記誦辭章，而功利得喪分惑其心，於是師之所教，弟子之所學者，遂不復知有明倫之意矣。”
針對以上癥結，陽明開出了自己的藥方，這就是“知行合一”、“致良知”等等，就是力圖矯治能言而不能行的虛偽士風。
陽明的功夫是很切實的，比如有一位弟子疑惑說“靜時亦覺意思好，才遇事便不同”，又一個也說“靜坐用功，頗覺此心收斂，遇事又斷了”。對此知行的難於統一，陽明便主張須在事上磨練，怕什麼偏要勇於接受什麼，努力克制自己，通過不斷的自我暗示、自我激勵來逐漸提高自己的道德心性。
陽明晚年參與鎮壓民亂，但他逐漸領悟到“破山中賊易，破心中賊難”，於是更教人下工夫去“為善去惡”，以收點滴之功。萬不要急於一時，更不要自我感覺良好，否則又虛了！
因此，陽明不無憂慮道：“只恐學者得之容易，把作一種光景玩弄，不實落用功，負此知耳。”
二、陽明之學的諸般淵源
儘管陽明心學是對傳統理學的極大顛覆和挑戰，但是它還是沒有跳出傳統哲學的範疇，尤其它仍舊還是道德性命之學。
中國歷來是一個道德至上的國家，產生這種觀念的社會根源可能正在於專制制度的深入，因為當權力無法被有效約束和監督的時候，只能寄希望於人的道德自律。 但是，當人身處逆境時，我們應該怎樣面對呢？很多傳統哲學家都回答過這一問題。
孟子認為磨難是一筆難得的財富，所以人要在其中堅定信念：“故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
孟子還有一種擔當天下的自覺、自信意識，“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捨我其誰也？”且“萬物皆備於我”，我還有什麼困難不能克服，還有什麼事情不能做到呢？
陽明也是如此，而且我們可以說，他正是孟子在明代的代言人。而作為儒家後學的苟子，其學就偏於功利，這只是授人以“魚”，所以陽明不喜苟子。
陽明認為“吾性自足，不假外求”，就是受孟子性善論、良知良能等學說的直接影響。孟子認為“人皆可以為堯舜”，陽明更把每個人都視作一位“準聖人”，只要下工夫，就不愁成不了聖人！
此外，陽明之學歷來與陸九淵的心學並稱為“陸王心學”，可見二者之間必有深厚的淵源。
在陽明還未創立自己的心學之前，他的知交湛若水對他的影響就很深，而湛若水就是一位陸氏心學的信徒。
為此，陽明讚嘆陸氏之學道：“象山之學簡易直截，孟子之後一人。其學問思辨，致知格物之說，雖亦未免沿襲之累，然其大本大原斷非餘子所及也。”
但是陽明的心學主要還是自我體悟、自我求索的結果，“我此良知二字，實千古聖聖相傳一點滴骨血也……某於此良知之說，從百死千難中得來，不得已與人一口說盡。”
自然他的主張會與陸學有很多不同，比如陸主張知先行後。在心學集大成者的陽明看來，“濂溪、明道之後，還是象山，只是粗些。”包括湛若水等人在內，也都對陸氏之學有所創造性發揮。
另外，陸王心學在方法上與禪宗有些近似，這一點象山、陽明自己也不否認，但是終究目的不同。而兼收並蓄、融會貫通，才能讓自己的思想充滿活力。
三、王學的發展及衰落
正如朱熹在世時他的理學受到打壓一樣，由於陽明之學對正宗理學的背離，它在初創立時也受到不小的懷疑和壓制。
然而就在陽明身後百年，他的心學以其新鮮的活力，已經取得了與理學分庭抗禮的地位，甚至有取而代之的勢頭。
《明史·儒林傳》即道：“學術之分，則自陳獻章、王守仁始。宗獻章者日江門之學，孤行獨詣，其傳不遠。宗守仁者日姚江之學，別立宗旨，顯與朱子背馳，門徒遍天下；流傳逾百年，其教大行，其弊滋甚。嘉(靖)、隆(慶)而後，篤信程、朱，不遷異說者，無復幾人矣。”
可是令人怎么也想不到的是，物極必反，盛極必衰，由於陽明之學所固有的看重本心、簡易直截等特性，比如他晚年只以“無善無噁心之體，有善有惡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為善去惡是格物”四句教人，且本質上他是沒有著述的。
因此，就如一把雙刃劍一樣，陽明之學在其傳播和發展的過程中，也走上了歧途……
陽明生前是最反對知識化、煩瑣化和虛偽化的，甚至公然的離經叛道，但是心學發展到明末時已經與陽明的初衷大相背離。及至明亡，很多人竟乾脆將明亡的責任歸咎於陽明之學，對它大力批判，其中就包括王夫之等人。
及至入清以後，由於陽明之學提倡良知等，清廷感到理學強調外在於心的天理對他們的統治更為有利，所以開始表彰理學、壓制心學，《明史·王守仁傳》中就借胡世寧之口表示了對陽明的微辭。而且心學淡化權威意識，理學則偏於機械和教條，壓制人的主觀能動性——而滿清要的正是士大夫們的絕對服從和奴性意識！
而學術的傳播、發展與政治環境息息相關，所以陽明學在清代的衰落並非是陽明之學的魅力不夠。
四、對後世的影響
然而，衰落並不意味著完全消失，它可能會獲得某種再生。
“大凡歷史上一種蔚為大觀的學術流派，在它衰落之後，作為思想資料，常常要被後人攝取和吸收，它的個別命題，在後世也會時常被復活。王學在近代以來的情形，就是如此。”(張祥浩《王守仁評傳》)
魏源是清代睜眼看世界的第一人，他從小就究心於陽明之學，所以對於王學的好感比程朱大。到了清末，政治與社會危機嚴重，康有為、譚嗣同、梁啓超等維新人士也表現出了對陽明之學的巨大好感。
梁啓超在《康南海傳》中就曾指出：“先生獨好陸王，以為直捷明誠，活潑有用。”
譚嗣同思想較為複雜，但他認為“人力或做不到，心當無有做不到者”，故而張揚心力。
梁啓超更直接稱頌陽明是“千古大師”、“百世之師”，認為“晚明士氣，冠絕前古者，王學之功不在禹之下也。”
後來，章太炎也說：“余觀(陽明)其學，欲人勇改過而促為善，猶自孔門大儒出也。”像著名學者梁漱溟、熊十力等人，也都對陽明之學情有獨鐘。
蔣介石早年思想比較激進，但自“五四”以後，他的思想焦點卻集中到了傳統上面，開始對陽明、曾國藩等人大力推崇起來。在1932年6月的一次演講中，他更號召大家要把陽明的心學奉作中國的立國精神。及至以後，蔣介石始終視陽明為自己的精神偶像，對其大肆鼓吹(有一次蔣召見學西方哲學的殷海光，蔣一上來就跟殷大談陽明之學)。
可惜的是，最近幾十年來，由於諸多歷史原因，我們拋棄了太多有價值的傳統的東西，以陽明之學為代表的心學也在其中。這是需要彌補的，而且需要儘快的補救。
五、對世界的影響
牆內開花牆外香，就在17—18世紀王學在國內受到空前的冷落和批判時，與之形成鮮明對照的是，在我們東鄰的日本，陽明心學卻受到了空前的重視。
與中國類似，朝鮮當時也是專制制度的穩固時期，所以王學沒能在朝鮮傳播開來。但是時值日本的幕府制動搖時期，異端思想抬頭，王學取代朱學的跡象非常明顯。
日本王學的發展有三個時期：第一時期的代表人物是中江藤樹(1608—1648)。中江37歲時購得陽明全書，讀之深相契合，由是舍朱子而歸陽明。雖然他在幾年後就去世了，但卻有開風氣之功。
第二時期的代表人物是三輪執齋(1669—1744)，第三時期是王學發展的極盛時期，代表人物是佐藤一齋(1772—1859)。
一齋的門人眾多，其中不乏佼佼者。他的再傳弟子中，大多成為了明治維新的中心人物。“中日不少學者都認為王學是推動日本明治維新的原動力，並非虛語。”
其實，日本人推崇陽明之學，並非是單純的功利心使然，因為王學本身就是積極用世的，它活躍了知識階層；“由於王學主張萬物一體，知行合一，心理合一，修身行己，事上磨礪，簡易直截，適應了日本德川時代志士仁人要求變革社會的需要，使王學於17—18世紀在中國被摒棄之時，卻在海東日本國盛行起來。”
像日本海軍大將、曾在日俄戰爭中擊敗俄國太平洋艦隊的東鄉平八郎，他表示“一生俯首拜陽明”；更有很多強人，聲言願做陽明門下一條走狗……
這些並非單純只是對陽明完美人格的崇拜，也不是對心學的盲目崇拜，而應該是對“陽明精神”的一種高度推崇！至於究竟什麼才是真正的“陽明精神”，答案可以在本書中尋找。
陽明之學在歐美華人圈也有些影響，但不及日本大，畢竟西學的強勢是有目共睹的。
六、關於本書的寫作宗旨
我歷來對全才充滿嚮往之心，王陽明就是其中之一。余秋雨的書使我早就記住了“王陽明”的名字，但還是不太了解其人其說，及至後來通過不斷的接觸，才終於如發現了偶像一般。
還是在2006年時，由於抑制不住心中的狂喜與激動，我曾一度萌生過撰寫其生平的熱望(除了陽明之外，另外還有其他幾個人)。但是由於資料的匱乏，以及沒有多少閒暇，尤其我的學力有限，想法也只能是一個想法。
後來，在進一步認識和理解了陽明之後，我越發感到——其實陽明的一生比他的學說還吸引人，還精彩，也更直接、更有說服力；而且本質上說，陽明如同孔子一樣，是個“述而不作”的人，他的一生才是他真正的著述！
所以，研究陽明之學，首先還是應該對他的一生有所深入的了解；如此一來，大家也許就會覺得：其實，陽明之學並沒有那么神秘，也沒有什麼不好理解的。
通過仔細探究陽明的生平，我們應該不難感到他實在是一個值得我們畢生追隨、效法的榜樣，是我們汲取心靈之力量的源泉。而且陽明的一生也是在慢慢成長之中的，他的成長之路本身，就是他留給我們的最大的一座精神寶庫……
最後，值得注意的是，我們不應該違背陽明的宗旨：心學是一門實踐的學問，而把他的學說知識化、瑣碎化、虛偽化，甚至神秘化，把他看作神一樣的人物，那都是錯誤的。
我們心中應該堅信：人皆可以為堯舜，人皆可以為陽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