耳目論是對報紙乃至整個新聞事業的作用的一種形象性說法。在我國古籍中，《尚書》、《禮記》、《國語》和《史記》都使用了“耳目”一詞，有的是直接指耳朵和眼睛，不是轉意使用;有的是指親近信任之人或國人的視聽或刺探訊息的人。後兩者與現代“耳目”的意義接近，如《國語》中“恐國人之屬耳目於我也，故不敢”，即指國人的視聽;再如《史記》中“趙人多為張耳陳余耳目者”，即指刺探訊息的人。近代中國人最早使用“耳目”說明報紙作用的是梁啓超，他在《論報館有益於國事》(1896年)
中寫道：“比鄰之事而吾不知，甚乃同室所為不相聞問，則有耳目而無耳目;……其有助耳目喉舌之用而起天下之廢疾者，則報館之謂也。”我國新聞學創立之際，徐寶璜稱：“新聞紙者，社會之耳目也，而訪問與通信員者，又新聞紙之耳目也。”(《新聞學》，1919年)邵飄萍也把新聞記者比喻為耳目，他說：“是故外交記者(訪員)所處之地位為社會、國家、世界之耳目。人類各種新事實之表現，皆難逃耳目之鑑察，其取作材料，載諸報紙，發為批評，則猶之耳目以所聞見者轉達於腦府。無耳目，則腦府頓失其功用，於此可以知外交記者所負之任務及其地位為何如矣。”(《實際套用新聞學》，1923年)在中國共產黨的新聞工作歷史文獻中，也有將黨報作用比喻為耳目的。如博古1944年曾說：“另方面黨報又是黨的眼睛、耳朵，經過它了解下面的情形，應該說比其他的線索更快更生動。……它是黨的日常的耳目，如果報導不正確，會影響黨的政策。”(《中國共產黨新聞工作檔案彙編》下冊第203頁，新華出版社1980年)我國80年代的新聞學論著中，亦有不少將報紙作用之一比喻為耳目的，還有將耳目與喉舌放在一起使用的，但相比而言，使用耳目的頻率比喉舌要低得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