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村的長篇小說《騷土》講述的是鄢崮村在“文革”初起時的故事，以揶揄式的筆調、喜劇化的風格，對農村生活作了描寫：季工作組進入鄢崮村，他煞有介事地指手畫腳，句句不離“階級鬥爭”，儼然是一部不食人間煙火的政治機器；而那些整天圍著這位“欽差”團團轉的葉支書、呂連長等，個個奴顏婢膝……作者用一個個《阿Q正傳》式的情節，讓讀者在漫畫式的人物形象中看到他們可笑而又卑微的靈魂。小說融匯了時代和歷史的深刻背景，以表面上假語村言、荒誕不經的方式，卻極其真實地還原了鄉村的苦難、農民的苦難。作品熔中國古典小說語言、現代漢語、民間方言土語於一爐，接續了嚴格意義上的中國小說之魂，堪稱當代最具民族精神與中國氣魄的典範之作。
基本介紹
- 書名：老村作品:騷土
- 出版社：中國工人出版社
- 頁數：366頁
- ISBN：9787500856115
- 作者：老村
- 出版日期：2014年6月1日
- 開本：32
基本介紹,內容簡介,作者簡介,媒體推薦,圖書目錄,文摘,序言,
基本介紹
內容簡介
老村是當代最了解中國農村的作家之一。他遠離文壇，以獨立姿態，堅守著傳統士夫文人的生存氣節和審美取向。作品多描寫社會底層人的苦難與抗爭。他的小說接續了嚴格意義上的中國小說之魂，堪稱當代最具民族精神與中國氣魄的典範之作。《騷土》就是他寫的一部長篇小說，講述了季工作組在進入鄢崮村後對村政“阿Q”式的指手畫腳。
作者簡介
老村，原名蔡通海，陝西省澄城縣人。做過農民、軍人、電視編導等職。著有長篇小說《騷土》、《撒謊》、《悵》、《黑脎》，散文集《痴人說夢》、《閒人野士》等。老村作品大多描寫社會底層的苦難與抗爭。老村其人遠離文壇，以獨立姿態堅守著底層文人的文化氣節和審美取向。特別是他的小說《騷土》，實現了古典小說語言與現代漢語敘述、白話文與民間方言土語的提煉融合，接續了嚴格意義上的中國小說之魂，堪稱當代最具民族精神與中國氣魄的典範之作。
媒體推薦
一部《柳如是別傳》，一部《騷土》，這兩部20世紀下半葉的作品，是屬於新世紀的。
——張宇光
經典之作只有天才作家才能寫成，而天才作家是不世出的。我們絕不敢說，沒有曹雪芹，《紅樓夢》照樣會出現。如今，我們終於盼到了一部經典之作。這經典之作，就是老村的《騷土》。
——吳洪森
老村的心目中一定有著一種火美，這種不言的人美瀰漫在天地之間，他看見了，而且試圖告訴我們這種大美。最終，這種大美也是他執著地追求的目標。
——邱華棟
——張宇光
經典之作只有天才作家才能寫成，而天才作家是不世出的。我們絕不敢說，沒有曹雪芹，《紅樓夢》照樣會出現。如今，我們終於盼到了一部經典之作。這經典之作，就是老村的《騷土》。
——吳洪森
老村的心目中一定有著一種火美，這種不言的人美瀰漫在天地之間，他看見了，而且試圖告訴我們這種大美。最終，這種大美也是他執著地追求的目標。
——邱華棟
圖書目錄
自序：我的小說自覺
正文
附：什麼是好的中國小說？——以《騷土》的寫作經驗為例
正文
附：什麼是好的中國小說？——以《騷土》的寫作經驗為例
文摘
接下來便不能不說是一段陽光明媚的日子。學生們再不用像烏龜一般將頭擱在桌沿上，無論你願是不願，都得睜著兩眼去聽那些狗屁課程。他們可以去打鳥，可以去河裡抓螃蟹，可以去偷豌豆角，可以不上課。沒人敢說哪裡比學校更有意思。這裡頭好玩的名堂多了，不能一一盡述。總之是毛主席親自發動了全國的“文化大革命”，季工作組親自發動了鄢崮村的“文化大革命”，給娃娃們帶來的好處。那些天裡，每逢風和日麗之時，就可以看見季工作組提溜著一條腿子，在一班民兵的攙扶之下簇擁之中，像是浮在水面的王八，無論他使力不使力都不會沉陷下去。競可謂是人人稱道的魚水之情。季工作組多年之後，想起這段時光，也不無感慨地默默承認，說他那時曾是十二分體面地走遍村子的角角落落，傾聽貧下中農的呼聲，視察運動進展的情況。人們儘管日子一天苦似一天，但總還是覺著，以後時代的許多新鮮風尚，都是從這個時候開始的。
抓楊文彰的那天早上，鄢崮村又生一件奇事。即早該進屠宰場讓屠戶法堂一刀子捅了的老花馬，居然經過最後掙扎，生下一隻小馬駒來。村里人喜之又喜，伸著鼻子跑到飼養室，來看這血科拉碴的東西，是怎樣從那胎衣里掙脫出來，跑到這個給它準備了許多籠套，卻沒有準備許多青草的世界上。接下來，黑女大（爸）忙得腳掂在肩膀上，和他的婆娘女子，又是熬米湯又是磨豆粉，像自己得了兒女一般。
晚上開社員大會。會議太重要了，所以黑女大也得參加。老東西熬了一夜，太乏了，靠住牆睡著了，鼾聲大得影響到會議的正常進展。季工作組感到非常吃驚，立起來透過燈光，將老漢看了又看，心想，世界上竟有這等將黨中央毛主席的指示不當事的。於是抬手向大隊文書根盈示意，檔案緩念，叫醒黑女大，說道：“老漢同志，你立起。”黑女大立起來，搖搖晃晃不知何事。季工作組說：“你立正。”黑女大還是晃蕩，不知如何立正。季工作組突然高腔喊道：“立正——”這完全是部隊的正規號令，弄得老漢更是沒了主意，一屁股坐下去。
季工作組指著黑女大，轉臉問葉支書：“這老漢是咋搞的？”葉支書說：“老漢除了餵頭牯，是啥不曉得。”季工作組說：“是嗎？這樣下去怎么能成？把老漢拉到主席台上，接受教育！我這次到你們這裡，主要就是解決這個是啥都不曉得的問題！”民兵得令，剛說揪住老漢袖子，黑女大兩腳蹬地，撒魔連天地喊叫起來：“我自碎娃時候要飯，揪我咋哩！我自碎娃時候要飯，揪我咋哩！連要飯的也揪，乃也太可怕了——”
會議氣氛剎那間變得熱鬧起來。黑女大儘管拚死掙扎，但哪能經得住一班民兵小伙子的擺置？三槌兩梆子，就給抬到主席台上。季工作組批評他道：“你老老實實站好，聽會議檔案。像你這樣的貧下中農，我們並不是要批鬥你，只是要你耳朵多起好好聽，接受教育，知道了嗎？誰說是批鬥你了？看把你嚇的！”
黑女大一聽這話，穩住了些。這時候只聽根盈一旁說道：“檔案念完了。”季工作組說：“你胡扯，可沒咋的，就念完了？”葉書記抬頭說：“真念完了。也看再咋？”季工作組說：“按會議安排正常進行！”
P22－23
抓楊文彰的那天早上，鄢崮村又生一件奇事。即早該進屠宰場讓屠戶法堂一刀子捅了的老花馬，居然經過最後掙扎，生下一隻小馬駒來。村里人喜之又喜，伸著鼻子跑到飼養室，來看這血科拉碴的東西，是怎樣從那胎衣里掙脫出來，跑到這個給它準備了許多籠套，卻沒有準備許多青草的世界上。接下來，黑女大（爸）忙得腳掂在肩膀上，和他的婆娘女子，又是熬米湯又是磨豆粉，像自己得了兒女一般。
晚上開社員大會。會議太重要了，所以黑女大也得參加。老東西熬了一夜，太乏了，靠住牆睡著了，鼾聲大得影響到會議的正常進展。季工作組感到非常吃驚，立起來透過燈光，將老漢看了又看，心想，世界上竟有這等將黨中央毛主席的指示不當事的。於是抬手向大隊文書根盈示意，檔案緩念，叫醒黑女大，說道：“老漢同志，你立起。”黑女大立起來，搖搖晃晃不知何事。季工作組說：“你立正。”黑女大還是晃蕩，不知如何立正。季工作組突然高腔喊道：“立正——”這完全是部隊的正規號令，弄得老漢更是沒了主意，一屁股坐下去。
季工作組指著黑女大，轉臉問葉支書：“這老漢是咋搞的？”葉支書說：“老漢除了餵頭牯，是啥不曉得。”季工作組說：“是嗎？這樣下去怎么能成？把老漢拉到主席台上，接受教育！我這次到你們這裡，主要就是解決這個是啥都不曉得的問題！”民兵得令，剛說揪住老漢袖子，黑女大兩腳蹬地，撒魔連天地喊叫起來：“我自碎娃時候要飯，揪我咋哩！我自碎娃時候要飯，揪我咋哩！連要飯的也揪，乃也太可怕了——”
會議氣氛剎那間變得熱鬧起來。黑女大儘管拚死掙扎，但哪能經得住一班民兵小伙子的擺置？三槌兩梆子，就給抬到主席台上。季工作組批評他道：“你老老實實站好，聽會議檔案。像你這樣的貧下中農，我們並不是要批鬥你，只是要你耳朵多起好好聽，接受教育，知道了嗎？誰說是批鬥你了？看把你嚇的！”
黑女大一聽這話，穩住了些。這時候只聽根盈一旁說道：“檔案念完了。”季工作組說：“你胡扯，可沒咋的，就念完了？”葉書記抬頭說：“真念完了。也看再咋？”季工作組說：“按會議安排正常進行！”
P22－23
序言
我的小說自覺
我寫小說，原初的目的，確實是源於對現實的不滿。十七歲那年的秋天，在陝西渭北地區農村的一間廈房裡，我拉出抽屜當板凳，坐在上面寫了許多的夜晚，完成了第一個小說。那小說寫一個農村女子反抗她專制的父親。我花八分錢的郵票，將三十多頁的小說裝進一隻信皮里，鼓囊囊地寄往《陝西日報》。結果不用問，石沉大海。我猜想也許它壓根就不會到達陝報。因為信封那么厚，不定在哪個環節的盤查中，就會被截留了下來。但無論如何，從這時候起，我開始學著用文字訴說了。從此，這訴說就再也沒有停止過。因為那時候我在農村，在那種絕對的痛苦中，即便到了十八歲，在當地按理說也到了定婚的年紀，但在母親的虐待下，我仍像懵懂的幼童一樣，經常會站在院子裡，或小鎮的街面上，像演唱一樣放聲哭泣。那些日子，小鎮裡如果說哪天下午放學時候人們沒有聽到我的哭聲，哪我一定是交了什麼好運。所以白天挨打，晚上看小說，是我每天必經的程式。後來，住在澇池沿的乾爹送我一隻小羊羔。這羊羔到了第二年冬天便也開始懷小羊羔了。身懷有孕的綿羊跟不上羊群，不能在溝岔上爬高下低，這時候一般都要主家領回去自己飼養。每年到綿羊懷孕的日子，我都會躲個乾淨。放學後帶綿羊到村北的水庫上。羊往草坡上一放，合衣躺在背風向陽的地方，專心致志地看小說。那時候，似乎只有讀書才能讓我能感到存在的意義和生命的溫暖。因為在一個用謊言教育孩子的學校，和那種以暴力代替家教的生活環境裡，年幼的我是不會感到更多什麼的。所以，我對人生的悲觀不是時髦的理論教給我的，而是生活通過一張張冰冷的臉，還有極度的物質匱乏，這些隱形的刀子一刀刀地刻到我心上。就生活的殘酷性而言，它從沒欺騙過我。該感受的，我都真切地感受了。因而我的寫作，初期除了可能因為少許的模仿而不能窺見描述對象的本質之外，在對現實的看法上，似乎不大有過含糊的時候。有作家最初寫作是想有個好工作，端個好飯碗，我也這樣想過，但這不是我的主要動因。在那些時候，對於我，寫作和哭泣似乎都是一樣的，都出自我訴說和排解的需要。這大概是我寫作的初級階段。
當然，這裡首先要感謝人類社會的進步。譬如說有了高爾基這樣的關注痛苦的作家。當時他的《童年》、《在人間》是那樣深深地感動過我，讓我曉得，在我生活的小鎮之外，還有另外的一個世界。那世界裡有另一種人，他們是文明人，懂得愛，懂得尊重。那時我特別幻想能逃出去，流浪到社會上。假如能像小說中的阿廖沙，在伏爾加河的輪船上端盤子，碰到那位英俊、有頭腦的進步青年，那是多美好的經歷啊。阿廖沙到他的身邊，就像孤兒找到上帝的天堂一樣。我之所以沒逃跑，是因為一次我反抗三哥的欺負，打破了他的頭。那一次，我逃出去很遠，十多里，但最終還是沒逃跑成。沒逃跑成原因是，母親一直在我身後，用她那封建遺留的艱難小腳堅韌不拔地跟著我。她怕我真的從此就一逃了之。自有了這次經歷，我突然一下子感受到母親、我的家庭，以至於小鎮的百姓們，那種掩藏在冰冷甚至麻木不仁的面孔下面的對我的深愛。儘管這愛讓人如此痛苦，如此不堪忍受。
繞這么大彎子，其實還是在說我的寫作。在稍稍成熟之後，便有了這樣的意識，即不再那么激烈，和強走極端。我感到，好的寫作，要有一種背負和承受的精神，要有和這個初看起來如此落後的文明綁在一起，一種同生共死的精神自覺。儘管這樣做在這個花樣翻新的時代會顯得不那么旗幟鮮明，但這樣做又確是出自做人作文的真誠。自然這需要勇氣。世界上沒有一種文明是你只能取用它的好，而不必去承受它的差。作為有民族自主意識的文人，一個不能忍受自己民族缺陷的人，是不會真心實意地與這個民族一起，對其所存缺陷進行有效而自覺地認識與改造的。西方宗教講原罪與懺悔。中國沒那個宗教，但我們講“仁愛”，講“苦其心志勞其筋骨”的忍，講“吾一日三省吾身”的自省自悟。所以，假如我們文明沒有在它剛露成熟端倪便被納入王權的黑暗長廊，我們也應該有一個極其美好的文明。王權的產生有其複雜的諸多方面，但責任不能簡單地推卸給文明的本身。譬如多民族生存地理的同一性、人口的周期性膨脹、宗族村社的抱團守成……等等，都構成這個多民族大國走向王道治國的必然——抑或是別無選擇的選擇。在當今中東問題已泛濫成世界性難題的時候，我們卻沒這個包袱。這不能不說是得益於我們民族曾經的歷史付出。我們文明講“和”，講“順應天時”，看似被動，其實是一種大智慧。在自然界，一種生物要生存，自身須得攜帶一定的毒素。人類的進程，大概也是如此。但世界在發展，一成不變是對人類自身的反動。特別是鴉片戰爭後，國門應聲打開，這個王道的國度，缺陷也日益顯露。
早年在家鄉聽過一齣戲，叫《周仁回府》。之所以說“聽”，是因為那時正值文革，還不允許上演這樣的老戲。僅靠村中老人口頭講述，知道那是一個感人至深的故事，這齣戲在民間的每一次演出，都會引起巨大的轟動，並讓戲台下面的百姓們群情激奮，熱淚橫流。故事的主人公周仁，為主張正義承受了所不能承受的巨大委屈。鄉親們不是在哭周仁，其實是在哭他們自己。中國小說戲劇中塑造的周仁這一類英雄，以及被認可的賢者、推崇聖人，最後都要登上王者的寶座。即個人發展的終極，不是仁愛的大“人”，而是凌駕於一切之上的王。即便教育者的孔夫子，也被帝王一次次加封，成了至聖的聖人。這便是由王權專制所派生出的“內聖外王”。內聖的核心，是要人們通過自我修煉首先成為聖人，從而再達到統治、凌駕於他人之上的“王”。這幾乎又成了中國知識者人生成功的一條必由之路。
近百年的中國文學，在各種冠冕堂皇的旗幟下面，隱藏著兩大暗流，一可稱之為奴性式的塗彩，一可稱之為潑糞式的寫作。這第一種寫作，基本上都是不加思索地認為，一切新的都是好的，一切舊的都是壞的；一切保守都是錯誤的，而一切破壞都是正確的，總之為追趕世界大潮，為一個新的確立，知識者放棄基本的常識判斷，自甘墮落為暴力的同謀。而另一暗流，又走向一個極端，即乾脆沒有了對人對民族歷史的基本尊重。怎樣醜怎樣髒怎樣寫，怎樣惡怎樣怪怎樣作。將寫作變為一場展示或誇大民族醜惡的大競賽。華夏大地，一個教化如此深遠、心性如此優雅的民族，在這些作品裡幾乎和野蠻人沒有區別。這些作派，本質上仍是施暴。骨子裡延續的仍是奴性的思維。目的只一個，將媚眼投向西方，投向那個看起來似乎並不存在的主子。所以百年的中國文學史，堪稱為文化的自虐史。即自己虐待自己的歷史，虐待自己的文明，也虐待著自己的現在和將來。而這正是近代以來，東西方文明的交流與碰撞中，中國文學畸形發展的實際現狀。勿庸諱言，我的小說寫作，同樣經歷過這種畸形發展的深刻影響。
真的和好的文學在哪裡呢？不是沒有，儘管它們也被挾裹在無法抗拒的暗流里，但在歷史的一隅，那些被人們忽視的角落，仍有少數真誠的寫作著，堅持著自己的信念，守護著文明的薪火。是的，當你在最底層的村莊，看到一個貧困的穿不上第二條褲子的莊稼人，卻仍不忘記將自己院落打掃的乾乾淨淨，給自己小女兒的頭髮上插一朵小花，你就該知道，文明以至於文學的根子沒有斷。自由博愛不是西方特產，美好同樣在我們老百姓的心裡。該拋棄和譴責的不在這裡，而是知識者自己心中的暴力以及由它同卵雙生的奴性。它已經深深地滲入了我們的血液。是我們用自己的血，供奉起殘害自己文明的魔王。
回到自己。以前我寫了許多苦難，許多殘暴。也就這幾年，在與京城一些優秀的有識者接觸以後，我始才慢慢醒悟。我想，以後我的小說應該進入到第三個階段了，即該從農民打掃乾淨的院落，和他們小女兒頭上的小花寫起，多寫寫隱藏在麻木與冰冷下的溫暖和愛，讓文明的溫暖、愛的陽光，播撒進同樣麻木冰冷的文學。2005年，我對自己以前的兩部小說進行了認真地改寫，一本是《一個作家的德行》（後改為《悵》），一本是《人外人》（後改為《阿盛正傳》）。從此除了《騷土》，我又有兩部可以放心讓讀者去看的書了。
我非常贊同一位智者的說法，專制是一個魔咒。既然知道是個魔咒，那么就讓我從自己心裡，從自己的寫作里，先解開它吧。
老村
2014.5
我寫小說，原初的目的，確實是源於對現實的不滿。十七歲那年的秋天，在陝西渭北地區農村的一間廈房裡，我拉出抽屜當板凳，坐在上面寫了許多的夜晚，完成了第一個小說。那小說寫一個農村女子反抗她專制的父親。我花八分錢的郵票，將三十多頁的小說裝進一隻信皮里，鼓囊囊地寄往《陝西日報》。結果不用問，石沉大海。我猜想也許它壓根就不會到達陝報。因為信封那么厚，不定在哪個環節的盤查中，就會被截留了下來。但無論如何，從這時候起，我開始學著用文字訴說了。從此，這訴說就再也沒有停止過。因為那時候我在農村，在那種絕對的痛苦中，即便到了十八歲，在當地按理說也到了定婚的年紀，但在母親的虐待下，我仍像懵懂的幼童一樣，經常會站在院子裡，或小鎮的街面上，像演唱一樣放聲哭泣。那些日子，小鎮裡如果說哪天下午放學時候人們沒有聽到我的哭聲，哪我一定是交了什麼好運。所以白天挨打，晚上看小說，是我每天必經的程式。後來，住在澇池沿的乾爹送我一隻小羊羔。這羊羔到了第二年冬天便也開始懷小羊羔了。身懷有孕的綿羊跟不上羊群，不能在溝岔上爬高下低，這時候一般都要主家領回去自己飼養。每年到綿羊懷孕的日子，我都會躲個乾淨。放學後帶綿羊到村北的水庫上。羊往草坡上一放，合衣躺在背風向陽的地方，專心致志地看小說。那時候，似乎只有讀書才能讓我能感到存在的意義和生命的溫暖。因為在一個用謊言教育孩子的學校，和那種以暴力代替家教的生活環境裡，年幼的我是不會感到更多什麼的。所以，我對人生的悲觀不是時髦的理論教給我的，而是生活通過一張張冰冷的臉，還有極度的物質匱乏，這些隱形的刀子一刀刀地刻到我心上。就生活的殘酷性而言，它從沒欺騙過我。該感受的，我都真切地感受了。因而我的寫作，初期除了可能因為少許的模仿而不能窺見描述對象的本質之外，在對現實的看法上，似乎不大有過含糊的時候。有作家最初寫作是想有個好工作，端個好飯碗，我也這樣想過，但這不是我的主要動因。在那些時候，對於我，寫作和哭泣似乎都是一樣的，都出自我訴說和排解的需要。這大概是我寫作的初級階段。
當然，這裡首先要感謝人類社會的進步。譬如說有了高爾基這樣的關注痛苦的作家。當時他的《童年》、《在人間》是那樣深深地感動過我，讓我曉得，在我生活的小鎮之外，還有另外的一個世界。那世界裡有另一種人，他們是文明人，懂得愛，懂得尊重。那時我特別幻想能逃出去，流浪到社會上。假如能像小說中的阿廖沙，在伏爾加河的輪船上端盤子，碰到那位英俊、有頭腦的進步青年，那是多美好的經歷啊。阿廖沙到他的身邊，就像孤兒找到上帝的天堂一樣。我之所以沒逃跑，是因為一次我反抗三哥的欺負，打破了他的頭。那一次，我逃出去很遠，十多里，但最終還是沒逃跑成。沒逃跑成原因是，母親一直在我身後，用她那封建遺留的艱難小腳堅韌不拔地跟著我。她怕我真的從此就一逃了之。自有了這次經歷，我突然一下子感受到母親、我的家庭，以至於小鎮的百姓們，那種掩藏在冰冷甚至麻木不仁的面孔下面的對我的深愛。儘管這愛讓人如此痛苦，如此不堪忍受。
繞這么大彎子，其實還是在說我的寫作。在稍稍成熟之後，便有了這樣的意識，即不再那么激烈，和強走極端。我感到，好的寫作，要有一種背負和承受的精神，要有和這個初看起來如此落後的文明綁在一起，一種同生共死的精神自覺。儘管這樣做在這個花樣翻新的時代會顯得不那么旗幟鮮明，但這樣做又確是出自做人作文的真誠。自然這需要勇氣。世界上沒有一種文明是你只能取用它的好，而不必去承受它的差。作為有民族自主意識的文人，一個不能忍受自己民族缺陷的人，是不會真心實意地與這個民族一起，對其所存缺陷進行有效而自覺地認識與改造的。西方宗教講原罪與懺悔。中國沒那個宗教，但我們講“仁愛”，講“苦其心志勞其筋骨”的忍，講“吾一日三省吾身”的自省自悟。所以，假如我們文明沒有在它剛露成熟端倪便被納入王權的黑暗長廊，我們也應該有一個極其美好的文明。王權的產生有其複雜的諸多方面，但責任不能簡單地推卸給文明的本身。譬如多民族生存地理的同一性、人口的周期性膨脹、宗族村社的抱團守成……等等，都構成這個多民族大國走向王道治國的必然——抑或是別無選擇的選擇。在當今中東問題已泛濫成世界性難題的時候，我們卻沒這個包袱。這不能不說是得益於我們民族曾經的歷史付出。我們文明講“和”，講“順應天時”，看似被動，其實是一種大智慧。在自然界，一種生物要生存，自身須得攜帶一定的毒素。人類的進程，大概也是如此。但世界在發展，一成不變是對人類自身的反動。特別是鴉片戰爭後，國門應聲打開，這個王道的國度，缺陷也日益顯露。
早年在家鄉聽過一齣戲，叫《周仁回府》。之所以說“聽”，是因為那時正值文革，還不允許上演這樣的老戲。僅靠村中老人口頭講述，知道那是一個感人至深的故事，這齣戲在民間的每一次演出，都會引起巨大的轟動，並讓戲台下面的百姓們群情激奮，熱淚橫流。故事的主人公周仁，為主張正義承受了所不能承受的巨大委屈。鄉親們不是在哭周仁，其實是在哭他們自己。中國小說戲劇中塑造的周仁這一類英雄，以及被認可的賢者、推崇聖人，最後都要登上王者的寶座。即個人發展的終極，不是仁愛的大“人”，而是凌駕於一切之上的王。即便教育者的孔夫子，也被帝王一次次加封，成了至聖的聖人。這便是由王權專制所派生出的“內聖外王”。內聖的核心，是要人們通過自我修煉首先成為聖人，從而再達到統治、凌駕於他人之上的“王”。這幾乎又成了中國知識者人生成功的一條必由之路。
近百年的中國文學，在各種冠冕堂皇的旗幟下面，隱藏著兩大暗流，一可稱之為奴性式的塗彩，一可稱之為潑糞式的寫作。這第一種寫作，基本上都是不加思索地認為，一切新的都是好的，一切舊的都是壞的；一切保守都是錯誤的，而一切破壞都是正確的，總之為追趕世界大潮，為一個新的確立，知識者放棄基本的常識判斷，自甘墮落為暴力的同謀。而另一暗流，又走向一個極端，即乾脆沒有了對人對民族歷史的基本尊重。怎樣醜怎樣髒怎樣寫，怎樣惡怎樣怪怎樣作。將寫作變為一場展示或誇大民族醜惡的大競賽。華夏大地，一個教化如此深遠、心性如此優雅的民族，在這些作品裡幾乎和野蠻人沒有區別。這些作派，本質上仍是施暴。骨子裡延續的仍是奴性的思維。目的只一個，將媚眼投向西方，投向那個看起來似乎並不存在的主子。所以百年的中國文學史，堪稱為文化的自虐史。即自己虐待自己的歷史，虐待自己的文明，也虐待著自己的現在和將來。而這正是近代以來，東西方文明的交流與碰撞中，中國文學畸形發展的實際現狀。勿庸諱言，我的小說寫作，同樣經歷過這種畸形發展的深刻影響。
真的和好的文學在哪裡呢？不是沒有，儘管它們也被挾裹在無法抗拒的暗流里，但在歷史的一隅，那些被人們忽視的角落，仍有少數真誠的寫作著，堅持著自己的信念，守護著文明的薪火。是的，當你在最底層的村莊，看到一個貧困的穿不上第二條褲子的莊稼人，卻仍不忘記將自己院落打掃的乾乾淨淨，給自己小女兒的頭髮上插一朵小花，你就該知道，文明以至於文學的根子沒有斷。自由博愛不是西方特產，美好同樣在我們老百姓的心裡。該拋棄和譴責的不在這裡，而是知識者自己心中的暴力以及由它同卵雙生的奴性。它已經深深地滲入了我們的血液。是我們用自己的血，供奉起殘害自己文明的魔王。
回到自己。以前我寫了許多苦難，許多殘暴。也就這幾年，在與京城一些優秀的有識者接觸以後，我始才慢慢醒悟。我想，以後我的小說應該進入到第三個階段了，即該從農民打掃乾淨的院落，和他們小女兒頭上的小花寫起，多寫寫隱藏在麻木與冰冷下的溫暖和愛，讓文明的溫暖、愛的陽光，播撒進同樣麻木冰冷的文學。2005年，我對自己以前的兩部小說進行了認真地改寫，一本是《一個作家的德行》（後改為《悵》），一本是《人外人》（後改為《阿盛正傳》）。從此除了《騷土》，我又有兩部可以放心讓讀者去看的書了。
我非常贊同一位智者的說法，專制是一個魔咒。既然知道是個魔咒，那么就讓我從自己心裡，從自己的寫作里，先解開它吧。
老村
2014.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