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為“薛說上海”叢書之一，通過對十六鋪、八仙橋、九畝地、山林塘、土山灣、馬立斯、陸家宅、日升樓、楊家渡、小花園、大自鳴鐘、老閘橋、盧家灣、斜橋、老白渡、外國墳山、拋球場、提籃橋、肇家浜、八棣頭、大柏樹、叉袋角、董家渡、麥家圈、三角地、泥城橋、潭子灣、王家厙、、五角場、新開河等一批老上海地名的多層次解讀，深度揭示蘊藏其間的豐富多彩的歷史文化信息。
基本介紹
- 書名：老上海地標建築
- 出版社：上海書店出版社
- 頁數：203頁
- 開本：32
- 品牌：上海書店出版社
- 作者：薛理勇
- 出版日期：2014年7月1日
- 語種：簡體中文
- ISBN：7545809130
基本介紹,內容簡介,作者簡介,圖書目錄,序言,
基本介紹
內容簡介
《老上海地標建築》寫到，那些豎立在通衢大道或分散在大街小巷的紀念碑，實際上也是城市雕塑和景觀，也許，它們更是一些會講話的石頭或金屬，它們會告訴你上海曾經發生過的故事。
《老上海地標建築》通過對上海的紀念性祠堂、上海傳統的紀念性建築物、上海的外國人紀念碑、20世紀上海的紀念銅像與紀念碑等一批老上海地標建築的多層次解讀，深度揭示蘊藏其間的豐富多彩的歷史文化信息。
《老上海地標建築》通過對上海的紀念性祠堂、上海傳統的紀念性建築物、上海的外國人紀念碑、20世紀上海的紀念銅像與紀念碑等一批老上海地標建築的多層次解讀，深度揭示蘊藏其間的豐富多彩的歷史文化信息。
作者簡介
薛理勇，祖籍福建省福清市，1947年出生於上海。長期任職於上海市歷史博物館，從事上海歷史、中華文化史、風俗史研究。上海市規劃委員會專家委員會委員、上海食文化研究會副會長、上海地名學會常務理事、上海道教協會常務理事等，並擔任SMG紀實頻道嘉賓主持。主編《上海文化源流辭典》、《上海掌故辭典》等。
圖書目錄
前言
上海的紀念性祠堂
大王廟和海公祠
近代上海的紀念性祠堂
上海傳統的紀念性建築物
四牌樓與三牌樓
上海的紀念性牌坊
旌表制度與貞節牌坊
紀念李鴻章的丞相祠堂
群忠祠和愍忠祠
上海的外國人紀念碑
公共租界的紀念碑
租界內華人公園的雕塑
法租界的紀念碑
俄國與日本人的紀念碑
20世紀上海的紀念銅像與紀念碑
政界人物紀念銅像
商界與文化人士的紀念銅像
上海的紀念碑
上海的紀念性祠堂
大王廟和海公祠
近代上海的紀念性祠堂
上海傳統的紀念性建築物
四牌樓與三牌樓
上海的紀念性牌坊
旌表制度與貞節牌坊
紀念李鴻章的丞相祠堂
群忠祠和愍忠祠
上海的外國人紀念碑
公共租界的紀念碑
租界內華人公園的雕塑
法租界的紀念碑
俄國與日本人的紀念碑
20世紀上海的紀念銅像與紀念碑
政界人物紀念銅像
商界與文化人士的紀念銅像
上海的紀念碑
序言
《說文解字》：“碑，豎石也。”釋文簡潔，碑就是人工豎的石頭，但不明了，那豎在那裡的石頭是派什麼用場的，哪些石頭才能叫做碑？清代段玉裁《說文解字注》：
《聘禮》鄭注曰：“宮必有碑，所以識日景，引陰陽也。凡碑引物者，宗廟則麗牲焉。”
古代，宮殿、宗廟的大門口一般都會豎石碑，根據其用途可以分為兩種。我們知道，太陽每天從東方升起，中午升到中天，傍晚從西邊落下，周而復始，天天如此，古代沒有計時用的鐘表，人們就可以根據太陽照到碑後在地下留下的影子的長短、方向來計算時間，此其一也。古代以馬匹或馬車為代步工具，到了目的地一定要把馬拴好，否則，一旦馬受驚而亂闖，非出“車禍”不可，於是在馬匹、馬車進出較多的宮殿、宗廟就要豎碑，用它來拴馬，實際上就是“拴馬樁”。
現在說到“豐碑”是指紀功頌德的高大的石碑，並用於比喻豐功偉績。不過，“豐碑”最初的含義並非如此，它只是下葬時的一種起重設備，《禮記·檀弓》是中國最早講述葬禮的文章，其中講：“公室視豐碑，三家視桓楹”，鄭玄註：
豐碑，斫大木為之，形如石碑，於榔前後、四角樹之，穿中於間，為鹿盧（即轆轤），下棺以纖繞。天子六纖四碑，前後各重鹿聲也。
古人土葬，死者先要入棺，稱之入殮，然後就得挖墓穴，稱之壙，帝王、貴族、大官的殯葬十分奢侈，棺木很大，在棺木的外面還有一層“箱子”，稱之“槨”。單靠人力的牽拉是無法將又大又沉的棺材安放到“槨”里的，於是就要在“槨”的四角各豎一根很大的木頭，再在木頭上用粗繩相牽，裝上滑輪，也就是“轆轤”，把棺材吊到“槨”里，這種豎在“槨”四角，用於安裝轆轤的巨木就是“豐碑”，當吊裝工作完成後，豐碑就被取出來。後來豐碑改用石材，大概到了漢代以後，人們在廢棄的豐碑上面刻紀功頌德的文字，豎立在墓前。馬衡《凡將齋金石叢稿》中講：“漢碑之制，首多有穿，穿之外或有暈者，乃墓碑施鹿盧之遺制。其初蓋因墓所引棺之碑而利用之，以述德紀事於其上，其後相習成風。”確實，到漢代以後，碑就成了紀錄事件、歌功頌德的——“紀念碑”。不過，“紀念碑”這個詞大概一直到近代以後才出現。
“祠”最初是一種祭祀的名稱，指春天的祭祀。祭祀必須有祭祀的對象、祭祀的場所以及規定的禮儀，能被列入祭祀的對象當然是人們敬畏的鬼神，自己的祖先，受人尊重的先賢。大概到了漢代以後，人們開始為對國家、地方、百姓作出貢獻的人物建立“祠”，並沿襲千年，這種“祠”就是緬懷偉人的“紀念堂”，是一種紀念性建築。同時，古代有一種旌表制度，用現代的話來講，國家對一些“道德模範”給以獎勵和表彰，準許地方政府、當地民眾或家族為被旌表者建立紀念性的建築物，這種建築物通常為石結構的牌坊，所以，中國的許多牌坊就是紀念性建築物，類同於今日的紀念碑。
當然，世界各地、各國、各民族也有自己紀念偉人、先賢的方式，在基督教國家中，教會會把對宗教、教會作出重大貢獻的人物來命名教堂。近代以後，上海的不少教堂也是如此，如今虹口區的“景靈堂”原名“景林堂”，它的英文名為Allen Memoi‘ial Chuch，這位Allen的全名為Young John Allen，是美國基督教監理會傳教士林樂知，對監理會在上海的事業作出重大貢獻，當然他也是中國近代史上重要的人物，“景林堂”的原義就是“林樂知紀念堂”；又如虹口的鴻德堂的英文名為Fitch：Memorial（；huch，它的原義是“貴啟鴻（George F.Fitch，1845—1923）紀念堂”，本書中不作敘述。
歐美國家的紀念碑（memento）從性質上與中國的紀念牌坊相似，但形式更多一些。近代以後，上海的租界裡出現了不少紀念碑、紀念銅像，毫無疑問地影響了上海紀念性建築物的變化和發展。可以講，近代上海是全國紀念碑最多的城市，不過，由於各種各樣的原因，上海現仍保留的1949年以前的紀念碑所剩無幾，這確實是令人惋惜的。實際上，人們可以有思想上的差異，有政治見解的不同，但歷史上的紀念性建築和紀念碑畢竟是歷史的遺產，人們可以通過它們去了解歷史，認識歷史，至於千秋功過，可以任憑後人評說。
那些豎立在通衢大道或分散在大街小巷的紀念碑，實際上也是城市雕塑和景觀，也許，它們更是一些會講話的石頭或金屬，它們會告訴你上海曾經發生過的故事——而本書正是利用這些紀念碑，講上海曾發生過的故事。
《聘禮》鄭注曰：“宮必有碑，所以識日景，引陰陽也。凡碑引物者，宗廟則麗牲焉。”
古代，宮殿、宗廟的大門口一般都會豎石碑，根據其用途可以分為兩種。我們知道，太陽每天從東方升起，中午升到中天，傍晚從西邊落下，周而復始，天天如此，古代沒有計時用的鐘表，人們就可以根據太陽照到碑後在地下留下的影子的長短、方向來計算時間，此其一也。古代以馬匹或馬車為代步工具，到了目的地一定要把馬拴好，否則，一旦馬受驚而亂闖，非出“車禍”不可，於是在馬匹、馬車進出較多的宮殿、宗廟就要豎碑，用它來拴馬，實際上就是“拴馬樁”。
現在說到“豐碑”是指紀功頌德的高大的石碑，並用於比喻豐功偉績。不過，“豐碑”最初的含義並非如此，它只是下葬時的一種起重設備，《禮記·檀弓》是中國最早講述葬禮的文章，其中講：“公室視豐碑，三家視桓楹”，鄭玄註：
豐碑，斫大木為之，形如石碑，於榔前後、四角樹之，穿中於間，為鹿盧（即轆轤），下棺以纖繞。天子六纖四碑，前後各重鹿聲也。
古人土葬，死者先要入棺，稱之入殮，然後就得挖墓穴，稱之壙，帝王、貴族、大官的殯葬十分奢侈，棺木很大，在棺木的外面還有一層“箱子”，稱之“槨”。單靠人力的牽拉是無法將又大又沉的棺材安放到“槨”里的，於是就要在“槨”的四角各豎一根很大的木頭，再在木頭上用粗繩相牽，裝上滑輪，也就是“轆轤”，把棺材吊到“槨”里，這種豎在“槨”四角，用於安裝轆轤的巨木就是“豐碑”，當吊裝工作完成後，豐碑就被取出來。後來豐碑改用石材，大概到了漢代以後，人們在廢棄的豐碑上面刻紀功頌德的文字，豎立在墓前。馬衡《凡將齋金石叢稿》中講：“漢碑之制，首多有穿，穿之外或有暈者，乃墓碑施鹿盧之遺制。其初蓋因墓所引棺之碑而利用之，以述德紀事於其上，其後相習成風。”確實，到漢代以後，碑就成了紀錄事件、歌功頌德的——“紀念碑”。不過，“紀念碑”這個詞大概一直到近代以後才出現。
“祠”最初是一種祭祀的名稱，指春天的祭祀。祭祀必須有祭祀的對象、祭祀的場所以及規定的禮儀，能被列入祭祀的對象當然是人們敬畏的鬼神，自己的祖先，受人尊重的先賢。大概到了漢代以後，人們開始為對國家、地方、百姓作出貢獻的人物建立“祠”，並沿襲千年，這種“祠”就是緬懷偉人的“紀念堂”，是一種紀念性建築。同時，古代有一種旌表制度，用現代的話來講，國家對一些“道德模範”給以獎勵和表彰，準許地方政府、當地民眾或家族為被旌表者建立紀念性的建築物，這種建築物通常為石結構的牌坊，所以，中國的許多牌坊就是紀念性建築物，類同於今日的紀念碑。
當然，世界各地、各國、各民族也有自己紀念偉人、先賢的方式，在基督教國家中，教會會把對宗教、教會作出重大貢獻的人物來命名教堂。近代以後，上海的不少教堂也是如此，如今虹口區的“景靈堂”原名“景林堂”，它的英文名為Allen Memoi‘ial Chuch，這位Allen的全名為Young John Allen，是美國基督教監理會傳教士林樂知，對監理會在上海的事業作出重大貢獻，當然他也是中國近代史上重要的人物，“景林堂”的原義就是“林樂知紀念堂”；又如虹口的鴻德堂的英文名為Fitch：Memorial（；huch，它的原義是“貴啟鴻（George F.Fitch，1845—1923）紀念堂”，本書中不作敘述。
歐美國家的紀念碑（memento）從性質上與中國的紀念牌坊相似，但形式更多一些。近代以後，上海的租界裡出現了不少紀念碑、紀念銅像，毫無疑問地影響了上海紀念性建築物的變化和發展。可以講，近代上海是全國紀念碑最多的城市，不過，由於各種各樣的原因，上海現仍保留的1949年以前的紀念碑所剩無幾，這確實是令人惋惜的。實際上，人們可以有思想上的差異，有政治見解的不同，但歷史上的紀念性建築和紀念碑畢竟是歷史的遺產，人們可以通過它們去了解歷史，認識歷史，至於千秋功過，可以任憑後人評說。
那些豎立在通衢大道或分散在大街小巷的紀念碑，實際上也是城市雕塑和景觀，也許，它們更是一些會講話的石頭或金屬，它們會告訴你上海曾經發生過的故事——而本書正是利用這些紀念碑，講上海曾發生過的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