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90年代的經濟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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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經濟在90年代經歷了高速增長，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全球化、新技術，靈活的市場，以及強勁的投資推動的。這一描述可以說同樣或者更加適合於中國，

過去十年的一個自然結果是，美中兩國貿易得到了快速發展，兩國之間的一些貿易衝突與其他周期性的衝突也相伴而生，但是，柯林頓政府的目標之一是改善與中國的關係。尤其值得指出的是，正如本書第5章所闡述的那樣．使中國獲得永久正常貿易關係待遇(PNTR，也就是以前的最惠國待遇)，以及在此基礎上促成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以下通稱WTO)都是柯林頓政府的目標。

上述目標有其相當明顯的經濟理由：消除美中兩國之間的貿易壁壘是兩國的經濟利益所在。中國加入WTO被認為對其經濟改革進程特別重要。

但是，本書並不是一本純經濟學論著。它還論及美國政府在政治約束和種種複雜情況下(例如，與中國問題有關的許多政治約束和複雜情況)面臨的經濟政策決策是什麼，它又是如何做出這些經濟政策決策的。學者們很少考慮政策制定的種種約束條件。一個很好的例子是1999年4月朱鎔基總理的訪美之行。中美雙方都希望在朱鎔基總理訪美期間就中國的永久正常貿易關係待遇達成協定。但是白宮後來退卻了。特別是在美中關係處於1999年的最低點時，這看起來是一個重大的錯誤。雖然美國做出這一決策的官方理由是中國在某些議題上沒有做出充分的讓步(例如，美國財政部希望為經紀公司獲得一筆更好的交易)。其真正的理由卻是，白宮估計在1999年春季美國國會幾乎肯定會否決白宮與中國達成的協定。隨著事態的發展，美中兩國在1999年11月達成了協定，該協定於次年順利地獲到了美國國會的批准。這一成就是柯林頓政府相當重要的政績之一。在美國90年代經濟政策的研討會上，前財政部長羅伯特·魯賓(RobertRubin)說，鑒於當時的政治約束，他認為白宮的上述決策並不是一個錯誤，

企業界對沒就中國正常貿易關係待遇達成協定的抱怨是白宮最終說服國會投票贊成該協定的重要因素，不過如果國會在4月份做出了相反的決定，也許就聽不到這些抱怨了。有些人並不一定認為這樣的政治約束確實存在，並悲嘆學者和新聞記者很少能說明政策制定者必須做出的實際決策到底是好是壞。

這些複雜的問題幾乎出現在90年代經濟政策的每一個領域。與前幾任政府試圖運用寬鬆的貨幣政策不同，柯林頓政府沒有向美聯儲主席時不時地施加放鬆貨幣政策的壓力是否明智?美國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1997—1998年救助受金融危機打擊的東亞國家時是做得太少還是做得太多?在國會中的共和黨人試圖減稅以及民主黨人試圖擴大政府支出的情況下，柯林頓政府是如何能夠實現預算盈餘的?為大學獎學金和資源再生等利國利民的事業減稅是一個好的創意嗎?政府是否應該把所有的網路規制都交給民間部門，儘管政府首先需要啟動這種規制?分解微軟公司是不是一個合理的目標?經濟模型的預測表明，除非《全球環境變化京都議定書》包含購買污染水平，尤其是從開發中國家購買排放指標的條款，否則美國政府的經濟成本將會很高．鑒於此，柯林頓總統是否應該簽署該協定?柯林頓總統是否應該否決國會的《工作福利提案》?這一改革公共救助體系的方法不同於柯林頓總統原先的提議?而且較之更為苛刻，對全國醫療衛生體系進行根本改革的努力是不是從一開始就注定要失敗?本書要說明的這些問題和其他問題不單純是經濟學問題，而且也是在一定的制度、政治和歷史背景下的經濟政策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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