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5月，受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和馬克思主義思想傳播的影響，一些在美國的中國留學生和華僑中的先進分子陸續加入美國共產黨，後成立隸屬美國共產黨中央的中國局。美共中國局成立後，一直致力於發動華僑華人擁護和支援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反帝愛國運動、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運動和人民民主統一戰線運動。其主要工作包括開闢和恢復中美間的太平洋秘密交通線、創辦進步報刊、從事對華人華僑和美國民眾的統戰宣傳工作、組織留美科學家和留學生回國建設新中國等，為中國革命做出了特殊的、不可替代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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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
1926年，10名在紐約的華僑工人加入美國共產黨，並在本年底向美共第二區總幹事威廉·溫斯東(William W. Weinstone)提交了一份申請，希望成立自己的黨組織。據溫斯東的說法，他們希望這個機構被叫作“在美中國共產黨”（Chinese Communist Party of America），作為共產國際的一個分支存在。溫斯東在給時任美國共產黨總書記查爾斯·魯登堡(Charles E. Ruthenberg)的報告中建議：“我們應暫且批准其請求。”這一提議獲得魯登堡的同意，他回應說:“這些中國同志曾是在你的介紹下入的黨，眼下我們是同事。我不反對你批准他們成立黨支部。但是，他們不能在美國自稱中國共產黨。美國只能有一個共產黨。他們若想要名號響亮，可以稱作“美國工人共產黨中國分部”（Chinese Fraction of the Workers Communist Party）或“共產國際分部”（Section of the Communist International）。此後，成立中國分部的計畫有序展開。但考慮到當時全美約有2/3的華人生活在美共第十三區所在的加州，在華僑中開展工人運動的條件比紐約所在的美東更為成熟，美共中央決議在第十三區開啟組織中國分部的工作。1927年4月13日，在舊金山的美共第十三區委員會決定在其內部組織一個中國分部，大約5月初，分部組建完畢。
1927年10月，在美國的華僑華人黨員在芝加哥召開了第一次全美代表大會，與會者制定了“中國分部”（Chinese National Fraction）組織章程。11月，中國分部正式成立“中國分部中央局”（the Central Bureau of the Chinese National Fraction），中央局由五位最早的中國留學生黨員施滉、徐永煐、冀朝鼎、胡敦元、章友江組成，施滉任第一任書記，在組織上接受美共第十三區委員會的領導。中央局事實上成為中國分部在美國各地黨團組織的中央領導機構。1927年，在徐永煐介紹下，清華留美學生章漢夫也加入美共，並擔任舊金山市美共中國分部書記。到1927年9月，中國分部已擁有18名黨員，其中學生黨員8人，工人黨員10人。到1929年2月，中國分部召開第二次代表大會時，黨員人數已經增至33人，其中學生6人（原來8名學生黨員中，兩人赴歐留學），新增黨員中工人26人，店員1人。1929年美國工人共產黨（WCP）更名為美國共產黨（CPUSA），“在美中國分部”（Chinese National Fraction）隨之也正式更名為“美國共產黨中國局”（Chinese Bureau of the CPUSA）。
活動
中國局成立後，在美國華工中積極開展反對帝國主義的工作，並注意吸收和培養同志以便將來回國開展工作。到1930年代初，中國局的黨員同志發展到50多人，其中有姓名可考的黨員40餘人。在中國黨員比較多的地方，如舊金山、紐約、費城、芝加哥、波士頓、麥迪遜等設有分局。
抗戰爆發後，一些在國內加入中國共產黨的同志，受組織派遣赴美工作和留學，也與中國局發生了工作關係，陸續加入中國局在美國的各項政治活動。其中比較著名的有謝和賡、王瑩、龔普生、薛保鼎、陳瀚笙、徐鳴、蔡福就等人。也有一些留學生在美國期間加入美共，如蒲壽昌、蒲山、蔡滄溟等人，後來組織關係轉回中共。
1943年6月，第三國際宣布解散，1944年5月，美共“十二大”宣布解散美共，成立共產主義政治協會，附屬於美共的中國局也隨之停止活動。1945年4月，董必武作為中國代表團成員赴美國參加聯合國大會，其間中國籍黨員在董必武指導下，於1945年7月自動恢復了組織活動。根據董必武的指示，他們積極投入到反對國民黨獨裁內戰的活動中，為此原中國局的領導同志和骨幹分子，每周五在徐永煐家聚會，研究時事和《華僑日報》編輯事務。主要參加者包括唐明照、陳翰笙、林棠、何植芬、徐鳴、蒲壽昌、龔普生、賴亞力、楊剛。這個小組當時沒有正式名稱，被參與者稱作“星期五座談會”（Friday Club），1948年楊剛回國，在西柏坡向周恩來匯報在美工作，談起這個小組的情況，周恩來隨口稱其為“中共在美工作領導小組”。此時他們在組織關係和工作關係上已經脫離美共，而是直接接受中共的領導和指導。20世紀50年代初，隨著新中國的成立、韓戰的爆發和美國麥卡錫主義的蔓延，在美中國籍黨員處境極為艱難，中國局奉命解散，結束了其歷史使命，大多數黨員返回祖國，參加新中國的建設。
與美共、中共的關係
關於中國局與美共及中共中央的關係，因為資料所限，相關研究主要依據一些歷史見證人的回憶錄或口述史料展開，許多歷史細節含混不清，甚至彼此齟齬。根據張報的回憶，中國局在表面上隸屬美國共產黨，與國內黨組織沒有正式的經常的聯繫。中國籍黨員直接接受美共中央的領導，跟其他美共黨員一樣，參加美共黨內的政治活動，施滉、李道煊、駱一倫就曾作為中國局的代表，出席了美國共產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中國局的黨員也曾參與美共黨內的政治鬥爭。如1922年以後，美國共產黨內形成了兩大派別：以魯登堡、洛夫斯頓為首的多數派和以福斯特為首的少數派。何立波的文章中，也採納了上述觀點。
但根據中共在美地下黨員蔡福就的回憶，1940年他奉廖承志之命赴美工作，隨身攜帶一封周恩來同志寫給時任美共中央總書記白勞德的信，信中建議在美國的中共黨員不再稱“中共黨員”，中共基層組織不再掛“中共頭銜”，如果美共同意，中共黨員和中共基層組織只掛“美共”的頭銜，但活動獨立，不公開。白勞德在接到周恩來的信後，表示同意中共的意見，美共設立一個“美共中國局”，中共基層組織掛“美共”的頭銜，黨員稱“美共中國黨員”。美共中國黨員的名字不公開（按當時美國法律規定，美共黨員的名字須對外公開刊登在刊物上），不參加美共組織的活動，中共基層組織按人數向美共交黨費不列名單。蔡還回憶，美共和中共兩黨取得一致意見後，有一部分黨員思想不通，提出：“我參加中國共產黨，為祖國做事，為什麼要稱美共中國黨員？”
我們會發現，兩位歷史當事人的回憶出現了兩個矛盾的地方：第一，根據張報的回憶，早期在美中國籍黨員一開始即在組織和對外身份上隸屬美國共產黨，並積極參與了美共黨內的各種活動；而根據蔡福就的說法，這些黨員早期應該與中共之間有更為直接的組織聯繫，以至於部分黨員對於對外掛名美國共產黨而思想不通。第二，根據張報的說法，早在1927年就成立了一個名為“美共中央中國局”的組織，而根據蔡福就的回憶，美共和中共似乎應該是在1940年後才達成共識在美共內部成立“中國局”。
那么，中國局和中共中央發生直接緊密的聯繫是在什麼時候呢？這可能要到1941年中國共產黨打通往返太平洋兩岸的秘密交通線以後。在1940年以前，美共的中國籍黨員與中國共產黨的聯繫，大多依託共產國際的關係網，如中央檔案館現存多封施滉致中共駐莫斯科代表團的報告，這些報告顯示中國局與駐蘇代表團之間保持著較為緊密的聯絡。1940年4月，受廖承志單線領導的中共黨員蔡福就赴美從事開闢中美間太平洋交通線的重任。而這背後的籌劃者就是領導中共對外統戰和宣傳工作的周恩來。1941年4月，這一跨越太平洋的交通網終於打通。但好景不長，太平洋戰爭爆發後，這一交通網被迫中斷，直到戰後的1947年夏天再度恢復，中共中央對在美同志的聯絡和指導工作才頻繁起來。
雖然中國局的黨員在組織上隸屬美共，也要參加美共領導的各項工作，但是實際上在工作內容和工作原則上有一定的自主空間，甚至某種程度上獨立於美共的領導。為防止美國當局和國民黨駐美機構的監視和迫害，便於在華僑和留學生中開展統戰和宣傳活動，中國局的同志對外一般不暴露自己的黨員身份，每個黨員都有黨內用名，這些名字也經常更換，如施滉叫“Tontein”“Dongsheng”，徐永煐叫“Huafa”，冀朝鼎叫“Richard Doonping”“Hansu Chan”“Huang Lowe”“Futien Wang”，李道煊叫“Toddy”“H. Linson”，張報叫“xuehan”“James Mo”，羅靜宜叫“Tsetung”，謝創叫“Suarez”，何植芬叫“Hazen”，唐明照叫“Chu Tong”“Chew Sih Hong”。美共中央在一份報告中即指出：“除了舊金山的支部以外，中國局在各地的支部跟我們（美共）的區支部沒有組織上的聯繫，他們獨立工作，只接受中國局的指示。”中國局自己也承認，因為和美共的地區支部缺少聯繫，很多美共的地區負責人甚至都不知道在美共內部有箇中國局存在。同樣，美共對中國局的指導和經費支持，也非常有限。如中國局所在的美共第十三區領導人曾代表中國局，向美共中央申請一筆每月30美元的經費，但是未獲允準，導致中國局的很多工作，如出版報紙、派人赴蘇學習、派人赴古巴指導工運等都無法正常展開，甚至到了連郵票都買不起的程度。為了維持生計，徐永煐、施滉、冀朝鼎等人不得不在街上賣報紙，到餐館做服務員，到街頭給行人擦鞋。1929年2月中國局第二次全美代表大會報告中，就曾公開抱怨“（美共）中央領導同志沒有給予我們足夠的政治指導和經費支持”。之所以會出現這種情況，可能與美共此時自身的艱難處境有關：一方面美共內部陷入了以魯登堡、洛夫斯頓為首的“多數派”和以福斯特為首的“少數派”的路線鬥爭，兩派相互攻擊，爭論不休，最後不得不靠共產國際出面才暫時平息紛爭；另一方面，美共自成立後的組織和活動經費一直嚴重依賴共產國際和蘇聯的資助。例如，1926年10月，時任美共領導人坎農在給共產國際紅色援助組織的電報中提到，由於沒有收到3860美元的會議和組織費，美共的工作陷入嚴重混亂。再如1928年10月，洛夫斯頓也在一封電報中透露，由於沒有及時收到共產國際的資金，黨的工作幾乎處於癱瘓狀態。在這樣的環境下，中國局要想得到來自美共中央的更多指導和經費，無異於緣木求魚。此外，中國局成立後的革命目標是以援助中國國內國民革命運動為鵠的，這與美共二三十年代致力於“在托拉斯化的基本工業工人中加強黨的工作”的革命目標並不一致，這可能也部分影響了美共對中國局傾注更多精力和財力的熱情。當然，造成這一局面還可能與中國局在美共的少數族裔支部中並不占有十分突出的位置有關。美共成立時，早期成員多為低收入的產業工人，其中絕大多數是不懂英語的移民群體，美國本土出生的懂英語的成員只占5%。因此，美共有個“國際部”，不是為外國兄弟黨，而是為本國非英語的黨員而設。據美共創始人威廉·福斯特回憶，截至1925年“國際部”下轄18個“語言聯盟”（少數民族組織），其中最大的芬蘭組織有6410人，排名第二的猶太人組織有1447人，連最少的烏克蘭人組織也有622人，這18個語言組共出版不同語言的左翼報紙27種，發行量最多的達到兩萬份，發行量最少的愛沙尼亞文報紙《烏斯伊爾姆》周刊發行量也有600份。而中國局在20世紀30年代初人數最多的時候也不過50多人，其最早發行的準機關報《先鋒報》1930年的實際發行量只有500—600份，1933年時也不過900份。顯然，在美國工人運動風起雲湧的20世紀20年代末到30年代初期，以中國局區區幾十人和發行量不過幾百份的報紙，要本就處境艱難的美共投入足夠多的注意力和資源不太現實。
另外，雖然遠在大洋彼岸的中國局與中共中央之間缺少正式且經常的聯繫，但是這並不意味著二者之間完全處於相互隔絕的狀態。相反，由於經常有個別黨員同志回國參加革命，他們知道中國局在美國的秘密通訊處，所以國內黨組織在必要時也曾利用這個秘密通訊地址與中國局進行聯繫，中國局的同志也能經常收到國內寄來的進步刊物。而身在美國的中國局同志，有時也會將美國出版的報刊寄回國內，如中國局黨員胡思仁就經常郵寄《救國時報》給故鄉廣東開平的友人司徒友新，使後者獲得了在國內報刊上看不到的很多關於紅軍和抗聯的報導。除了這些個別的黨員同志之間的聯絡，中共和美共中國局也在努力尋求各種途徑，保持彼此之間的聯繫和互助。例如，20世紀30年代初，中國局經常接到中共經香港寄來的信，希望中國局籌款解救被關在監獄裡的同志。中國局每次都出色完成了任務。中共中央也通過共產國際的渠道，給予中國局很多經費支持和工作指導。共產國際檔案顯示，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負責人王明曾去信中國局，建議後者加強在墨西哥、加拿大、古巴等地的革命宣傳，並建立在當地的黨組織。1940年8月19日，毛澤東、周恩來也曾致電共產國際總書記季米特洛夫，請其轉告美共總書記白勞德，將派冀朝鼎返美從事三項重要工作：其一，招募日裔美籍共產黨員，以便打入侵占中國的日軍內部，從事抗戰活動；其二，利用美國共產黨船員，以香港為樞紐，將中國共產黨同日本、菲律賓及美國的共產黨組織聯繫起來；其三，負責以美共中國局的名義向海外華人募捐，資助中國共產黨。在工作經費方面，中國共產黨也給予中國局許多幫助。1933年1月20日的一份中國局內部會議報告揭示，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曾給《先鋒報》提供了1萬盧布的捐款，並對中國局今後印刷宣傳材料的形式提出了具體建議。1945年董必武赴美國參加聯合國大會時，也曾代表中共中央一次性向當時的中國局機關報《華僑日報》捐款1萬美元。但總體而言，受各種內外部環境的影響，這一時期中共中央和中國局之間的聯繫若即若離，並不十分緊密。
1943年第三國際解散和1944年美共解散，給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帶來很大負面影響，附屬於美共的中國局也被迫解散。但這兩件事情的發生卻為中國局與中共中央之間建立正式的組織關係提供了契機。抗戰後期，考慮到美國在國際反法西斯統一戰線中的地位和作用，中共日益重視同美國的關係，積極爭取美國的同情和支持，並希望能以美制蔣，促進戰後中國民主運動，建立民主聯合政府。1944年8月18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外交工作的指示》，明確將對美外交列為開展外交工作的頭等大事。而已經在美國堅持鬥爭二十多年的中國局，無疑成為一支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1945年4月，董必武作為中共和解放區代表出席聯合國大會期間，對留美黨員的工作做了很多具體細緻的指導，使其工作逐漸規範化，中國局也在這年7月恢復工作。自此以後，中國局在組織上和工作上完全受命於中共中央，“美共中國局”這一稱謂也逐漸被“中共在美領導小組”所取代。據薛葆鼎回憶，當時負責中國局聯絡和指導工作的是中共中央局的一位副部長和中共中央情報部副部長李克農，中共中央和美共中國局之間的聯絡一般由在國民政府平準基金會從事地下工作的冀朝鼎利用職務便利，每兩周赴香港帶一次口信，再由往返中美之間的香港海員將口信帶往美國。
通過前文分析，我們可以發現，美共中國局是在相對獨立的環境中成長起來的共產黨組織，其醞釀與誕生和中共之間沒有直接的關聯。根據共產國際“一國只有一個共產黨”的組織原則，美共中國局成立後在組織上隸屬美國共產黨，在工作中接受美共領導，參加美共的一切組織活動。同時，根據共產國際的組織原則，中國局在組織和業務上也同時接受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和指導，但是因為中美之間遠隔重洋，受戰事影響交通和通信不便，中共能給予的指導和幫助也非常有限。二戰後，中國局在中共中央指導下恢復重建，組織上與重建後的美共之間不再有隸屬關係，完全成為中共在美的分支。
行文至此，我們有必要探討另一個重要的問題，既然中國局的同志在組織上隸屬美國共產黨，那么他們能不能算中國共產黨員呢？中國局的歷史能否納入中國共產黨早期組織發展史的範疇？這一問題其實在建黨之初的黨章中就有了答案。1923年7月，中共召開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會議通過了《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修正章程》，其中第三條明確規定：“凡已加入第三國際所承認之各國共產黨者，經中央審查後，得為本黨正式黨員。”後來中共“四大”“五大”對黨章進行第二次、第三次修訂時，仍然保留了這一條款。也就是說，當時中共中央把在海外參加兄弟黨的同志，認為是本黨的當然同志。“文革”結束後，為落實歸國華僑的工齡和退休待遇問題，1978年1月14日外交部領事司頒發《關於審批歸僑職工國外工齡計算問題》的通知，特別規定：“凡曾在兄弟黨領導下從事革命活動的歸僑職工，如果經過兩黨協定將其移交給我方領導，則他們在兄弟黨領導下從事革命活動的工作時間，也可合併計算為連續工齡。”這在政策上再次認可了在兄弟黨從事革命工作的黨員同志的中共黨員身份問題。因此，這段歷史理所當然應該算作中國共產黨組織發展史的一部分。
歷史貢獻
美共中國局成立之初，其革命目標就被明確界定為“在中國工人中開展工作，反對帝國主義，培養同志以便回到中國開展工作”。可見，中國局的同志雖然身處美國，在組織關係上隸屬美共，但是他們既是共產主義者也是民族主義者，他們對祖國前途和命運的關心始終是第一位的。從1927年成立到20世紀50年代初奉命解散，美共中國局共存續20多年時間，經歷了國內第一次國共合作及其失敗、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的全部過程。其工作重心雖有過數次大的調整，但都始終堅持以黨的利益為重、民族利益為重，利用其特殊地位和便利條件，在美國社會和旅美華僑中積極開展統戰宣傳和動員工作，支持中國共產黨在國內領導的民主革命和民族革命。
（一）積極組織和推動在美華僑勞工維護自己合法權益。中國局成立之初，是一個典型的學生黨，大部分黨員同志都是留美學生，與僑社和華僑勞工缺少緊密聯繫。1929年2月，中國局第二次全國大會決定將工作中心轉向華僑工人運動，發動華僑成立自己的團體，如工余俱樂部、國際工人保障會蘇兆征支部、失業者全國協會、保衛非土生者協會、紐約華僑衣館聯合會、中國人民之友社等，這些勞工團體事實上都成為中國局的外圍組織，在團結華工維護自己權益，支持中國國內革命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如紐約華僑衣館聯合會“以聯絡感情，集中力量，內謀維護同業之利益，外求取消限制華僑洗衣館一切苛例為宗旨”，為同業僑胞和祖國人民做了大量的有益工作。1933年，紐約白人洗衣業公會召開會議，商討對付華人洗衣館的競爭問題，他們秘密擬定了一份限制華人洗衣館的法案。1933年5月19日，紐約福利委員會在市政府禮堂召開辯論大會，紐約華僑衣聯會派出雷卓峰、朱夏兩名代表，並聘請當時很有聲望的兩名律師一同出席辯論。紐約華僑衣聯會最終取得了這次辯論的勝利，為華僑洗衣館爭得了應有的權益。
（二）充分利用美國相對寬鬆的出版環境和地利之便，積極從事報刊出版活動，大力宣傳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的國內革命鬥爭。1927年國共第一次合作破裂後，國民黨對中共及其領導的蘇區進行了長時間的封鎖。這種封鎖不僅包括給物資和人員流通設定障礙，也包括一系列信息封鎖和“匪化”宣傳。這導致西方世界對中共及其領導的根據地的認識幾乎都是來自國民黨的官方宣傳，很多華僑華人視共產主義如洪水猛獸，對共產黨人一律敬而遠之。為此中國局的同志通過創辦報刊、撰寫駁斥文章，在美國社會做了大量的解釋和宣傳工作。
早在美共中共中央局成立前，1926年夏天施滉、徐永煐等人即在美共中央的建議下，加入在美國的國民黨組織，並參加由留學生左派學生組織的“中山學會”，其間他們創辦並主持了學會的機關刊物《革命》月刊。該刊編輯部設在史丹福大學，蔣介石發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後，曾刊發不少反蔣文章，如李道煊的《蔣介石反叛與中國革命》、黃恭壽的《蔣介石之罪惡》。1926年11月，史丹福大學左翼學生蔣希曾因被國民黨右翼排擠出《少年中國晨報》，隨即創辦《美洲評論》（The Chinese Guide in America），這是一份小型油印中文周刊，在奧克蘭和舊金山等地華人社區發行。1927年2月12日，《美洲評論》出至第11期時，開始增出鉛印英文版，以向土生美國華人及同情中國革命的美國民眾報導“關於中國、中國人的新聞和觀點”。這是美國第一份由中國人編輯的進步英文報紙，其文章幾乎都出自美共十三區的中國黨員之手。這一時期，美共中國局的學生黨員經過鬥爭，曾取得美國最大的中國留學生組織“中國留美學生聯合會”的領導權，由此掌握了該會會刊英文《中國留學生月報》的編輯權，胡敦元、徐永煐、虞芝佩都曾擔任主編或特約編輯。這期間，《中國留學生月報》公開發表大量宣傳馬克思主義和揭露國民黨意圖背叛革命的文章，如《中國的農民運動》《國民黨的理想主義已經死了嗎？》《廣州的三天恐怖》。美共總書記白勞德也在上面發表《美帝國主義，中國獨立的敵人》《中國的土地問題》《中國的工資與工作條件》等數篇文章。1927年中國局成立後，華僑共產黨人大刀闊斧地加強了組織建設，並在各地陸續創辦許多以工人、農民、學生為讀者的中文報刊，如《共產》《工余》《群聲》《護黨特刊》《海員》《文求》《抗戰》《廚工》《農友》等。但這些報刊大多數為油印的小報，出版周期長，版面容量小，發行量有限，在實際宣傳工作中難以發揮最大宣傳效能。因此，從1928年起，中國局開始了一系列創辦、改組和利用大型報刊的嘗試。這些大型報刊包括《先鋒報》《救國時報》《美洲華僑日報》《金門僑報》《中西日報》《紐約新報》，其中尤以《先鋒報》和《美洲華僑日報》影響最大，一度先後承擔起中國局機關報的責任。上述報刊的出版，對於打破國民黨的信息封鎖，刷新中國共產黨在美國社會和僑眾中的形象，發揮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除了定期刊物外，中國局的同志還大量編印介紹中國共產黨的中英文小冊子，向西方讀者介紹中共的政治綱領和蘇區、抗日根據地、解放區實況。如冀朝鼎在1930年撰寫《軍閥混戰與中國革命》，1932年又與張報合寫《蘇維埃的中國》；再如抗戰爆發之初出版王明的《中國一定贏》，以保衛中國大同盟名義出版《中國游擊區實錄》。1945年董必武參加聯合國大會期間，會同徐永煐、章漢夫等人緊急編印英文版《中國解放區實錄》，共出版5000餘冊，在大會期間廣泛分發。這些小冊子相比報刊，印刷精美、篇幅簡短、議題集中、方便攜帶，是文字宣傳的有益形式，也發揮了獨特的作用。
（三）積極聲援國際反法西斯戰線和國內抗戰。抗戰爆發後，中國局的黨員同志積極在美國社會開展各種形式的抗日活動，發動“對日禁運”，為抗戰募捐做出了特殊而卓越的貢獻。中國抗戰爆發後，美國國內“孤立主義”思想根深蒂固，根本不願意自己的生活因國家介入戰爭而受到影響。當時美國非但沒有積極反對日本的侵略，反而繼續與之開展“正常貿易”，將大量鋼鐵、橡膠、石油等戰爭物資賣給日本，在制約日本戰爭機器運轉方面握有相當大的主動權。因此，如能說服美國斷絕對日貿易，就是切斷了日本侵華戰爭的後援。國民政府把它作為對美外交的一個重點，在美國做了大量遊說工作，但收效並不明顯。中國局黨員胡敦元參與組織的“中華經濟研究社”通過卓有成效的調查研究工作，寫出了一篇題為《日本重要戰爭資源供應問題》（Japan's Ability to Finance the Purchase of War Materials）的報告。報告後由重慶《大公報》翻譯成中文，首載在該報1939年9月26日第3版，也引發了國內輿論界的關注和熱議。該報告用大量確鑿的統計材料揭露出一個驚人的事實：僅1937年，美國輸送給日本的廢鋼鐵，就占全世界輸出給日本廢鋼鐵的90.39％；日本從美國輸入的軍需材料竟占全部進口量的54％。研究報告一經發表，美國朝野為之震動，包括《紐約時報》《基督教科學箴言報》在內的100餘家媒體報導了報告內容。這些數字有力支持了美國同情中國人士發起的“不參加侵略運動”，對美國民間的“抵制日貨運動”也是一個很大的推動。報告還引起美國國會、外交部、財政部、外交協會、農業部、海陸軍學校等軍政部門的注意，成為後來美國政府出台對日禁運政策的重要根據。中國局領導下的衣聯會為中國抗擊日本帝國主義的戰爭做出了積極貢獻，曾捐款購買了4輛救護車和一批藥材，送給國內浴血抗戰的八路軍將士。
（四）積極影響美國外交決策，反對美國干預中國內戰，有力支援了國內解放戰爭。1946年國共內戰全面爆發後，美國基於戰後世界冷戰格局考量，積極扶植國民黨。美國在抗戰勝利後給予蔣介石政府的物資援助，是抗戰勝利前美國援華物資的兩倍。中國局的黨員同志陳翰笙、冀朝鼎、徐永煐等人利用《華僑日報》《太平洋事務》《美亞雜誌》等媒體和機構，積極發表文章和研究報告，分析中國封建法西斯的官僚資本統治與反共內戰有直接相關的必然性。如1946年10月16日，陳翰笙在《遠東觀察》第15卷第20期發表題為《官僚壟斷資本與中國的內戰》的文章，該文將國民黨政權劃分為CC系、政學系、蔣介石集團、孔祥熙集團、宋子文集團五大集團，並指出這五大集團借政府統制名義壟斷中國重要的經濟金融部門，瘋狂斂取社會財富，嚴重窒礙了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的發展，是造成中國經濟衰敗、民眾生活悲慘的罪魁禍首。陳翰笙總結說：“政府獨占、一黨專政與仰賴外國軍事與財政援助已成了目前南京政府的三個主義。這三個主義恰好與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民生、民權、民族’背道而馳。目前中國的內戰在根本上就是（國共）兩集團分別保衛兩套主義的鬥爭。”這些文章對美國朝野輿論產生了重要影響，反對美國政府干預中國內戰的輿論呼聲最終迫使杜魯門總統一度中止了對國民黨的經濟軍事援助。美國著名的“中國通”費正清甚至認為美國之所以“失去中國”，與陳翰笙等人當年所作的宣傳工作不無關係。
（五）積極動員華僑華人和留學生回國建設新中國。早在1941年，周恩來領導下的中共中央南方局，就秘密派遣一批年輕的中共地下黨員先後通過國民黨官方留美考試，以留學生身份赴美，在留美學生中開展活動，目的是聯絡思想進步、傾向共產黨的理、工、農、醫科大學生，爭取他們學成後歸國建設新中國。這批黨員有計蘇華、徐鳴、賴亞力、薛葆鼎等人。與此同時，中共中央上海局也派出了陳一鳴、陳秀霞等同志赴美留學。這些中共地下黨員赴美後，與美共中國局同志取得聯繫，在其協助下積極開展對北美留學生的統戰和宣傳工作。到20世紀40年代末期，中國共產黨地下黨員和中國局黨員已經進入北美最大的中國留學生組織“北美基督教中國學生會”的核心領導層。1949年周恩來指示“中共在美工作領導小組”的中心任務是“動員在美知識分子特別是高級科技專家回來建設社會主義祖國”。1949年6月18日，“中共在美工作領導小組”的外圍組織全美性的“留美中國科學工作者協會”（簡稱“留美科協”）在匹茲堡正式成立，其宗旨為聯絡各地留美中國科學工作者（主要是留學生），爭取更多留學生回國建設新中國。留美科協成立後，採用各種豐富多彩的活動，如舉辦學術討論會、時事學習會和生活聯誼會等廣泛團結留美學生和科技工作者，號召他們積極回國參與新中國建設。此外，還出版《留美學生通訊》《留美科協通訊》等油印刊物，開闢“祖國來鴻”“祖國大小事”等專欄，大量介紹解放區和新中國欣欣向榮的景象以及回國知識分子學有所用、用有所成的情況。在“中共在美工作領導小組”和“留美科協”的積極努力下，許多原來搖擺不定的旅美知識分子漸漸卸下思想包袱，紛紛選擇回國參加新中國建設，進而出現了1948—1957年間的留學生第一次回國高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