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經歷
1861年5月7日,泰戈爾生於印度
西孟加拉邦加爾各答。由於是父母最小的兒子,拉賓德拉納特被家人親呢地叫做“拉比”,成為家庭中每個成員鐘愛的孩子,但大家對他並不溺愛。小拉比在加爾各答先後進過四所學校,雖然他對這四所學校都不喜歡,但他在長兄和姐姐的監督下受到良好的教育。泰戈爾在文學方面的修養首先來自家庭環境的薰陶。他進過東方學院、師範學院和
孟加拉學院。但是他生性自由,厭惡刻板的學校生活,沒有完成學校的正規學習課程。他從小就醉心於詩歌創作,從13歲起就開始寫詩,詩中洋溢著反對
殖民主義和熱愛祖國的情緒。13歲以後,泰戈爾發表了長詩《野花》、《詩人的故事》等。
1878年,他遵照父兄的競願赴英國留學,最初學習法律,但他不喜歡法律,於是轉入倫敦大學學習英國文學,研究西方音樂。1880年回國,專門從事文學創作。
1881~1885年,出版抒情詩集《暮歌》、《晨歌》、《畫與歌》,還有戲劇和長篇小說。戲劇和小說多取材於史詩和往世書,詩歌富於
浪漫主義色彩。
1884年,他離開城市到鄉村去管理祖傳的佃戶。他在這裡熟悉下層人民的生活,觀察祖國故土和自然。1901年,為實現自己的教育理想,他在孟加拉博爾普爾附近的聖地尼克坦創辦了一所學校,這所學校後來發展成為有名的國際大學。
1886年,詩集《剛與柔》出版,標誌著他在創作道路上進入面向人生與現實生活的時期。詩集《心中的嚮往》是他第一部成熟的作品,他的獨特風格開始形成。這一時期還寫了劇本《國王與王后》和《犧牲》,反對恢復婆羅門祭司的特權和落後習俗。
1905年以後,印度民族運動進入高潮時期,孟加拉人民和全印度的人民都起來反對孟加拉分裂的決定,形成了轟轟烈烈的反帝愛國運動,泰戈爾毅然投身於這個運動,充滿激情的愛國營人義憤填庸,寫出了大量的愛國主義詩篇。但是,沒有多久,泰戈爾就同運動的其他領袖們發生了意見分歧。他不贊成民眾焚燒英國貨物,辱罵英國人的所謂“直接行動”。他主張多做“建設性的”工作,比如到農村去發展自己的工業,消滅貧困與愚昧等等,但部分民眾不接受他的意見,由於失望,他便退出運動。從此以後,在一段相當長的時期內,他過著遠離現實鬥爭的遲隱生活,埋頭於文學創作。
19世紀90年代是泰戈爾創作的旺盛時期。從1891年起,在他主編的《薩塔納》雜誌上,發表《摩訶摩耶》等60多篇短篇小說,主要是反對封建壓迫,揭露現實生活中不合理現象。他發表了《金帆船》、《繽紛集》、《收穫集》、《夢幻集》、《剎那集》5部抒情詩集,1部哲理短詩《微思集》和1部《故事詩集》。收入《繽紛集》的敘事詩《兩畝地》是作者民主主義思想的最高表現。從《剎那集》起,他開始用孟加拉口語寫詩。他的第二部英譯詩集《園丁集》里的詩大多選自這一時期作品。
20世紀初泰戈爾遭遇到個人生活的不幸,喪偶、喪女、喪父的悲痛與傷感在詩集《回憶》、《兒童》和《渡船》中有真實記錄。他另有兩部長篇小說《小沙子》和《沉船》。
1910年,長篇小說《戈拉》發表,它反映了印度社會生活中的複雜現象,塑造了爭取民族自由解放的戰士形象;歌頌了新印度教徒愛國主義熱情和對祖國必獲自由的信心,同時也批判他們維護舊傳統的思想;對梵社某些人的教條主義、崇洋媚外也予以鞭撻。這期間還寫了象徵劇《國王》和《郵局》及諷刺劇《頑固堡壘》。同年,孟加拉文詩集《吉檀迦利》出版,後泰戈爾旅居倫敦時把《吉檀迦利》、《渡船》和《奉獻集》里的部分詩作譯成英文,1913年《吉檀迦利》英譯本出版,泰戈爾成為亞洲第一個獲諾貝爾文學獎的作家。
1915年,他結識了甘地。他同印度國大黨早就有聯繫,還出席過國大黨的代表大會。但是,他同國大黨的關係始終是若即若離的。他同甘地,有很真摯的私人友誼。但是,他對甘地的一些做法並不贊同。這兩個非凡的人物並不試圖掩蓋他們之間的意見分歧。同時從道義上和在社會活動中,他們總是互相尊重,互相支持。
1916年,泰戈爾來到日本,他對日本這樣充滿生機的一個新興國家,頗多感慨。後來他從日本又到了美國,以:“國家主義”為題,作了許多報告,他譴責東方和西方的“國家主義”。1929年,他訪問了加拿大之後到了美國,又遭到美國移民官員扣留和盤問。
1919年,發生了“
阿姆利則慘案”,英國軍隊開槍打死了1000多印度平民。泰戈爾非常氣憤,挺身而出,寫了一封義正辭嚴的信給印度總督,提出抗議,並聲明放棄英國國王給他的“爵士”稱號。
20世紀20年代泰戈爾仍堅持寫作,發表劇本《摩克多塔拉》、《紅夾竹桃》,長篇小說《糾紛》、《最後的詩篇》及一些詩作。
1924年,他訪問了中國。他從年幼時起就嚮往這個古老而富饒的東方大國,並且十分同情中國人民的處境,寫文怒斥英國殖民主義者的
鴉片貿易,這次訪問終於實現了他多年的願望。
1930年,泰戈爾訪問了年輕的社會主義國家蘇聯,他在那裡看到了一個神奇的世界,使他極為振奮,興之所至,寫成了歌頌蘇聯的《
俄羅斯書簡》一書。
1934年,義大利法西斯軍隊侵略阿比西尼亞(
衣索比亞),泰戈爾立即嚴厲譴責。1936年,西班牙爆發了反對共和國政府的叛亂,他站在共和國政府一邊,明確反對法西斯頭子佛朗哥的倒行逆施。1938年,德國法西斯侵略捷克斯洛伐克,他寫信給在那兒的朋友,表示對捷克斯洛伐克人民的關懷和聲援。
1939年,德國
法西斯悍然發動世界大戰,他又應歐洲朋友之邀,撰文怒斥德國“領袖”的不義行徑。泰戈爾一貫痛恨法西斯。但是對被欺壓的弱小民族,他則表示無限同情。特別是對中國,他更是始終抱有好感與希望。
1941年8月6日,泰戈爾在加爾各答祖居宅第里平靜地離開人世,成千上萬的市民為他送葬。
個人生活
泰戈爾的家庭屬於商人兼地主階級,是
婆羅門種姓,在英國
東印度公司時代財運亨通,成為柴明達地主。他的祖父和父親都是社會活動家,在當時積極贊成孟加拉的啟蒙運動,支持社會改革。他的父親對
吠陀和
奧義書頗有研究,是哲學家和宗教改革者,富有民族主義傾向,由於與社會上的傳統習俗格格不入,被習慣勢力祝為沒有種姓的外化之人。他有子女十四人,泰戈爾是家中最小的一個。就是在這個家庭,兄弟姐妹和侄輩中頗出了一些學者和藝術家。由於生長在這樣一個印度傳統文化與西方文化和諧交融的書香門第,因而泰戈爾從小就受到家庭環境的薰陶。
主要作品
中文名 | 體裁 | 年份 |
---|
《一個詩人的故事》 | 詩集 | 1877 |
《野花》 | 詩集 | 1880 |
《晚詩》 | 詩集 | 1881 |
《瓦米奇的守護神》 | 音樂劇 |
《歐洲旅人雜感》 | 散文 |
《晨歌》 | 詩集 | 1882 |
《畫與歌》 | 詩集 | 1883 |
《大自然的復仇》、《女王馬麗妮》 | 詩劇 |
《年輕王后的市場》 | 小說 |
《隨筆雜記》 | 隨筆 |
《短調與長調》 | 詩集 | 1886 |
《聖王》 | 小說 | 1887 |
《書信集》 | |
《馬雅的笑話》 | 詩歌集 | 1888 |
《國王與王妃》 | 戲劇 | 1889 |
《馬納奇》 | 詩集 | 1890 |
《犧牲》 | 戲劇 |
《大臣的招待》 | 政論 |
《夢想》、《殘害》 | 詩集 | 1891 |
《吉德拉》、《春之循環》、《國王與王后》、《馬達哈拉的水壩》 | 戲劇 |
《金舟》 | 詩集 | 1894 |
《剎那》 | 詩集 | 1901 |
《戈拉》 | 長篇小說 |
《回憶》 | 詩集 | 1902 |
《行為的報酬》、《失事》 | 小說 | 1903 |
《分歧》 | 詩集 | 1905 |
《吉檀迦利》、《新月集》、《飛鳥集》、《園丁集》、《游思集》
| 詩集 | 1910 |
《家與世界》 | 小說 |
《暗室之王》 | 戲劇 |
《郵局》 | 戲劇 | 1913 |
《鹿》 | 戲劇 |
《印度手記》 | 散文故事集 |
《生之實現》 | 演講集 |
《漂鳥集》 | 詩集 | 1916 |
《斷帶》、《四重唱》 | 小說 |
《我的回憶》 | 回憶錄 | 1917 |
《國家主義》 | 評論集 | 1921 |
《古道》 | 演講集 | 1924 |
《黃昏的旋律》 | 詩集 | 1925 |
《紅夾竹桃》 | 戲劇 |
《有閒哲學》 | 演講集 | 1929 |
《獨白之歌》 | 詩集 | 1931 |
《人類的宗教》 | 演講集 |
《我的童年》 | 回憶錄 | 1940 |
創作特點
作品主題
愛國主義
他的作品反映了印度人民在帝國主義和封建種姓制度壓迫下要求改變自己命運的強烈願望,描寫了他們不屈不撓的反抗鬥爭,充滿了鮮明的愛國主義和民主主義精神。
其創作多取材於印度現實生活,反映出印度人民在
殖民主義、封建制度、愚昧落後思想的重重壓迫下的悲慘命運,描繪出在新思想的衝擊下印度社會的變化及新一代的覺醒,同時也記載著他個人的精神探索歷程。
關於死亡
泰戈爾對死亡有著超乎尋常的認識,他說:“生命作為一個整體永遠不會把死亡看得很嚴重,在死亡面前它歡笑、舞蹈和遊戲,它建設、貯藏並相愛。只有當我們把個別死亡的事實同生命整體分離時,我們才會看到它的空虛並變得沮喪。我們忘記了生命的整體,死亡只是它的一部分,就好像是從顯微鏡中看一塊布,它看起來像一張網,我們注視著那些大大的洞,由於想像而顫抖。但事實是,死亡並不是最終的真實,它看起來是黑暗的,有如天空看上去是藍色的,但是死亡並不是變黑了的實體,正像天空並不在鳥的翅膀上留下它的顏色一樣。”“在泰戈爾筆下,死亡充滿著詩情畫意,令人心嚮往之。例如在《吉檀迦利》的最後階段,用了20餘首詩歌贊死亡,抒寫在死亡中與神同一的過程。
善惡觀念
泰戈爾是個
樂觀主義者,他認為世界是朝著絕對的善發展的,堅信惡最終將轉化為善。詩人認為,我們之所以有痛苦,是因為我們感受到有限,但這並不是固定不變的,並不是最終的,歡樂亦是如此。因此,善惡且不是絕對的存在,但對於有限的我們來說卻是真實的,必須通過《薄伽讚歌》中的業溶血,也就是通過無私善行的實踐而與無限者的活動統一起來,以獲得宇宙生命或道德生命。
他說,“生活在完全的善中就是在無限中證悟了人生,這就是最全面、最深刻的人生觀,也就是我們通過內在的道德力量所能具有的對整個人生的看法。佛陀的教義是要把這種道德力量修煉至最高程度,要懂得我們的行動範圍不應束縛於狹小的自我領域內。”“當佛陀沉思使人類從痛苦的束縛中解脫的途徑時,他已經達到了這種真理:即當人類通過把個別融合於普遍而獲得最高的目標時,人類就從痛苦的束縛中解脫出來。”正由於如此,泰戈爾對佛陀推薦備至,詩作無處不體現著這種從一切處去體會個體和整體的聯繫。
風格
泰戈爾在詩歌、體裁、語言及表現方法上能夠大膽創新,別具一格。體裁上把現實題材處理成具有冥想因素,把冥想體裁處理為具有現實成分;體裁上,詩人創造出“故事詩”和政治抒情詩的形式;還致力於創造自由體詩。泰戈爾善於學習和運用人民生活中的口頭語言,使詩歌的語言清新活潑;在創作方法上,他把現實主義和浪漫主義有機的結合起來,只是在抒情詩中,浪漫主義成分較重,在敘事性作品中,現實主義成分較多。
泰戈爾作品中的女性來自各種不同的種姓和階層,也有著不同的身份。如童養媳、守寡少女、陪葬寡婦、被騙失身的幼女、印度傳統家庭婦女、受過高等教育的名媛、擁有新思想的知識女性等,這些女性形象身份或單一呈現,或揉合紛雜,往往被塑造成傳統陋習的犧牲品、美滿愛情的追逐者和作者理想中的印度新型女性。
印度婦女的低下地位和悲慘處境是政、族、神、夫四權束縛的結果,是印度宗教社會造成的種種弊端的反映。泰戈爾以寡婦們獨特經歷的關注以及其中表露出的鮮明情感,化作犀利的筆刀,直接指向了充斥著童婚制、包辦婚姻、少女守寡、寡婦殉夫、嫁妝制度等種種不合理、不人道、歧視婦女的印度教傳統陋習,表現她們境遇的悽苦、經歷的曲折和反抗的無助,控訴這些傳統陋習的積弊和給廣大印度婦女帶來的深重苦難。
人物影響
泰戈爾的詩風對中國現代文學產生過重大影響,啟迪了
郭沫若、
徐志摩、謝婉瑩等
一代文豪,其中許多作品多次被譯成中文。泰戈爾的《
飛鳥集》影響冰心,使她寫出了《繁星·春
水》。
人物評價
儘管泰戈爾也受到
西方哲學思潮的影響,但他的思想的基調,還是印度古代從《梨俱吠陀》一直到奧義書和吠檀多的類似泛神論的思想。這種思想主張宇宙萬有,同源一體,這個一體就叫做“梵”。“梵”是宇宙萬有的統一體,世界的本質。人與“梵”也是統一體。“‘我’是‘梵’的異名,‘梵’是最高之‘我’。”“人的實質同自然實質沒有差別,兩者都是世界本質‘梵’的一個組成部分,互相依存,互相關聯。”泰戈爾以神或“梵”為一方,稱之為“無限”,以自然或現象世界以及個人的靈魂為一方,稱之為“有限”,無限和有限之間的關係,是他哲學探索的中心問題,也是他詩歌中經常觸及的問題。泰戈爾跟印度傳統哲學不同的地方是:他把重點放在“人”上面,主張人固然需要神,神也需要人,甚至認為只有在人中才能見到神。
(季羨林評)
泰戈爾“是個真正的詩人,而且是個新型的詩人,他能使東方和西方的想像互相理解。他的天才是抒情的”。(英國政治家吉爾伯特·默里教授評)
“泰戈爾不僅是對世界文學作出了卓越貢獻的天才詩人,還是憎恨黑暗、爭取光明的偉大印度人民的傑出代表。”(周恩來評)
“耆賢不作,聲委無聞,東方文明,喪失木鐸,引望南鄰,無任悼念。”(蔣介石評)
“泰戈爾是歌頌自然的詩人,也是改革現實的健將;是東方精神的號兵,也是國際主義的旗手;是印度的兒子,也是亞洲文化的衛士、世界文明的前驅;他曾為印度不合作運動而忿怒,他曾為中國反侵略戰爭而吶喊,他曾為東方兄弟的命運而憂思,他曾為西方朋友的學術而賓士。”(國際反侵略運動中國分會評)
“泰戈爾是一個人格潔白的詩人”,“一個憐憫弱者,同情於被壓迫人們的詩人”,“一個鼓勵愛國精神,激起印度青年反抗英國帝國主義的詩人”。(沈雁冰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