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煉是南海某家具廠的學徒，2003年南下廣東，到2008年打工已5年，2008年9月14日失蹤，那一天是中秋節，工廠發給羅煉一盒月餅，他吃了2個、留下2個，並在月餅盒內留下紙條一張：“終生役役而不見成功，苶然疲役而不知所向，諱窮不免，求通不得，無以樹業，無以養親，不亦悲乎！人謂之不死，奚益！”28年前，一封署名“潘曉”的讀者來信《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攪動了一個時代。媒體開始聚焦走失的青年農民工羅煉。
基本介紹
- 中文名：羅煉
- 國籍：中國
- 出生地：瀏陽沙市鎮
- 性別：男
- 籍貫：湖南
- 聚焦原因：走失
失蹤事件,個人性格,痛苦之夢,社會反思,
失蹤事件
2008年9月14日失蹤時，24歲的羅煉是南海某家具廠的學徒。
外來工羅煉失蹤了，他為什麼出走，為什麼留下這些話語？出走之前，有誰了解他？我們在尋找羅煉，也在尋找答案。
和羅煉一樣，成千上萬帶著夢想的外來工來到南方。作為獨立個體，他們渴望尊重，渴望成功，渴望被關懷。但現實將他們禁錮在流水線上，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他們的才華或許被埋沒，他們的思考或許被忽視。有多少人曾經追問，除了工資，他們需要的是不是還應該更多？千萬個打工仔中的一個，羅煉，失蹤了。我們 尋找，尋找答案。
個人性格
有點“怪”的80後工友
羅煉照片
羅煉照片兩個多月來，工友、親人不停地尋找羅煉，只有他身在湖南的老父親還不知情。他是生是死，去了哪裡，為什麼離開，還會不會回來？至今成謎。
他不愛說話，有點清高
“我總有一種感覺，他不適合做這行”，28歲的鄧豐如是羅煉的師傅。今年3月，羅煉被三姐夫朱建鋒介紹到廠里，跟著鄧豐如做學徒，每天負責為家具上漆。
油漆工是個耗時間也要體力的工種。譬如為一個兩扇門的衣柜上漆，“噴少了色淺，噴多了太重，兩邊還要均勻”，流水線作業外，還要將家具搬來搬去。到家具廠前，三姐夫徵求羅煉意見，說工作很苦很累，月工資只有五六百元，但羅煉接受了。
身高1米73左右的羅煉略顯單薄，“他剛來時很多東西搬不動，說過很累，後來就慢慢習慣了”，鄧豐如覺得這個徒弟有點怪，“比較內向，不愛說話，從來是問一句答一句，不問就什麼都不說”。
鄧豐如說“我是他師傅，年紀也差不多，從來沒把他當徒弟看，可就是不知道他有什麼想法”；同住的工友也說不了解羅煉，“他從不肯主動和我們談話，有點清高”。有人覺得羅煉很幸運，在家具廠有七八個老鄉，但不善交往的羅煉卻顯得“不合群”，甚至有點孤寂。
羅雙歸算是和羅煉談得來的工友。工廠今年9月搬遷前，10人同住的宿舍里，羅煉分在靠門一張床的上鋪，羅雙歸住在對鋪，又是羅煉的“師兄”（跟同一個師 傅）。在羅雙歸的印象中，半年來羅煉只主動說過兩次話，一次是問出師後每個月能賺多少錢；另一次是說自己以前跑地產時，踩著腳踏車跑業務，一個月把車坐墊都 磨爛了。
他看的書之乎者也，工友不懂
羅煉的“不合群”不僅是話少。
“他很愛乾淨”。工友們說，每天上工，油漆會灑上工衣、手臉和頭髮，時間久了衣服前襟各種污漬顏色混雜，手指間也是駁雜的油漆，不少工友懶得洗就直接去吃飯，“他不會，一下班就會去換衣服洗澡”。
工友們每天早上8點上班，晚上10點半左右下班後，是一天難得的放鬆時間。所謂放鬆，“一般只有聊天和打牌”，羅煉卻習慣燒些熱水，邊泡腳邊看一本厚厚的《莊子》。
“他的書我們看不懂，都是之乎者也”，同住的工友鄧彰合說，他曾翻過幾頁羅煉看的書，覺得太過深奧並不喜歡。他稱工友們平日看的多是小說和雜誌，工廠所在地較偏僻，能借到買到的書不多，“羅煉也找我借過書看，易中天的《品三國》，他看得比我還快”。
工友們下班後也會湊在一起閒聊和打牌，玩麻將、鬥地主，羅雙歸說這些活動羅煉大部分不參與，有時在一旁看也不做聲。剛搬到新廠時，廠里活計少工人們常休息，羅煉也曾打牌，但僅有的幾次都非常謹慎，“手裡的牌沒贏的希望，絕不拿底牌”。
他不愛上QQ，手機里沒幾條簡訊
夜裡工友們聊天，話題常常會談到女人。工友開玩笑說“廠里沒女工，這裡是‘和尚班’”時，羅煉從不插嘴，偶爾玩笑開到他頭上，“他會很認真，總說‘你們別再說我了’”。
工廠的生活簡單而枯燥，手機也是工友們與外界接觸的最重要方式之一。
羅雙歸說，今年有幾個工友換了手機，工作間隙開始流行玩一種叫“華容道”的手機拼圖遊戲，“我是最快拼完讓曹操脫險的，可羅煉弄了一晚上都沒搞定，有人還笑他”。羅雙歸還記得，“羅煉很認真，專門找木板做了個拼圖，花了一個月時間，一下班就練”。
鄧彰合說，工友們無聊時很多用手機和網友聊天，羅煉則不然，“他手機里沒幾條簡訊，只存著3個姐姐的電話”。據說，羅煉的手機款式很老，“存的歌也是《夜來香》什麼的”。
儘管被工友們覺得比較怪，但“他至少有時還和我們一起玩”，老鄉兼工友羅雙歸這樣評價羅煉。在有的工友看來，羅煉有一幫老鄉工友，有個住得離工廠不遠的姐姐、姐夫隔三岔五地操心問候，理當不會落寞。
“沒人真正了解他”
羅煉有三個姐姐，大姐和二姐在湖南老家，三姐和三姐夫在佛山高明做生意。姐姐們說，她們都不了解這個最小的弟弟，只懷疑母親2006年的死對他打擊很大。羅煉失蹤後，宿舍中留下一本日記，其中撕得僅剩一篇，三個姐姐從這篇日記猜測，弟弟的失蹤可能與母親之死有關。
羅煉2002年高三未參加高考，輟學讀職中。2003年被學校推薦到深圳一家電子廠打工，因工作辛苦，後在家人幫助下到珠海一家製衣廠負責發材料，後來再到印刷廠打過工、推銷過太陽能，進過咖啡廳做侍應，2005年還做過1年小區保全，去年底跑過地產推銷，後來還在中山幫二姐看店不到半年，直到今年被三姐夫推薦去做油漆工。
“他心很高”，二姐羅娟說，弟弟去年跑地產時甚至還寫過一份計畫，想像著幾年後自己開幾家分店，甚至未來自己的公司怎樣上市，“很理想化的一個人，但真正做起來很難”。
羅煉母親死於2006年，“在老家煤氣中毒，到現在也不知道是意外還是自殺”，三姐羅蕊說，弟弟平日很少打電話回家。那段時間，卻幾乎每天給在老家的父親打電話，“只問吃飯了沒之類，一直打了半個多月，我知道他很孝順，是用這種方式來安慰父親”。大姐羅雅稱父親當時表示，老伴走了為了兒子也要活下去。
“（家裡）沒人真正了解他”，羅娟說，或許是母親過世帶來的陰影，或許是家中獨子的心理壓力，或許是家人對其期望太大，三個姐姐心目中的弟弟已經長大成人，雖還沒有結婚，也不知道是否談過戀愛，“我們從物質上可以幫到他，他的想法方面並沒怎么關心。有時也不敢說他，或者不能說得太重”。
獨自抽菸喝酒後一去不歸
羅煉失蹤後，他的家人、工友找遍了工廠附近的超市、網咖，報警並在網上發尋人啟事，至今一無所獲。工廠宿舍床位悄然易主，他的被褥、書籍被清理後不知所蹤。在羅煉失蹤12天后，廠方貼出通知，稱他長時間曠工，因而工廠單方面解除契約。
“看了他留下的紙條，我曾想過他可能會想不開”，三姐夫朱建鋒說，周圍一帶幾乎找遍，但生不見人，死不見屍。“如果找不到他，我父親算是完了”，大姐羅雅擔憂。身在家鄉的老父如今還不知情，家人曾找了一個堂弟冒充羅煉給他打去電話。如今年關已近，“往年過年他都會回家，和家人一起團圓”。
痛苦之夢
羅煉，是個文弱內向的男孩，2003年跟隨他的三個姐姐一起，相繼南下到珠三角打工。羅煉的父親，在故鄉附近的城市尋找打短工的機會。他的母親，像每一個丈夫和子女在外地打工而自己留守在鄉間勞作守望的農村婦女一樣，在老家種地餵豬，勤勉和儉樸到無以復加。 羅煉個性過於內向，總是默默看書，不愛跟人交往。但這些經歷和遭遇，和千千萬萬翻越南嶺後，星羅棋布在珠三角各個工地和工廠的三湘子弟一樣，似乎是命運預先設定的人生軌跡，正常到麻木，讓人覺得再追問一句都屬多餘。仿佛只有在出事的時候，才會讓人意識到這些沉默的大多數的存在。
羅煉
羅煉羅煉天性溫柔敦厚的媽媽，未及從她與生俱來的的賢良美德和勤樸勞作中得到一絲一毫應有的回報，就在老家的一個小房間裡撒手西去。等到鄰居找到她時，陪伴她冰冷的屍體的，是半瓶白酒和一爐已然熄滅的煤火。那時她的四個孩子和丈夫，都還在外面打工，而她剛剛在幾天前獨自一人度過了自己53歲的生日。
羅煉的媽媽從來不會也不願向別人傾訴任何痛苦。她總是習慣於默默承受，忍受一切孤單和失望、一切吞噬人心的負面情緒，到再也無法承受時，就會自己悄悄倒下。羅煉的性格，有點像他媽媽。有著一顆敏感而脆弱心靈的羅煉，是如何承受這種遽然襲來的噩耗的，相信這是對他最大的一次打擊。
但無論如何沒有想到，羅煉在兩個月前的中秋之夜，從他打工的珠三角大地遽然消失。沒有人知道他的去向，甚至沒有人知道他的生死。他的姐姐姐夫說，他走得如此決絕，甚至沒帶走手機和身份證，身上也只有區區幾十塊零花錢。
讓人心酸的是，他的那些同樣在外打工的姐姐們，竟然因為害怕大人們的責罵和著急，向所有的親人們隱瞞了這件事，直到弟弟出事兩個月後百般無奈之下才悄悄跟大人們說起。
得知此事之後，想起發生在北京的丈夫拒絕簽字致孕婦死在手術台上的事件。那對被命運折磨的苦命夫妻，丈夫是酷愛讀書堅信書中自有黃金屋自有顏如玉的湖南衡陽下崗工人肖志軍，妻子是那個甘願追隨肖志軍走遍天涯也相信夢想終會成真的湖南邵陽女孩李麗雲。後者連同她的夢想和腹中的新生命一起，慘死在異鄉的手術台上，前者至今不知道是否已從接二連三的人生噩夢中走出來。
羅煉的命運又與之何其相似，他留下的字條既讓人心驚肉跳，又讓人黯然神傷：“終生役役而不見成功，苶然疲役而不知所向，諱窮不免，求通不得，無以樹業，無以養親，不亦悲乎！人謂之不死，奚益！”……和肖志軍、李麗雲一樣，他也有夢想，他試圖讓夢想改變自己的命運，可是這個夢想和周遭的世界是如此格格不入。
和夢想相比，生活是如此殘酷，他的手機只有包括他三個姐姐在內的寥寥幾個電話號碼，他甚至找不到能聽他傾訴的人，他周圍的人包括他的姐姐都不了解他在想什麼，而他這些遠在千里之外未通音訊的表哥們，又似乎跟他處在完全不同的另外一個世界裡。只有在他出事後的報導里，才知道，這個在油漆車間裡幹活的羅煉居然沉浸在莊子的世界裡，難道他試圖讓哲學來承載他的夢想？！
可是天之驕子的夢想時代早已經一去不復返，命運讓他再難複製這些人的人生路徑。即使他有上大學的機會，畢業時算算也正好趕上擴招後畢業即失業的大潮，可能正在充當千軍萬馬考公務員的炮灰。以他內向而敏感的個性，或許會有更大的落差。
而等到他隨著打工大潮南下淘金時，打工致富的夢想，也早已漸行漸遠。在故鄉，不知道從什麼時候開始，打工致富後衣錦還鄉蓋房開店的佳話，已漸漸讓位於天災人禍頻頻相連的種種噩耗。
在這樣劇烈動盪又希望渺茫的現實中，越是心有夢想而存慧根，想守護著什麼的人，越是自絕於這個環境。和肖志軍李麗雲一樣，愛讀《莊子》的外來勞工羅煉，其實早已被這列飛速前進的時代列車遠遠地拋棄在不知身處何處的小站上。
這種痛苦的絕望，比賈樟柯電影《站台》里的北方小縣城青年更殘酷，因為漫長的打工生涯里，羅煉他們已經習慣了從鄉村奔向城市文明的人生路徑，更無力擺脫這套外界評判成功標準的世俗邏輯。
3年前佘祥林案發時感嘆：對生在農村而喜歡寫詩的佘前妻張在玉來說，浪漫是種罪。我想，對身處社會底層“終生役役而不見成功，荼然疲役而不知所向，諱窮不免，求通不得”的羅煉來說，有夢也是種罪，越有夢越痛苦。
甚至又想，對羅煉來說，如果他僅只是在某條山溝里渾渾噩噩地放羊，在某個小城鎮裡做呼嘯來去的小混混，也許不會有這種痛苦……一次春節回鄉時，曾親耳聽到有人討論在珠三角搶劫的經歷，那種咬牙切齒的興奮讓人極為震撼。這難道就是這個時代給青年們的出路？
社會反思
中國農民工群體有1.2億人，其中進入製造業的占30%，占全國出口加工製造業就業人數的68%，中國的進出口額11547億美元，主要靠製造業，推動中國經濟快速增長的人正是農民工，沒有這個群體的發展，就沒有中國的可持續發展。 20多年來，中國農民工為國家經濟的迅猛增長做出了巨大貢獻(由於不享有中心話語權，他們所做的貢獻往往被社會所忽視)，但農民工自己卻受惠不多，猶如他們在城市建起一座座富麗堂皇的高樓大廈，最終卻必須離去，讓別人來享用。
羅煉
羅煉據全國總工會不完全統計，到2004年11月中旬，全國進城務工的農民工被拖欠的工資約有1000億元。為了索要農民工的1000億元欠薪，整個社會至少要付出3000億元的成本。
外來工合理的工資報酬權屢屢受到用人單位的侵害，這主要表現在：一是同工不同酬，外來工雖然從事的是與城市人同樣的工作，卻拿著不一樣的報酬；二是加班不給加班費或少給加班費；三是拖欠甚至拒付工資。
近年來，國內因拖欠農民工工資而引發的糾紛大量增加，其中不乏命案，最近引起廣泛關注的甘肅民工王斌余殺四人案不過是最新一例。
除了拖欠工資外，農民工合法權益被侵害還表現在工作環境惡劣、缺乏勞動保護、逾時疲勞工作現象十分嚴重，以及由此引發的職業病和工傷頻發。2002年廣東省勞動和社會保障廳的有關資料顯示，珠江三角洲的外來工每天工作8小時或以下的僅占三成，其餘七成超過8小時，10-12小時者占3成多，12-14小時者占四成多，每月沒有休息日者竟占到四成七。同時，他們加班並不一定能拿到加班費，因為一些經營者把加班當成了盤剝農民工的又一手段。不同所有制企業的外來女工的工作疲勞度存在較大的差異。相對來說，國有企業的女工工作最輕鬆，只有3.8%的人認為“非常疲勞”，覺得“比較疲勞”的也不到三成。在私營企業打工的外來妹工作最辛苦，六成多的被訪者下班後覺得“非常疲勞”或“比較疲勞”，比國有企業高出三成。
出人意料的是，有調查顯示，許多工人還是想加班，常見的說法是，“因為不加班工資很低”，由此可見，僱主把單位時間的勞動報酬壓到最低，迫使工人選擇用加班形式多掙一點錢。此外，對工人封閉式的管理把各個工廠與外部世界隔離開來，工作之外單調而貧乏的業餘生活，使他們能夠忍受加班的疲勞。
有學者指出，農民工的心理特徵正像邊緣性人格障礙症患者一樣，現實對欲望的無法滿足帶來了他們對現實的憤怒，農民工在對城市、農村雙向逃避的同時，也有對城市、農村的雙向對抗，如對現實社會的反感、不滿及敵對情緒，背離傳統道德，代之而起的是欺詐、行騙、及時行樂等極端個人主義等。這一觀點似乎在對農民工犯罪問題上得到了回應。
學者呼籲，應給予農民工更多的社會支持，增強其耐受、應付和擺脫緊張處境的能力。建議有關部門加強管理，改善農民工的生活條件，保護他們的合法權益，從而有益於他們的身心健康。
根本解決之道：讓農民成為市民
“外來工現在考慮最多的不是工資多賺100元還是少賺100元。2001年中國城鎮職工平均工資為每月800多元，東莞的外來工已經可以達到這個數字，”劉開明說，“如果外來工在城裡可以過上小日子，孩子可以在城市上學，家人能夠在城市團聚，能夠在城市裡看病，能夠獲得各種社會保障，可以在城市安定下來，這個意義遠比多賺一兩百元工資要大。”
“如果阿星與他的父母、姑姑住在一起，就有一個社會支持網路、制約系統，阿星就不可能殺人。遺憾的是，阿星的父母在深圳工作了十多年，仍然不能在深圳定居，社會體制不能給他們穩定感。”
社會學家們的調查顯示，由於農村依舊貧困，返鄉的外來工大多數仍然會尋找機會外出打工，打工幾乎成為他們改變命運的惟一途徑，但城市又不允許他們定居下來，於是，農民工就只能在城市與鄉村之間進退，並隨著民工潮的漲伏而鐘擺式地在城市與鄉村間來回擺動。
“由於個人能力、受教育程度、綜合文化素養、發展機遇、勤奮程度、職業性質而產生貧富的不均以及收入的差異，是經濟發展初級階段正常的社會現象，但如果貧富懸殊與身份差異是因為制度設計的不合理而造成的，就是社會的不公正。”
民工問題的根本解決之道，是讓他們分享經濟發展成果，建立社會支持體系，讓農民工轉化為城市市民。目前，以戶籍管理制度為標誌的城鄉分割制度，是農民流動和城市化適應的最大障礙，也是中國城市化進程的最大障礙。
城市不是農民工的家，他們當然也不會全身心地愛護這個不是家的地方。各種犯罪和不文明行為就是農民工過客心態的體現。
根據國家統計局2004年數據，中國現有進城農民工1.2億人。他們主要是來自中西部貧窮的農村地區，只接受過國中教育且年紀在30歲以下的年輕人，其中82%的人到了廣東、浙江、上海、北京、江蘇、福建和天津等經濟發達地區，僅廣東就占47%，主要分布於製造業(30%)，建築業(23%)，社會服務業(10%)，住宿餐飲業(7%)，批發零售業(5%)。他們已成為中國產業大軍的主力，占全國加工製造業總數的68%，占建築業的80%，占第三產業的批發、零售、餐飲業的52%以上。2004年，中國的國內生產總值(GDP)達到136515億元人民幣，外貿進出口總額11547億美元。而創造這一經濟奇蹟的主要是密集於出口加工製造業的外來農民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