罰九，蒙古族古代刑罰。蒙古族自古崇九，把九看作眾多而神聖的數字，牲畜又是賴以生存之源，故以科罰九頭牲畜作為懲罰犯罪行為的一種計量單位。依罪行之輕重，罰以九或九的數倍牲畜，無畜可罰者，以身充奴。初在民間以習慣法流行。成吉思汗時代，以成文法《札撒》的形式，加以規定，盜竊家畜者，以九倍賠償。元代，參照金律、漢律，制訂了《至元新格》、《大元通制》等較完整的刑法，但罰九之習慣，仍在蒙古遊牧民中流行。元亡，蒙古貴族北徙，各部領主或以習慣法，或制訂法令(單獨或聯合制訂)，治理本部遊牧民，故罰九之俗又在明清時期盛行起來，充斥於法令中，如《俺答汗法典》、《白樺法典》、1640年《蒙古一衛拉特法典》、《喀爾喀法典》等，均有大量罰九的規定。清朝為治理蒙古各部制定的《蒙古律例》、《理藩院則例》中，也採用了罰九的形式。上述法典、法令豐富了罰九的內容，不僅使用於盜竊牲畜，也使用於刑事犯罪、民事糾紛和其他“違法”行為。如患傳染病者將疾病傳染他人致死者，除杖責之外，還要罰九九以上的牲畜，即使被傳染者病癒，也要罰三九牲畜。瘋狗咬死他人，其主人要罰償命費及三九牲畜。罰九的數目依罪情之輕重或偷盜物品的貴賤而定，如盜取駱駝一峰，要罰15個九的牲畜(見《蒙古—衛拉特法典》)。九畜的內含，因時因地有所不同。《俺答汗法典》規定為“馬2匹、牛2頭、綿、山羊5隻”。《喀爾喀法典》1709年條例規定為“牛4頭，綿羊5隻”，1728年條例則規定全部為大牲畜。嘉慶二十年(1815)《理藩院則例》規定為“馬2匹、公牛2頭、母牛2頭、三歲公牛2頭、一歲公牛1頭”。罰九制度為研究蒙古法制史及社會經濟、生活習俗的重要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