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庸之妻(太宰治創作短篇小說)

《維庸之妻》是日本作家太宰治創作的短篇小說。

《維庸之妻》發表於1947年，雖然此前對這部作品的解讀往往基於太宰治本身的矛盾與錯亂以及無賴派的虛無壓抑，讀者依然能夠看出它一改太宰治一貫的頹廢與仄世風格，體現出一種對生命的崇敬與尊重。

基本介紹

• 作品名稱：維庸之妻
• 文學體裁：短篇小說
• 作者：【日】太宰治
• 發表時間：1947年

內容簡介

文中的大谷妻子，本是一個不問世事，一心相夫教子的平凡主婦。由於丈夫大谷欠下酒館的酒錢，妻子不得不離開家到酒館打工還債。在酒館，包括大谷在內的客人們不再以大谷妻子稱呼她，而是替她取了一個嶄新的名字：阿椿，這個新名字的確立暗示了她脫離大谷已成長為一名獨立的新女性。

人物介紹

大谷

《維庸之妻》中的大谷對於兩性地位的認知，是絕對男權的。他認為“女人沒什麼幸福不幸福的”。言下之意，女性不具備思考自身幸福的能力，是缺乏精神世界的低等生物。同時他認為作為男人無論做任何事情都應該被原諒，偷盜、不忠、卑鄙都是因為“男人儘是不幸。男人時時刻刻在與恐懼掙扎。”因為只有男人才有感知精神與心靈的資質。妻子為了替自己還債而不得不去酒館打工，自己每天都睡在情婦那裡，在他看來，都是男性比女性高等使然。大谷是位小有名氣的作家，然而受戰敗頹廢思潮的影響、對現實的虛無不振和自身的靈感殆盡都充滿恐慌，這與作家本人的氣質不謀而合。大谷不忠、偷盜、厭世，這個形象符合無賴派“真實”大於一切的文學理念，然而這樣的“真實”，絕大多數只是古怪、醜惡、病態、罪惡等接近動物性的無意識的本能。

小早

與大谷形象產生強烈反差的是妻子小早，一個具有完整社會性的人，她遵從傳統道德婦女柔順的禮儀，努力用智慧和誠意維繫著最小的社會團體—家庭，體現了人類自律等社會性對現實以及兩性關係的制衡。作品不遺餘力地刻畫著男人放浪形骸、脆弱猥瑣，女人鎮定堅守、柔韌敦厚，似乎只是在冷靜地展示著男權社會中女性的艱難際遇。然而象徵男權統治的動物性、真實、本能都己不再是炫耀的資本，相反，這些行為在女性自律與制約對照之下更顯得自慚形穢。太宰治以女性的凝視以及對女性積極向上態度的客觀描述，隱匿地表達了相同的態度：如若真實等同於動物性，就應該遭到擯棄，社會地位並不取決於性別，而取決於如何達到兩性、人與自然的和諧與平衡，因而男權的統治地位也並非理所當然。

小早的孩子孱弱多病無錢醫治，她卻不敢開口向丈夫要一分錢，明知道即使家中窮得只剩一個子兒，丈夫仍是胡亂喝酒花個精光，她也只是忍氣吞聲。丈夫家常便飯性地出軌、偷盜惹來麻煩，小早一心只想善後，居然背著孩子去酒館打工替其還債。不僅如此，甚至還覺得“為什麼我們早不這樣呢。現在的我，好幸福啊。”她對丈夫的馴順謙服甚至到了令人不齒的地步。

作品鑑賞

《維庸之妻》關於生命的討論極其直白。大谷毫無猶豫地多次表露自己“想死想得不得了”，“我自從出生就整天想著要死。為了身邊的人，我還是死了的好。這是絕對沒錯的。可即使是這樣，我還老死不了。真是怪了，一定是冥冥中有神靈不讓我死。”這種對死亡一廂情願的表白，表達出戰後日本人尤其是男性集體“生而絕望”的心態，作為男人大谷己經喪失了基本的責任與承擔，與小早的堅強形成強烈反差。不僅如此，大谷常常害怕地鑽進妻子的被窩，口中念叨“好可怕，好可怕啊。我好害怕啊！救救我！”男性與女性身份認知的顛倒，處處體現出大谷無顏面對妻兒的負罪感，並表達了對家庭回歸以及重獲家庭接納的嚮往。太宰治看似在探討兩性關係，實則披露出經歷了戰爭毀滅性傷痛的人類，對於生命重新的認知與救贖。

也許太宰治本人也並未完全意識到，他關於兩性共處範式的探討，在其自殺身亡30多年後，與70年代興起的生態文學批判遙相呼應，相得益彰。大谷對死的嚮往，是一種反面的意象。

作者簡介

太宰治，日本“無賴派”文學代表作家，與川端康成、三島由紀夫並稱戰後文學的巔峰人物。出生於富豪之家，本名津島修治。中學期間，開始創作小說、雜文、戲劇，對泉鏡花、芥川龍之介的作品相當傾倒。芥川的自殺對他產生了相當大的衝擊與影響。一九三〇年，進入東大法文科，初會井伏鱒二，奉為終生之師。同年他以資金援助的形式參與了日本共產黨的重建工作，兩年後與左翼活動脫離關係。一九三五年憑藉《逆行》入圍第一屆芥川獎。他的很多重要作品，如《東京八景》、《小丑之花》、《晚年》、《斜陽》、《人間失格》等，多為自我生活的寫照，表現日本社會與現代人精神與感官世界的雙重萎靡。太宰治曾多次自殺未遂，最終在三十九歲時與最後一位愛人相約投水自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