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克多·埃米爾·弗蘭克爾

維克多·埃米爾·弗蘭克爾（Viktor Emil Frankl M.D.）是享有盛譽的存在-分析學說的領袖。他所發明的意義治療(Logotherapy)是西方心理治療重要流派。

維克多·埃米爾·弗蘭克爾（Viktor Emil Frankl M.D., Ph.D. 1905-1997)美國臨床心理學家。出生於奧地利，1930年在維也納大學獲得醫學博士學位，1949年獲得哲學博士學位。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是美國國際大學的著名教授，並任哈佛大學、史丹福大學、迪尤省大學和南衛理公會大學的訪問教授。 弗蘭克爾是言語療法的奠基者，其治療理論被稱為維也納第三精神治療學派，前兩個學派為S.弗洛伊德學派和A.阿德勒學派。本世紀20代，弗蘭克爾開始發表論文，第一篇論文應弗洛伊德約稿刊布於弗洛伊德的《國際精神分析》雜誌上，第二篇論文應阿德勒約稿刊布於阿德勒的《國際個體心理學》雜誌上。然而，由於他的非正統觀點，他被先後開除出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學會和阿德勒的個體心理學學會。此後，弗蘭克爾受到O.施瓦茨和R.阿勒斯的影響，特別是存在主義者L.賓斯萬格和現象學家M.謝勒的影響，不再信奉精神分析和個體心理學，開始倡導其獨特的體系。早在40年代，弗蘭克爾的理論就具有人本主義的傾向。他認為，人的主要動機是要理解生存的目的與意義，揭示自己生存的秘密。他把這種動機稱作“探求意義的意願”。

基本介紹

• 中文名：維克多·埃米爾·弗蘭克爾
• 外文名：Viktor Emil Frankl M.D
• 國籍：奧地利
• 出生日期：1905
• 逝世日期：1997

個人簡介

動物尋求快樂與征服，卻不懂生存的意義；人的本性在於探求意義。由於“探求意義的意願”是人的主要動機，因此，倘若在現實生活中這一內在的欲求受到阻礙，就會引起人的心理障礙。啟發患者去發現生活的意義，是言語療法的核心。

言語療法的實質在於，治療者應使患者逐步認識到死亡、痛苦、不確定性的必然性，面臨這些遭遇不可避免地會使人感到焦慮、恐懼、失望和罪惡感。患者有時為迴避這種焦慮感，會歪曲自己的內心體驗，生活在不真實的存在之中。引導患者懂得只有通過忍受這些焦慮和痛苦，並在與這些困難作鬥爭的過程中，才能體驗到自己存在的意義和目的。治療的最終目的是喚起患者的責任感，徹底了解自己存在的意義和目的，對自己的生活道路有明確的方向。

弗蘭克爾的言語治療是以“人類對意義的探索”為依據的，因此他給他的成名作定名為《人類對意義的探索》。這部著作以弗蘭克爾在納粹集中營的親身經歷，包括在臭名昭著的奧斯威辛集中營的經歷，闡述了他能倖存下來的唯一支柱是對生活意義的理解，並由此提出言語療法的理論與實踐。他後來的一些著作有：《活出生命的意義》、《意義的意願》、《無意識的上帝》、《聽不見的要求 意義的呼聲》、《精神治療和存在主義》、《醫生和心靈》等。這些著作詳盡闡述並發展了他的言語療法。

人物生平

弗蘭克爾意義治療理論的核心是“意義”。這個意義是獨一無二，只有人“能夠且必須予以實踐”的。這與薩特所說的“自為”的存在不同，意義不是由自己創造，而是要求人們去探索的。如果把意義看作自我表現或願望的投射，那么“它將失去了挑戰和要求的特性而不能再鼓舞人的勇氣和上進。”人生的基本動力即是尋求意義的意志，而神經症患者恰恰缺乏這種意志。

由於求意義意志的受挫導致了弗蘭克爾所說的“心靈性神經官能症（Noogenic neuro-ses）”，它源自人類存在的心靈層次，當人憂慮或失望超過生命價值感時便出現。這是一種“靈性的災難”，而不是病理學意義上心理疾病。因此，人類有些內心衝突是正常而健康的。意義治療的目的便是協助人們認識自己的生命課題，找出他生命中的意義，激發他的潛力。

在探索意義和價值時，是可能引起人類內在緊張的。但這種緊張是心理健康的先決條件。弗蘭克爾認為的人類存在的最重要的本質是“負責”，所以意義治療中應讓病人自己承擔起判斷的責任，醫生的價值觀念不能塞給病人。

發現意義的途徑有：

（1）創造、工作；

（2）體認價值：經由體驗某個事件和人物，如工作的本質或文化、愛情等來發現生命的意義；

（3）受苦：因為痛苦被發現有意義時，便不再痛苦了，通過認識人生的悲劇性和處理困境，促使人深思，尋找自我，最終發現人生的意義，達到自我超越。在意義治療的實踐中，弗蘭克爾又發現過分意願和過分注意是導致症狀強化的原因，於是他發明了“矛盾意向”技術，讓患者故意從事其所害怕經驗的事件。這與森田療法的某些技術和系統家庭治療中的“悖論處方”在操作上是大體一致的。

弗蘭克爾考察了20世紀人類的心理狀況後得出結論：人們瘋狂追求權力、金錢、性慾的滿足等享樂行為的原因在於存在空虛，求意義意志的挫折。為了避免存在空虛，人們採用了種種代償方法，如求權意志和享樂意志等。現代人普遍存在的空虛感和緊迫感正是意義治療的治療指征，因此意義治療已超越嚴格意義上的心理治療。

隨著時間的推移，弗蘭克爾理論在心理治療領域的套用日益廣泛。比如“矛盾意向”技術已成為許多流派——特別是新行為主義——的基本技術之一。但弗蘭克爾理論的適用範圍遠不止此。Jim Lants在一九九八年第四期的《Journal of Family Therapy》上發表了題為《弗蘭克爾的存在無意識在婚姻、家庭治療中的套用》的文章。詳細介紹了弗蘭克爾式的家庭治療。

Lants談到：弗蘭克爾認為，家庭生活有多重的意義和意義功能。每一對夫婦，每一個家庭，每一個家庭的成員認識意義和實現意義潛能的途徑都是獨特的。家庭中的意義有三個部份：婚姻、家庭生活中的意義，求意義的意志和求意義的自由。求意義意志是婚姻、家庭行為的基本動機和原因。有效地家庭治療中，治療師應幫助家庭發現家庭意義和實現意義潛能，而這些意義及潛能是曾被掩蓋、否認、壓抑了的，隱藏於家庭之中，存在於無意識之中，在治療過程要把這些無意識中的意義和潛能帶到意識層面。家庭治療中所重視的“改變”，實際上是繼發於分析治療所說的“領悟”的。在弗蘭克爾式家庭治療中，同樣會遇到阻礙，因為意識到家庭中的潛在意義，就意味著要面對家庭的責任感和脆弱性，這會誘發家庭內部的焦慮。

治療中要激發家庭的三種意知動力（awareness dynamics)：關注，回收和實現。

“關注”是指治療師有責任讓家庭發揮能力克服阻抗，並關注存在的，可實現的意義潛能。

“回收”又可稱為“授勳”，是指治療師幫助家庭成員回憶、發現他們過去實現過的意義潛能，並對其表示尊重，以此為榮，雖然它已被家庭成員認為是存在於“一去不復返了的過去”中，這有助於縮減存在空虛和消除隨之而來的症狀。

“實現”是指假若家庭成員，已能關注和發現家庭中的意義潛能，卻不能利用它時，治療師應幫助他們識別、克服、改變造成這種障礙的家庭互動模式。

Lants認為上述3種動力是由弗蘭克爾式家庭治療的三個主要成分推動的，他們是人性會見，動力性哲學反省和存在性哲學反省。

“人性會見”指治療師提供一個支持性環境，使無意識中的阻抗和意義潛能的實現模式帶入意識層面。

“動力性哲學反省”指治療師幫助家庭認識到既往病理功能模式，並進一步認識到更有效的整合性功能模式，類似問題聚焦技術。

“存在性哲學反省”指治療師套用問題、體育、傳奇、詩歌、藝術、故事、同情、意象引導等方法，幫助家庭成員“關注”其未來的意義潛能和機遇，並“回收”既往的意義，這與米蘭小組的系統式循環提問技術類似。弗蘭克爾式家庭治療的指征是：有精神分裂症患者成員的家庭，失重家庭，移民家庭，阿巴拉契式家庭（筆者註：阿巴拉契——美國東部高原地區），高度軀體化家庭，創傷後家庭和有越南戰爭退伍軍人成員的家庭等。

由Lants的論述中我們看到，存在-分析主義是如何與家庭治療近乎完美的整合的。筆者認為，實際上每一次成功的心理治療都是，也只可能是整合性心理治療。把家庭成員帶到治療室中進行治療只是一種治療形式，更重要的是指導整個治療過程的治療哲學。系統式家庭治療遵循的系統論原則是符合辯證法整體和普遍聯繫觀點的，這是心理治療的一條基本原則。我們還應遵循的另一條原則是：“具體情況具體分析”——治療師不應拘泥於任何形式，有許多家庭治療師遇到的是單獨索引患者，這時我們不能強求家庭中所有有關成員參加治療，而應調整自己的治療策略，選取一切符合實際的治療技術和理論。

人物成就

弗蘭克爾發明了一些他用來治療他的病人的特殊方法，這些方法能幫助病人正確認識事物，找到自己生活中的意義，其中有一種方法叫做“矛盾意向法”（Paradoxical Intention）。矛盾意向的理論前提是：在許多情況下失調行為的產生，是由於人們過分害怕某些令人恐懼的事物。這就是說，由於他老是擔心著某種可能使他感到焦慮的處境，因而他變得萬分恐怖，以至於不由自主地被引入這一境地，這叫做“預期焦慮”，它常常使人變得無能為力。一個人對某種處境的恐懼，以及他對這種恐懼的害怕，使他陷入惡性循環。他極力希望擺脫他所恐懼的處境，結果被焦慮所壓倒。如果到了他不得不面臨這一處境時，他已幾乎不能正常進行工作和活動。

在這種情況下使用矛盾意向法，即告知病人努力去做他在這種情況下最害怕做的事，或盼望這些事發生。當然，這是與真正的願望相反的。這樣，致病的恐懼感為相反的願望取代了。這種方法使人以先發制人的方式克服預期焦慮，讓他鬆弛，以便從容鎮靜地對付他所面臨的局面。弗蘭克爾曾談過一個十分有趣的例子，他曾治療過一個很嚴重的成年結巴。那人說自己從懂事起就結巴。只有一次他沒有結巴，那是他十二歲那年，一次他乘公共汽車不買票，想矇混過去，結果被售票員抓住了。他暗自想到，這下越結巴越好，讓售票員知道他不過是一個可憐的結巴孩子，於是他竭力想結巴，但卻一點也沒有結巴。

弗蘭克爾的同事還談過一個例子，那是一個有過心臟病發作的人，他非常擔心自己的心率變化，不敢出院，害怕萬一急需醫生時不能救急。一次，當他又一次陷入這種毫無必要的焦慮時，護士便要他加快心跳，而且儘量的增加痛苦和焦慮．然後，護士離開房間，讓他單獨呆在那裡。當護士回到房間時，他說自己實在不能做到護士的要求。實際上恰恰相反，他這時反倒十分平靜。他竟鼓起勇氣起床到醫院外面散步，他足足有半年沒有出去散步了。到一家商店時，他又開始感到自己心跳加快，於是便對自己說：”焦慮不安吧，儘量！”結果他卻感覺不到焦慮，反而平靜下來。不久之後，他出院了，又回到工作崗位上。

如果一個人要用這種方法來醫治對演講的膽怯，那可以在演講前這樣對自己說：“我要盡力感到焦慮．我要焦慮不安，在台上心驚膽戰，想逃遁，把自己從上到下裹起來。我要打哆嗦，渾身打顫，我要汗顏，臉紅脖子粗，要結巴，語無倫次。我要焦躁不安，使自己覺得整個大樓都在與我一起顫抖，我流的汗也許足以把全部觀眾淹死。至少可以肯定，我的汗水要沒有淹死他們，那汗氣也一定會把他們悶死。我會當上世界冠軍，第一流台上顫抖的選手。奧林匹克不是還有這一項目嗎？我一定會得金牌。”通過這種矛盾意向的做法，人就會平靜下來。嘲笑恐懼並以一種幽默的方式，來決定你該針對恐懼自言自語些什麼。這樣就可以消除逆境可能對你產生的消極影響，使你在這種情況下仍然能應付自如。

在弗蘭克爾看來，這一方法是以發現生活的意義為理論根據的。它使我們注意到我們是怎樣常常把注意力集中到日常生活的瑣事上，並且過分的誇張它們，這樣做會導致非理性的，不必要的焦慮。要是我們停止這類無聊把戲，並力量集中在意義的事情上，那么我們馬上就會擺脫焦慮，過一種更充實，更有明確目的，更幸福的生活。矛盾意向就起抵消這些日常的瑣碎恐懼感的作用。當然，這類恐懼感是從生存的空虛中滋生起來的，所以，過有意義的生活是對它的最好預防。

弗蘭克爾發明的另一種方法叫做“逆反應”（de-reflection）。它與矛盾意向有些類似，就是努力對“強迫性傾向”產生反作用，我們常常在自我觀察中發現這些強迫性傾向。我們常常在一件事情開始時投入太多的注意力，思考，咀嚼得越多，情況就變得越糟，顯著的例子就是呼吸。假如你想留意自己的呼吸，希望呼吸正常，你愈是注意，呼吸就越紊亂，硬堅持下去，一切都亂了。失眠也是如此。假如你要強迫自己入睡，只會使得自己不能入睡，到了清晨，由於要起床了，你不得不放棄強迫入睡的企望，這時反而入睡了。有時，我們可能由於努力過分而無法取得成功，如果我們比較輕鬆自在地處理問題，成功也就要容易得多。但這多少會有助於我們把注意力，從那些使我們煩惱的瑣事上轉移到更有意義的價值和更重要的事情上。一旦我們這樣去做，我們就會發現這樣很能解決問題，我們就不再為焦慮所困擾。

弗蘭克爾區分了正確與錯誤兩種對待逆境的態度，在這些情況下，我們可以運用上述方法。他認為無論是被動的方法，還是主動的方法都有正確和錯誤兩類。

錯誤的被動方法是指人們由於預期焦慮而逃避困境，這是逃離恐懼。正確的被動方法是運用矛盾意向法。憑藉這一技法，人們就可以不再害怕困境，而且會毫無畏懼和焦慮地去克服困難。

錯誤的主動方法是沉迷和強迫地執著於問題和憂慮，結果自己過度勞累，筋疲力盡，不能達到自己的目的。逆反應就是這種情況下正確的主動，藐視問題，使自己的注意力轉移到更重要的事情上。

“Live as if you were living a second time,

and as though you had acted wrongly the first time.”

-Viktor Frank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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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矛盾意向法”解除焦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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