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轉軌與腐敗

中文摘要

中國在1970年代後期推動的經濟改革及其持續30年的高速經濟成長構成了人類經濟史上的奇蹟，需要注意的是，這一過程伴隨著嚴重的腐敗現象。大量的實證研究所形成的傳統智慧認為，腐敗降低經濟中的投資水平，進而阻礙經濟成長。尤其是在轉軌國家，與腐敗相關的低下的政府治理水平被認為是阻礙轉軌成功的首要障礙。但是考慮到中國高腐敗、高增長的特徵化現實，我們需要對這一理論重新加以審視。不僅如此，中國的經濟轉軌路徑本身也充滿了謎團，開始於全面的計畫經濟體系，中國一直在不完善的制度環境中漸進地引入了一系列變通性的改革方案，這些改革方案包括雙軌制的市場化、經濟決策和財政體制的有限分權、集體所有制的企業產權安排以及高度的中央政府人事集權。這些改革方案的組合被認為是中國改革成功的經驗。但是在相當程度上，這些因素也誘發了大規模的腐敗。其中，企業經理與官員之間的腐敗交易尤其引人注意。為了說明改革後腐敗的形式，我們首先分析了改革前的腐敗狀況，儘管與改革後相比，貨幣形式的腐敗在改革前較少出現，但是，改革前的腐敗並非不存在，在某些方面表現得相當嚴重。主要表現為短缺經濟條件下的官僚特權和資源配置的“關係”因素。市場化導向的改革改變了衡量腐敗的坐標體系，從而加劇了基於貨幣形式的腐敗現象。我們還分析了改革前貨幣形式腐敗較少發生的原因，其原因主要包括計畫體制對於個人利益的束縛、私人產權保護的不力以及對於現金使用的限制。考慮到腐敗的非法性質和需要保密的特點，我們研究了腐敗契約的執行機制問題。非正式制度保證了腐敗契約的自我實施。這些非正式制度主要包括關於腐敗的社會規範以及腐敗契約交易雙方基於重複交往和互聯交往形成的社會網路。在研究了腐敗契約執行機制的基礎上，我們比較了中國與俄羅斯經濟轉軌的績效差異。作為最大的兩個轉軌國家，兩國的腐敗現象都很嚴重，但經濟發展績效卻大相逕庭。儘管兩國的腐敗交易都利用了社會網路，但是兩國不同的社會網路特點和管制結構導致了腐敗的不同特點及其對於經濟成長的影響。我們根據政府管制與經濟活動的順序，對政府管制進行了區分，將政府管制劃分為事前管制和事後管制。其中，事前管制主要包括政府配置生產性資源(例如土地)給企業以及發放生產執照，導致事前腐敗；事後管制主要包括企業產品市場準入的管制(例如產品質量監督、衛生許可等)，導致事後腐敗。官員利用其自由裁量權實施腐敗的手段主要有兩種，敲詐和庇護，前者主要是針對企業的合規行為實施否決權以抽取租金，後者則是降低對於不合規行為的監管標準以抽取租金。我們的研究發現，俄羅斯的社會網路較為封閉，難以實現社會網路的擴展，而且軟弱的政府執行能力導致擴散的事後腐敗，挫傷了企業的投資熱情，並將企業轉入地下狀態；整個經濟呈現高集中度的寡頭形態；與之相反，中國的社會網路具有高度的擴展能力，政府對於官員的激勵性政策和相對強力的政府執行能力導致了中國的腐敗集中於普遍的事前腐敗。其中，事前腐敗與事後腐敗的關鍵區別在於事前監管進入企業的生產函式，事後監管進入企業的成本函式，因此事前腐敗相對於事後的腐敗，促進了經濟成長。需要強調的是，相對於沒有腐敗的經濟成長，事前腐敗導致的經濟成長只是一種次優結果，因為它不可避免地帶來了資源的扭曲配置。但是相對於事後腐敗擴散導致的經濟停滯，其結果具有占優意義。最後，我們分析了經濟轉軌過程中腐敗模式的分省差異，這基於這樣一種觀察：中國的經濟改革遵循不平衡發展和自發演進的規則，其結果是各省之間的經濟績效及其市場化程度的差異，考慮到市場化配置資源有助於降低腐敗的誘因及其空間，一個合理的推論是：發達省份的腐敗的嚴重程度將遠遠低於欠發達地區。但是一些實證數據以及案例不支持這一推論，發達省份腐敗大案頻出。基於以上的分析框架，我們發展了針對這一現象的解釋工作。一方面，市場化通過培育新型的企業家階層促使大量資源由市場配置，這有助於減少腐敗發生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市場化進程通過促進經濟成長提高了經濟中的租金總量，導致了政府控制的資源具有更高的市場價值，這成為誘發尋租行為的因素。最終的淨效應取決於政府部門的改革。發生在中國的現象可以歸結為政府改革的不徹底性。在此基礎上我們提出了一些政策建議。

經濟轉軌與腐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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