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色藥丸

紅色藥丸

《紅色藥丸》記載了電影製片人凱西·傑伊(Cassie Jaye)追隨神秘而兩極分化的人權運動的旅程。 《紅色藥丸》探討了當今的性別戰爭,並提出了“性別平等的未來是什麼?”的問題。

基本介紹

  • 中文名:紅色藥丸
  • 外文名:The Red Pill
  • 類型:紀錄片
  • 導演:凱西·傑伊
劇情簡介
拍攝這部男權運動的導演,凱西·傑伊(Cassie Jaye),卻是個堅定的女權主義者。她作為紀錄片導演的大多數作品,關於女性問題和性。但是,近年來世界範圍內出現了越來越多的強姦新聞,這讓她開始研究rape culture。因此接觸到一個網站——男性之聲(A Voice for Men)。男性之聲,一個主張男權的網站。這裡是男性聚集的專屬留言區。有人認為,或者說,我們大部分人都認為,男性在世界上占據大部分優勢資源。但男權主義者認為,這就是扯淡。
這個網站的建造者,就是男權主義者保羅·伊拉姆(Paul Elam)。導演決定約見這些MRA面談。MRA:Men's Rights Activist(男權主義活動家)。當MRA在進行集會演講的時候,反對者在對面喊出口號:racist,sexist,anti-gay,MRAs,go away。很顯然,反對者已經把男權主義者,等同於racist,sexist,anti-gay這些人。但其實,MRA真的是大家貼的這些標籤嗎?
保羅·拉伊姆舉出一系列數據,因工作死亡的人當中,93%是男性。自殺者中,五分之四是男性。高校畢業生男性占比下降到38%。男性犯罪被判坐牢時間要比犯同樣罪的女性多63%。但當他想開始討論這些問題,人們就會變得很有敵意,因為人們認為男性掌握大部分權力,但如果這是真的,那男性為什麼不能談論他們自己的問題。保羅·拉伊姆認為,男人通常在家庭環境中被碾壓,無家可歸的人中大部分是男性,有自殺傾向的人中大部分是男性,癮君子,輟學者,失業者,囚犯中大部分都是男性。但是,這些男性問題並沒有得到任何人的正視和重視。
在開始紀錄片拍攝沒多久,導演自己的觀念就發生了變化。最初,她是堅定的女權主義者。儘管,作為女性,特別是女權主義者,她沒有辦法從自己的生活中汲取經驗,沒辦法對男權所說的話題產生共鳴。換句話說,一開始,她根本無法理解對方的看法。但是,隨著深入了解MRA,了解他們的觀點,她開始動搖。
沃倫·法雷爾,暢銷書作家。他的《男性權力的神話》,挑戰了人們對男性的傳統看法。他的假設是,女性通常被認為是性對象,而男性則被認為是成功的對象。他質疑了公眾的認知,到底是誰擁有權力,權力在哪。它質疑了男性的權力概念,但是不是以女權主義者的方式;而是質疑性別角色。通過女權運動我們認識到,確實更重視男性工作權,較之女性工作;但是還有一個問題,就是我們更重視女性生命,較之男性生命。比如所有沉船事故中女士優先上救生船,到現在依然如此。他認為,你能夠存活下來是因為有其他人自願犧牲,就像在戰爭中犧牲的人絕大部分是男性。人們會說,我們會在歷史教材中銘記你們。但是如果換個角度來看,在歷史書中銘記你,只是讓人自願犧牲的賄賂。在男人女人都拒絕參加的領域,最後結果都是把拒絕的男性,變成了物品。他認為,男性應該被當成人類。
女權主義當初的第一個問題就是,我或許並不想一輩子都在撫養孩子,不要逼我違背我的意願進入女性這個角色。但對於男性而言,他傳統的性別角色雖然不是撫養孩子,但是要賺錢養家,保家衛國。或者說,每個性別,都有自己傳統的性別角色,和性別背後代表的傳統內涵。男性也想說,不要強迫我們遵循這些傳統性別角色。男權主義者認為,我們都應該追求角色的靈活性。任何一個男性權益活動家,都會支持女性運動的這一觀點,就是鼓勵男性(女性)在角色上有更多的靈活性。
那么可能,男性運動和女性運動的分歧在哪?女性運動中,認為男性是施壓者;認為我們生活在一個重男輕女的世界,男性制定了對男性有利的規則,以犧牲女性權益為代價。男權主義者認為,傳統意義上,女性的權力責任在生殖領域,男性的權力體系在生產領域。需要通過繁殖保持物種持續,需要生產來養活人類。大多數文化都會把角色分離,任務分明。通常,人們認為父系社會是萬惡之源。但男權主義者認為,父系社會,就是男性屈服於被期待的角色(生產)的社會。他們被認為應該屈服,這些角色中很多都是工作時間很長、工作困難、極具危險的。但男性也是做出犧牲的人。男權主義者認為,我們為了你們而死,保護家庭朋友親人。女性有特例和保護,但男性沒有。
本片的片名《紅色藥丸》,來源於電影《黑客帝國》。尼奧面臨選擇的時候,選紅色藥丸還是藍色藥丸,選紅色藥丸就要面臨殘酷的真相。但是一般人都生活在藍色藥丸中,認為家庭暴力就是指男性對女性施暴,認為性侵只發生在男性對女性身上。
拍到這裡,曾經是女權主義的導演也震驚了。她一直認為,自己作為女性要比男性更加努力工作才能得到更多;事實上,她越了解男權主義,越想說謝天謝地我不是一個男性。因為她不認為社會對於男性的期望是好的或是健康的。他們有太多壓力,要成功,要變強大,能堅持保護別人,而他們卻命懸一線。她也覺得有些迷糊,可能是自己被男權主義者愚弄了?於是,她覺得有必要採訪一些女權主義者關於這個問題的看法。可是,女權主義者和男權主義者對於同一個問題的不同看法,讓導演本人更加困惑了。女權主義者認為,我們才剛剛開始得到一個公平競爭的環境,並沒有更有利於我們,不能對資料進行歪曲和誤解。另一位說,男權主義運動是否想利用性別說的外衣,來進行白人民族主義運動,你不能把處於高級地位的人組織起來。
在法律之下,或者在商業世界,男性並沒有受到歧視。但是,男性主義者認為,這樣沒有可比性。比如,在美國,女性賺的錢是男性的57-77%。但是,女性壽命比男性平均長五年。一邊是男性的工資更多,另一邊是女性壽命更長;類似的對比其實很多。另外,在小孩的撫養權之爭中,最終拿到撫養權的人81.6%是女性。很多男權主義者因為自己的親身經歷意識到,婦女對孩子更有權力,男性幾乎在家庭法庭中毫無權力可言。而導演發現,她開始關注父親權益的問題之後,這樣的新聞竟然隨處可見。
關於家暴問題,也是如此。當警察出現在一個家庭暴力案件中,男性總是被帶走,在沒有問清楚發生了什麼的情況下,男性是假設的施暴者。男性受害者說,有幾次去警察局報案,因為遭遇家暴,自己仍然在流血,但是警察說,“下次她再打你的時候你最好跑快點,如果她因為打你碰壞了一個指甲蓋我都會逮捕你。”
2014年,疾病防治中心發布了一份報告,揭露超過540萬男性,和470萬女性,被另一半毆打成為受害者的數據。但是新聞中,前半部分的男性受害者成為了隱形。導演到了最後,已經不知道誰對誰錯,真理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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