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毛長談》是著名文學家蕭乾的作品，列“觀察叢書”第十種。
基本介紹
- 書名：紅毛長談
- 作者：蕭乾
- 類別：名人墨跡
- 出版社：台聲出版社
- 出版時間：1990年01月
- 定價：290 元
- 開本：32 開
- 裝幀：平裝
- ISBN：9787800620362
- 圖書品相：9.5成品相
- 庫存量：1本
相關介紹,關於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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儲安平主編“觀察叢書”之十:《紅毛長談》
儲安平先生主編的<觀察>,在1948年6月5日出版的該期刊物上,封底整版為套紅廣告,預告“觀察叢書”第二批四種著作即將出版——《民主主義與社會主義》、《鄉土重建》、《中國在戥盤上》、《紅毛長談》。其中,前三本書的作者為人熟知:張東蓀、費孝通、何永佶,而第四本書的作者,卻是一個頗為怪異的名字——塔塔木林。
“塔塔木林”即蕭乾先生,時任復旦大學新聞系教授和《大公報》負責撰寫國際社論的委員。“塔塔木林”是他1946年在<大公報>發表《紅毛長談》專欄時使用的筆名。
《紅毛長談》列“觀察叢書”第十種。先期出版的第一批六種分別是:吳恩裕《唯物史觀精義》、吳世昌《中國文化與現代化問題》、朱自清《論雅俗共賞》、潘光旦《政學罪言》、費孝通《鄉土中國》、儲安平《英人法人中國人》。十種“觀察叢書”,堪稱知識界精英的集體亮相。與其他九種不同,《紅毛長談》屬於諷刺文學。
《觀察》的廣告如下:
塔塔木林先生兩年前在大公報上發表了好幾篇《紅毛長談》,曾經引起國內讀者極大的訝異。他的文筆不文不白,自成一格；他的論見亦莊亦諧,另具慧眼。他深究中國政治及社會的種種流弊,並發出可怕的政治預言。他又以想像的筆調描出烏托邦的中國；他做玫瑰的好夢,他神遊西南,他談二十年後的南京,他論新舊上海的變化,令人想起十八世紀OliverGldsmith所著之《世界公民》。其離奇不下<西遊記>,其諷刺尤勝《鏡花緣》。自從《紅毛長談》發表後,有許多讀者寫信給他,有申斥他的,有同情他的,有讚揚他的,其中一部分他都選出作為附錄,刊於本書之末。這是大戰以後世界上最出色的諷刺政治文學。
民國出版界有一好傳統,一套叢書的主編或出版社的負責人,通常親筆為自己所編輯的叢書撰寫廣告,魯迅、葉聖陶、巴金、施蟄存、胡風等,莫不如此。“觀察叢書”的圖書廣告,從風格和觀點看,似是主編儲安平本人所寫。
“這是大戰以後世界上最出色的諷刺政治文學。”足見儲安平對《紅毛長談》評價甚高。
“巴魯爵士”沈從文呼應“塔塔木林”蕭乾
《紅毛長談》附錄中,最後一篇是“巴魯爵士”的《懷塔塔木林》。
“巴魯爵士”即沈從文先生。為何起這個筆名?黃永玉先生告訴我,“巴魯”是沈從文的弟弟沈荃的小名。《懷塔塔木林》的行文風格,與《紅毛長談》相仿,也是假借“紅毛”口吻,以半文半白的文字,針對現實,正話反說。在“巴魯”後面加一“爵士”,也是沈從文刻意所為,以與“塔塔木林”相呼應。
沈從文在1947年12月1日出版的《論語》雜誌上,第一次以“巴魯爵士”筆名發表《北平通信——第一》。“北平通信”是沈從文以“巴魯爵士”發表的一組系列文章的總稱,《懷塔塔木林》為其中的第二篇,副題即為“北平通信之二”。
有意思的是,《紅毛長談》出版時,《懷塔塔木林》作為附錄放在書的最後。恰與“巴魯爵士”所言,“二人之文同印一書”之中。這是沈從文與蕭乾繼《廢郵存底》一書之後的又一次特殊合作。這是他們當年的友誼寫照,更是歷史的記錄。
新版《紅毛長談》好事多磨
1985年,我萌生將《紅毛長談》重新出版的念頭,此時距《紅毛長談》在《大公報》發表整整四十年。蕭乾既高興,又遲疑,懷疑其可能性。不過,他還是寫來好幾頁文字,很詳細地回憶當年寫作情況。不過,沒有料到,再版《紅毛長談》,一波三折,好事多磨。
起初,我把書名起為《蕭乾雜文選》,一是因為遵照蕭乾的意見,原著《紅毛長談》沒有全部收錄,二是新補充一批散見的諷刺性雜文,如同期所寫《偵探小說在華不走運》,1957年鳴放時期的雜文《上人回家》等。但後來蕭乾來信建議,仍用《紅毛長談》書名,由此也可見他對此書的重視。
1986年年初,新編《紅毛長談》交湖北人民出版社,計畫年底出版,但隨後又猶豫不決,直至退稿。後來,又先後轉福建海峽文藝社、三聯書店、華夏出版社等處,均未果。最後,由台聲出版社於1990年出版,作為祝賀蕭乾八十華誕的禮物。總算了卻心愿。
新編《紅毛長談》的出版,前前後後,歷時四年。四年間,圍繞該書的出版,蕭乾多次來信,談編選,談出路,談困惑。他還為再版《紅毛長談》特地寫過一篇跋,當時未能刊用。跋文如下:
本書編者李輝同志發現《紅毛長談》是我寫的之後,就非要把它們編入此集不可,並在我出國之際,就把序言登在《散文世界》上,對那幾篇拙文大為謬獎。然而書稿送到出版社,那裡的領導卻擔起心思,他一愁儘管文章是四十多年前寫的,萬一人家硬用八十年代的尺子來量,咋辦?二愁文章自然全是反筆,萬一人家硬當正面來讀,咋辦?三愁寫的是四十年代中期國民黨統治下的上海,萬一人家硬說是影射當今,咋辦?
最初,我認為這三個“萬一”和三個“咋辦”是杞人之憂。然而出書的總編輯首當其衝,他這些憂慮完全可以諒解,何況三十年前,天對我(也對他)又確曾塌下過?
一個辦法是在書末附我一篇檢討,使勁摑上自己幾個嘴巴。三十年來,這種事兒我可沒少乾!可是不管摑得怎樣響,倘若硬要抓辮子,也照樣跑不掉。為此,我失眠了幾宵。一個聲音勸自己:還是乖乖照出版社建議的抽掉吧。多一事不如少一事。都滿七十七了,何不求個雙保險!
可李輝這小伙子不乾。他沒戴過帽子,看樣子連批也沒挨過,是位不怕虎的牛犢。他不服氣,說如今光天化日之下,哪能還那么“硬”來!他說,一個人的思想總是一點點摸索過來的,四十年前的認識肯定不如現在。可不管怎么說,這幾篇“常談”寫得儘管曲折,你對國民黨統治下的社會的憎恨,對當時現實的不滿,總是一目了然的吧!他責備我太低估了讀者的鑑別力。他哪裡曉得:讀者並不克人,專有克人的。
那么,我就豁出去了。
是為序。
蕭乾
1986年12月15日於北京
時間真快,今年的一月二十七日,就是蕭乾先生百年誕辰紀念日,而他去世(1999年2月11日)也已將近十一年。重讀《紅毛長談》,整理他為此書寫來的說明、信和跋,我在回憶中緬懷他。
1998年年底,我收到了蕭老寄來的最後一封信。在信中他還在說要努力寫作下去。“我的記憶已開始模糊,趁我全未糊塗。當然,我要掙扎儘量晚老化,只怕我乾不過自然。我一定努力。再一次告訴你,我以能交上你這個朋友為幸。”
最後一句話,也是我想表達的一種情感——我也為自己在八十年代初結識蕭老,並不斷得到他的指導和幫助而感幸運。
原以為這是蕭老寫給我的最後一封信。未想到,在他去世三年之後,我收到了文潔若老師的來信。文老師在2002年8月16日的信中說:“蕭乾給你的半封未發出、未寫完的信找到了,從筆跡看,系1998年底至1999年初所寫。……他承認自己膽小,最後幾句反映了他在醫院裡的心態,很有意思。”
關於作者
蕭乾（1910.1.27--1999.2.11），原名蕭秉乾。化名蕭若萍，蒙古族，現代著名作家，記者，文學翻譯家。祖籍黑龍江省興安嶺地區，生於北京。1926年在北京崇實中學學習，參加共青團，任崇德中學學生會主席兼校刊編輯。1930年考入輔仁大學英文系學習，1931年任英文周刊《中國簡報》（ChinainBrief）文藝版主編，翻譯和介紹中國文學作品。後轉入燕京大學新聞系學習，1935年畢業。開始任《大公報?文藝》主編，併兼旅行記者。1939年受英國倫敦大學東方學院邀請赴倫敦任教，同時兼《大公報》駐英記者，1942年入英國劍橋大學英國文學系當研究生，進行英國心理派小說研究。不久第二次世界大戰戰火然遍英倫，1944年放棄劍橋學位，毅然擔任起《大公報》駐英特派員兼戰地隨軍記者，成為當時西歐戰場上唯一的中國記者，在戰火紛飛的歐洲戰場採訪，寫下了《銀風箏下的倫敦》、《矛盾交響曲》等描寫歐洲人民反法西斯鬥爭的大量通訊和特寫。1945年赴美國舊金山採訪聯合國成立大會、波茨坦會議和紐倫堡對納粹戰犯的審判。1946年回國繼續在《大公報》工作，兼任復旦大學英文系和新聞系教授。新中國成立後，歷任《人民中國》（英文版）副主編，《譯文》雜誌編輯部副主任，《人民日報》文藝版顧問，《文藝報》副總編等職，1954年參加第一次全國文代會籌備工作。1961年任人民文學出版社編輯。1979年起，歷任中國作協理事，中央文史館館長，全國政協委員、常委，民盟中央常委等職。
蕭乾先生是世界聞名的記者，卓有成就的翻譯家、作家，也是著名的中外文化交流使者。晚年多次出訪歐美及東南亞國家進行文化交流活動，寫出了三百多萬字的回憶錄、散文、特寫、隨筆及譯作。主要著譯作有《籬下集》、《夢之谷》、<人生百味>、《一本褪色的相冊》《莎士比亞戲劇故事集》、《尤利西斯》等。1998年10月出版的《蕭乾文集》（1－10）收集了他的主要著譯作!1929年進燕京國文專修班學習，一年後考入輔仁大學。1933年轉入燕京大學新聞系，選修“特寫——旅行通訊”課程，採訪過歐洲戰場、聯合國成立大會、波茨坦會議、紐倫堡戰犯審判。1986年獲挪威王國政府授予的國家勳章。出版有著譯作品43部。其中主要作品有：短篇小說集《籬下集》，長篇小說《夢之谷》，報告文學集《人生採訪》，譯著《好兵帥克》（捷），以及《八十自省》、《未帶地圖的旅人——蕭乾回憶錄》等。並在1935年6月畢業。1939年他赴英講學，開始了七年的歐美生活。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他曾作為《大公報》的記者，奔波在西歐的反法西斯戰場上。1945年，他從萊茵河前線返回倫敦，經加拿大東岸轉舊金山，採訪了聯合國成立大會。在那些年代裡，他先後寫出了《矛盾交響樂》、《血紅的九月》、《倫敦一周間》、《南德的暮秋》及《美國之行》等優秀特寫。他的《美國之行》，是40年代對美國認識的真實記錄。
一提起蕭乾，現在的年輕人馬上會想到他是中國當代著名的作家和翻譯家，其實他還是一位富有傳奇色彩的二戰記者。1910年，蕭乾出生在北京一個貧民區里，他是蒙古族人。少年時代的蕭乾生活十分貧苦，他不僅沒有玩具，沒有書讀，甚至連起碼的溫飽都沒有著落。13歲的他就成了孤兒。在親友的資助下，蕭乾一邊讀書，一邊在學校開設的工廠里勞動。他在地毯房當過學徒，在羊奶廠做過雜活，這樣斷斷續續地一直念到中學畢業。1928年，18歲的蕭乾到中國南方的一所中學裡擔任教師，一年後，他以教書所得的積蓄為學費，回到北京，考入當時最有名的大學燕京大學，不久又轉入輔仁大學。他先學英國文學，後改學新聞專業，美國的著名記者埃德加．斯諾就曾經作過他的老師。
1935年蕭乾在燕京大學新聞系畢業後，開始了自己的報人生涯。他先後在天津、上海、香港三地的《大公報》主編<文藝>副刊。1939年在蕭乾的一生中是一個重要的轉折。這年夏天，英國倫敦大學東方學院來信，邀請他到該院中文系任講師。當時的歐洲已為第二次世界大戰的陰影所籠罩，去還是不去呢？經過再三考慮，蕭乾還是去了英國，這一去就是7年，直到戰爭結束。在英國，他先是做教師，後來進入劍橋大學攻讀碩士學位。1943年，他放棄讀書，領取了隨軍記者證，正式成為了《大公報》的駐外記者，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歐洲戰場上唯一的中國記者。在戰火迷漫的歐洲，他隨英軍幾次橫渡過德國潛艇出沒的英吉利海峽，到達過美、法兩個占領區的戰場，也曾隨美軍第七軍挺進萊茵，進入剛剛解放了的柏林。從蘇、美、英三國首腦討論戰後問題的波茨坦會議到紐倫堡審判納粹戰犯，再到聯合國成立大會，這些重大的歷史性場面他都報導過。每當回憶起這段難忘的歷史，這位老人總是感到很自豪。正是他使當時的中國及時了解到世界上發生的大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