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幫文化

紅幫文化指的是在19世紀中葉至20世紀初期，一批寧波裁縫率先掌握了做西服的技術，給當時來中國的紅頭髮外國人做西服，這批工匠流傳的文化，相應的這批工匠被稱為“紅幫裁縫”。

“紅幫”在百年傳承中，扮演著中國近現代服裝業開拓進取的重要角色，積澱了“敢為人先、精於技藝、誠信重諾、勤奮敬業”思想底蘊，已經成為“新紅幫人”乃至整箇中國服裝業的文化靈魂。

基本介紹

• 中文名：紅幫文化
• 時期：19世紀中葉至20世紀初期
• 地址：寧波
• 事件：給當時來中國的紅頭髮外國人做西服

紅幫裁縫

紅幫裁縫源自傳承幾千年的中華服飾文化。清末民初，帝國列強大舉入侵，在沿海一些經濟較為發達的城市裡洋人簇擁、洋行林立，一時間，西裝在洋行職員乃至富家子弟之間猛然興起，成了身份和財富的眩目標記。於是，一部分迫於生計的本幫裁縫（中式裁縫）不得不放棄長袍、馬褂、對襟衣，改做西服。當時，國人稱外國人為“紅毛人”，為外國人服務的行業都要加上“紅幫”兩字。“紅幫裁縫”的稱謂由此而起。

紅幫裁縫的發祥地在奉化江兩岸，孕育於上海，發跡於哈爾濱、長春、大連、北京、天津、漢口和青島、濟南、南京、蘇州、重慶等20餘個城市。據《奉化縣誌》、《上海總商會月報》、《上海市大觀》等文獻所載，1896年，曾到日本學過藝的江良通回國後在上海開設“和昌洋服店”。同樣在日本學過藝的王睿謨於1891回國返鄉，帶其子王才運到上海做“包袱裁縫”，1900年創辦“王榮泰”洋服店。

紅幫的崛起離不開寧波特有的歷史文化背景。由於寧波重商、惠商觀念以及後來產生的“工商皆本”思想根深蒂固並成為一種傳統。近代城市和工商業的發展，使原本以“窮家難捨，熟土難離”的農民、鄉間工匠開始新的生活求索，揖別故鄉，四出探尋新的生活出路。這些因素催生了紅幫的興起。

十九世紀末，上海紅幫裁縫王睿謨為民主革命家徐錫麟做過中國式西服；二十世紀上葉，上海紅幫裁縫名店“榮昌祥”和“培羅蒙”等為蔣介石為首的國民政府要員做過一大批中山服和軍服；二十世紀50年代，上海紅幫名師為陳毅市長等上海市領導做過西服、中山服；1956年遷京的北京紅幫服裝店為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等中央首長做過毛式中山服和西服。

一個多世紀來，紅幫裁縫技藝共經歷了四個時期：一、明末清初期的孕育期，當時寧波裁縫合計250餘人；二、20世紀初的萌芽期，在北平、上海、蘇州、天津共400餘人；三、20世紀20年代起的拓展期和成熟期，此時，紅幫裁縫在北平、上海、蘇州、天津及山東、東三省、南京、漢口、長沙等大中城市共有2萬餘人，他們依賴自身的手藝，借鑑西方的工藝，在量、算、縫、試中運用刀功、手功、車功、燙功和“推、歸、拔”原理，久而久之總結了西服工藝的九個勢（脅勢、胖勢、窩勢、凹勢、翹勢、剩勢、圓勢、彎勢、戤勢。如袖籠山頭必須做到圓順，袖子要做成有彎勢，後背要有戤勢使兩手伸縮方便，子口要有窩勢，不向外翹，前胸要有胖勢，肩頭要有剩勢）、十六個字的規格標準（平、服、順、直、圓、登、挺、滿、薄、松、勻、軟、活、輕、窩、戤），成為中國裁縫的經典理論。同時，紅幫裁縫還創立了中國服裝業的五個第一：製作了第一套中山服、第一套西服，開設了第一家服裝店、第一家服裝學校，編撰了第一部服裝專著；四、20世紀80年代末為奉獻期，在寧波、深圳、溫州共400多人。目前，散居各地的紅幫老人，大多數謝世，健在的約有100多人，都已進入耄耋高齡。

據紅幫老人介紹，奉化境內較為明顯的紅幫裁縫有三支，一支是以王睿謨為代表的江口鎮王漵浦村王氏一脈，另一支是以江良通為代表的江口鎮前江村江氏一脈，再一支是以顧龍海為代表的西塢鎮顧家畈村顧氏一脈紅幫裁縫歷經風雨洗禮，終以精美絕倫的製作技藝，信譽第一的職業道德為世人所矚目，他們的創業和創新精神，已成為寧波創建中國服裝之都的歷史底蘊，正有力地推動著欣欣向榮的當代服裝業。

1997年8月，國務院經濟發展研究中心命名奉化為“中國服裝之鄉”；2005年“紅幫裁縫”成功申報浙江省首批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

歷史貢獻

回顧紅幫的發展史，其在歷史上的貢獻是多方面，茲述其要：

（一）發起了中國服裝史上最富有革命意義的一次改革，揭開了中國服裝史上嶄新的一頁——中國現代服裝史：在完成這一重大改革的征程中，開創了中國服裝史上影響最大、最深、最久的一個服裝流派——紅幫。

中國歷史上，曾經發生過多次大大小小的服裝改革。其中，以趙武靈王、魏孝文帝和盛唐時期的3次改革最有聲勢，影響最大，但所有的這些改革，無不是在傳統的範圍內反傳統，是在不根本觸動服飾上的封建主義等差觀念的原則下由上而下進行的某些改良。君主所好臣民必追逐之當時服飾的流行時尚並不是源於美感和生活需求，不是自我形象、個性的展示，也不是群體認同的載體顯現。《韓非子·外儲說》曾描述：“齊桓公好服紫，一國盡服紫。”齊桓公說：他討厭紫色。於是，“是日也，郎中奠衣紫；是月也，國中莫衣紫；是歲也，境內莫衣紫。”這雖然是帶有寓言色彩的滑稽喜劇，但卻是擊中封建時代服裝變幻的要害的。

而紅幫開創的近現代服裝，是在中國社會出現次重要轉型的歷史背景下，在民主主義革命推翻延續時間特別漫長的封建專制制度的歷史條件下孕育和展開的；從一開始起，就是由下層民眾中的裁縫與民主革命者共同策劃的，以後改革的全部歷程無不如此。從裁縫師傅到革命領袖，是在完全平等的基礎上一起謀構、推廣和完善，不管是男裝、女裝．其代表作中山裝、西裝、旗袍，穿著者都是沒有階級、等級限制的。從大總統到平頭百姓．都可以按自己的條件、意願自由選擇。自由、平等、民主精神從這裡得到了體現和高揚。正因為此，這項改革才隨著革命的深入而越來越廣泛越深刻，紅幫也因此形成自己獨特的風格和理念，和一個長葆青春活力的流派，走上了一條開放型的發展道路。

（二）取眾之所長是服裝改革取勝的必經之路。這一規律，在紅幫的改革中得到了空前有力的論證。洋為中用，古為今中，推陳出新，成為紅幫參與市場競爭的有力手段。

應該說，中國服裝現代化的春風，是從西方吹進來的。其方法大體上有兩種：一是照搬，購置西方進口的服裝，或向西方裁縫定做西裝。這是開始階段在外國的留學生、外交人士和商人，以及國內的極少數富有者採取的方法；二是借鑑，由中國裁縫參照西服的款式、剪裁方法和縫製技藝，按照中國人的體形、性格、生活環境，不斷加以改造，使之中國化，有的完全“化”為中國民族服裝，比如中山裝。這是紅幫等裁縫群體採取的方法。

西裝，在西方也是革命的產物。它是在法國大革命後形成的。後經定型、規範，遂成為西方現代服裝的主導品種，進而作為國際通用服裝向全世界傳播。正是在這種時代大潮中，西裝傳入我國。在中國社會歷史大轉型時期進入中國，是有其心然性的。

而引進西服，使西服中國化，正是紅幫順乎歷史潮流，開拓的洋為中用的一條中國服裝現代化的康莊大道。

中山裝，是化洋為中的顯例。它是受到日式西服的啟發而創製的。紅幫把它引進中國之後，使之徹底中國化了，使紅幫再創作的成果，達到了洋為中用的極高境界。中山裝幾經改革，已不再是洋服了，而是中國的“國服”了。中山裝的創製、完善和普及，是中國服裝史上最偉大的變革之一。它是由革命家和紅幫人為創製主體，以革命氣概和科學精神相結合，以我國社會改革、人民生活的新需要和新的審美趨向為依據，博納中外，一代又代人不斷發展，不斷創新，從而使這種服裝成為向傳統的舊式服裝挑戰、中國服裝走向現代化的第一個重大成果。經過多元發展、大膽普及，不但成為我國現代男裝最具魅力、最有代表的一種服裝，而且在國際服裝中獨樹一幟。

旗袍則是紅幫古為今用、推陳出新的一個典範之作。發展到20世紀後期，它已走向世界，進入中西台璧的世界女裝藝術宮殿。上海，北京、天津等地的紅幫人都參與了這個女裝精品的創作。它是紅幫和其他裁縫集體智慧、膽識和科學精神的結晶。

旗袍，本是滿族女子穿的一種長袍，為了遮擋胡天的狂風飛沙暴雪，這種袍子長而寬大，是直筒式的，又稱“大衫”。它無法顯示女性的性感特徵．缺乏女性服裝的形象美，從清末起，旗袍悄然變化，辛亥革命以後，更出現了一個持續創新的歷程。在具有先進服裝文化素養的上海、天津、哈爾濱、大連、青島、漢口、廈門、香港等地紅幫裁縫和其他有現代意識的裁縫和服裝企業，以及許多民間心靈手巧的中青年女性的共同參與下，繼承春秋戰國時期的“深衣”、唐代的“水田衣”以及蒙古族女子穿著的長袍等民族服裝的傳統特色，推陳出新、古為今用，同時，大膽吸取西方女裝的先進觀念、現代人文精神和設計、造型藝術不斷改進旗袍的款式、造型和剪裁、製作方法，把中西女裝的長處有機地融入旗袍之中，成為魅力無窮的女裝寶典。

如果說中山裝是“西服東漸”的結晶，旗袍則是“東服西漸”的代表作。這兩種中華民族的現代服裝已成為中外服飾文化雙向交流、互相融合的經典之作。正是它們促使互動式的中外服裝文化交流駛進了快車道。

（三）紅幫的歷史貢獻還不僅僅於此，而是在長期的發展中不斷地將一些獨特的文化內涵注入到服裝中去。 一件衣服上要有幾隻口袋、袋蓋的形狀、紐扣的多少、領口的設計，都有獨特的文化內蘊。即使是今天，紅幫前人對服飾文化的精彩詮釋，仍讓後人們驚嘆不已，受用不盡。正是有了一整套基於深厚的文化內涵，科學又合乎中國實情的製作體系和理論體系，紅幫在發展了二三十年後，已不再是個只會實幹、只求實功實利的民間自發的初級流派，而是一個有理論支持、名師輩出、名店林立、著名產品不斷湧現，具有良好的培訓機制，在全國服裝行業中獨領風騷，引導中國服裝藝術新潮、主潮的主導性流派。1956年，“波緯”、“雷蒙”等20多家著名的服裝店從上海遷往北京，絕不是偶然的，而是紅幫發展的必由之路、必然趨勢。他們無疑代表了當時中國服裝界的最高水平。

紅幫人物

先驅—王才運

王才運，奉化江口王漵浦村人。

王才運父親王睿謨，早期在上海做裁縫，至今保存完整的《王氏宗譜》，記述了王氏家族的歷史。光緒庚子(1900)，王睿謨在上海站穩了腳跟開起服裝作坊，為紅幫早期創業者之一。

王才運，1879年生於王淑浦，13歲離家去滬當雜貨店學徒。其時外籍駐滬者逐漸增多，而一些開始修補西服的裁縫因技藝不高而受外籍人奚落的事也常有發生，有志者便東渡日本，北上海參威、朝鮮等地學藝。王才運在雜貨店三年滿師後，恰逢其父王睿謨自日本學做西服返滬。親屬長輩見才運為人機靈，有股鑽勁，便叫他改行隨父學裁縫，專做西服。起初同樣是“包袱店”，即用進口毛料零買零做，積累資金。當時的大多“包袱店”是來料加工，純屬手工作坊型，只賺些加工費餬口。而王才運的“包袱店”則是從備料入手，可讓來店量制西服的顧客先行挑選面料里料，並備好紐扣等各種附屬檔案，配套縫製。店中融門售與加工為一體，恰好高人一籌，便有了較多的利潤，初步積累了一些資金，遂在“包袱店”中脫穎而出，在上海小馬路處租了間店面，開設了一家“王榮泰”西服店（“榮昌祥”的前身）。經過多年的苦心經營，有了一定的資金和技術人才的基礎，又得到了浙江慈谿人潘瑞璋先生的資助，於1910年在南京路（即現在上海市中百一店原址）開設了“榮昌祥”呢絨西服號。

榮昌祥呢絨西服號為3層建築10開間門面，店外燈光輝映，店內裝飾講究，在當時頗具氣派。為擴大經營範圍，王才運親自到奉化家鄉來物色人才，招收較為年輕而聰明伶俐的親屬鄉鄰當學徒，滿師後即為職工。那時的“榮昌祥”已頗具規模，一樓鋪面闢為商場；二樓前半部分經營呢絨批發，後半部分則為裁剪間、工場間和配料間；三樓一半仍是工場，一半為職工宿舍。這是當時滬上第一家有規模、有鋪面又有工場的工貿合一的西服商店。開業伊始，因當時的南京中路、南京西路尚未開發，該店的地段尚屬偏僻。但民國以後，市中心逐漸向西延伸。並隨著髮辮剪割，服飾趨新，穿西服者除外籍人士外，國人如官僚買辦、律師教授、醫生商人、洋行職員、駐外使節、富家子弟、洋場闊少及留學生等都趕起時髦來。一時西裝革履蔚然成風，這是第一次中國西服熱。於是，“榮昌祥”在規模和檔次上又上了一個台階。王才運第二次從家鄉招去大批學徒，又從日本、朝鮮等地聘來華工師傅精心傳授西服工藝，可謂博求人才，廣育後輩。其盛時擁有職工100餘名，其中商場30餘人，工場間及裁剪人員70餘人。經營範圍除擴大呢絨零剪和批發外，以定製西服為主業，兼營西服所需的各類配套商品及飾物，諸如襯衫、羊毛衫、領帶、硬領、領結、領夾、呢帽、“開普”帽、吊襪帶、皮鞋、鹿皮絨鞋罩直至大衣、禮服、晨服、睡服等應有盡有，花色俱全。單以袖口紐及領帶夾為例，就有銀質、14K鍍金、18K包金等不同的規格。1916年，王才運合夥三人拆股，“榮昌祥”獨資達10萬銀元之巨，成為當時上海最著名最完備的呢絨、西服及西服配套產品的大型專業作坊和商店。

王才運出身裁縫門第，他從不滿足於現狀，墨守成規，而是博採眾長，兼收井蓄，不斷進取。為提高西服的檔次，增強與外商的競爭力，他一方面從英國訂購西服樣本，使產品不斷更新換代。另外，又從日本、朝鮮、海參崴等地重金聘請出類撥萃的華工裁縫，還通過“怡和”、“孔士”、“元祥”、“石利路“等洋行，向英國、義大利等國廠商定貨。高檔的備料，充裕的貨源，為“榮昌祥”的發展奠定了較為雄厚的物質條件。高超的技術，周全的服務，使“榮昌祥”在中外顧客中建立了卓著的信譽。隨著“榮昌祥”的繁榮昌盛，南京、北京、天津、漢口、青島、廣州、廈門等各大城市的客商，紛紛前來選料定貨。

王才運的“榮昌祥”，夥計和學徒大都來自奉化王漵浦，有子侄一輩的，也有外甥、外甥婿等親戚。他深知“功以才成、業由才廣”，不管是親非親，同等待之，從嚴管教。凡初涉西服業者，一律先到工場實習，在學會服裝結構、裁剪技術和縫紉手藝後，再視其品行和特長，有的留在工場當工人，有的分配到店堂做營業員，有的做管理人員。去工場的，先要拜師，然後按西服的一道道工序，循序漸進。掌握各種面料的性能，各種服裝的款式，按顧客的身材、氣質，靈活運用，謹慎操作，精心縫製。到商場的必須學會量、算、裁、試4項基本功，練習過硬本領。王才運還聘請文化教員，店堂打烊後，即組織學徒學習國文、英語、珠算、會計等課程，並明立制訂了18條店規，嚴格管理員工，文明熱情待客。王才運培養了服裝行業不少優秀人才，從“榮昌祥”出去自立門戶的有20餘人，其中大多在南京路開西服店，與“榮昌祥”遙相呼應。王才興、王和興兄弟，開設王興昌呢絨西服號乾南京路807號；王來富，開設王榮康呢絨西服號於南京路815號；王輔慶開設王順泰呢緘西服號於南京路791號：王廉方開設裕昌祥呢絨西服號於南路781號；王士東、周永升合資開設匯利呢絨西服號於南京路775號；王正甫、王介甫兄弟開設洽昌祥西服號於廣西北路346號；王繼陶開設滙豐西服號於靜安寺路429號；孫永良開設順泰祥西服號於貴州路；王增表開設開林西服號於南京路957；王豐萊開設王榮康西服號於重慶路。他們都在南京路的繁榮和西服業的發展中起了重要作用。王才運嘔心瀝血，為紅幫裁縫這支隊伍的壯大和總體素質的提高，作出了不可磨滅的歷史貢獻。

身處十里洋場的王才運，目睹各國租界和帝國主義的肆意掠奪，心情十分沉重。1919年，他以崇高的信譽和“榮昌祥”的品牌，被公推為上海南京路商界聯合會會長和上海各馬路商界聯合總會副會長，並擔任奉化旅滬同鄉會董事。在風起雲湧的革命浪潮中，他以一個中國人的民族精神和愛國情感，積極回響五四運動，聲援五卅慘案鬥爭，領導南京路商界參加罷市鬥爭，又竭力抵制日貨，有力地打擊了日本侵略者和帝國主義蠶食中國的囂張氣焰。1926年春，王才運為實現“不買不賣洋貨”誓言，他決定棄商歸里，把“榮昌祥”交給王宏卿經營。王才運把大部分資產以分紅的形式分給門生子侄們，這批昔日“榮昌祥”職工有了分紅資金開始自立門戶，獨立打拚，形成了紅幫裁縫在上海灘百舸爭流的場面。王才運攜家眷離滬回鄉，被人們譽為“模範商人”。這表明王才運在紅幫人中享有崇高聲譽。

1927年王才運被公推為鄞奉長途汽車股份有限公司籌備主任，王才運不負眾望，全力以赴，為早日實現甬臨線旅客往來自由而盡心盡責，後浙江省公路局要將此段公路收歸省辦，並委任王才運主任之職，因王才運不願與官方合作而推辭。

王廉方

王廉方，江口王漵浦人。他所創辦的“裕昌祥”是當年上海南京路6家西服名店（“榮昌祥”、“王興昌”、“王榮泰”、“王順泰”、“裕昌祥”、“匯利”）之一。這6家西服店主均來自奉化王漵浦村，上海人稱之為“南六戶”。“裕昌祥”店面與“榮昌祥”隔路相望，其規模雖略小於“榮昌祥”，但卻有其自己的經營特色。王廉方也是當時很有名望的愛國商人。

王廉方於20世紀初在堂兄王才運的幫助下，念完私塾即赴上海，寄居“榮昌祥”學藝，因其年輕好學，不久便當上了帳房，且學得一手“左手稱盤右手筆”的絕技，店內記帳、盤存、核資，他都安排得井井有條，顯露出理財的天資，幾年後，不僅善理帳籍，且精西服的經營之道。1915年春，王廉方拜別堂兄王才運，在南京路781號開設“裕昌祥呢絨西服號”，四開間門面，中英文招牌，一樓當店堂，二樓是作坊，三樓為臥室。

“裕昌祥”始辦時，專做西服，產品單一，和別的西服店一樣，或來料加工或看樣定製，兼營少量呢絨。民國初年，繁瑣的封建婚禮開始改革，簡化儀式，又募仿西洋的婚禮服，當時上海一些著名學校的師生帶頭髮起集體婚禮，時稱“文明結婚”，新郎穿燕尾服，新娘披婚紗。然而，這—襲禮服，尤其是號稱大禮服的燕尾服，價格昂貴，婚禮中只穿一次，就墊箱底了，實在遺憾。王廉方從實際出發，審時度勢，別出心裁地及時推山婚禮服出租業務，博得了社會的歡迎，名利雙收。

經過幾年的商場搏擊，“裕昌祥”發展到有員工近30人，逢旺季還得另雇員工加班加點。日積月累，資本增多，王廉方憑著理財和經營的天資把重心由西服轉到呢絨生意上來。並與女婿鄔榮甫聯手，王廉方在外進料接洽業務，女婿在店內分理銷售，零批兼營，大小生意一樣對待。如此運作，自然生意興隆，“裕昌祥”的營業額也大幅度增加。

1941年，其子王嘉植於光華大學附中畢業，此時，王廉方因積勞成疾，於是讓兒子接替了他的事業。兒子因少時即對西服和呢絨業務耳濡目染，又有文化，不久便挑起了大梁。

王廉方在其兒子接班後，便將精力放在新興產業和社會福利上。先後開設了“大華氧氣廠”、藥業銀行、“富華保險公司”等實業。他愛國愛鄉、熱心慈善事業，急公好義，德高望重，在滬奉兩地留下了濃墨重彩的篇章，舉其要者如下：

（一）聲援納稅華人會

1921年元月，上海公共租界的華人組織華人納稅會，函告公部局，推選5名華董作為顧問，進入工部局就職，以爭市民權，體現愛國心。經過半年交涉，進展緩慢，西方列強推三阻四，企圖取消華人納稅會章程中的某些條款。以王才運為首的南京路商界聯合會團結民眾，奮勉催進，王廉方褒貶是非，愛憎分明，挺身而出，大聲疾呼，在幾次會上與余華龍、倪念先、萬選青、費杏莊、王海永等慷慨陳詞，就華董顧問就職問題，列論是非曲直，理正詞嚴，痛斥帝國主義，表現了強烈的愛國熱情和大無畏的鬥爭精神。

1937年11月上海淪陷，上海公共租界和法租界成了“孤島”，日寇派飛機瘋狂轟炸閘北、南市區，大批難民流連失所，有的死裡逃生到租界避難。王廉方與熱心人士一起舉辦難民收容所進行救濟。以後又為抗日的十九路軍辦過傷兵醫院，他幾次冒著呼嘯的子彈，搶救受傷戰士，支援衣物食品，鼓勵部隊抗日。

（二）資助奉化孤兒院

王廉方羈旅思鄉，始終關心奉化的社會公益益事業，熱情扶持慈善事業。在擔任奉化旅滬同鄉會會長時，他扶貧濟困．樂善好施。又投資鄞奉汽車股份公司，促進家鄉的交通運輸業的發展。

1926年4月，奉化在育嬰堂基礎上創辦孤兒院，救助縣內困苦顛連的孤兒，教育引導他們以學自立，增進才智。但民生凋敝，又盜賊四起，困難重重，王廉方聞訊帶頭認捐，一次捐贈310元，後從1930年起，每年資助60元。孤兒院以“忠恕勤儉”為院訓，開展勤工儉學，培育了一批又一批孤兒成人自立。同時，他又捐款捐田資助家鄉的漵浦學堂。

（三）籌建同業公會，興辦職業學枝

1997年，上海市成立了西服業同業公會．王廉方出任公會理事長。作為一個獨立的自然行業，王廉方走馬上任，不管事務紛雜，家業牽累，團結本業同仁，促進西服業發展，作出了應有的貢獻。

1945年10月，上海市西服業同業公會以江輔臣、夏筱卿、唐瓊相為主，奉命整頓。1940年3月，借寧波旅滬同鄉會會所成立了“上海市西服商業同業公會”，會上經民主選舉，6l歲的王廉方又一次出任理事長。在兩年的任期中，他信守“獨木不成林，店多就成市”的古訓，雖近老年，但在王宏卿、陳漢泉等17名理事監事配合下，他經常出入南京東路大慶里40號會所，對公會下設的西服組、海員服裝組、調查科、財務科、總務科和同業福利會、勞資協調會作具體指導，上承下達，任勞任怨。他經常抱病工作，四處奔波，為維護同業的福利和業務的開拓，作山了貢獻。兩年以後，他雖然不擔任同業公會理事長，還兢兢業業，關心和支持公會的重大事務。在王宏卿等創辦上海市西服工藝職業學校時，他捐款1120萬法幣．作為建校基金，不收回報，後來得知學校開辦經費緊張，購置設備困難，他親自出面與“先施”、“新新”、“永安”等南京路上的4大公司協商，懇請他們慷慨資助。

王宏卿

王宏卿（1900－1972年），江口王漵浦人，原名嘉讓。15歲遵父命從家鄉至滬，隨族叔王才運在“榮昌祥”當學徒。在師傅的嚴格訓導下，王宏卿學習奮發，技藝絕佳，且能用英語熟練地同外國客戶洽談業務。3年滿師後便在“榮昌祥”當夥計（營業員），工作認真負責，深得王才運的喜愛。

“五卅”後，王宏卿受師傅委託，接替了“榮昌祥”。他悉心改進企業經營管理，改變過去的經營方式，並進一步開拓團體制服業務，發展留學生出國西服生產，承接鐵路員工號衣和航空軍校學生制服等訂單，後又承制軍服、雨衣，增大呢絨批發量，使“榮昌祥”始終保持了興旺發達的勢頭。

20世紀30年代初，廣東巨商籌建大新百貨公司大樓，擇址在南京路、西藏路口，其中包括“榮昌祥”的店址在內。“榮昌祥”得到一筆賠償金後遷至原址對面營業。由於僅有低層鋪面，無法開設工場，於1933年再次遷到南京東路782號。新址系一幢雙開間假3層房屋，比較寬敞。五宏卿信心倍增，精心裝修，分設商場、試樣室、帳房間、經理室、裁剪間、上下兩個縫製工場、職工宿舍及休息活動場所，又調整了經營範圍，確定以呢絨西服、團體服裝為主業。

名師出高徒，“榮昌祥”先後培養門生林天石(後任志翔服裝廠經理)、蔡和鳴(後任中國皮鞋店經理)、李舜耕(後任景華西服商店公方經理)、胡沛天(後任春秋服裝商店公方經理)、水永銘(後任上海絲綢公司批發部負責人)等20餘人。還派遣蔣月卿去日本學習西服專業，向歐美長期訂購西裝時新樣本，及時了解世界流行款式，使“榮昌祥”的工藝、款式，質量不斷提高，走在同行前例。王宏卿又將歐美新出版的西裝時裝樣本，分售給同業客戶，使同業共同獲得國際服裝新潮流新信息，促使同業共同提高。同時擴大承接軍服及團體服裝業務，做鐵路呢制服，他派專門技術人員在鐵路沿線各站，按人量體，務使鐵路員工穿上合身的制服。這種服務方式深得鐵路當局及職工的好評。為了做好出國留學生出國前西服定製工作，“榮昌祥”每年派出技術人員去北京清華、燕京等大學為學生量體、試樣。

1937年“八一三”事變後，王宏卿會同周永升（匯利西服店經理）、莫高明（亨達利鐘錶行經理）、毛釗炳等著名商人到內地，克服種種困難，籌建華南被服廠，為抗日出力。先在漢口，後遷香港，再至祁陽等地辦廠，生產軍需服裝、被頭、水壺等物品，供給前方將士需要。“榮昌祥”仍留上海繼續營業，為了前方的需要，他從上海抽調了一批技術管理人才、縫紉設備和原輔材料，支援華南被服廠並提供後勤保障。華南被服廠雖屢遭敵機轟炸，但仍輾轉內地，堅持生產。從王宏卿身上，充分體現了民族工商業者的愛國主義精神。

1945年8月抗戰勝利後，王宏卿回到上海，重理“榮昌祥”業務，並悉心整頓，重整旗鼓。又開設了“華東雨衣廠”和“光華皮鞋店”，使“榮昌祥”的業務量得以不斷的增加。

王宏卿在擔任上海市同業工會理事長時，殫精竭慮，為西服事業的發展盡心盡責。他多方奔走、協調，並在同業公會中集資，在宋公園路開辦了上海市西服職業學校，學生由同業公會內每個會員企業單位保送。學生免費學習，學費由保送會員單位支付，使學員一心一意學好西服技術。該校在短短一年多時間內培養出50多位西服技工，促使全行業西服製作技術更上一層樓，對培養西服業專業人才作出了重要的貢獻。

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王宏卿以自己在社會上的合法身份，積極擁護和平民主主張，他的經理室經常成為中共地下黨員蔣本箐、潘念之等人的秘密會議場所。有一次國民黨反動派在南京路西藏路槍殺“銀元販子”(實際是進步人士)時，而附近的“榮昌祥”經理室里地下黨同志正在開會，卻安全無恙。

1949年5月上海解放後，王宏卿在做好繁重的企業工作外還積極參加社會活動，1949年後曾被選為上海市人民代表、市工商聯委員、市西服業同業公會主任委員。在支援抗美援朝捐獻飛機大炮、購買折實公債、申請公私合營、接受社會主義改造等方面，他均以身作則，積極帶頭，為帶動同業作出了貢獻。1953年因“左”的路線影響，王宏卿蒙受了不白之冤。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後，獲得平反昭雪。

余元芳

余元芳，白杜泰橋村人，8歲上學，國小畢業後，托人介紹，去上海王升泰西服店學藝，因戰亂兩次回家避難。1941年滿師，考入上海南京路王順泰主管業務和裁剪，並以出眾的才華和技藝深受老闆的賞識和職員們的稱道。抗日戰爭勝利後，年輕有為的余元芳離開了王順泰，自立門戶，以一身好手藝招來了一群群客戶臨門。當時，好些國民黨的高官都上門找余元芳製作西服，如張嘉璈，貝聿銘之父貝祖貽，李鴻章侄女婿劉攻塵等。

1949年2月，與其兄余長鶴在百老匯大廈（今上海大廈）一樓大廳開設波緯西服店，承接各國領事館、美國善後救濟總署的制服業務，一時門庭若市。5月，上海解放，西服生意清淡，余元芳便至香港另找門路。後因當時大批蘇聯專家支援我國建設，就住在上海大廈，經常到波緯做西服，有時一天能接40多套業務，余長鶴忙不過來，於是叫余元芳重返上海聯手。當年6月初，余元芳進入波緯，男女服飾全做。並以精工細作、款式新穎、交衣及時而頗受好評。當時的陳毅市長，劉曉書記，潘漢年、盛丕華副市長，以及華東局的譚震林、吳克堅、魏文伯、陳丕顯、谷牧等先後找余元芳定製過西服，一時波緯的店堂外面，小轎車首尾相接，顧客應接不暇。

1955年，印度駐華大使小尼赫魯在北京做了西服，接連改了幾次，仍不滿意，專程赴上海重做，上海市政府便委託余元芳擔此重任。余在兩天時間內就做好西服叫小尼赫魯試穿，結果十分合適。回京後小尼赫魯與彭真說起此事，面臨日益頻繁的外事交往，彭真市長指令到上海挑選一批服裝名店和技師來京，帶動首都服裝業。

1956年4月底，余元芳、余長鶴和波緯14名職工到了北京，安排在新落成的前門飯店。考慮到外賓和中央領導能就近製衣，第二年，波緯搬到東交民巷28號，並與遷京的萬國時裝合二為一，由余元芳任經理，於1957年4月18日隆重開業。

波緯服裝店背靠外交部，面向使館區，出入中南海，可謂顧客雲集、名揚京師。好多業務都是直接為中央領導和外國元首服務。余元芳先後為劉少奇、周恩來、李先念、葉劍英、賀龍、羅榮桓、郭沫若等黨和國家領導人製作過一套套西服、大衣、中山裝等服飾，為劉曉、黃鎮、姬鵬飛、伍修權、丁國鈺、徐以新等外交使節和西哈努克、恩克魯瑪、卡斯楚等外國元首也做過西服。

從20世紀50年代到60年代，周總理的內衣外套，幾乎都出自余元芳之手。每逢出國訪問，或參加重大國際會議，或會見外國貴賓，周總理總是委託余元芳準備中山裝或西服。1964年，余元芳被周總理安排到會見廳，目測來訪的西哈努克親王和妻子、王子。隨後，余元芳便為他們三人做大衣和西裝。過了兩天，衣服交貨，西哈努克一家穿上後拍手叫絕，可見余元芳技藝之精。

1964年4月，劉少奇偕夫人王光美出訪東南亞4國，隨同出訪的有外交部長陳毅,副部長黃鎮、喬冠華和國務院外事辦的官員共百餘名，他們的西服都到波緯來定製。余元芳率領10多位一流的裁剪、縫紉技師，下榻釣魚台國賓館，夜以繼日突擊工作，出訪前所有服裝相繼完工，受到劉少奇的稱讚。劉少奇主席訪問了印度、緬甸、高棉、越南回國，準備下一輪赴印尼訪問。在昆明作短暫停留時，劉少奇主席吩咐外交部用專機接余元芳到他的住處，再給他的服裝作了一番修改。文革中，劉少奇主席遭批鬥至死，余元芳被戴上反動資本家帽子，遣送回鄉，與他的妻子一起在奉化“勞動改造”整整7年。到1973年才落實政策，回到北京，此時波緯服裝店已更名“紅都”，余元芳老經理復出，被任命為顧問，直至退休。

王睿謨

據奉化市江口鎮王漵浦村《王氏宗譜》記載：“昌乾公，從事工業，先王母俞氏，以紡織佐之，艱苦度日。昌乾公逝世時，二子睿謨公，字立華，僅7歲。王睿謨13歲時，繼承昌乾公家業，工余做小販,補家用不足。王睿謨24歲結婚後，赴上海工作。”他37歲時，伯父病危，二家合而為一。家中生寡食眾，王睿謨仍在上海就業。打工之餘，憑他做裁縫活的本領，經常做些衣服，賺錢補貼家用。王睿謨39歲那年，適逢日本明治變革，產業發展，勞動力緊缺。王睿謨打算東渡打工賺錢，維持全家生計。開始，他的主張遭母親拒絕。後來，由於上海生意蕭條，王睿謨走投無路，再三懇求母親讓他去日本，終於得到允許。大約在1885—1886年之間，王睿謨在日本勤學苦練，掌握了做西服的一些訣竅。1891年，他與幾個同鄉回到國內，當時正值上海租界擴展，西服業開始成為熱門行業，他從早到晚，四處奔波，為人縫製西裝。兒子王才運13歲時，王睿謨即帶他到上海，安排在一家西服店當學徒。滿師後，經過幾年艱辛努力，於1900年在浙江路、天津路交匯處的憶鑫里附近，父子倆開辦了“王榮泰洋服店。”該店曾為徐錫麟做過西服，王睿謨根據徐錫麟的要求，用了三天三夜時間完成。

王睿謨、王才運父子在經商致富後，積極投身公益事業，捐款興修水利，造橋鋪路。1920年王睿謨出資銀元2800多元，重修了江口東面的壽通橋，在甬臨線未開通前，此橋是溪口、新昌、嵊縣等地從陸路赴寧波必經之橋。1860年以來，奉化屢次遭受大水災，災民蜂擁，流離失所，王睿謨、王才運父子積極捐款賑災。1924年元月，王睿謨臨終前囑咐王才運把家鄉的田撥出120畝，其中100畝田租收入，供20名貧寒子弟免費進入漵東學校，歲助學費百元。

江良通

江良通是奉化市江口前江村人。

江良通於19世紀後期東渡日本學藝，在橫濱與開西服店的寧波老鄉經常探討製作西服的技藝，1896年學成回國後在上海靜安寺路407號開設“和昌號西服店”，這是華人在上海開設的首家西服店。江良通是紅幫裁縫早期的創業功臣。

江良通在發家致富後積極回報桑梓，當年江良通和兄弟江良達捐資16000元，另助田123畝創建錦沙國小。錦沙國小在民國年間是奉化校舍完備、設施齊全、師資強大的國小之一。該校有二層走馬樓式校舍23間、會議室和638平方米風雨操場。

江輔臣是江良通的兒子，畢業於上海的法國教會學校“聖芳濟學院”。此校創辦於1874年，1880年起開始吸收一些中國學生，1901年起開設中國部。

由於江輔臣自幼接受東西方兩種文化教育，懂得外語，這對經營西服業十分有利。江輔臣畢業後，其父就讓兒子繼承他的事業，讓他擔任“和昌號”經理。此店一直開到20世紀40年代。店內盛時有從業人員11人，其中技術人員7人。當時的“和昌號”一直以技工多、技藝好而著稱滬上。

江輔臣從20年代起，還擔任了數屆上海市西服業同業公會的領導職務，為“紅幫裁縫”在滬上的發展傾注了不少心血。

紅幫故事

“前長後短”

十九世紀中葉，奉化江口一帶出現了“群出賣藝以縫衣營生者”，他們或三五成群，或單門獨戶，帶一把剪刀，一把市尺，一柄熨斗，少量線團和針，在上海、南京、寧波等地為人縫製衣服。他們沒有工場，沒有店面，上門兜顧客，上門送成衣，由於全部家當可以用一塊包袱布包起來，所以被人叫做“包袱店”。這些裁縫為了維持生計，在質量上很講究精工細作，所以本領很過硬——不用尺量能目測，只要瞟上一眼就能正確說出你所需尺碼。能因人而別。比如，有那么一個故事，一個當官的來了，紅幫裁縫給他做成前幅長後幅短，一個讀書人來了，紅幫裁縫給他做成前幅短後幅長。為什麼呢?老爺官太神氣，挺胸凸肚，不應前長後短嗎?讀書人一天到晚坐著念書佝僂著背，不應前短後長嗎?

那時不作興廣告，但奉幫裁縫的手藝好卻不脛而走，所以生意越來越紅火，人們常常請他們上門去做；一個師傅帶一個徒弟拎著一個包袱上門，他們在堂屋中央擱一塊長長的板，將衣料攤在上面又剪又裁，常常是師傅飛針走線，徒弟幫著熨和鎖眼。一住十天半月，這一段時間裡將主人家一家老小春夏秋冬四季衣服全部做好。

第一套中山裝

辛亥革命後，孫中山先生亦慕名來“榮昌祥”定製過幾套西服，十分滿意。有一次，孫中山先生又來到“榮昌祥”，拿出一件日本陸軍士官服，對王才運說：“我去日本，日本朋友誇我身上西裝做得好，以為是美國貨，看了榮昌祥的牌子，才相信是國貨。榮昌祥為中國人爭了光。這次我想請你們做件中國服代表中國人。”他又指了指士官服：“改革此服，為吾所用。”王才運根據孫中山先生的意願，與一些打樣、裁剪名師經過再三琢磨，幾經試樣，幾經修改，把原來的十粒扣改成七粒，後又改為五粒，隱喻中山先生所倡導的五權憲法；在款式上亦按孫中山先生的指示，改成直翻領四貼袋的服裝，並加上倒山筆架式袋蓋，象徵著革命重用筆桿子，重視和依靠知識分子。在袖口加上三粒袖口紐，如西服般地防止磨損，而又不失美觀大方，象徵著三民主義。服裝製成後由孫中山先生試穿，既簡樸，又莊重，且具備西服挺、平、直、圓、順、墩、盛、密、勻的特色，孫中山先生十分滿意，並大為讚賞。王才運即為這套服裝完型，取名中山裝。“榮昌祥”就成了第一套中山裝的誕生地，以後中山裝風靡全國，經久不衰。王才運先生常以為國父製作了第一套中山裝為榮,珍藏著孫中山先生穿樣衣的照片和店內高掛“本店為國父製作第一套中山裝”的廣告牌照片,可惜都毀於文革。

後來，蔣介石、宋美齡的許多內衣外套，也常由“榮昌祥”量制。

一次特殊廣告

由於中國的第一件西服、第一件中山裝、第一家西服店都和奉化人連在一起，並且都是以“十里洋場”大上海為據點，這就使置身於舊時代的紅幫裁縫遭到同行的猜忌，洋廠商們更無法容忍王榮泰西服店的不斷走紅。

一次，一位體形特殊的日本商人在法租界小巴黎西服店定做了一套西服。由於身體畸形，衣服穿上後很不舒服。就又到王榮泰做了一套，穿上後深感既合身又舒適，於是他逢人便講工榮泰西服店比法國小巴黎西服店做得好。這使法國小巴黎西服店老闆密特斯坦十分惱火。為了搞垮“王榮泰”，其弟小斯坦帶著高檔面料到王榮泰西服店加工，衣成後，用贗品取代，然後詐稱王榮泰西服店不會做西服，糟蹋了面料，要求賠償。

紅幫裁縫和寧波同鄉會憤慨了，一致罷工鬥爭，密特斯坦不得不交出原件，公開展覽。一批批市民如潮湧來，轟動了大上海。王榮泰西服店獲得了一次集中的、牽動各界的熱點“廣告”宣傳。法國小巴黎西服店由此臭名昭著，難以立足，被迫關閉回國，而王榮泰西服店則名聲大振，遷至南京路今“一百”所在地，改名“榮昌祥呢絨西服號”，前為店面，後為工場，工貿合一，主營西裝：兼營襯衫、領帶和各色鞋帽，成為紅極一時的名店。

“榮昌祥”製作的西服，曾長期被展示於萬國博覽會。當鋪接納顧客，只要是“紅幫”製作的西服，可多當五元大洋。

為陳毅定西服

如果說王才運是“紅幫”的鼻祖和大師，那么余元芳則是“紅幫”在新中國的泰斗和典範。

臨近解放的時候，上海灘老闆、富商紛紛出走香港、台灣，南京路西服店接踵關閉。(後在台灣稱為“天字第一號裁縫店”的天盛呢絨服裝公司，就是“紅幫裁縫”的一脈。)以至，外國駐滬領事館人員找不到西裝店，寫信給上海市政府提意見。陳毅市長經查詢核實，於是親自來到“波緯成衣鋪”，要余元芳為他定製西服。這是新中國成立以來的第一套西服。之後，魏文伯、陳丕顯等華東軍政委領導和上海市領導陸續親臨“波緯”做服裝，“波緯”由比重新開張，名聲較先前更大。

波緯進京

作為共和國的首都，當時北京尚無高水平的西服店。有一個笑話，1956年初春，印度駐華大使小尼赫魯在北京做了一套西服，衣成後先後修改了21次，最後仍不能滿意。惱得他寫信向中國外交部提出“抗議”，說：“這么大的中國，沒一家會做西服，丟人!”一些西方外交官也提了不少類似的意見，這驚動了周恩來總理。周總理當即派人在全國範圍內細心物色，了解到中國最好的西裝師傅在上海。其中最好的數“紅幫”大師余元芳。於是叫外交部官員陪同小尼赫魯到“波緯”改制西服。

余元芳只花了一天時問。就把西服改制完畢。小尼赫魯穿上以後，高興得手舞足蹈，當場要求余元芳再為他另做一套。並且為妻子、兒子、兄弟、岳父、小舅子等各做一套。此後又向中國外交部寫了一封長長的表揚信．說：“到過很多國家，買過很多西裝，從來沒有這么漂亮、舒適、挺括。”外交部把信轉給周總理，周總理指示：“外國來賓的做衣問題該解決了，建議將波緯調遷北京。”不久，余元芳和“波緯西服店”遷到了首都，從此，首都有了世界一流的西裝、時裝大師和西服店。還開了“國際友人服務部”，但生意太紅火了，人們憑國務院條子，才可“找余元芳裁剪。

紅幫發展

老紅幫闖天下

19世紀末期，奉化民間中流傳“三把刀”，即裁縫、廚工、理髮。當時許多奉化人為謀生，紛紛離鄉背井外出尋找活路。奉化剡江、金溪兩岸的江口、王漵浦、前江、南渡一帶以裁縫營生者最多。他們三五成群，或單門獨戶用一把剪刀、一把市尺、一柄燙斗及針線粉團打上包袱，歷盡艱辛向外闖蕩，大都流向沿海一帶城市如寧波、上海、南京、青島、天津、哈爾濱，有的還轉向朝鮮、日本、香港及東南亞等地，為人裁布縫衣。

鴉片戰爭後，外國列強企圖瓜分中國，與清政府簽訂了一系列不平等條約，於是，諸多大使館、領事館、租界、商埠、辦事處、洋行等海外的機構或團體亦應時而生，自然牽涉到這些外國人的衣著問題。於是，一些外出謀生而頭腦靈活的本幫裁縫，便不做原來的長袍、馬褂、對襟衣了，開始做起西服來。且生意不錯，漸漸發跡。當時凡替外國人（俗稱紅毛人）做西服的那些趕時髦的裁縫，便是紅幫裁縫。

江口前江村的江良通、王漵浦村的王睿謨曾相繼東渡扶桑，見習西裝裁縫，掌握了製作西裝技藝，1896年後，他們先後在上海開設了“和昌號”和“王興昌”洋服店，這是奉化裁縫在中國最早開辦的西服店，他們傳子帶徒，逐漸形成了鬆散的“紅幫裁縫”團體。奉化裁縫的特色在製作質量上很講究精工細作，又有一套裁剪、縫製、因人而異的過硬本領，很受時人賞識。1904年王睿謨化三天三夜時間用手工飛針走線為我國著名的資產階級革命家徐錫麟縫製一套西裝，成為我國服裝界的一個創舉；1916年孫中山慕名來到王才運開辦的“榮昌祥”西服店，要求以士官服為基樣，改制成直翻領，四貼袋，五粒扣的新式服裝，王才運操刀裁剪製作，不上三天就完成，孫先生非常滿意，被後人稱為“中山裝”，譽為“國服”。“紅幫裁縫”因手藝精湛而走紅，名噪天下，不僅創造了中國服裝史上的三個第一，還造就了一大批西服製作的優秀人才。“紅幫裁縫”為了擴大門庭，不斷從奉化鄉里招去同族同鄉以及周邊鄉村子弟收為徒弟，當時“榮昌祥呢絨西服號”最盛時職工多達100餘人。南京路共有八家西服店，其中七家為奉化人所開，在上海奉化籍西裝店就有100多家。“紅幫裁縫”開設的西服號，大都前店後作坊，工貿合一，主營西裝，兼營襯衫、領帶和各類鞋帽，形成服飾系列，這是“紅幫裁縫”經營的特色。

王才運先生出身貧苦，素有反帝愛國之情。他積極參加“五四”運動，領導“五卅”商界罷工。1925年的“五卅”慘案就發生在“榮昌祥”店面附近，王才運先生目睹帝國主義對中國工人、學生的血腥屠殺，立誓抵制外貨，拒絕與外國人經商。而當時製作西服的呢絨面料都是進口的，做西裝大多又得與外國人打交道，王才運先生為實現不賣不買洋貨的諾言，毅然棄商歸里，把“榮昌祥”交給他的得意門生、外甥女婿王宏卿經營。並把多年苦心營織起來的資金，以分紅形式，賜給追隨他多年的門生。

他的門生得此厚資，紛紛自立門戶，開設西服店。

先後離開“榮昌祥”開廠開店的奉化人有：

王才興、王和興兄弟於南京路807號開設王興昌呢絨西服號。

王來富於南京路815號開設王榮康呢絨西服號。

王輔慶於南京路791號開設王順泰呢絨西服號。

王廉方於南京路781號開設裕昌祥呢絨西服號。

王士東、周永升於南京路775號合資開設匯利呢絨西服號。

王正甫、王介甫兄弟於廣西北路346號開設洽昌祥西服號。

王繼陶於靜安寺路（今南京西路）429號開設滙豐西服號。

孫永良於貴州路開設順泰祥西服號。

王增表開設開林西服店。

王豐萊開設王榮康西服店於重慶路。

王颺慶開設中華皮鞋股份有限公司於南京路、河南路東首。

周毓字開設華東皮鞋店於南京路777號。

於是，20世紀30年代至40年代，南京路上蓬勃發展的西服業，幾乎被王才運的親族和門生所壟斷。一時間，上海南京路成了奉化西服業一條街。這些企業大部分成為上海的名牌商店，對南京路上的繁榮，中國西服業的發展，產生了巨大的影響。至此，“紅幫裁縫”已完全形成。

“榮昌祥”自王宏卿接手後，悉心改良經營管理，開拓了團體製作業務，如承接鐵路員工號衣，航空軍校制服，發展軍服、雨衣等業務，並擴大呢絨批發，使“榮昌祥”更加興旺發達，全盛時資產達50萬元之巨，在眾多師兄弟的競爭中仍為上海西服業之冠。

“紅幫裁縫”在上海成名後，隨著上海西服業的興盛和店鋪、技師的飽和，“紅幫裁縫”便向外開拓生存空間，他們有的北上東三省，南下廈門港台，有的西進中原武漢；有的還跨出國門，遠涉重洋，到北美、歐洲、日本、東南亞等地開創基業，施展才華，他們的足跡遍布北京、南京、重慶、青島、大連、廣州、廈門、海參威等地。目前，在港、澳、台地區和國外，尚存許多“榮昌祥”的第二代、第三代門生。比如香港陳才榮開設的“益昌公司”，王定海開設的呢絨服裝公司等等，均頗有影響力。 從而把祖國的服裝文化，深深地融注到西方世界。

“紅幫裁縫”謀業各地都有不少建樹，事業成功都不忘造福桑梓。他們愛國愛鄉，急公好義，資助公益，興辦慈善，澤被故里。如王漵浦村王才運、前江村的江輔臣等。王才運在上海被稱為“模範商人”，他是一位愛國的“紅幫裁縫”代表。他在租界內最早發起成立商界聯合會，並任第一屆會長。他積極支持“五四”運動，為維護租界內中國人合法地位與應有權利進行鬥爭，帶頭抵制洋貨，提倡國貨，是實業救國運動的倡導者。他樂善好施，出巨資在家鄉王漵浦興辦各種公益事業，如出資修築鄉里最大的水利設施——外婆石契，疏浚漵浦河，建造“壽通橋”，助田100畝作為漵浦學校田，供貧寒子弟免費讀書，還出資籌建了“奉化孤兒院”等等。江輔臣是江良通之子，在上海發達後，在家鄉助田123畝，助銀16000元建造了遠近聞名的“錦沙學堂”；還建橋、修路，捐助平安會等，為四鄰八姓傳為佳話。

第一、二代“紅幫裁縫”以一把剪刀，剪出了奉化人繽紛多彩的人生世界，開創了中國民族服飾文化先河，他們是中國服裝界的驕傲。

紅幫打造天下

第一、二代紅幫裁縫為中國服裝行業樹立了豐碑。解放後第三、四代紅幫傳人承傳了紅幫精髓而勝於紅幫。

第三代紅幫傳人余元芳是奉化白杜人，解放前從師於上海王才運門下，從小練就“紅幫裁縫”工藝三大絕技“目測量衣”、“抽絲補調”、“特型矯正”。解放初在上海開設“波緯西服店”，為上海第一任市長陳毅做了新中國第一套西服，後經陳毅市長推薦，國務院將余元芳和他的“波緯”調遷北京，改為“紅都服裝公司”，先後為許多外國元首、駐華領館人員和共和國許多黨和國家領導人製作服裝，被譽為“服裝國師”和“西服國手”。許多外國來賓稱讚他做的西服比英國牛津的還好。他為高棉元首西哈努克及其妻子，王子“目測量身”做的西裝非常合身，親王驚嘆余元芳是“他見到過的最好的服裝大師”，還特地把一隻鏤花銀盒子送給余元芳作為紀念，傳為佳話。余元芳作為“紅幫”在新中國的代表和領頭雁，為祖國的服裝文化辛勤耕耘作出了卓越貢獻。幾十年當中，他帶出了一批批技藝高超的徒弟，這些徒弟經過再傳，把“紅幫”技藝融會到中華服飾文化大海，使紅幫服飾文化發揚光大。第三代的紅幫傳人又為中國服裝行業樹起了第二座豐碑。

榆林村人陳志康，繼余元芳之後，續任北京紅都服裝店經理。他領導“紅都”師傅專為中央首長、外國要人和駐外使節定製西服。他本人手藝高超，1976年9月9日，毛澤東主席逝世，國家警衛局要“紅都”趕製一套為主席最後穿著的中山裝。他立即率服裝師研究，由於已不能量體製衣，所以只好找來舊衣參考，並用目測法製成。如今，毛主席躺在紀念堂里穿著的一套銀灰色中山裝，就是陳志康等人的傑作。李鵬出任國務院總理後，他的衣服基本上由陳志康一人包攬。高棉西哈努克親王一家，也曾找陳志康製衣，建立了一定的感情。莫尼克皇后生日，西克努克特地打電話請陳志康參加生日宴會。

精湛的傳統工藝，使“紅幫”日益煥發光彩。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在“紅幫”的故鄉，勃發了服裝工業的青春。憑著歷史的淵源和奉化裁縫的技術優勢，奉化市相繼辦起了西裝、時裝、羊毛衫、針織、襯衫、羊絨服裝、裘皮服裝等諸多頗具規模企業，至今全市有服裝企業200多家，從事服裝業人員占全市從業人口的四分之一，服裝產值占全市工業產值的四分之一。

新生代的紅幫傳人不僅僅守成，而且大膽創新，把紅幫的傳統工藝和現代技術結合，東方文化與西方文化相交融，使“紅幫”的故鄉日益顯示出強大的生命力。1991年羅蒙西服以“用料講究、款式瀟灑、線條明朗、造型優美、風格獨特、漏驗率為零”稱雄西服業。法國前總統看到中國官員和人民大會堂工作人員所穿服裝款式新穎，色澤宜人，從質地到工藝都是世界一流，誤以為這些服裝都是從國外進口的，當得知這些服裝均是奉化服裝廠生產的，密特朗總統頓時讚不絕口，連稱“這是真正東方藝術，真正東方藝術”。

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奉化的服裝企業不斷向高標準、高質量、高檔次邁進，特別在近幾年來，羅蒙、愛伊美等服裝企業相繼引進了世界一流先進設備和成套智慧型化生產流水線，並革新工藝，2000年羅蒙成功研製了“綠色環保型無粘合襯西服”被法國科技質量監督評價委員會推薦為“高質量科技產品”，並被列為“歐盟市場銷售目錄”，打開了通向歐盟市場的大門。目前一個更高層次的集團型、系列化、多元化、信息化、名牌化、個性化、國際化格局正在奉化形成。奉化服裝在全國服裝行業中已占有重要地位，她已擁有超一流的大型集團公司，擁有“中國馳名商標”企業，擁有“中國名牌”稱號企業，其中羅蒙集團是“中國最大經營規模企業”、“中國最高利稅企業”“中國最大出口創匯企業”。羅蒙品牌全國市場綜合占有率雄踞中國服裝業名牌企業的第二位。而且羅蒙以自己的品牌進入了歐洲和美國市場，開創了以民族品牌融入世界名牌服裝之林的先河，這又是奉化人的驕傲。

紅幫文化已不再僅僅是紅幫人的文化，而成為奉化人的寶貴精神財富，這種精神在不斷的延伸。其中第四、五代紅幫傳人的代表盛軍海、盛靜生、傅志存等的成功業績就是最好的詮釋。紅幫文化已成為中國民間服裝藝術的一種象徵，它是“真正的東方藝術”，它又在不斷的升華。2019年5月19日《朝聞天下》央視1套和13套報導了以羅蒙為代表的寧波奉化“紅幫裁縫”。

紅幫作為一個服裝流派，是一種產業型集團，她長期以師徒傳授關係，確實推進了民族服裝事業的發展，但她又以新的傳承形式擴大生存空間，代代相傳延綿永恆。紅幫以她精湛傳統技藝，立足生存求得發展，以敢於爭先的創新精神創造明天的領先。紅幫以她豐富的民族內涵的濃濃情商，情系天下，服務大眾，回報社會，對人類文明不斷再創造。

文化的盛興，被稱之為繁榮，世代的銘記被稱之為永恆。盛興百年的紅幫服飾文化，她將使奉化的服裝業乃至中國的服裝業恆而久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