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簡介,發展歷程,概述,創始期,發展期,繁榮期,簡帛學：國際顯學伴隨隱憂,概述,1 “發見時代”的“幸運兒”,2跨學科學術力量關注簡帛學,3讀簡會值得推廣,4國際顯學伴隨隱憂,連結 讀簡需費多少體力,
簡介
簡帛學不僅可以與歷史學相結合，而且由於它包含的內容十分豐富，又可以與多種學科相結合。例如，它與考古學就密不可分；而且隨著簡帛文字的系統整理與公布，運用簡帛材料研究古文字、古漢語也將日益受到重視，因此簡帛學與語言學也有密切關係。簡帛中的文字、繪畫，簡帛中的科技、醫學、民俗內容也都必須與多學科相結合研究。因此，簡帛學含有邊緣學科的性質。但從整體上看，證史、補史是其基本功能。
發展歷程
概述
回顧其發展歷程，大致可分為三個時期：
1914~1949為創始期，以王國維等人為中心，他的《流沙墜簡》及他的部分文章為這一時期的研究成果；
1950~1978為發展期，這一時期以陳夢家，陳直的成就最為突出；
1979至今為繁榮期，簡帛研究呈現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局面，標誌性成果之一為居延漢簡的研究躍上了一個台階。
創始期
20世紀首先整理簡帛的並不是中國學者，但首先運用於歷史研究並取得重要成就的卻是中國學者王國維、羅振玉，他們運用“二重證據法”，寫出了一批研究漢代制度、西北史地的論文。儘管他們的一些觀點今天看來不完全正確，但其成就令人耳目一新。羅、王二人開創的新的研究視角與方法，使簡帛研究從一開始就沿著一條正確道路前進，意義極為深遠。
發展期
此後至20世紀40年代，簡帛研究繼續向縱深方向發展，其中勞乾、賀昌群、馬衡、傅振倫、陳槃、黃文弼、嚴耕望、夏鼐等都是代表人物。他們的論著對漢魏政治制度、經濟生活、社會文化、歷史地理等各方面進行了有益的探討，極大地擴展了漢魏歷史的研究內容。
繁榮期
20世紀後半期，不僅老的簡帛材料獲得重新整理，新的簡帛材料也在不斷出現，運用簡帛資料進行歷史研究進入了一個新時期。
這主要表現在幾個方面：
第一，證史。如陳直的《史記新證》、《漢書新證》中就運用了簡帛材料。歷史上許多有疑義的問題，由於簡帛資料的出土而真相大白。
第二，補史。簡帛在補充戰國秦漢魏晉史史料之不足上發揮出重要作用。大量豐富而細緻的簡帛材料，揭示了秦漢魏晉各級行政、軍事組織，特別是基層組織運作的實例，為政治史研究提供了第一手材料。各種文書類型的發現，使較完整地研究秦漢魏晉文書制度成為可能。各類職官名稱的發現，為研究職官制度拓寬了視野。一些特殊地點簡帛的發現，如懸泉簡，為研究郵傳制度提供了獨特的材料。簡帛更是為法制史研究補充了極為重要的材料。
第三，簡帛開拓了新的研究領域。漢代公文文書研究是秦漢史研究中的前沿課題之一，這一課題的形成可以說是簡帛材料出土之後的事。關於漢代郵傳制度研究以往也未予重視，簡帛中的大量材料直接推動了這一課題的形成，隨著懸泉簡的公布，研究將更加深入。其他如日書研究、邊郡地區社會生活與文化研究、漢代不同地區的經濟與物價比較研究等等，也因簡帛材料的出現而出現。在古醫學、科技史、藝術史、古文字等領域中，簡帛所帶來的新課題同樣不勝枚舉。
簡帛學：國際顯學伴隨隱憂
概述
從戰國到晉代這一漫長歷史時期，均有簡帛（主要是簡）發現。這些簡帛催生出一門學問——簡帛學。在中國，這門學問和甲骨學一樣長壽，已有百餘年歷史，且呈日趨蓬勃之勢。
1949年後，“地不愛寶”，簡帛出土數量和種類的增加極大地豐富了對很多傳統問題的認識。然而，這門學科能否“一路順風”呢？
1 “發見時代”的“幸運兒”
不斷出土的簡帛，不僅提供了與傳世文獻有差異的不同版本，可以為校勘提供材料；而且包含佚書和大量歷史檔案，為研究者們貢獻了細化、深化先秦至魏晉時期學術研究的寶貴材料。1925年，時任清華國學研究院導師的王國維在演講中說，“古來新學問起，大都由於新發見……自漢以來，中國學問上之最大發現有三：一為孔子壁中書；二為汲冢書；三則今之殷虛甲骨文字，敦煌塞上及西域各處之漢晉木簡、敦煌千佛洞之六朝及唐人寫本書卷，內閣大庫之元明以來書籍、檔冊”。在同一演講中，他還提到“今日之時代，可謂之發見時代，自來未有能比者也”。其中，對於“敦煌塞上及西域各處之漢晉木簡”，王國維根據法國漢學家E.E.沙畹著作中的照片，與羅振玉合作完成了中國簡帛研究的開山之作《流沙墜簡》。他還寫過《簡牘檢署考》一文，同樣受到學者推崇。
1930年，在我國西北地區發現“居延漢簡”，1931年這批漢簡運到北京。勞榦、賀昌群、向達、余遜、馬衡等學者對其作了部分的整理和考釋，1936年，原西北科學考察團將勞榦、余遜的部分考釋成果用曬藍紙印刷出版，這就是“曬藍本”。抗戰期間，為躲避日寇戰火劫掠，工作人員將其輾轉運到美國，1965年又運到我國台灣地區，目前由位於南港的“中研院”史語所收藏。基於這批漢簡，勞榦分別於1943年和1944年出版《居延漢簡考釋》的釋文和考證兩部，兩書都是在艱苦的條件下以石印出版。
1949年後，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博物館等單位一起在西北地區發掘，出土漢簡3萬多支，已經出版《居延新簡：甲渠侯官和第四燧》。然而，肩水金關部分則遲遲沒有出版，懸泉置的漢簡也沒有公布。“其中原因很複雜”，甘肅省簡牘研究和保護中心主任張德芳這樣告訴記者。他透露，肩水金關的那冊2011年將會出版。中國學者的漢簡研究，產生了多部高水平的學術著作，如陳夢家的《漢簡綴述》、陳直的《居延漢簡研究》等。
1972年，山東臨沂銀雀山兩座漢墓中出土了漢代竹簡。簡文書體為早期隸書，寫於西漢文景時期至武帝初期。這部分漢簡中有兵書，一號墓竹簡中有《孫子兵法》十三篇、《孫臏兵法》十六篇和佚文五篇，這一發現為“孫子和孫臏是不是同一人”等學術疑案畫上了句號。
1972—1974年，湖南長沙馬王堆出土大量簡帛。後來，成立了馬王堆帛書整理小組。這個小組匯集了一批功力深厚的學者：朱德熙、張政烺、唐蘭、裘錫圭、李學勤等。《馬王堆漢墓帛書》第一、三、四冊早已出版，但最初規劃的其他幾冊至今仍沒有出版。目前，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承擔了該項目。
1993年下半年郭店楚簡出土，1998年5月《郭店楚墓竹簡》出版。這批新材料引起中外學者極大關注，一時掀起了“郭店楚簡熱”，與之相關的討論會召開了多個。《郭店楚墓竹簡》的整理者彭浩告訴記者，整理工作“很難討好”，因為高手都在後面，一個人的能力敵不過千百萬人。他對各種看法都聽，但是從來不回應。有時，討論又會回到原來的地方。他說，這本書是按照考古學的方法進行整理的。日本著名學者池田知久曾告訴他，這本書自己買了三部，“一本放到研究室，一本放在書房，一本留起來”。正是這批郭店簡，為老子研究提供了新材料，證明了《老子》一書成書早於戰國；其中的《性自命出》、《語叢》等篇填補了孔子和孟子之間早期儒家的思想空白，為“思孟學派”的研究貢獻了寶貴材料。
不斷出土的簡帛，不僅提供了與傳世文獻有差異的不同版本，可以為校勘提供材料；而且包含佚書和大量歷史檔案，為研究者們貢獻了細化、深化先秦至魏晉時期學術研究的寶貴材料。一些此前未見的材料，甚至提供了填補學術史空白、解決“歷史疑案”的可能性。
中國社會科學院特殊學科簡帛學的負責人、歷史研究所所長卜憲群告訴記者，研究戰國秦漢魏晉史不能也不可能離開簡帛學，但要將二者有機地結合起來，必須建立在對二者有充分認識的基礎之上。20世紀在這方面作出卓越成就的學者大體都如此。這些經驗告訴我們，科學運用簡帛材料不是簡單的“拿來主義”。任何根據簡帛材料來研究新課題或深化老課題的學者，必須建立在對簡帛材料、文獻材料、學術史幾個方面都十分熟悉的前提下，捨棄或不重視簡帛材料顯然是錯誤的。在歷史學的研究層次上，簡帛屬於基礎史料，其材料的零散性決定了它的作用主要是證史與補史，要使簡帛史料在更高層次上發揮功能，還應充分與文獻材料相結合，特別是要與一定的歷史理論、方法相結合。沒有一定的科學理論、方法，就無法有效地駕馭、分析史料。因此史學工作者在運用簡帛研究具體問題的同時，還應注重根據本學科的具體情況，掌握理論工具，提出新課題，開拓新領域，使簡帛材料在更高層次上發揮作用。
新材料令人眼花繚亂。這是簡帛研究學者們面對的現實之一，在這個“發見時代”，材料多得令人看不過來。一位學者感嘆，不希望材料一下子都出來，有節奏地分批出來更好。
1930年，在我國西北地區發現“居延漢簡”，1931年這批漢簡運到北京。勞榦、賀昌群、向達、余遜、馬衡等學者對其作了部分的整理和考釋，1936年，原西北科學考察團將勞榦、余遜的部分考釋成果用曬藍紙印刷出版，這就是“曬藍本”。抗戰期間，為躲避日寇戰火劫掠，工作人員將其輾轉運到美國，1965年又運到我國台灣地區，目前由位於南港的“中研院”史語所收藏。基於這批漢簡，勞榦分別於1943年和1944年出版《居延漢簡考釋》的釋文和考證兩部，兩書都是在艱苦的條件下以石印出版。
1949年後，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博物館等單位一起在西北地區發掘，出土漢簡3萬多支，已經出版《居延新簡：甲渠侯官和第四燧》。然而，肩水金關部分則遲遲沒有出版，懸泉置的漢簡也沒有公布。“其中原因很複雜”，甘肅省簡牘研究和保護中心主任張德芳這樣告訴記者。他透露，肩水金關的那冊2011年將會出版。中國學者的漢簡研究，產生了多部高水平的學術著作，如陳夢家的《漢簡綴述》、陳直的《居延漢簡研究》等。
1972年，山東臨沂銀雀山兩座漢墓中出土了漢代竹簡。簡文書體為早期隸書，寫於西漢文景時期至武帝初期。這部分漢簡中有兵書，一號墓竹簡中有《孫子兵法》十三篇、《孫臏兵法》十六篇和佚文五篇，這一發現為“孫子和孫臏是不是同一人”等學術疑案畫上了句號。
1972—1974年，湖南長沙馬王堆出土大量簡帛。後來，成立了馬王堆帛書整理小組。這個小組匯集了一批功力深厚的學者：朱德熙、張政烺、唐蘭、裘錫圭、李學勤等。《馬王堆漢墓帛書》第一、三、四冊早已出版，但最初規劃的其他幾冊至今仍沒有出版。目前，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承擔了該項目。
1993年下半年郭店楚簡出土，1998年5月《郭店楚墓竹簡》出版。這批新材料引起中外學者極大關注，一時掀起了“郭店楚簡熱”，與之相關的討論會召開了多個。《郭店楚墓竹簡》的整理者彭浩告訴記者，整理工作“很難討好”，因為高手都在後面，一個人的能力敵不過千百萬人。他對各種看法都聽，但是從來不回應。有時，討論又會回到原來的地方。他說，這本書是按照考古學的方法進行整理的。日本著名學者池田知久曾告訴他，這本書自己買了三部，“一本放到研究室，一本放在書房，一本留起來”。正是這批郭店簡，為老子研究提供了新材料，證明了《老子》一書成書早於戰國；其中的《性自命出》、《語叢》等篇填補了孔子和孟子之間早期儒家的思想空白，為“思孟學派”的研究貢獻了寶貴材料。
不斷出土的簡帛，不僅提供了與傳世文獻有差異的不同版本，可以為校勘提供材料；而且包含佚書和大量歷史檔案，為研究者們貢獻了細化、深化先秦至魏晉時期學術研究的寶貴材料。一些此前未見的材料，甚至提供了填補學術史空白、解決“歷史疑案”的可能性。
中國社會科學院特殊學科簡帛學的負責人、歷史研究所所長卜憲群告訴記者，研究戰國秦漢魏晉史不能也不可能離開簡帛學，但要將二者有機地結合起來，必須建立在對二者有充分認識的基礎之上。20世紀在這方面作出卓越成就的學者大體都如此。這些經驗告訴我們，科學運用簡帛材料不是簡單的“拿來主義”。任何根據簡帛材料來研究新課題或深化老課題的學者，必須建立在對簡帛材料、文獻材料、學術史幾個方面都十分熟悉的前提下，捨棄或不重視簡帛材料顯然是錯誤的。在歷史學的研究層次上，簡帛屬於基礎史料，其材料的零散性決定了它的作用主要是證史與補史，要使簡帛史料在更高層次上發揮功能，還應充分與文獻材料相結合，特別是要與一定的歷史理論、方法相結合。沒有一定的科學理論、方法，就無法有效地駕馭、分析史料。因此史學工作者在運用簡帛研究具體問題的同時，還應注重根據本學科的具體情況，掌握理論工具，提出新課題，開拓新領域，使簡帛材料在更高層次上發揮作用。
新材料令人眼花繚亂。這是簡帛研究學者們面對的現實之一，在這個“發見時代”，材料多得令人看不過來。一位學者感嘆，不希望材料一下子都出來，有節奏地分批出來更好。
2跨學科學術力量關注簡帛學
簡帛學天然地具有多學科、跨學科的性質，需要多個學科的研究者一同研究。歷史、考古、古文字、哲學、醫學等學科的研究者在這片領域內都可以一展身手。 多位學者都認同簡帛學具有邊緣學科、跨學科的性質，對它的研究要根據這一特點展開。卜憲群提出，簡帛學是一門通過對地下發掘的含有古代文字的簡牘帛書的系統研究來補充、修正傳統文獻所記載史實的科學。實際上，簡帛學帶有邊緣學科的性質。由於它包含十分豐富的內容，將其運用於何種學科的研究，與各學科的具體情況有關。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主任陳偉告訴記者，簡帛學天然地具有多學科、跨學科的性質，需要多個學科的研究者一同研究。歷史、考古、古文字、哲學、醫學等學科的研究者在這片領域內都可以一展身手。
目前，大陸主要的簡帛研究專門機構有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及簡帛研究中心、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前身為中國文物研究所）出土文獻研究部、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簡牘保護研究中心、西北師範大學歷史系簡牘研究室等，在台灣地區有“中研院”史語所簡牘整理小組、台灣簡牘學會等。
中國社會科學院一直是簡帛學整理和研究的重鎮，著名的簡帛學家和歷史學家張政烺、陳夢家、賀昌群、李學勤、謝桂華、朱國炤等先生，曾主持或參與居延漢簡、武威漢簡、睡虎地秦簡、馬王堆帛書、居延新簡等許多重大簡帛的整理和研究工作。
目前，大陸主要的簡帛研究專門機構有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及簡帛研究中心、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前身為中國文物研究所）出土文獻研究部、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簡牘保護研究中心、西北師範大學歷史系簡牘研究室等，在台灣地區有“中研院”史語所簡牘整理小組、台灣簡牘學會等。
中國社會科學院一直是簡帛學整理和研究的重鎮，著名的簡帛學家和歷史學家張政烺、陳夢家、賀昌群、李學勤、謝桂華、朱國炤等先生，曾主持或參與居延漢簡、武威漢簡、睡虎地秦簡、馬王堆帛書、居延新簡等許多重大簡帛的整理和研究工作。
1995年3月，中國社會科學院簡帛研究中心正式成立，是國內成立最早的簡帛研究專門機構之一，掛靠於歷史研究所秦漢魏晉南北朝研究室。該中心主要開展了如下幾項工作：積極參與新出簡帛的整理研究，主持或參與了尹灣漢墓簡牘、張家山漢簡、額濟納漢簡、長沙吳簡、嶽麓秦簡等整理工作，出版有《尹灣漢墓簡牘》、《張家山漢墓竹簡[247號墓]》、《額濟納漢簡》等成果；將簡帛資料與傳世文獻相結合，對戰國秦漢魏晉史進行廣泛深入的探討，出版了大量前沿性研究論著，提出了許多創新性的觀點和認識；主辦專業性書刊《簡帛研究》雜誌和“簡帛研究文庫”叢書，為簡帛學發展搭建學術平台；加強國際間學術交流；組織或參與各種讀簡班；注重簡帛學人才的培養。
近年來，簡帛學發展的一個趨勢是簡帛的收藏機構已經不限於過去的文物考古研究所和博物館，而是出現了多所高校的身影。目前，清華大學收藏有楚國竹簡，湖南大學嶽麓書院入藏了一批秦簡，北京大學掌握有秦漢時代的簡。研究機構直接收藏簡，使得他們能夠調動資源、組織研究並對其進行整理，這可能會對未來學科的發展產生影響。
同時，課題式的運作方式，是目前各個機構所需要的。因為簡帛數量眾多、涉及面廣，單靠個人的研究很難取得成果。所以，採用課題方式、集合多人的力量是可採取的對策。
學科的發展需要有相應的刊物作為發表平台。據了解，國內簡帛學領域既有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簡帛》、中國社會科學院簡帛研究中心《簡帛研究》、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西北師範大學文學院歷史系合編的《簡牘學研究》等專業刊物，也有中華書局出版的《古文字研究》、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的《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的《出土文獻》、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的《出土文獻研究》等和簡帛研究有交叉的集刊。此外，網路也是發表簡帛研究論文的重要平台。在這方面比較突出的是武漢大學研究中心的“簡帛網”和“簡帛研究網”、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等。
技術在研究中也起到了重要輔助作用。記者在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看到，工作人員採用紅外等技術對簡拍照然後上傳到與之相連的電腦，經過精密的處理，簡上模糊不清的字跡在圖片中清晰可見。這套儀器可以幫助研究者實現文字識讀。
近年來，簡帛學發展的一個趨勢是簡帛的收藏機構已經不限於過去的文物考古研究所和博物館，而是出現了多所高校的身影。目前，清華大學收藏有楚國竹簡，湖南大學嶽麓書院入藏了一批秦簡，北京大學掌握有秦漢時代的簡。研究機構直接收藏簡，使得他們能夠調動資源、組織研究並對其進行整理，這可能會對未來學科的發展產生影響。
同時，課題式的運作方式，是目前各個機構所需要的。因為簡帛數量眾多、涉及面廣，單靠個人的研究很難取得成果。所以，採用課題方式、集合多人的力量是可採取的對策。
學科的發展需要有相應的刊物作為發表平台。據了解，國內簡帛學領域既有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簡帛》、中國社會科學院簡帛研究中心《簡帛研究》、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西北師範大學文學院歷史系合編的《簡牘學研究》等專業刊物，也有中華書局出版的《古文字研究》、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的《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的《出土文獻》、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的《出土文獻研究》等和簡帛研究有交叉的集刊。此外，網路也是發表簡帛研究論文的重要平台。在這方面比較突出的是武漢大學研究中心的“簡帛網”和“簡帛研究網”、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等。
技術在研究中也起到了重要輔助作用。記者在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看到，工作人員採用紅外等技術對簡拍照然後上傳到與之相連的電腦，經過精密的處理，簡上模糊不清的字跡在圖片中清晰可見。這套儀器可以幫助研究者實現文字識讀。
3讀簡會值得推廣
借鑑東鄰日本簡牘講讀班的經驗，國內多個高校和科研機構都有各種級別的“讀簡會”。這種形式的共同學習研究，被學者們普遍看好。 借鑑東鄰日本簡牘講讀班的經驗，國內多個高校和科研機構都有各種級別的“讀簡會”。其中比較有名的是清華大學的思想文化研究所與中國社會科學院簡帛研究中心聯合舉辦的“簡帛講讀班”。該講讀班從2000年2月26日舉行第一次研討會以來，已經堅持11年，吸引了很多來自高校和科研機構的學者和學生，成為諸多新材料和新觀點的交流平台之一。
此外，在北京城內還有燕京簡牘與文獻讀書班。這是一個秦漢史專業師生自發組織的、學習秦漢三國簡牘為主的學習班。據悉，北京市內還有吳簡讀簡會等。
湖南大學嶽麓書院副院長陳松長告訴記者，他們在整理和研究所藏的“嶽麓秦簡”時，充分發揮了讀簡會的作用，在院內學者讀簡會的基礎上，還分卷約請國內外專家來嶽麓書院一起審讀他們的整理成果，聽取意見。最近出版的《嶽麓書院藏秦簡》（壹）就匯集了眾人的智慧。
這種形式的共同學習研究，被學者們普遍看好。
此外，在北京城內還有燕京簡牘與文獻讀書班。這是一個秦漢史專業師生自發組織的、學習秦漢三國簡牘為主的學習班。據悉，北京市內還有吳簡讀簡會等。
湖南大學嶽麓書院副院長陳松長告訴記者，他們在整理和研究所藏的“嶽麓秦簡”時，充分發揮了讀簡會的作用，在院內學者讀簡會的基礎上，還分卷約請國內外專家來嶽麓書院一起審讀他們的整理成果，聽取意見。最近出版的《嶽麓書院藏秦簡》（壹）就匯集了眾人的智慧。
這種形式的共同學習研究，被學者們普遍看好。
4國際顯學伴隨隱憂
這門學問發展仍有隱憂伴隨。採訪中，多位專家告訴記者，簡帛學畢竟是少數人的專業學問，而且學習古文字等相對來說門檻高，需要下苦工夫、耐得住寂寞，不可能吸引眾多人投入其中。出土簡帛研究已經成為國內學術界和海外漢學界共同關心的熱點，其顯學地位已經形成。
但是，這門學問發展仍有隱憂伴隨。採訪中，多位專家告訴記者，簡帛學畢竟是少數人的專業學問，而且學習古文字等相對來說門檻高，需要下苦工夫、耐得住寂寞，不可能吸引眾多人投入其中。
一位參加過簡帛整理的學者告訴記者，現在整理出版的簡帛圖書價格越來越高，已經不是郭店楚簡時的價格，動輒數百甚至接近千元，而每一本的內容，可能包含不到一百支簡。簡帛整理後的出版物價格不菲，價格門檻將一些有志於進入這個領域的青年人擋在了門外。
此外，也有學者向記者介紹，學術研究中刻意地追求新，而不是把學問做深，也是令人擔憂的傾向之一。一方面，新材料一公布，搶先寫文章；另一方面，對傳世文獻掌握不深，對先前公布的材料沒有興趣，使得對學問不能做深做透。
當前，最為主要的瓶頸之一，是簡帛出土後公布的速度。由於我國的文物考古制度和慣例，通常是誰發現誰整理，這就可能使外界拭目以待的材料長期不會公布；或者是整理者水平有限，“硬著頭皮”也要整理，不甘心把這“第一口”讓給別人，整個工作處於封閉狀態，結果導致整理出來的著作價值有限，甚至可能錯誤百出而誤導研究者。多位研究者向記者表示，對於這些新發現的材料，可以考慮借鑑過去專家小組集體攻關的形式進行整理。卜憲群提出，要加強簡帛學自身的建設。由於材料的分散、資金缺乏與資料保護主義等原因，史學家真正能夠看到實物的並不多，材料的公布也因某些原因久拖不決，這都極大地影響了簡帛學自身的研究進展。此外，對不同時代、不同區域、不同性質簡帛的類型、風格的科學區分，對冊書復原、文書分類、文字釋讀等專業問題的規律性研究還不夠，索引、詞典等基本工具書的編纂也很少；國內在培養簡帛學人才的某些方法上甚至落後於國外，兼通簡帛學與歷史學的複合型人才也並不多，這些都應引起我們的重視與思考。
但是，這門學問發展仍有隱憂伴隨。採訪中，多位專家告訴記者，簡帛學畢竟是少數人的專業學問，而且學習古文字等相對來說門檻高，需要下苦工夫、耐得住寂寞，不可能吸引眾多人投入其中。
一位參加過簡帛整理的學者告訴記者，現在整理出版的簡帛圖書價格越來越高，已經不是郭店楚簡時的價格，動輒數百甚至接近千元，而每一本的內容，可能包含不到一百支簡。簡帛整理後的出版物價格不菲，價格門檻將一些有志於進入這個領域的青年人擋在了門外。
此外，也有學者向記者介紹，學術研究中刻意地追求新，而不是把學問做深，也是令人擔憂的傾向之一。一方面，新材料一公布，搶先寫文章；另一方面，對傳世文獻掌握不深，對先前公布的材料沒有興趣，使得對學問不能做深做透。
當前，最為主要的瓶頸之一，是簡帛出土後公布的速度。由於我國的文物考古制度和慣例，通常是誰發現誰整理，這就可能使外界拭目以待的材料長期不會公布；或者是整理者水平有限，“硬著頭皮”也要整理，不甘心把這“第一口”讓給別人，整個工作處於封閉狀態，結果導致整理出來的著作價值有限，甚至可能錯誤百出而誤導研究者。多位研究者向記者表示，對於這些新發現的材料，可以考慮借鑑過去專家小組集體攻關的形式進行整理。卜憲群提出，要加強簡帛學自身的建設。由於材料的分散、資金缺乏與資料保護主義等原因，史學家真正能夠看到實物的並不多，材料的公布也因某些原因久拖不決，這都極大地影響了簡帛學自身的研究進展。此外，對不同時代、不同區域、不同性質簡帛的類型、風格的科學區分，對冊書復原、文書分類、文字釋讀等專業問題的規律性研究還不夠，索引、詞典等基本工具書的編纂也很少；國內在培養簡帛學人才的某些方法上甚至落後於國外，兼通簡帛學與歷史學的複合型人才也並不多，這些都應引起我們的重視與思考。
連結 讀簡需費多少體力
對於今天的讀者，在物理意義上，讀書並非難事。一冊在手，起臥自如，甚至可利用電子設備進行數字閱讀。兩千多年前的人，卻不會這么輕鬆。
簡帛中主要是竹簡、木簡。目前，發現的簡的數目遠遠大於帛書，以至於有學者都將“帛”忽略不計而單提“簡牘”。學術上，也有“簡牘學”這一名目。而過去的竹簡，比較注意形制，甚至有專門的制度，簡的長短都有嚴格的規定，比如經典作品用大簡書寫，而普通的檔案和書信則主要用小的簡。
漢代王充的《論衡·量知》記載，“夫竹生於山，木生於林，未知所入。截竹為筒，破以為牒，加筆墨之跡，乃成文字，大者為經，小者為傳記。斷木為槧，片之為板，力加刮削，乃成奏牘。”這是對簡牘的記載，簡一般是竹簡，也有木簡，而牘則為木牘，也有少量的竹牘。
錢存訓在《書於竹帛》中指出，“竹簡和木牘是中國最早的書寫材料，在中國傳統文化上，簡牘制度有其極為重要和深遠的影響。不僅中國文字的直行書寫和自右至左的排列順序淵源於此，即使在紙張和印刷術發明以後，中國書籍的單位、術語，以及版面上所謂的‘行格’的形式，也是根源於簡牘制度而來。”
研究簡帛，不僅重其文字所載的內容，而且還可據其制度對歷史和文化等有更深入的了解，甚至在一些素來不被注意之處，也能做出不小的文章。
人們熟知的孔子“韋編三絕”，他所讀的自然是竹簡，而這些簡用牛皮或者繩子穿起來，編成一“篇”或“冊”。比如，關於“冊”字有種說法：它是個象形字，即最初為簡的並列。這些稱呼並沒有因為簡帛的消失而蕩然無存，今天，這些說法都保存在我們的書籍文化中。
2007年11月，在中國台北舉辦的中國簡帛學國際論壇上，邢義田教授發表了《漢代簡牘的體積、重量和使用》一文。他用新技術研究漢簡，被認為“獨闢蹊徑”。他按照“中研院”史語所所藏的漢簡的形制，到額濟納旗河沿岸考察時，“還刻意尋找漢簡的主要木料來源——胡楊和紅柳”。考察後，他請人將胡楊、紅柳和松木標本按照漢簡的一般規格切成簡，親手試驗。他的結論是，如果有漢代竹簡本的《史記》，這部書有526500字，那么將可能有四五十公斤，體積為今天白文本《史記》的250倍。
司馬遷在《史記·秦始皇本紀》中記載了獨斷的秦始皇嬴政辦公的“辛勞”：“天下之事，無大小皆決於上。上至以衡石量書，日夜有呈，不中呈不得休息。”
中國人民大學教授王子今據此寫出文章，根據秦朝的重量單位，“百二十斤”為30.8公斤。“參照邢義田先生對於書寫《史記》竹簡重量幾種推算的平均數51.015公斤，如果秦始皇批閱的文書用同樣的每簡38字的形式書寫，則‘石，百二十斤’的篇幅可以書寫31.79萬字。”這位秦始皇“焚書坑儒”時焚的書，絕大多數應當為簡。
簡帛中主要是竹簡、木簡。目前，發現的簡的數目遠遠大於帛書，以至於有學者都將“帛”忽略不計而單提“簡牘”。學術上，也有“簡牘學”這一名目。而過去的竹簡，比較注意形制，甚至有專門的制度，簡的長短都有嚴格的規定，比如經典作品用大簡書寫，而普通的檔案和書信則主要用小的簡。
漢代王充的《論衡·量知》記載，“夫竹生於山，木生於林，未知所入。截竹為筒，破以為牒，加筆墨之跡，乃成文字，大者為經，小者為傳記。斷木為槧，片之為板，力加刮削，乃成奏牘。”這是對簡牘的記載，簡一般是竹簡，也有木簡，而牘則為木牘，也有少量的竹牘。
錢存訓在《書於竹帛》中指出，“竹簡和木牘是中國最早的書寫材料，在中國傳統文化上，簡牘制度有其極為重要和深遠的影響。不僅中國文字的直行書寫和自右至左的排列順序淵源於此，即使在紙張和印刷術發明以後，中國書籍的單位、術語，以及版面上所謂的‘行格’的形式，也是根源於簡牘制度而來。”
研究簡帛，不僅重其文字所載的內容，而且還可據其制度對歷史和文化等有更深入的了解，甚至在一些素來不被注意之處，也能做出不小的文章。
人們熟知的孔子“韋編三絕”，他所讀的自然是竹簡，而這些簡用牛皮或者繩子穿起來，編成一“篇”或“冊”。比如，關於“冊”字有種說法：它是個象形字，即最初為簡的並列。這些稱呼並沒有因為簡帛的消失而蕩然無存，今天，這些說法都保存在我們的書籍文化中。
2007年11月，在中國台北舉辦的中國簡帛學國際論壇上，邢義田教授發表了《漢代簡牘的體積、重量和使用》一文。他用新技術研究漢簡，被認為“獨闢蹊徑”。他按照“中研院”史語所所藏的漢簡的形制，到額濟納旗河沿岸考察時，“還刻意尋找漢簡的主要木料來源——胡楊和紅柳”。考察後，他請人將胡楊、紅柳和松木標本按照漢簡的一般規格切成簡，親手試驗。他的結論是，如果有漢代竹簡本的《史記》，這部書有526500字，那么將可能有四五十公斤，體積為今天白文本《史記》的250倍。
司馬遷在《史記·秦始皇本紀》中記載了獨斷的秦始皇嬴政辦公的“辛勞”：“天下之事，無大小皆決於上。上至以衡石量書，日夜有呈，不中呈不得休息。”
中國人民大學教授王子今據此寫出文章，根據秦朝的重量單位，“百二十斤”為30.8公斤。“參照邢義田先生對於書寫《史記》竹簡重量幾種推算的平均數51.015公斤，如果秦始皇批閱的文書用同樣的每簡38字的形式書寫，則‘石，百二十斤’的篇幅可以書寫31.79萬字。”這位秦始皇“焚書坑儒”時焚的書，絕大多數應當為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