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子·國蓄

管子·國蓄

《管子·國蓄》是春秋時期軍事家管仲創作的一篇散文。管子一書是稷下道家推尊管仲之作的集結, 即以此為稷下之學的管子學派。《漢書·藝文志》將其列入子部道家類 ,《隋書·經籍志》列入法家類。《四庫全書》將其列入子部法家類。書篇幅宏偉,內容複雜,思想豐富,是研究中國古代特別是先秦學術文化思想的重要典籍。

基本介紹

  • 作品名稱:管子·國蓄
  • 出處:《管子》
  • 作者:管仲
  • 創作年代:春秋時期
  • 作品體裁:散文
原文,譯文,作者簡介,

原文

國有十年之蓄,而民不足於食,皆以其技能望君之祿也;君有山海之金,而民不足於用,是皆以其事業交接於君上也。故人君挾其食,守其用,據有餘而制不足,故民無不累於上也。五穀食米,民之司命也;黃金刀幣,民之通施也。故善者執其通施以御其司命,故民力可得而盡也。
夫民者親信而死利,海內皆然。民予則喜,奪則怒,民情皆然。先王知其然,故見予之形,不見奪之理。故民愛可洽於上也。租籍者,所以強求也:租稅者,所慮而請也。王霸之君去其所以強求,廢其所慮而請,故天下樂從也。
利出於一孔者,其國無敵;出二孔者,其兵不詘;出三孔者,不可以舉兵;出四孔者,其國必亡。先王知其然,故塞民之養,隘其利途。故予之在君,奪之在君,貧之在君,富之在君。故民之戴上如日月,親君若父母。
凡將為國,不通於輕重,不可為籠以守民;不能調通民利,不可以語制為大治。是故萬乘之國有萬金之賈,千乘之國有千金之賈,然者何也?國多失利,則臣不盡其忠,士不盡其死矣。歲有凶穰,故谷有貴賤;令有緩急,故物有輕重。然而人君不能治,故使蓄賈游市,乘民之不給,百倍其本。分地若一,強者能守;分財若一,智者能收。智者有什倍人之功,愚者有不賡本之事。然而人君不能調,故民有相百倍之生也。夫民富則不可以祿使也,貧則不可以罰威也。法令之不行,萬民之不治,貧富之不齊也。且君引錣量用,耕田發草,上得其數矣。民人所食,人有若干步畝之數矣,計本量委則足矣。然而民有飢餓不食者何也?谷有所藏也。人君鑄錢立幣,民庶之通施也,人有若干百千之數矣。然而人事不及、用不足者何也?利有所並藏也。然則人君非能散積聚,鈞羨不足,分並財利而調民事也,則君雖強本趣耕,而自為鑄幣而無已,乃今使民下相役耳,惡能以為治乎?
歲適美,則市糶無予,而狗彘食人食。歲適凶,則市糴釜十繦,而道有餓民。然則豈壤力固不足而食固不贍也哉?夫往歲之糶賤,狗彘食人食,故來歲之民不足也。物適賤,則半力而無予,民事不償其本;物適貴,則什倍而不可得,民失其用。然則豈財物固寡而本委不足也哉?夫民利之時失,而物利之不平也。故善者委施於民之所不足,操事於民之所有餘。夫民有餘則輕之,故人君斂之以輕;民不足則重之,故人君散之以重。斂積之以輕,散行之以重,故君必有十倍之利,而財之櫎可得而平也。
凡輕重之大利,以重射輕,以賤泄平。萬物之滿虛隨財,準平而不變,衡絕則重見。人君知其然,故守之以準平,使萬室之都必有萬鐘之藏,藏繦千萬;使千室之都必有千鐘之藏,藏繦百萬。春以奉耕,夏以奉芸。耒耜械器,種鑲糧食,畢取贍於君。故大賈蓄家不得豪奪吾民矣。然則何?君養其本謹也。春賦以斂繒帛,夏貸以收秋實,是故民無廢事而國無失利也。
凡五穀者,萬物之主也。谷貴則萬物必賤,谷賤則萬物必貴。兩者為敵,則不俱平。故人君御穀物之秩相勝,而操事於其不平之間。故萬民無籍而國利歸於君也。夫以室廡籍,謂之毀成;以六畜籍,謂之止生;以田畝籍,謂之禁耕;以正人籍,謂之離情;以正戶籍,謂之養贏。五者不可畢用,故王者遍行而不盡也。故天子籍於幣,諸侯籍於食。中歲之谷,糶石十錢。大男食四石,月有四十之籍;大女食三石,月有三十之籍:吾子食二石,月有二十之籍。歲凶谷貴,糴石二十錢,則大男有八十之籍,大女有六十之籍,吾子有四十之籍。是人君非發號令收嗇而戶籍也,彼人君守其本委謹,而男女諸君吾子無不服籍者也。一人廩食,十人得余;十人廩食,百人得余;百人廩食,千人得余。夫物多則賤,寡則貴,散則輕,聚則重。人君知其然,故視國之羨不足而御其財物。谷賤則以幣予食,布帛賤則以幣予衣。視物之輕重而御之以準,故貴賤可調而君得其利。
前有萬乘之國,而後有千乘之國,謂之抵國。前有千乘之國,而後有萬乘之國,謂之距國。壤正方,四面受敵,謂之衢國。以百乘衢處,謂之託食之君。千乘衢處,壤削少半。萬乘衢處,壤削太半。何謂百乘衢處托食之君也?夫以百乘衢處,危懾圍阻千乘萬乘之間,夫國之君不相中,舉兵而相攻,必以為捍挌蔽圉之用。有功利不得鄉。大臣死於外,分壤而功;列陳繫纍獲虜,分賞而祿。是壤地盡於功賞,而稅臧殫於繼孤也。是特名羅於為君耳,無壤之有;號有百乘之守,而實無尺壤之用,故謂托食之君。然則大國內款,小國用盡,何以及此?曰:百乘之國,官賦軌符,乘四時之朝夕,御之以輕重之準,然後百乘可及也。千乘之國,封天財之所殖,誡器之所出,財物之所生,視歲之滿虛而輕重其祿,然後千乘可足也。萬乘之國,守歲之滿虛,乘民之緩急,正其號令而御其大準,然後萬乘可資也。
玉起於禺氏,金起於汝漢,珠起於赤野,東西南北距周七千八百里。水絕壤斷,舟車不能通。先王為其途之遠,其至之難,故托用於其重,以珠玉為上幣,以黃金為中幣,以刀布為下幣。三幣握之則非有補於暖也,食之則非有補於飽也,先王以守財物,以御民事,而平天下也。今人君籍求於民,令曰十日而具,則財物之賈什去一;令曰八日而具,則財物之賈什去二;令曰五日而具,則財物之賈什去半;朝令而夕具,則財物之賈什去九。先王知其然,故不求於萬民而籍於號令也。

譯文

國家有十年的糧食貯備,而人民的糧食還不夠吃,人民就想用自己的技能求取君主的俸祿;國君經營山海(鹽鐵)的大量收入,而人民的用度還不充足,人民就想用自己的事業換取君主的金錢。所以,國君能控制糧食,掌握貨幣,依靠國家的有餘控制民間的不足,人民就沒有不依附於君主的了。糧食,是人民生命的主宰;貨幣,是人民的交易手段。所以,善於治國的君主,掌握他們的流通手段來控制主宰他們生命的糧食,就可以最大限度地使用民力了。
人們總是相信愛己之人而死於謀求財利,這是普天下的通例。百姓又總是予之則喜,奪之則怒,這也是人之常情。先王知道這個道理,所以在給予人民利益時,要求形式鮮明;在奪取人民利益時,則要求不露內情。這樣,人民就與君主親愛了。“租籍”,是強制進行徵收的;“租稅”,是經過謀劃索取的。成就王霸之業的君主,避免強制徵收的形式,保留他經過謀劃的索取,這樣,天下就樂於服從了。
經濟權益由國家統一掌握,這樣的國家強大無敵;分兩家掌握,軍事力量將削弱一半;分三家掌握,就無力出兵作戰;分四家掌握,其國家一定滅亡。先王明白這個道理,所以杜絕民間謀取高利,限制他們獲利的途徑。因此,予之、奪之決定於國君,貧之、富之也決定於國君。這樣,人民就擁戴國君有如日月,親近國君有如父母了。
凡將治國,不懂得輕重之術,就不能組織經濟之“籠”來控制民間;不能夠調劑民利,就不能講求管制經濟來實現國家大治。所以,一個萬乘之國如果出現了萬金的大商賈,一個千乘之國如果出現了千金的大商賈,這說明什麼呢?這說明國家大量流失財利的結果,臣子就不肯盡忠,戰士也不肯效死了。年景有豐有歉,故糧價有貴有賤;號令有緩有急,故物價有高有低。如果人君不能及時治理,富商就進出於市場,利用人民的困難,牟取百倍的厚利。相同的土地,強者善於掌握;相同的財產,智者善於收羅。往往是智者可以攫取十倍的高利,而愚者連本錢都撈不回來。如果人君不能及時調劑,民間財產就會出現百倍的差距。人太富了,利祿就驅使不動;太窮了,刑罰就威懾不住。法令的不能貫徹,萬民的不能治理,是由於社會上貧富不均的緣故。而且,君主經過計算度量,耕田墾地多少,本來是心中有數的;百姓口糧,也算有每人一定畝數的土地。統計一下產糧和存糧本來是夠吃夠用的。然而人民仍有挨餓吃不上飯的,這是為什麼呢?因為糧食被囤積起來了。君主鑄造發行的貨幣,是民間的交易手段。這也算好了每人需要幾百幾千的數目。然而仍有人用費不足,錢不夠用,這又是為什麼呢?錢財被積聚起來了。所以,一個君主,如不能散開囤積,調劑餘缺,分散兼併的財利,調節人民的用費,即使加強農業,督促生產,而且自己在那裡無休止地鑄造貨幣,也只是造成人民互相奴役而已,怎么能算得上國家得治呢?
年景遇上豐收,農民糧食賣不出去,連豬狗都吃人食。年景遇上災荒,買糧一釜要花十貫錢,而且道有餓民。這難道是因為地力不足而糧食不夠吃所造成的么?這是因為往年糧價太低,豬狗都吃人食,所以下一年的民食就不足了。商品遇上落價,就按照工價的一半也賣不出去,人民生產不夠本錢。商品遇上漲價,就是出十倍高價也買不到手,人民需要不得滿足。這難道是由於東西本來太少,生產和貯存不夠所造成的么?這是因為錯過了調節人民財利的時機,財物價格就波動起來。所以善治國者總是在民間物資不足時,把庫存的東西供應出去;而在民間物資有餘時,把市場的商品收購起來。民間物資有餘就肯於低價賣出,故君主應該以低價收購;民間物資不足就肯於高價買進,故君主應該以高價售出。用低價收購,用高價拋售,君主不但有十倍的盈利,而且物資財貨的價格也可以得到調節後的穩定。
輕重之術的巨大利益,就在於先用較高價格購取廉價的商品,然後再用較低價格銷出這些平價的物資。各種物資的餘缺隨季節而有不同,注意調節則維持正常不變,失掉平衡那就價格騰貴了。人君懂得這個道理,所以總是用平準措施來進行掌握。使擁有萬戶人口的都邑一定藏有萬鐘糧食和一乾萬貫的錢幣;擁有千戶人口的都邑一定藏有乾鐘糧食和一百萬貫的錢幣。春天用來供應春耕,夏天用來供應夏鋤。一切農具、種籽和糧食,都由國家供給。所以,富商大賈就無法對百姓巧取豪奪了。那么這樣做是為什麼呢?是因為君主嚴肅認真地發展農業。春耕時放貸於民,用以斂收絲綢;夏鋤時發放貸款、用以收購秋糧。這樣、人民既不會荒廢農業,國家也不會流失財利於私商了。
糧食是萬物之主。糧食價格高則萬物必賤。糧價低則萬物必貴。糧價與物價是互相對立的,而漲落不同。所以,君主要駕御糧價與物價的交替漲落,在其漲落變化中進行掌握,即使不向萬民徵稅,國家財利也可以歸於君主。若是徵收房屋稅,會造成毀壞房屋;若是徵收六畜稅。會限制六畜繁殖;若是徵收田畝稅,會破壞農耕;若是按人丁收稅,會斷絕人們情慾;若是按門戶收稅,無異優待富豪。這五者不能全面實行。所以,成王業的君主雖然每一種都曾用過,但不能同時完全採用。因此,天子應該靠運用貨幣來“征”得收入,諸侯應該靠買賣糧食來“征”得收入。糧食在中等年景,每賣出一石如果加價十錢,每月成年男子吃糧四石,就等於每月徵收四十錢的稅;成年女子吃糧三石,就等於每月徵收三十錢的稅;小孩吃糧二石,就等於每月徵收二十錢的稅。若是凶年穀貴的情況,買糧每一石加二十錢,則成年男子每月納八十錢的稅;成年女子納六十錢的稅,小孩納四十錢的稅。這樣,人君並不需要下令挨戶徵稅,只認真掌握糧食的生產和貯備,男人女人大人小孩就沒有不納稅的了。一人從國家倉庫買糧,比十人交人丁稅還有餘;十人從國家倉庫買糧,比百人交人丁稅還有餘;百人從國家倉庫買糧,就比千人交稅還有剩餘了。各種商品都是多則賤,寡則貴,拋售則價跌,囤積則價漲。君主懂得這個道理,所以根據國內市場物資的餘缺狀況來控制國內市場的財物。糧食賤就運用所發的貨幣投放於糧食,布帛賤就運用所發的貨幣投放於布帛。再觀察物價的漲落而用平準之法來控制。這樣,即可以調劑物價高低,君主又能夠得其好處。
前有萬乘之國,後有千乘之國,這種國家叫作“抵國”。前有千乘之國,後有萬乘之國,這種國家叫作“距國”。國土見方,四面受敵,這種國家叫作“衢國”。以百乘小國處在四面受敵地位,其君主謂之寄食之君。乾乘之國處在四面受敵地位,國土將被削去大半。萬乘之國處在四面受敵地位,國土也將被削去少半。什麼叫作百乘而四面受敵的寄食之君呢?以一個僅有百輛兵車的小國,處在乾乘與萬乘大國的威脅與包圍之中。一旦大國之君不和,互相舉兵相攻,必然會把這小國當作攻守的工具。即使有戰果小國也不得享受。而小國的大臣戰死在外,還需要分封土地酬功;將士俘獲敵虜,還需要分給獎賞加祿。結果,土地全用於論功行賞,稅收積蓄全用於撫恤將士的遺孤了。這樣的國君僅是虛有其名,實際上沒有領土。號稱擁有百乘的國家力量,實無一尺的用武之地,所以叫寄食的君主。那么,大國財力空虛,小國財用耗盡,怎樣才能補給呢?辦法是:百乘的小國可以由國家發行法定債券,然後根據不同季節的物價漲落,運用輕重之術的調節措施加以掌握,這樣百乘小國就可以得到補給了。千乘的中等國家,可以封禁自然資源的基地,這是器械和財物的來源。再根據年景的豐歉,運用輕重之術來調節官吏軍隊的俸祿。然後乾乘之國就可以得到滿足了。萬乘的大國可以根據年景的豐歉,利用人民需要的緩急,正確運用號令.而掌握全國性的經濟調節。然後萬乘之國也就可以夠用了。
玉出產在禺氏地區,金出產在汝河漢水一帶,珍珠出產在赤野,東西南北距離周都七乾八百里。山水隔絕,舟車不能相通。先王因為這些東西距離遙遠,得來不易,所以就藉助於它們的貴重,以珠玉為上幣,黃金為中幣,刀布為下幣。這三種貨幣,握之不能取暖,食之不能充飢,先王是運用它來控制財物,掌握民用,而治理天下的。現在君主向民間徵收貨幣稅,命令規定限十天交齊,財物的價格就下降十分之一。命令規定八天交齊,財物的價格就下降十分之二。命令規定限五天交齊,財物價格就下降一半。早晨下令限在晚上交齊,財物的價格就下降十分之九。先王懂得這個道理,所以不向百姓直接求取錢幣,而是運用輕重之術的號令來徵得收入。

作者簡介

管仲(前719一前645年),姬姓,管氏,名夷吾,字仲,謚敬,被稱為管子、管夷吾、管敬仲,華夏族,潁上(今安徽省潁上縣)人,周穆王的後代。是中國古代著名的軍事家、政治家、經濟學家、改革家。管仲的著作今稱《管子》,內容涵蓋各種學術,是後世道家、儒家、名家、法家、農家、兵家、陰陽家等等多家學術思想的源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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