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 作品名稱：管子·七主七臣
- 創作年代：春秋時期
- 作品出處：《管子》
- 文學體裁：散文
- 作者：管仲
原文,譯文,作者簡介,
原文
或以平虛請論七主之過，得六過一是，以還自鏡，以知得失。以繩七臣，得六過一是。呼嗚美哉，成事疾。
申主：任勢守數以為常，周聽近遠以續明。皆要審則法令固，賞罰必則下服度。不備待而得和，則民反素也。故主虞而安，吏肅而嚴，民朴而親，官無邪吏，朝無奸臣，下無侵爭，世無刑民。
惠主：豐賞厚賜以竭藏，赦奸縱過以傷法。藏竭則主權衰，法傷則奸門闓。故曰：泰則反敗矣。
侵主：好惡反法以自傷，喜決難知以塞明。從狙而好小察，事無常而法令申曳。不悟，則國失勢。
芒主：目伸五色，耳常五聲，四鄰不計，司聲不聽，則臣下恣行，而國權大傾。不悟，則所惡及身。
勞主：不明分職，上下相干，臣主同則。刑振以豐，豐振以刻。去之而亂，臨之而殆，則後世何得？
振主：喜怒無度，嚴誅無赦，臣下振怒，不知所錯，則人反其故。不悟，則法數日衰而國失固。
芒主：不通人情以質疑，故臣下無信。儘自治其事則事多，多則昏，昏則緩急俱植。不悟，則見所不善，餘力自失而罰。
故一人之治亂在其心，一國之存亡在其主。天下得失，道一人出。主好本則民好墾草萊，主好貨則人賈市，主好宮室則工匠巧，主好文采則女工靡。夫楚王好小腰而美人省食，吳王好劍而國士輕死。死與不食者，天下之所共惡也，然而為之者何也？從主之所欲也。而況愉樂音聲之化乎？夫男不田，女不緇，工技力於無用，而欲土地之毛，倉庫滿實，不可得也。土地不毛則人不足，人不足則逆氣生，逆氣生則令不行。然強敵發而起，雖善者不能存。何以效其然也？曰：昔者桀紂是也。誅賢忠，近讒賊之士而貴婦人，好殺而不勇，好富而忘貧。馳獵無窮，鼓樂無厭，瑤台玉哺不足處，馳車千駟不足乘，材女樂三千人，鐘石絲竹之音不絕。百姓罷乏，君子無死，卒莫有人，人有反心，遇周武王，遂為周氏之禽。此營於物而失其情者也，愉於淫樂而忘後患者也。故設用無度國家踣，舉事不時，必受其災。夫倉庫非虛空也，商宦非虛壞也，法令非虛亂也，國家非虛亡也。彼時有春秋，歲有敗凶，政有急緩。政有急緩故物有輕重，歲有敗凶故民有義不足，時有春秋故谷有貴賤。而上不調淫，故游商得以什伯其本也。百姓之不田，貧富之不訾，皆用此作。城郭不守，兵士不用，皆道此始。夫亡國踣家者，非無壤土也，其所事者，非其功也。夫凶歲雷旱，非無雨露也，其燥濕非其時也。亂世煩政，非無法令也，其所誅賞者非其人也。暴主迷君，非無心腹也，其所取捨非其術也。故明主有六務四禁。六務者何也？一曰節用，二曰賢佐，三曰法度，四曰必誅，五曰天時，六曰地宜。四禁者何也？春無殺伐，無割大陵，倮大衍，伐大木，斬大山，行大火，誅大臣，收谷賦。夏無遏水達名川，塞大谷，動土功，射鳥獸。秋毋赦過、釋罪、緩刑。冬無賦爵賞祿，傷伐五穀。故春政不禁則百長不生，夏政不禁則五穀不成，秋政不禁則奸邪不勝，冬政不禁則地氣不藏。四者俱犯，則陰陽不和，風雨不時，大水漂州流邑，大風漂屋折樹，火暴焚地燋草；天冬雷，地冬霆，草木夏落而秋榮；蟄蟲不藏，宜死者生，宜蟄者鳴；苴多螣蟆，山多蟲螟；六畜不蕃，民多夭死；國貧法亂，逆氣下生。故曰：台榭相望者，亡國之廡也；馳車充國者，追寇之馬也；羽劍珠飾者，斬生之斧也；文采纂組者，燔功之窯也。明王知其然，故遠而不近也。能去此取彼，則人主道備矣。夫法者，所以興功懼暴也；律者，所以定分止爭也；令者，所以令人知事也。法律政令者，吏民規矩繩墨也。夫矩不正，不可以求方；繩不信，不可以求直。法令者，君臣之所共立也；權勢者，人主之所獨守也。故人主失守則危，臣吏失守則亂。罪決於吏則治，權斷於主則威，民信其法則親。是故明王審法慎權，下上有分。夫凡私之所起，必生於主。夫上好本則端正之士在前，上好利則毀譽之士在側；上多喜善賞，不隨其功，則士不為用；數出重法，而不克其罪，則奸不為止。明王知其然，故見必然之政，立必勝之罰。故民知所必就，而知所必去，推則往，召則來，如墜重於高，如瀆水於地。故法不煩而吏不勞，民無犯禁，故有百姓無怨於上亦。
法臣：法斷名決，無誹譽。故君法則主位安，臣法則貨賂止而民無奸。嗚呼美哉，名斷言澤。
飾臣：克親貴以為名，恬爵祿以為高。好名則無實，為高則不御。《故記》曰：“無實則無勢，失轡則馬焉制？”
侵臣：事小察以折法令，好佼反而行私請。故私道行則法度侵，刑法繁則奸不禁。主嚴誅則失民心。
亂臣：多造鐘鼓、眾飾婦女以惛上。故上惛則隟不計，而司聲直祿。是以諂臣貴而法臣賤，此之謂微孤。
愚臣：深罪厚罰以為行，重賦斂、多兌道以為上，使身見憎而主受其謗。《故記》稱之曰：“愚忠讒賊”，此之謂也。
奸臣：痛言人情以驚主，開罪黨以為讎除。讎則罪不辜，罪不辜則與讎居。故善言可惡以自信，而主失親。
亂臣：自為辭功祿，明為下請厚賞。居為非母，動為善棟。以非買名，以是傷上，而眾人不知。之謂微攻。
譯文
有的國君以平心靜氣的態度來評論七類君主的為君之道。歸納為“六過一是”，以作為自我鑑戒，總結得失。又依此衡量七種類型的大臣，也有“六過一是”。這種做法真好呵，可說是—件盛事了。
申主：順應大勢遵循事理以建立常規常法，普遍了解遠近情況以加深明察國事。國計收支明審。法令也隨著穩定。賞罰堅決，臣民便遵守法度。不採用戒備手段而以德親和百姓，人民也就樸實了。這樣．君主歡娛而安定。官吏敬肅而嚴謹，人民敦厚親睦，百官沒有邪吏。朝廷沒有奸臣。民間無侵奪之事。社會上也沒有受刑的罪人。
惠主：賞賜過多以致使國庫枯竭，赦奸縱過以致損害國法。國庫枯竭則君權衰弱。損害國法則奸門大開。所以說：“凡事做過頭了反而歸於失敗。”
侵主：專好行惡違法以至於自食其果，妄決難知之事以至於閉目塞聽。好從事對人窺伺而暗地觀察，行事沒有常規而法令疲咨無效。如不覺悟，則國家權勢皆失。
荒主：眼迷戀五色，耳不離五聲，不考慮四大輔臣的意見，不聽取諫官的諍言，臣下也就恣意妄行而國權旁落。如不覺悟，其惡果及於自身。
勞主：職務分工不明，君臣互相干擾，國君與官吏甚至按一樣的職務規則行事。用嚴刑罰的辦法加重賦斂，加重了賦斂又更使刑罰嚴刻起來。改變現狀則將陷於混亂，維持統治也將陷於衰敗，後代能得到什麼好處呢？
振主：喜怒無常，嚴行誅罰而不講寬赦，臣下震恐，不知所措，人們就只好回到巧謀虛偽的狀態。如不覺悟。法令政策就將日益無力而國家不穩。
亡主：不近人情地懷疑臣下，所以對臣下不敢信任。事事都自己處理則事務繁多。事多則昏聵，昏聵則無論事之緩急都置而不行了。如不覺悟，則餘力將全部消耗，見到不善之事，只有濫施刑罰而已。
就個人說，治亂決定於心；就一國來說，存亡決定於君主。天下得失，都是從君主起的。君主重農業，人民就開墾荒地；君主好財貨，人們多去做買賣；君主好宮室，工匠就追求巧妙；君主好裝飾，女事就講求靡麗；楚王愛細腰美人，美。人就減食；吳王好擊劍比武、國士就輕死。死命和不吃飯，是天下人所共同厭惡的，為什麼人們願意這樣乾呢？是因為服從君主的愛好。又何況其他音樂娛樂的風氣呢？男不耕田，女不織布，工匠技術致力於無用之處，想要土地生長禾苗，倉庫堆滿糧食，是根本辦不到的。土地無禾苗則人民窮困，人民窮困則有反抗情緒，有反抗情緒法令就行不通了。一旦強敵動兵起事，雖有能幹的人也難得保全。如何證明這種歷史的必然結局呢？回答說：從前的約王就是如此。他誅殺忠良，近讒奸而寵女人，好殺而不求真勇，好富而不恤窮人，他無休止地遊獵與鼓奏音樂，豪華的樓台庭院不夠他住，上千輛游車不夠他坐，女樂有三千人。鐘石絲竹之聲不絕。他那裡百姓疲敝，官員不理政事，最終無人擁護，人人都有反心。遇到周武王便成為周朝的俘虜。這是迷惑於物質享受而失去人情，苟圖淫樂而忘後患的結果。所以，耗費無度國家必然覆亡，舉事不合時宜，必然受害。國家倉庫並不是無緣無故用空的，商賈官宦並不是無緣無故敗壞的，法度政令並不是無緣無故混亂的，國家也不是無緣無故覆亡的。那是因為時節有春秋，年景有豐歉，政令也有急有緩。政令有緩急所以物價有高低，年景有豐歉所以人們有餘或不足，時節有春秋所以谷價有貴賤。而國家不注意調劑貴賤的過分現象，游商就可以得到十、百倍的高利。百姓的無法務農，貧富的相差懸殊，都是由此而來的。城郭的不能固守。戰士的不肯聽命，也是由此開始的。大凡亡國敗家的，並不是沒有土地，而是他們所做的事情，對農業並無功效。大凡凶年的水旱天災，並不是沒有雨露，而是乾旱與降雨不合時節。亂世的煩苛政治。並不是沒有法令，而是賞功與罰罪不當其人。暴主與昏君。並不是沒有心腹之臣，而是他對人的取捨，不合其道。所以，明君有“六務”和“四務”。什麼是六務呢？—曰節約用財，二曰任用賢佐，三曰重視法度，四曰刑罰堅決，五曰注重天時，六曰注重地利。什麼是四禁呢？春天不要殺伐，不開掘大丘陵，不焚燒大沼澤，不伐大樹，不開大山，不放大火，不殺大臣。不徵收谷賦。夏天不要攔塞河水入大川，不填塞大山谷。不大興土木，不射鳥獸。秋天不要赦過、免罪和緩刑。冬天不要封官賜祿，傷害五穀的埋藏。所以春天不行禁政，各種生物就不能生長；夏天不行禁政，五穀就不能成熟；秋天不行禁政，奸邪就不能被制止；冬天不行禁政，地氣就不能保藏。四者都違反了，那就陰陽不和，風雨不順，大水淹沒州邑，大風飄屋折樹，大火焚地焦草；天上冬天打雷，地上冬天震動，草木夏枯而秋茂；蜇蟲不藏在土裡，應當死亡的活起來，應當蟄伏的鳴叫起來；草澤多有蛇和蛤蟆，山林多有蟲子和蚊子；六畜不繁育，人民多天死，國貧法亂，一派反抗之氣從下而起。所以說；樓台亭榭相望，等於是亡國的廊房；馳馬游車充斥，等於是引寇的車馬；用寶珠裝飾的箭和劍，等於是殺身的兵刃；華麗衣飾與彩色絛帶，等於是焚燒功業的灶窯。明君懂得這些道理，所以遠遠離開它們而不願接近。能夠舍此取彼，人君之道就完備了。所謂法，是用來提倡立功威懾行暴的；律，是用來明定本分制止爭端的；令，是用來命令人們管理事務的。法律政令，是治理人們的規矩繩墨。矩不正，不能求方；繩不伸，不能求直。法令是君臣共同建立的，權勢才是君主獨攬的。君主失其所守則國家危險，官吏失其所守則國家混亂。刑罰由官吏裁決則國家得治，權勢由君主控制則國家威嚴，法令得人民擁護則人民對國家親近。因此。明君總是明於法，慎於權，使上下各有其本分。大凡私弊的興起，一定從君主開始。君主好道德，品德端正的人就在眼前；君主好私利，誹謗吹捧的人就在左右；君主多寵愛而多行賞，但不看功績，士人就不肯效力；君主多用苛重刑法，但不審核罪行，惡人就不能制止。明君懂得這個道理，所以頒布堅定不移的政令，確立堅決鎮壓的刑罰。因此，人們知道哪些是一定要做的，哪些是一定要避免去做的，推之則去，招之則來，就象在高處下投重物，又象在地上開渠引水一樣。所以法令不煩瑣，官吏不勞頓，人民沒有違犯禁令的，故舊和百姓也都不會抱怨君主了。
法臣：依法度斷事，按刑名判案，沒有誹謗和夸譽。所以君主守法則君位安定，大臣守法則賄賂停止而人民不搞奸邪之事。這樣做是太好了！按刑名斷案，訟獄也自會消釋。
飾臣：利用克制親貴來獵取虛名，擺出漠視爵祿的姿態來顯示清高。好名則無實，顯示清高則不服駕御。正如《故記》上所說：“大臣好名無實，君主就喪失威勢；大臣不服從駕御，有如馬失轡頭，那還怎么控制呢？”
侵臣：從事暗地窺察來毀壞國家法令，好結交朋友來發展私人情誼。所以私道通行法度受到侵害，刑律再繁壞人也不得制止。君主由此而嚴行誅殺則失去民心。
諂臣：多造鐘鼓並多飾美女來迷惑君主。所以君主受迷惑而不肯聽信四大輔臣，諫官也空拿俸祿不肯說話。於是諂臣得志而法臣不受重視，這就是把君主暗中孤立起來了。
愚臣：自以為對百姓重罪厚罰是有成績的，自以為加重賦稅多多聚財都是為了君主，結果是自身見惡於人而君主也受人誹謗。《故記》上說：“愚忠實際上等於讒賊”，就是這個意思。
奸臣：痛切陳述人情來打動君主，妄開罪黨之獄來為同黨開路。為同黨開路就加罪於好人，加罪於好人又可保證與同黨安然相處。所以，這種人善於對君主言人之惡來發展自身，從而使君主失掉親近的臣民。
亂臣：自己虛偽地推辭功祿，卻公開為下面請求厚賞。私下是誹議朝政的禍首，表面上是歌功頌德的幹將。用誹議獵取聲名，用附和錯誤傷害君主，而眾人不能察覺。此之謂暗地裡對君主進攻。
申主：順應大勢遵循事理以建立常規常法，普遍了解遠近情況以加深明察國事。國計收支明審。法令也隨著穩定。賞罰堅決，臣民便遵守法度。不採用戒備手段而以德親和百姓，人民也就樸實了。這樣．君主歡娛而安定。官吏敬肅而嚴謹，人民敦厚親睦，百官沒有邪吏。朝廷沒有奸臣。民間無侵奪之事。社會上也沒有受刑的罪人。
惠主：賞賜過多以致使國庫枯竭，赦奸縱過以致損害國法。國庫枯竭則君權衰弱。損害國法則奸門大開。所以說：“凡事做過頭了反而歸於失敗。”
侵主：專好行惡違法以至於自食其果，妄決難知之事以至於閉目塞聽。好從事對人窺伺而暗地觀察，行事沒有常規而法令疲咨無效。如不覺悟，則國家權勢皆失。
荒主：眼迷戀五色，耳不離五聲，不考慮四大輔臣的意見，不聽取諫官的諍言，臣下也就恣意妄行而國權旁落。如不覺悟，其惡果及於自身。
勞主：職務分工不明，君臣互相干擾，國君與官吏甚至按一樣的職務規則行事。用嚴刑罰的辦法加重賦斂，加重了賦斂又更使刑罰嚴刻起來。改變現狀則將陷於混亂，維持統治也將陷於衰敗，後代能得到什麼好處呢？
振主：喜怒無常，嚴行誅罰而不講寬赦，臣下震恐，不知所措，人們就只好回到巧謀虛偽的狀態。如不覺悟。法令政策就將日益無力而國家不穩。
亡主：不近人情地懷疑臣下，所以對臣下不敢信任。事事都自己處理則事務繁多。事多則昏聵，昏聵則無論事之緩急都置而不行了。如不覺悟，則餘力將全部消耗，見到不善之事，只有濫施刑罰而已。
就個人說，治亂決定於心；就一國來說，存亡決定於君主。天下得失，都是從君主起的。君主重農業，人民就開墾荒地；君主好財貨，人們多去做買賣；君主好宮室，工匠就追求巧妙；君主好裝飾，女事就講求靡麗；楚王愛細腰美人，美。人就減食；吳王好擊劍比武、國士就輕死。死命和不吃飯，是天下人所共同厭惡的，為什麼人們願意這樣乾呢？是因為服從君主的愛好。又何況其他音樂娛樂的風氣呢？男不耕田，女不織布，工匠技術致力於無用之處，想要土地生長禾苗，倉庫堆滿糧食，是根本辦不到的。土地無禾苗則人民窮困，人民窮困則有反抗情緒，有反抗情緒法令就行不通了。一旦強敵動兵起事，雖有能幹的人也難得保全。如何證明這種歷史的必然結局呢？回答說：從前的約王就是如此。他誅殺忠良，近讒奸而寵女人，好殺而不求真勇，好富而不恤窮人，他無休止地遊獵與鼓奏音樂，豪華的樓台庭院不夠他住，上千輛游車不夠他坐，女樂有三千人。鐘石絲竹之聲不絕。他那裡百姓疲敝，官員不理政事，最終無人擁護，人人都有反心。遇到周武王便成為周朝的俘虜。這是迷惑於物質享受而失去人情，苟圖淫樂而忘後患的結果。所以，耗費無度國家必然覆亡，舉事不合時宜，必然受害。國家倉庫並不是無緣無故用空的，商賈官宦並不是無緣無故敗壞的，法度政令並不是無緣無故混亂的，國家也不是無緣無故覆亡的。那是因為時節有春秋，年景有豐歉，政令也有急有緩。政令有緩急所以物價有高低，年景有豐歉所以人們有餘或不足，時節有春秋所以谷價有貴賤。而國家不注意調劑貴賤的過分現象，游商就可以得到十、百倍的高利。百姓的無法務農，貧富的相差懸殊，都是由此而來的。城郭的不能固守。戰士的不肯聽命，也是由此開始的。大凡亡國敗家的，並不是沒有土地，而是他們所做的事情，對農業並無功效。大凡凶年的水旱天災，並不是沒有雨露，而是乾旱與降雨不合時節。亂世的煩苛政治。並不是沒有法令，而是賞功與罰罪不當其人。暴主與昏君。並不是沒有心腹之臣，而是他對人的取捨，不合其道。所以，明君有“六務”和“四務”。什麼是六務呢？—曰節約用財，二曰任用賢佐，三曰重視法度，四曰刑罰堅決，五曰注重天時，六曰注重地利。什麼是四禁呢？春天不要殺伐，不開掘大丘陵，不焚燒大沼澤，不伐大樹，不開大山，不放大火，不殺大臣。不徵收谷賦。夏天不要攔塞河水入大川，不填塞大山谷。不大興土木，不射鳥獸。秋天不要赦過、免罪和緩刑。冬天不要封官賜祿，傷害五穀的埋藏。所以春天不行禁政，各種生物就不能生長；夏天不行禁政，五穀就不能成熟；秋天不行禁政，奸邪就不能被制止；冬天不行禁政，地氣就不能保藏。四者都違反了，那就陰陽不和，風雨不順，大水淹沒州邑，大風飄屋折樹，大火焚地焦草；天上冬天打雷，地上冬天震動，草木夏枯而秋茂；蜇蟲不藏在土裡，應當死亡的活起來，應當蟄伏的鳴叫起來；草澤多有蛇和蛤蟆，山林多有蟲子和蚊子；六畜不繁育，人民多天死，國貧法亂，一派反抗之氣從下而起。所以說；樓台亭榭相望，等於是亡國的廊房；馳馬游車充斥，等於是引寇的車馬；用寶珠裝飾的箭和劍，等於是殺身的兵刃；華麗衣飾與彩色絛帶，等於是焚燒功業的灶窯。明君懂得這些道理，所以遠遠離開它們而不願接近。能夠舍此取彼，人君之道就完備了。所謂法，是用來提倡立功威懾行暴的；律，是用來明定本分制止爭端的；令，是用來命令人們管理事務的。法律政令，是治理人們的規矩繩墨。矩不正，不能求方；繩不伸，不能求直。法令是君臣共同建立的，權勢才是君主獨攬的。君主失其所守則國家危險，官吏失其所守則國家混亂。刑罰由官吏裁決則國家得治，權勢由君主控制則國家威嚴，法令得人民擁護則人民對國家親近。因此。明君總是明於法，慎於權，使上下各有其本分。大凡私弊的興起，一定從君主開始。君主好道德，品德端正的人就在眼前；君主好私利，誹謗吹捧的人就在左右；君主多寵愛而多行賞，但不看功績，士人就不肯效力；君主多用苛重刑法，但不審核罪行，惡人就不能制止。明君懂得這個道理，所以頒布堅定不移的政令，確立堅決鎮壓的刑罰。因此，人們知道哪些是一定要做的，哪些是一定要避免去做的，推之則去，招之則來，就象在高處下投重物，又象在地上開渠引水一樣。所以法令不煩瑣，官吏不勞頓，人民沒有違犯禁令的，故舊和百姓也都不會抱怨君主了。
法臣：依法度斷事，按刑名判案，沒有誹謗和夸譽。所以君主守法則君位安定，大臣守法則賄賂停止而人民不搞奸邪之事。這樣做是太好了！按刑名斷案，訟獄也自會消釋。
飾臣：利用克制親貴來獵取虛名，擺出漠視爵祿的姿態來顯示清高。好名則無實，顯示清高則不服駕御。正如《故記》上所說：“大臣好名無實，君主就喪失威勢；大臣不服從駕御，有如馬失轡頭，那還怎么控制呢？”
侵臣：從事暗地窺察來毀壞國家法令，好結交朋友來發展私人情誼。所以私道通行法度受到侵害，刑律再繁壞人也不得制止。君主由此而嚴行誅殺則失去民心。
諂臣：多造鐘鼓並多飾美女來迷惑君主。所以君主受迷惑而不肯聽信四大輔臣，諫官也空拿俸祿不肯說話。於是諂臣得志而法臣不受重視，這就是把君主暗中孤立起來了。
愚臣：自以為對百姓重罪厚罰是有成績的，自以為加重賦稅多多聚財都是為了君主，結果是自身見惡於人而君主也受人誹謗。《故記》上說：“愚忠實際上等於讒賊”，就是這個意思。
奸臣：痛切陳述人情來打動君主，妄開罪黨之獄來為同黨開路。為同黨開路就加罪於好人，加罪於好人又可保證與同黨安然相處。所以，這種人善於對君主言人之惡來發展自身，從而使君主失掉親近的臣民。
亂臣：自己虛偽地推辭功祿，卻公開為下面請求厚賞。私下是誹議朝政的禍首，表面上是歌功頌德的幹將。用誹議獵取聲名，用附和錯誤傷害君主，而眾人不能察覺。此之謂暗地裡對君主進攻。
作者簡介
管仲（前719一前645年），姬姓，管氏，名夷吾，字仲，謚敬，被稱為管子、管夷吾、管敬仲，華夏族，潁上（今安徽省潁上縣）人，周穆王的後代。是中國古代著名的軍事家、政治家、經濟學家、改革家。管仲的著作今稱《管子》，內容涵蓋各種學術，是後世道家、儒家、名家、法家、農家、兵家、陰陽家等等多家學術思想的源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