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背景
台灣問題是中美關係中的一個至為敏感 的、核心的問題。1954-1955年初發生的台灣海峽危機是中美兩國首次圍繞台灣問題發生的一次嚴重對抗。危機期間,奉行“大規模報復戰略”的艾森豪政府不斷對中國揮舞核武器,試圖以核威懾來實現自己的政策目標,結果卻是陷入進退兩難的境地。本文主要依據美國近年解密的檔案文獻和國內外學者的相關研究,就這一時期核武器在美國政府決策中的作用做一初步探討。
危機始末
1953年1月艾森豪執政後,對美國的國家安全政策進行了重大調整,制定了“新面貌”戰略,其核心內容是所謂“大規模報復”戰略,主張以儘可能少的代價來獲取儘可能大的威懾力量。基於
韓戰的經驗,艾森豪等人認為,杜魯門政府奉行的遏制政策是“消極的、徒勞的和不道德的”,必須以積極的、大膽的“解放政策”取而代之;美國不可能在共產黨“可能進攻”的每一個地區派駐軍隊,不應把防衛力量單薄地分布在各個地區,相反地,而是應該維持強大的、能迅速回擊“侵略來源地”的巨大報復力量來威懾進攻者,建立一支以核武器為後盾的“大規模報復”軍事力量。1953年10月30日,艾森豪批准了主要體現“新面貌”戰略精神的國家安全委員會第162/2號檔案。該檔案主要闡述的是在遏制
蘇聯和共產主義“擴張”的同時,如何避免“嚴重削弱美國的經濟,避免動搖我們的價值觀念和藉以生存的制度”。檔案指出,美國必須發展並保持強大的軍事力量,對
蘇聯和中國形成有效的威懾,最重要的是美國必須在核武器的數量和質量方面都“保持優勢地位”。檔案建議“如果發生戰爭,美國將考慮像使用其他武器那樣可以使用核武器”,強調“不僅要使美國的歐洲盟國,而且要使
蘇聯明白無誤地認識到,一旦歐洲遭到進攻,美國將毫不猶豫地使用核武器和大規模報復手段來進行回擊”。同時,該檔案主張“在國家安全委員會進一步考慮之前,這一政策不得公開”。1954年1月12日,國務卿
杜勒斯在紐約對外關係委員會發表演說,首次對國家安全委員會162/2號檔案提出的新戰略作了公開的闡述。他首先批評杜魯門政府的戰略“不是一種健全的戰略”,指出:“我們的目標是使我們同盟友的關係少花錢多見效。為了做到這一點,要更多地依靠威懾的力量,同時減少對局部防禦力量的依賴。”
杜勒斯認為,“局部防禦將永遠是重要的”,但是“單純的局部防禦絕不可能遏制共產黨世界強大的軍事力量。必須用大規模報復的打擊力量作為進一步的威懾來加強局部防禦”。他最後強調,“阻止侵略的辦法就是由自由世界願意並且能夠利用自己選擇的方式在自己選擇的地點做出有力的反應”。他的這一講話被新聞界解釋為,今後無論來自共產黨國家的“侵略行動”發生在哪裡,美國都可能立即用原子武器對
蘇聯或中國進行報復。隨後,副總統尼克森也宣稱,“我們將不容許共產黨在世界各地的小型戰爭中把我們一口口吃掉,我們今後將主要依靠大規模報復能力;其好處在於我們可以自己考慮決定在我們所選擇的時間和地點使用這種能力,打擊侵略的主要策源地”。
美國方面
1954年9月12日,艾森豪在
丹佛主持 召開了國家安全委員會會議,集中討論美國對中國炮擊
金門的政策。會上,
雷德福等人繼續堅持軍事介入,甚至提出美軍與
國民黨軍隊一起對大陸進行空襲。
雷德福認為,只要授權美軍攻擊中國大陸,並在必要時動用核武器,
金門是能夠守住的。他宣稱,對中國“除了被迫進行一場全面戰爭之外別無選擇,否則我們將使美國一直受消極政策的影響,從而會逐漸在局部衝突中喪失自由世界的力量”。在隨後的幾次會議上,
雷德福一再強調,美國協防沿海島嶼不會導致與中國的全面戰爭,美國襲擊中國境內目標也不會把美軍拴在那裡。他反對將沿海島嶼問題交給
聯合國來處理,聲稱國務院的政策將最終導致美國“失去”台灣,並切斷目前在太平洋地區的戰略防線。參謀長聯席會議的一份備忘錄甚至斷言,國務院在台灣海峽奉行的不再是遏制政策,也非維持現狀的政策,而是“以犧牲美國的聲望和戰略地位為代價、顯示共產主義勝利的政策”。
但對沿海島嶼卻並不願意這樣做。在他看來,除了心理的因素外,
金門並不真正重要。美國主要是要控制台灣,不讓其落入共產黨手中,如果美國將“保衛”台灣的地區擴大到中國沿海島嶼,勢必會大大增加與中國發生軍事衝突的風險,認為軍方領導人的意見過於冒險,指出那樣的行動需要得到國會的批准,因為這將意味著戰爭。艾森豪對
雷德福等人批評說:“我們現在不是討論一場有限的叢林戰,而是在討論跨進第三次世界大戰的門檻。”他希望在美國軍事力量不捲入的情況下,
國民黨能將沿海島嶼守住。
杜勒斯的觀點更典型地表現出了美國在沿海島嶼問題上處於一種“極端進退維谷的可怕境地”。一方面他宣稱“中國共產黨人正在進行試探,除非我們制止他們,否則,我們在遠東就面臨著災難”,認為如果讓
國民黨人從沿海島嶼撤退,那將對他們、對美國在遠東的盟國,如
韓國、
日本和
菲律賓產生“嚴重的心理影響”,並促使中國採取進一步的行動;但同時他又表示反對在沿海島嶼和大陸之間“劃線”,擔心“如果定下一個方針,自己參與
金門和
馬祖的防務,我們將發現處在沒有盟國支持的情況下和紅色中國作戰”,除了
蔣介石和李承晚,“全世界都會譴責我們”,美國國內輿論也將產生嚴重分歧。這樣一來,美國所付出的代價實在太大了。
為了擺脫困境,
杜勒斯絞盡腦汁,最後想出了一個“萬全之策”,即把沿海島嶼問題提交
聯合國安理會解決,由安理會做出一項維持台灣地區政治和 領土現狀、實現停火的決議,這樣既可以避免與中國發生全面戰爭,又能夠保住沿海島嶼。
杜勒斯認為這是美國目前所能採取的最好的辦法,無論共產黨否決或同意這一計畫,“美國總有所得”。這一建議得到了艾森豪的首肯。會議最後決定:由
杜勒斯負責去探索實施這一方案的可能性,並儘早採取行動;國防部則密切關注事態發展,為採取一切可能的行動做好準備。經過多次磋商,10月12日,美國、英國和紐西蘭三國政府就代號為“神諭”的提案達成協定,決定由紐西蘭為提案國,要求
聯合國出面斡旋“在中國大陸某些沿海島嶼的敵對行動”,美國和英國將對該提案予以支持。為了換取
國民黨對“神諭”方案的支持,美國政府表示同意在提案提出之前先行締結國民黨曾多次要求的“共同防禦條約”。11月2日,美台關於防禦條約的談判在華盛頓正式開始。經過反覆的討價還價,12月2日,雙方簽定了《共同防禦條約》。與此同時,為了對“迅速增長的
蘇聯和中國的威脅”做出反應,艾森豪於12月1日召見國防部長威爾遜和原子能委員會主席史特勞斯,決定增加在海外部署美國的核武器,將36%的
氫彈和42%的
核子彈部署在海外基地,其中包括沖繩,並指示史特勞斯把原子能委員會對核子彈的控制權移交給國防部。
中國方面
新中國成立後,為創造一個良好的社會環境和國際環境,進行大規模的經濟建 設,改變中國一窮二白的面貌,中國政府大力倡導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然而,美國仍然對新中國實行政治孤立、經濟封鎖和軍事威脅。
“一定要解放台灣”
1953年9月,美國與台灣
國民黨集團簽訂了《軍事協調諒解協定》,公然規定國民黨軍隊的整編、訓練、監督和裝備完全由美國負責,如果發生戰爭,國民黨軍 隊的調動指揮,必須得到美國的同意,協定中的防區,包括台灣、
澎湖、
金門、
馬祖、
大陳島等島嶼,並在台北設立“協調參謀部”,由美國主持,加強控制。美國還蠻橫地把第七艦隊擺在台灣海峽,企圖製造“兩個中國”和“一中一台”,長期霸占中國神聖領土台灣。
1954年7月中共中央召開政治局會議,
毛澤東對國際形勢做了重要分析。 為了反對美國與
蔣介石集團在軍事和政治上的勾結,揭露美國妄圖霸占中國領土台灣的意圖,中共中央和
毛澤東做出了“一定要解放台灣”的決定,毛澤東深謀遠慮地強調:
“在
韓戰結束之後我們沒有及時(約遲了半 年時間)地向全國人民提出這個任務,沒有及時地根據這個任務在軍事方面、外交方面和宣傳方面採取必要措施和進行有效的工作,這是不妥當的,如果我們現在還不提出這個任務,還不進行工作,那我們將犯一個嚴重的政治錯誤。”
1954年7月,《人民日報》發表社論,重申中國人民一定要解放台灣, 不達目的,決不罷休。8月1日,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司令
朱德在建軍27周年紀念會上發表講話,宣稱中國人民一定要解放台灣,絕不容許別國干涉。
8月2日,
周恩來總理兼外交部長發表聲明,指出台灣是中國領土,中國人民一定要解放台灣。
8月11日,
周恩來在中央人民政府第33次會議上做《關於外交問題的報告》,強烈譴責美國正在更加猖獗地指使和援助
蔣介石賣國集團、對中國大陸沿海進行騷擾性和破壞性的戰爭,積極復活
日本軍國主義,加緊策劃組織“太平洋反共軍事同盟”及東南亞和中東的侵略集團,以圖在亞洲地區造成新的緊張局勢。在此情況下,
周恩來指出解放台灣問題的重要性說:“現在
韓戰停了,
印度支那戰爭也停了,剩下來的就是美國加緊援助台灣進行騷擾性的戰爭。如果我們不提出解放台灣,保持不了祖國的完整版圖,我們就會犯錯誤,也對不起我們的祖先。因此,我們要提 出解放台灣的任務,各方面進行工作,軍事上、外交上、政治上、經濟上都要做工作。對於國際共管的主張,我們絕對不能同意。
我們和美國的鬥爭是,我們要和平,它要戰爭;我們要真正的和平,它叫囂戰爭;我們要集體和平,它要搞對立的軍事集團。我們主張根據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爭 取同各國和平共處。對美國在
太平洋地區搞侵略集團的企圖,都要揭穿它。”
8月12日、24日,
毛澤東和
周恩來分別接見以
艾德禮為首的英國工黨代表團,一方面批評美國的對華政策,一方面請英國做美國的工作,希望美國在台灣問題上改弦更張,採取明智的態度,特別指出台灣是一個容易激動中國人民感情的問題,希望英國朋友了解中國人民的感情和意志,慎重行事。
危機開端
美國不但不顧中國的警告,更以武力相威脅, 阻止中國解放台灣:8月3日,美國國務卿
杜勒斯叫嚷要用海空軍:“保護台灣和
澎湖列島”;17日,美國總統艾森 豪威爾公然宣布要以美國第七艦隊武裝干涉中國內政;19日,美國太平洋艦隊總司令斯圖普率領美國海軍6艘軍艦侵入
大陳島一帶海面,還出動飛機160多架次在大陳島海面上空活動。
毛澤東和
周恩來在強烈譴責美國的侵略行徑的同時,為了與政治上的攻勢相配合,決定炮擊
金門,以示懲戒。
這是
毛澤東精心策劃的一次軍事行動。1954年9月3日,福建前線萬炮齊鳴,懲罰侵略與罪惡的炮彈燒紅了天空,紛紛落向
金門,美國和
國民黨的軍隊猝不及防,損失慘重,兩名美國顧問當場斃命。
大陸懲罰性炮擊打了十幾天,美國方面竟然仍不知內情, 誤以為中國人民解放軍要奪取
金門、
馬祖,甚至進攻台灣。美國一些軍方人士建議美國當局向
金門緊急增兵,並動員美國海空軍與
國民黨軍隊一起襲擊中國大陸的重要港口和機場。
美國總統艾森豪認為這樣進攻中國大陸風險太大,未敢輕舉妄動,力主放棄金門、
馬祖,但
蔣介石堅決不乾,美蔣之間的矛盾開始突顯。
毛澤東通過炮擊
金門這種特殊方式,一方面沉重地打擊
國民黨軍隊的囂張氣焰, 另一方面巧妙地把台灣問題突出地提到全世界面前,表明了中國人民一定要解放台灣的決心和立場。
在軍事上,
毛澤東並沒有乘勝一鼓作氣奪取
金門,炮擊金門只是試探性、有限度的行動,聲東擊西之計意在掩護解放浙江沿海諸島的準備工作,把美國和台灣當 局的注意力集中於金門、
馬祖。
乘此大好時機,
毛澤東斷然把中國人民解放軍攻擊的鋒芒,突然轉向
國民黨軍 隊盤踞的浙江沿海地區。
1954年11月1日,中國東南沿海炮聲再起,中國人民解放軍空軍開始轟炸大陳 島,海軍艦艇出擊浙江東部海面,一舉擊沉
國民黨軍隊“太平號”驅逐艦,
大陳島上的
國民黨軍隊驚慌失措,處於風雨飄搖之中。
美國人極為緊張,1954年12月2日與台灣當局簽訂了《共同防禦條約》, 反映 出美國要搞“劃峽而治”的企圖。
為了表示中國人民絕不承認美台非法條約的堅定立場,
毛澤東決定首先攻占一 江山島和
大陳島,但是這就有與美國艦隊迎面相撞的危險,須慎重對待。
中國人民解放軍沉著地等待時機,終於在1955年1月18日找到成熟的時機, 陸海空軍配合作戰,一舉攻克江山島,全殲
國民黨守軍1000餘人,迫使張牙舞爪的美國撤走了第七艦隊,
大陳島已經處於解放軍炮火的有效射程之內。1月19 日下午, 解放軍以凌厲的炮火轟炸
大陳島,
國民黨當局驚呼遭到200 余架飛機和無數陸基大炮的猛烈轟炸,急忙向美國求救。
據外電大事報導,美國緊急調動包括5艘航空母艦在內的近100 艘戰船, 出動2000架次飛機,對新中國施威,還通過
蘇聯外交部長
莫洛托夫、英國外交大臣
艾登和
聯合國秘書長致電
周恩來總理,玩弄“停火”陰謀。
中國政府嚴厲譴責美國的侵略行徑,於1月30日下達了準備解放
大陳島的命令。 在此情況下,
蔣介石只得實施“金剛計畫”,倉皇地從
大陳島全面撤退。
美國總統艾森豪也是在二次大戰中屢立戰功的著名軍事家,他對
毛澤東如此高明的戰術十分震驚,美國統治集團內部出現慌亂,爭吵良久,才一方面被迫通過
聯合國斡旋要中國停止戰鬥,一方面由國會授權美國總統在必要時動用美國軍隊來“保證”台灣、澎湖列島的“安全”。
危機過程
《共同防禦條約》一出籠,就遭到中國政府的強烈譴責。為了反擊這一條約,中國人民解放軍陸海空三軍密切配合,於1955年1月18日收復了
一江山島,全殲
國民黨守軍。雖然艾森豪認為
大陳島的位置使其重要性微乎其微,它的失去不會影響台灣的安全和美國在這一地區的重要利益,但它擔心這是中國採取更大規模軍事行動的前奏。艾森豪表示,“劃出最後界限的時刻已經到來”,美國必須制定一個明確的行動方針。1月19日,艾森豪、
杜勒斯和
雷德福一起商討美國應採取的對策。
杜勒斯提出,重要的是美國必須明確自己的意圖,此時宣布美國對沿海島嶼的局勢袖手旁觀是不現實的。為此,
杜勒斯建議讓國民黨從大陳撤出,並幫助防守
金門。
1955年2月人民解放軍解放
大陳島後,美國政府使用核武器的傾向明顯增強。
杜勒斯認為,中國決意要占領台灣,而非僅限於沿海島嶼,中美在台灣海峽發生對抗是不可避免的,“那裡的形勢遠比我想像得嚴重”,美國必須採取強硬態度,不能“袖手旁觀
國民黨軍隊被中共摧毀”,否則就會被人視為“示弱”,從而導致共產主義的進一步“擴張”,其影響對於台灣和整個亞洲 都將是災難性的。他提出,“如果我們要保衛
金門、
馬祖,我們將要使用核武器,只有它們才能有效地攻擊大陸上的飛機場”。
儘管美國駐台軍事援助顧問團團長蔡斯、美軍太平洋艦隊司令斯坦普,以及資深參議員諾蘭等人極力主張允許
國民黨軍隊轟炸中國大陸的飛機場,並封鎖中國海岸,但艾森豪決定改變政策,使美國從“要么開戰要么撤退”的困境中解脫出來。他確信,為了
金門、
馬祖同中國開戰是“不可取的”,因為沒有一個美國的盟友會支持這樣的戰爭,美國國內的公眾輿論也將發生嚴重分裂,並且將對美國國內經濟產生“災難性的”影響。為此,他提出應將沿海島嶼視為“前哨基地”,不論結果如何,都不會危及美國和“自由世界”在該地區的利益。這一構想表明美國對沿海島嶼的政策正發生重大變化,旨在為美國“脫身”做準備。
和平解決
毛澤東、
周恩來敏銳地看到美國與台灣當局的矛盾在逐漸發展,就巧妙地利用敵人營壘中的矛盾,不失時機地首次提出爭取以和平方式解放台灣的主張。
毛澤東、
周恩來首先以1955年3月7日的《
人民日報》社論的形式透露信息,主張召開有關會議討論緩和台灣地區的緊張局勢問題;接著,周恩來4月23日在
萬隆提議與美國坐下來討論緩和包括台灣地區在內的遠東緊張局勢問題。
5月12日至20日,
周恩來6次與專程來訪的印度駐
聯合國首席代表梅農就緩和台灣地區的緊張局勢問題進行深入交談。
周恩來平靜地講起發生在亞非會議期間的事情: “在4月23日的八國代表團團長會上,我們曾經說願意同
蔣介石談判,只是沒有公開講;在適當的時候,我們會公開宣布的。停火是中國中央人民政府同
蔣介石集團之間的問題,應該由這兩方面直接談判。這種談判同中美之間的國際談判,在性質上是不同的。雖然這兩種談判有聯繫,但是必須分開。我們對兩種談判都不拒絕,而是採取主動行動來爭取。”
梅農欣喜地連聲稱讚道:“好,好,要創造條件!”
周恩來接著梅農的話茬說:“梅農先生剛才說要創造條件,我們主動爭取談判也就是創造條件。同美國不是停火問題,而是和緩台灣地區的緊張局勢和美國放棄干涉的問題。”
梅農談到遠東曾有三個地方即朝鮮、印度支那和台灣有戰爭,都需要妥善地予以解決。
周恩來具體分析說:“現在前兩個地方的戰爭已經停止,但台灣卻更緊張。如果要和緩遠東的緊張局勢,首先就要從台灣地區和緩起,因此,討論的中心問題應該是和緩台灣地區的緊張局勢,包括通過中美的談判,使美國放棄干涉,從台灣和台灣海峽撤走一切武裝力量,從而使中國人民可以和平解放台灣。”
5月13日,
周恩來在全國人大常委會第15次全體會議上宣布新的對台方針:中國人民解放台灣有兩個可能方式,即戰爭的方式與和平的方式,中國人民願意在可能的條件下,爭取以和平的方式解放台灣。
周恩來這個講話立刻引起全世界的強烈反響,認為這是中國方面首次提出可能用和平的方式解放台灣,標誌著中國對台灣的政策有了重大調整。
5月26日,
毛澤東與印尼總理會見的時候,進一步提出與美國簽訂和平條約的主張。
這使中國在外交上處於極其主動的地位,
周恩來7月30日進一步宣告,只要美國不干涉中國內政,和平解放台灣的可能性將會繼續增長,如果可能的話,中國政府願意與台灣當局協商和平解放台灣的具體步驟。
1955年7月13日,美國通過英國向中國建議舉行大使級會談。
周恩來7月13日代表中國政府回文表示同意。8月1日,中美大使級會談開始舉行。
至此,第一次台灣海峽危機解除。
危機解決分析
第一次台灣海峽危機期間,要求艾森豪使用核武器的壓力比其他任何時候都更為強大,達到了他總統任期內的頂點。一些學者甚至認為,如果中國在1955年初進攻金門,美國極有可能會對中國實施核打擊。
值得慶幸的是,核戰爭終究沒有發生。制約美國使用核武器的因素很多,概括起來主要有以下幾方面:
美國政府內部意見不一
雖然
杜勒斯、
雷德福等人力主使用核武器,但國防部長威爾遜、陸軍參謀長李奇微、財政部長漢弗萊、總統國家安全事務特別助理卡特勒、副國務卿史密斯等都反對為了沿海島嶼就同中國大動干戈。威爾遜認為,沿海島嶼沒有太大的軍事價值,美國的介入只能增加與中國發生戰爭的危險,這樣一來就很難向美國人民和盟國解釋“為什麼美國不想在朝鮮和印支同共產黨中國打仗,卻心甘情願為了這些小島和中國共產黨打一場戰爭”。他認為僅僅為了守住那些小島而同中國打一場“糟糕的”的戰爭是“十分愚蠢的”。李奇微表示不相信失去沿海島嶼會對美國在西太平洋的戰略部署造成重大威脅。
事實上,對於是否真正使用核武器,艾森豪的態度也一直是摸稜兩可。或許,作為軍人出身的他更明白核戰爭意味著什麼。
另外,美國公眾對使用核武器持保留態度。1953年3月
杜勒斯向中國發出核威脅後,《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等都發表了評論文章,對政府的強硬態度提出批評。艾德萊·史蒂文森、沃爾特·喬治、
林登·詹森、薩姆·雷伯恩等民主黨議員也紛紛發表講話,譴責政府的“戰爭邊緣”政策和“不負責任的冒險行動”,認為美國根本不值得為了那些小島而同中國打仗,要求政府從這一地區撤出。威恩·莫斯、赫伯特·萊曼、拉塞爾·朗格等參議員則聯名提出一項議案,禁止總統動用美軍防禦沿海島嶼。
盟國不贊成美國協防沿海島嶼
自新中國成立以來,在對華政策和台灣問題上,美英之間一直存在較大分歧。還在危機爆發之前,英國外交大臣
艾登就曾向
杜勒斯明確表示,如果美國決定承諾協防沿海島嶼,英國將無法給予支持;美國防守
金門、
馬祖的承諾可能會使北約組織處於一個“極為可怕的境地”。
艾登建議美國應說服
國民黨從沿海島嶼撤出,以換取中國不進攻台灣的保證。
英國是美國傳統的主要盟國,沒有英國的大力支持,美國要想在國際上採取任何行動是比較困難的。艾森豪也特彆強調這一點:“我認為尤其重要的是要確信,必須採取的任何行動中,都沒有可能在自己與的主要歐洲盟國之間,尤其是英國之間,打進楔子。對這一點怎么強調都不過分。”
美國在沿海島嶼的政策引起英國政府的憂慮和不安。
邱吉爾致函艾森豪,指出“為
蔣介石保住沿海島嶼而進行的一場戰爭在英國是無法為之辯護的”。英國外交大臣
艾登也呼籲各方保持克制,“避免一切進攻性的軍事行動”,強調目前英國政府必須致力於防止“突發事件和繼續發生戰鬥”,並敦促美國放棄沿海島嶼。與此同時,他還在中、美間展開了積極的外交斡旋活動。
加拿大、澳大利亞、印度等也都表示不支持美國對沿海島嶼的政策。美國一位專欄評論家批評說,“除了
蔣介石委員長,所有的盟國,都認為這將是一場在錯誤的時間、錯誤的地點、進行的錯誤的戰爭”。
美國《國家情報特別評估》認為,如果美國使用核武器來打擊中國,世界的反應將是“震驚”;如果使用這些武器來防守沿海島嶼,或是在中共試圖全力奪取沿海島嶼之前就使用這些武器摧毀中共的軍事基地,那將產生對美國非常不利的影響,亞洲大多數非共產黨國家將對美國持極為強烈的批評態度,並促使
日本政府奉行更為中立的政策。艾森豪、
杜勒斯也都清醒地認識到,如果在沿海島嶼使用核武器,美國將在世界輿論中處於孤立地位,並導致與盟國關係的極度緊張,而這正是美國所承受不起的。
美蘇衝突的可能性
美國政府認為,雖然
蘇聯不會為了沿海島嶼而同美國進行一場全面戰爭,但它肯定會向中國提供軍事援助,美蘇發生衝突的危險並不能完全排除。中蘇同盟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對美國的行為構成威懾,使其在考慮對華實施核打擊時不能不有所顧忌。根據美國情報部門估計,一旦與中國發生戰爭,為了維護其同盟關係,避免中國的失敗,
蘇聯將必然向中國提供必要的軍事援助。艾森豪確信,與中國的一場全面戰爭也就意味著同
蘇聯的全面戰爭。他和
杜勒斯還十分擔心,
蘇聯將會盡其所能來使美國陷入與中國的戰爭,從而使它自己在歐洲獲得更多政治和外交上的利益。
自身利益的考慮
美國的
核子彈數量有限,主要是用來威懾
蘇聯,蘇聯仍然是美國最主要的戰略對手。艾森豪表示,共產黨正在世界各地製造出一些事端,想把美國的力量牽制在那裡,他本人並不想做出過多的承諾去防守所有這些地方。“在每一個危機中都應該考慮,什麼是最符合美國利益的”。他強調,如果美國要進行一場全面戰爭,“合乎邏輯的敵人將是俄國,應當在那裡發起進攻,而不是中國”,要打就要打“蛇頭”。
中國政府政策的靈活運用
更為重要的是,中國政府在關鍵時刻採取了靈活的政策,迫使美國不得不走向談判之路。
危機影響
這次危機對中美兩國及雙邊關係的影響是極為深遠的。
政府間政策
認識這次危機是中美兩國圍繞台灣問題展開的首次直接交鋒,通過這次較量,使中美雙方都對對方的政策、態度有了一定認識和了解。
美台軍事同盟形成
美台之間簽定的《共同防禦條約》,確立了雙方的軍事同盟關係,使美國對中國內政的干涉“固定化”和“法律化”,進一步增加了解決台灣問題的難度,也為日後中美關係的改善設定了一個嚴重障礙。
走向談判
中美雙方在危機期間劍拔弩張,但終究沒有使事態失控。應當說,不論是中國方面還是美國方面都保持了一定的克制,並最終走向了談判之路。此次危機再度表明了冷戰時期中美對抗的限度。
透露美國軍事意圖
透過危機,人們可以清楚地看到,美國政府的對華政策並沒有發生本質的變化,它對
國民黨當局的支持並非是無限的。在東西方關係緊張的冷戰背景下,美國的主要意圖依然是既要避免與中國發生直接軍事衝突,又要使
國民黨當局對大陸構成潛在的軍事威脅,使台灣成為維護美國在東亞太平洋地區利益的戰略前哨。
中國開始研製核武器
對於中國來說,這次危機最大的影響在於,它促使中國領導人決心發展自己的核武器。1955年1月,中國做出了發展核工業的戰略決策。
美國調整戰略
對於艾森豪政府來說,鑒於核威懾的有限性和脆弱性,開始反思“大規模報復戰略”,並醞釀重新調整國家安全政策。
相關書籍
書籍名稱
《第一次台灣海峽危機》
作者簡介
筆 名: 肖旺 出生年月: 1943 民 族: 漢族 原名王雁。河北元氏人。中共黨員。1965年應徵入伍,歷任總參三部參謀、時事出版社編輯、副編審、編審。1999年加入中國作家協會。
代表作
《天皇羅曼史》、《
日本新天皇浪漫史》、《日本天皇和皇室內幕》、《日本侵華系列紀實》、《中國外交演義》(《民國時期》、《新中國時期》)、《中美蘇三國演義》、《開國外交》、《澳門的故事》、《中美外交傳奇》、《戰後台秘史》、《元帥詩人外交家陳毅》、《鐵錘外交家
莫洛托夫》、《外交常青藤葛羅米柯》、《警惕日本》、《白俄在中國大逃亡》。
相關事件
第二次台灣海峽危機
1958年8 月23日,中國在事先沒有知會
蘇聯的情況下,開始炮擊
金門、
馬祖,被稱為第二次台灣海峽危機。
1996年台灣海峽危機
台灣海峽飛彈危機,又稱第三次台灣海峽危機(Third Taiwan Strait Crisis)指1995年至1996年間,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不滿“中華民國”“總統”李登輝前往美國康乃爾大學發表公開演講(中國方面稱其為“李登輝分裂之旅”)與意圖影響第一次“中華民國總統”直接選舉結果,所舉行的軍事演習行動。此番舉動,讓原本平靜的兩岸關係生變。結果中國所討厭的李登輝當選,證明武力干涉民主選舉是有反效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