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回憶錄：端納回憶錄》是2013年8月1日東方出版社出版的圖書，作者是威廉·亨利·端納 (W.H.Donald) 。
基本介紹
- 書名：名人回憶錄:端納回憶錄
- 出版社：東方出版社
- 頁數：191頁
- 開本：16
- 品牌：人民東方出版傳媒有限公司
- 作者：威廉•亨利•端納 (W.H.Donald)
- 出版日期：2013年8月1日
- 語種：簡體中文
- ISBN：9787506062312
圖書簡介,內容簡介,作者簡介,圖書目錄,後記,序言,
圖書簡介
本書由威廉·亨利·端納（澳大利亞人）生前口述，美國記者E·A·澤勒幫助整理的回憶錄，使用了第三人稱的手法所寫。本書告訴人們的，不是那些早已為人熟知，而是端那自己親身參與或接觸過的歷史和人物功過，以及深蘊其中的種種內幕和因由：從1903年踏上中國的土地開始，詳述了自己採訪日俄戰爭時，第一個找到了對日威脅頗大的巴爾幹艦隊，有意無意間，為日本海軍勝利幫了不少忙；1913年為孫中山撰寫了第一個人稱“端納的宣言”的對外宣言，及被袁世凱趕下台的孫中山後的生活與工作細節；1915年第一個在報端披露中日“二十一條密約”，震驚中外；1931年參加李頓調查團後與張作霖接觸，取得張學良信任，一手制訂並全程參與張的戒毒治療，東北易幟有其一份功勞；蔣介石是如何聘其為私人顧問的，陪侍時間之長，參與事件之多，在蔣氏的顧問人員中絕無僅有。直至西安事變中，第一個冒險飛赴西安進行斡旋，並成功和平解決事情，成就了自己政治生涯的顛峰為止。此書一經出版，立即引起不小的轟動，被普遍視作是波瀾壯闊的中國近現代史的寫照，披露民國政壇秘聞的奇書。整理者澤勒一再強調“ 毫無疑問，本書所寫的內容，一定與他人記述的稍有不同，我不欲與之爭論。但無論如何，這是端納親口說的。” “我完全篤信，這本書真實地反映了端納先生和中國。”透過端納親身經歷、親眼目睹、親耳聽聞的高層人物生活隱私及政壇上鮮為人知的秘辛，探觸那段中國歷史現實的核心。
內容簡介
中國第一號白人跟班”在孫中山、張學良、蔣介石、宋美齡身邊的故事 。 威廉·亨利·端納（William Henry Donald，1875-1946），英籍澳人。人稱“中國近現代史上著名的外國在華人士之一”、“蔣委員長和蔣夫人的有名的澳籍顧問”、“最顯赫的客卿”、“中國第一顧問”、“近代中國政治舞台上的洋政客”、“折射舊中國五光十色政治舞台的一面鏡子”、“中國第一號白人跟班”、“民國神秘洋客”、“著名西方記者和政客”、“顧問專業戶”等。
端納到達中國後，參與了革命黨人的軍事行動、光緒帝的被害、辛亥革命軼事等等眾多政治事件，與袁世凱、馮國璋、孫中山、蔣介石、張學良等人的來往密切並長期擔任他們的顧問。他的經歷，是一部清末至民國私人史
他是一個了不起的人，比任何一個在中國住過的外國人都更為了解中國的內幕。——澳洲著名內幕問題作家約翰·根室
孫中山以“不勝感激”評端氏：“國家統一，偉業告成。你曾力將我們的主義宣示天下，使革命獲得成功；南京一役，你更是奔走滬寧之間，盡力助我軍民。每念及此，不勝感激。”（孫中山致端納函，1912年3月21日）
宋美齡以“絕非偶然”評端氏：“清末民初,在華受聘的外國顧問不在少數,但大多數是在本國具有相當地位和聲望的人。而象端納這樣的人,在其國內不過是當工人的一介平民,隻身來到中國, 居然能成為岑春煊、孫中山、袁世凱、蔡鍔、張作霖等人的朋友或顧問, 絕非偶然。”（宋勸蔣之言，1934或1935年）西安的局勢是端納先生奠定了基礎, 宋子文砌上牆, 而一苫上房頂的則是我。（宋美齡 1946年）
劉大鈞以“創始人”評端氏：“你是國民經濟研究所的創始人，我只是作為你的代理人而已……我認為，國民經濟研究所是屬於你的事業，同你緊密相連，如果你與它脫離關係，我不知道它是否還有存在的必要。”（劉大鈞致端納函，1940年5月7日）
艾伯特· 澤勒伯爵以“身體力行、堅韌不拔”評端氏：“四十年來，他身體力行，堅韌不拔，力圖將中國凌亂的國土緊密地結合在一起，還其本來的尊嚴。……自從馬可·波羅以來，他是得以與中國的最高統治同吃同住，並躋身於核心圈內的唯一一位外國人。他得到他們的信任，得知他們的秘密。可是，他不願寫出來。”（《中國的端納序言》，1948年1月3日）
邢建榕以“講信用、重情義”評端氏：“他是個講信用、重情義的人，深感自己失信對不起張學良，並懷疑自己對蔣氏是否還有一點作用？氣憤之下，他向人表示：‘蔣委員長不放張學良，我辭職，不當顧問！’”
思嘉以“客觀上也做了一些對中國抗日有利的事情”評端氏：“他在中國的一切活動，都是圍繞著站在維護英美在華利益，遏止日本在東方侵略擴張這一目的上，客觀上也做了一些對中國抗日有利的事情。同時，端納的一切活動是使中國政府採取親英美的政策，使英美在華得到更多的侵略權益，當然也不會使中國改變半殖民半封建社會的命運
端納到達中國後，參與了革命黨人的軍事行動、光緒帝的被害、辛亥革命軼事等等眾多政治事件，與袁世凱、馮國璋、孫中山、蔣介石、張學良等人的來往密切並長期擔任他們的顧問。他的經歷，是一部清末至民國私人史
他是一個了不起的人，比任何一個在中國住過的外國人都更為了解中國的內幕。——澳洲著名內幕問題作家約翰·根室
孫中山以“不勝感激”評端氏：“國家統一，偉業告成。你曾力將我們的主義宣示天下，使革命獲得成功；南京一役，你更是奔走滬寧之間，盡力助我軍民。每念及此，不勝感激。”（孫中山致端納函，1912年3月21日）
宋美齡以“絕非偶然”評端氏：“清末民初,在華受聘的外國顧問不在少數,但大多數是在本國具有相當地位和聲望的人。而象端納這樣的人,在其國內不過是當工人的一介平民,隻身來到中國, 居然能成為岑春煊、孫中山、袁世凱、蔡鍔、張作霖等人的朋友或顧問, 絕非偶然。”（宋勸蔣之言，1934或1935年）西安的局勢是端納先生奠定了基礎, 宋子文砌上牆, 而一苫上房頂的則是我。（宋美齡 1946年）
劉大鈞以“創始人”評端氏：“你是國民經濟研究所的創始人，我只是作為你的代理人而已……我認為，國民經濟研究所是屬於你的事業，同你緊密相連，如果你與它脫離關係，我不知道它是否還有存在的必要。”（劉大鈞致端納函，1940年5月7日）
艾伯特· 澤勒伯爵以“身體力行、堅韌不拔”評端氏：“四十年來，他身體力行，堅韌不拔，力圖將中國凌亂的國土緊密地結合在一起，還其本來的尊嚴。……自從馬可·波羅以來，他是得以與中國的最高統治同吃同住，並躋身於核心圈內的唯一一位外國人。他得到他們的信任，得知他們的秘密。可是，他不願寫出來。”（《中國的端納序言》，1948年1月3日）
邢建榕以“講信用、重情義”評端氏：“他是個講信用、重情義的人，深感自己失信對不起張學良，並懷疑自己對蔣氏是否還有一點作用？氣憤之下，他向人表示：‘蔣委員長不放張學良，我辭職，不當顧問！’”
思嘉以“客觀上也做了一些對中國抗日有利的事情”評端氏：“他在中國的一切活動，都是圍繞著站在維護英美在華利益，遏止日本在東方侵略擴張這一目的上，客觀上也做了一些對中國抗日有利的事情。同時，端納的一切活動是使中國政府採取親英美的政策，使英美在華得到更多的侵略權益，當然也不會使中國改變半殖民半封建社會的命運
作者簡介
作者:（澳）端納（Donald，W.H.）口述；
威廉·亨利·端納（1875—1946），澳大利亞記者。1903年到香港任《德臣報》編輯，從此與中國結下不解之緣，先後出任清朝兩廣總督岑春暄以及孫中山、張學良、蔣介石的顧問，經歷了從清朝覆滅、民國建立直到抗日勝利長達40年的民國發展史，是西安事變的斡旋者，是民國史上重大政治事件的歷史見證人。
威廉·亨利·端納（1875—1946），澳大利亞記者。1903年到香港任《德臣報》編輯，從此與中國結下不解之緣，先後出任清朝兩廣總督岑春暄以及孫中山、張學良、蔣介石的顧問，經歷了從清朝覆滅、民國建立直到抗日勝利長達40年的民國發展史，是西安事變的斡旋者，是民國史上重大政治事件的歷史見證人。
圖書目錄
第一章開啟中國顧問的傳奇生涯
第二章成為舉世矚目的名記者
第三章中國式政治遊戲的特質
第四章置身於辛亥革命的核心
第五章調和革命黨的權力內訌
第六章走進孫中山的世界
第七章陪孫中山向宋家求親
第八章揭露二十一條要求的真相
第九章袁世凱興亡秘辛
第十章中國首度踏上國際政治舞台
第十一章目擊孫中山臨終的一刻
第十二章蔣介石叱吒風雲的日子
第十三章張學良公私生活搜秘
第十四章張學良的內心世界
第十五章與蔣氏夫婦形影不離的日子
第十六章西安事變中的蔣氏夫婦
第十七章蔣氏夫婦的內心世界
致讀者
第二章成為舉世矚目的名記者
第三章中國式政治遊戲的特質
第四章置身於辛亥革命的核心
第五章調和革命黨的權力內訌
第六章走進孫中山的世界
第七章陪孫中山向宋家求親
第八章揭露二十一條要求的真相
第九章袁世凱興亡秘辛
第十章中國首度踏上國際政治舞台
第十一章目擊孫中山臨終的一刻
第十二章蔣介石叱吒風雲的日子
第十三章張學良公私生活搜秘
第十四章張學良的內心世界
第十五章與蔣氏夫婦形影不離的日子
第十六章西安事變中的蔣氏夫婦
第十七章蔣氏夫婦的內心世界
致讀者
後記
你想必聽說過“中國的端納”——端納，W.H.這個傳奇式的人物。四十年來，他身體力行、堅韌不拔，力圖將中國凌亂的國土緊密地結合在一起，還其本來的尊嚴。不過你聽說的不多，也許多半是道聽途說，因為這位不願拋頭露面的世界性人物，不僅為孫中山先生和蔣介石夫婦效力，而且也曾為滿清王朝效力，但這些事情鮮為人知。
現在，展現在你面前的端納故事，完全來自端納本人自述。我將這個故事獻給你，僅僅作為一篇新聞報導、一個記者敘述的故事——卻是本世紀真正的一個大故事。本書中的情節，幾乎沒有不是由他口述，而在我的長篇筆記中保存的。我對某些隱瞞難解之處進行了潤色。對某些脫漏之處，凡有必要，都用歷史材料或其友人的訪談錄予以補充。毫無疑問，本書所寫的內容，一定與他人記述的稍有不同，我不欲與之爭論，但無論如何，這是端納親口說的。再者，書中提及的一些人物，也許與習慣上對他們的論述相悖。但請不要忘記，知之者莫若端納本人。
1946年1月，我在檀香山的一家海軍醫院裡，見到了已奄奄一息的端納。他和我一樣清楚地知道醫生對病情的不祥預測：大概還可活一個月，也許只有幾天。誰能說得準呢？癌細胞已轉移到肺部了。他的七十一年人生歷程，隨著中國本身慢悠悠地走完了，可現在，時光卻如脫韁之馬，奔向終點。面對死亡，他的臉上仍掛著富有感染力的微笑，一如平常他具有的好性情。
二十年來，出版商紛紛以豐厚的稿酬勸說這位東方的神秘人物撰寫回憶錄。可是，他不願說朋友們——中國的大小的官員們的壞話。自從馬可·波羅以來，他是得以與中國的最高統治們同吃同住，並躋身於核心圈內的唯一一位外國人。他得到他們的信任，得知他們的秘密。可是，他不願寫出來。
那時在十一點鐘之際，他終於同意不把歷史帶進墳墓。我不知道，他是否有一種“早知今日，何必當初”的感覺？就這樣，在安靜的、護士踞著腳走的腳步聲和氯仿氣的麻木氣氛中，這位激動人心的歷史作者，這位對中國、或者對世界的影響現在尚難以斷定的人物，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開始口述他在此之前一直封閉的篇章。醫院窗外，到處是一片夏威夷早春的清新氣息，生機勃勃。他平靜而驚訝地看著床邊的日曆說：“你知道，如果讓我寫一本有關中國的書，我會這樣開頭的：‘這是一部關於一個富有人性的民族的書。’”第二句話是：“但並不是試圖闡述中國人民的愛好、習俗或道德的論文。”他看著一隻白鴿從樹上振翅飛下，停在窗棍上，然後接著說，第三句話是：“本書寫作的宗旨是理解與同情心。”
我們短暫的見面便是這樣開始的，他呼吸急促，自知死神可能隨時降臨。
我曾想對端納守信，可是我又不得不面對這些富有十足人性、卻生活在令人痛苦的真實之中的人們，儘管他們做了那么多富有人情味的事。即使端納，這位中國最親密的朋友，也忍不住成了對中國最嚴厲的批評家。
端納對他人的私生活向來守口如瓶，正如他本人對自己的家庭生活也閉口不談一樣。他說，1905年，他在香港同一個澳大利亞姑娘結了婚。幾年後，生了一個女兒。1912年前後，他的妻子曾對他說：“端，與其說你娶了我，不如說中國娶了你。”後來，她帶著女兒永遠離開了他。
我不認為書中的故事，是作為解決中國的不幸及其存在問題的辦法來闡述的。
我深信端納本來就已建議將此解決辦法，留給那些長期來一直在努力那樣做的專家們去闡述。對於我本人來說，我要深深地、永遠地感激露絲，內格爾小姐的深情厚愛，明智的諒解，以及對本稿的熱忱。沒有她和內人的幫助，本書決不可能寫成。我還要感謝海軍準將M.D.威爾卡茨中校、威爾遜·加迪斯先生、雷蒙德·S·科爾先生、總領事金洲繆（音譯）、H.B.埃禮士騰先生、彼得·拉思馮夫婦、哈羅德，霍克希爾德先生、阿利克斯·昂格恩小姐、亨利·B·康登夫婦以及弗雷德里克·W·托馬斯夫人。
艾伯特·澤勒伯爵於羅得島州普羅維登斯
1948年1月10日
現在，展現在你面前的端納故事，完全來自端納本人自述。我將這個故事獻給你，僅僅作為一篇新聞報導、一個記者敘述的故事——卻是本世紀真正的一個大故事。本書中的情節，幾乎沒有不是由他口述，而在我的長篇筆記中保存的。我對某些隱瞞難解之處進行了潤色。對某些脫漏之處，凡有必要，都用歷史材料或其友人的訪談錄予以補充。毫無疑問，本書所寫的內容，一定與他人記述的稍有不同，我不欲與之爭論，但無論如何，這是端納親口說的。再者，書中提及的一些人物，也許與習慣上對他們的論述相悖。但請不要忘記，知之者莫若端納本人。
1946年1月，我在檀香山的一家海軍醫院裡，見到了已奄奄一息的端納。他和我一樣清楚地知道醫生對病情的不祥預測：大概還可活一個月，也許只有幾天。誰能說得準呢？癌細胞已轉移到肺部了。他的七十一年人生歷程，隨著中國本身慢悠悠地走完了，可現在，時光卻如脫韁之馬，奔向終點。面對死亡，他的臉上仍掛著富有感染力的微笑，一如平常他具有的好性情。
二十年來，出版商紛紛以豐厚的稿酬勸說這位東方的神秘人物撰寫回憶錄。可是，他不願說朋友們——中國的大小的官員們的壞話。自從馬可·波羅以來，他是得以與中國的最高統治們同吃同住，並躋身於核心圈內的唯一一位外國人。他得到他們的信任，得知他們的秘密。可是，他不願寫出來。
那時在十一點鐘之際，他終於同意不把歷史帶進墳墓。我不知道，他是否有一種“早知今日，何必當初”的感覺？就這樣，在安靜的、護士踞著腳走的腳步聲和氯仿氣的麻木氣氛中，這位激動人心的歷史作者，這位對中國、或者對世界的影響現在尚難以斷定的人物，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開始口述他在此之前一直封閉的篇章。醫院窗外，到處是一片夏威夷早春的清新氣息，生機勃勃。他平靜而驚訝地看著床邊的日曆說：“你知道，如果讓我寫一本有關中國的書，我會這樣開頭的：‘這是一部關於一個富有人性的民族的書。’”第二句話是：“但並不是試圖闡述中國人民的愛好、習俗或道德的論文。”他看著一隻白鴿從樹上振翅飛下，停在窗棍上，然後接著說，第三句話是：“本書寫作的宗旨是理解與同情心。”
我們短暫的見面便是這樣開始的，他呼吸急促，自知死神可能隨時降臨。
我曾想對端納守信，可是我又不得不面對這些富有十足人性、卻生活在令人痛苦的真實之中的人們，儘管他們做了那么多富有人情味的事。即使端納，這位中國最親密的朋友，也忍不住成了對中國最嚴厲的批評家。
端納對他人的私生活向來守口如瓶，正如他本人對自己的家庭生活也閉口不談一樣。他說，1905年，他在香港同一個澳大利亞姑娘結了婚。幾年後，生了一個女兒。1912年前後，他的妻子曾對他說：“端，與其說你娶了我，不如說中國娶了你。”後來，她帶著女兒永遠離開了他。
我不認為書中的故事，是作為解決中國的不幸及其存在問題的辦法來闡述的。
我深信端納本來就已建議將此解決辦法，留給那些長期來一直在努力那樣做的專家們去闡述。對於我本人來說，我要深深地、永遠地感激露絲，內格爾小姐的深情厚愛，明智的諒解，以及對本稿的熱忱。沒有她和內人的幫助，本書決不可能寫成。我還要感謝海軍準將M.D.威爾卡茨中校、威爾遜·加迪斯先生、雷蒙德·S·科爾先生、總領事金洲繆（音譯）、H.B.埃禮士騰先生、彼得·拉思馮夫婦、哈羅德，霍克希爾德先生、阿利克斯·昂格恩小姐、亨利·B·康登夫婦以及弗雷德里克·W·托馬斯夫人。
艾伯特·澤勒伯爵於羅得島州普羅維登斯
1948年1月10日
序言
端納“五說”及其他
張耀南
威廉·亨利·端納（William Henry Donald，1875—1946），英籍澳人。不會中國話，卻好為中國“說客”。人稱“中國近現代史上著名的外國在華人士之一”、“蔣委員長和蔣夫人的有名的澳籍顧問”、“最顯赫的客卿”、“中國第一顧問”、“近代中國政治舞台上的洋政客”、“折射舊中國五光十色政治舞台的一面鏡子”、“中國第一號白人跟班”、“民國神秘洋客”、“著名西方記者和政客”、“顧問專業戶”等。
自稱“永久的三角形”。或為“說客”，居中外商業談判之間；或為“和平使者”，居內戰雙方之間；或為“掮客”，煽動中國入協約國並對德宣戰。既為“三角形”，則決不得罪兩極，而是遊走於兩極之間：陰太過則陽之，陽太過則陰之。故“三角形”必為“陰陽家”。
端氏居中國凡四十年，其著名“遊說”案，約有五件，茲以“端納五說”為總名，分而論之。
一日“遊說”兩廣總督張人駿
張人駿（1846—1927），字千里，號安圃，晚號湛存居士。直隸豐潤人。晚清名臣張佩綸（張愛玲之祖父）之堂侄，袁世凱之親家（其子娶袁氏長女為妻）。同治七年（1868）進士，歷官廣西布政使、山東巡撫、廣西巡撫等職。光緒三十三年（1907）接替岑春煊，出任兩廣總督。宣統元年（1909）調任兩江總督兼南洋大臣。武昌起義後守江寧，不遂，遁滬以遺老自居。民國十六年（1927）逝於天津，享壽八十有二。
端氏約於1903年到香港，供職於《德臣西報》及《中國郵報》。欲接近中國政要而不得，乃劍走偏鋒，在廣州兩廣總督府門前“死等”，求見總督張人駿。有總督府幕僚感其誠，終得安排謁見。端氏以i寸不爛之舌，縱論天下大勢，顯擺其見多識廣之一面。總督以香檳酒待之，並聘其為無報酬之“名譽顧問”，並得隨時晉見總督之權。其首次重要“遊說”成功。
二日“遊說”孫中山及革命黨
孫中山（1866—1925），本名文，字載之，號日新，又號逸仙。廣東中山人。曾上書李鴻章要求政治改革，不遂。甲午戰時，於檀香山加入“興中會”，走上革命之路，成為“以革命方式覆滿清”之最早提倡者。
端氏在香港主動求見孫中山，時孫游歐，只得胡漢民接見，並從此與革命黨人保持密切關係。辛亥革命起，上海革命黨人於伍廷芳公館成立總部，指揮東南數省之革命，伍廷芳總其事。端氏乃鼎力協助伍氏之工作，內促各省反清光復，外則任對外交涉之事，人稱“革命黨的無官職的外交部長”。孫中山返國，與端氏相見恨晚，數日長談，論及中國當時面臨之政治、經濟、社會等諸多重大問題。孫中山以臨時大總統名義聘端氏為“中華民國外務高級參議”（1912年3月21日）。其第二次重要“遊說”成功。
三日“遊說”北洋軍閥政府及其
財政總長周自齊
北洋軍閥政府，全稱為“中華民國北洋政府”，指民國初期以北京為首都之統治時期之中央政府（1912—1928），亦稱北京政府。北洋派及其領袖袁世凱得勢，故有“北洋”之名。
周自齊（1869—1923），字子廩，山東單縣人。曾留學美國哥倫比亞大學，返國後主持籌建清華學堂。1911年任袁世凱內閣財政次長，後歷任交通部總長、農商總長等職。1920年任北京政府財政總長。1922年徐世昌任大總統時，曾任國務院總理兼教育總長。1923年10月21日病逝於上海。
周氏支持袁世凱稱帝，曾任大典籌備處委員。1915年1月，日本以“二十一條”為交換條件，支持袁氏稱帝。端氏欲得“二十一條”之詳情，乃以財政總長周自齊為突破口，展開“遊說”工作。周不敢透露，暗示袁氏之英國顧問毛里森（端氏好友、袁氏政治顧問）處有英譯本。端氏終得“二十一條”正式文本並全球發布。1920年，端氏被北京政府聘為顧問；又受財政總長周自齊之委託，創辦主持“經濟情報局”。其第三次重要“遊說”成功。
四日“遊說”張學良
張學良（1901—2001），字漢卿，號毅庵，奉天（遼寧）海城人。奉系軍閥領袖張作霖之長子，中華民國陸軍元帥。“西安事變”（1936）後，遭蔣介石、蔣經國父子軟禁，凡五十餘年。李登輝登“中華民國總統”位，始獲自由。
端氏去東北（一說受蔣介石委派）任張學良之顧問，是在1928年底，在辭去工商部經濟報導局T作，謝絕要人孔祥熙及外交部長王正廷挽留之後。其對張學良叉有“三大勸”：一勸張學良戒毒；二勸張學良處決楊宇霆、常蔭槐；三勸張學良歸順中央政府。
張學良毒癮很重，全身病態，初見端氏，每十五分鐘即需中止談話，注射嗎啡提神。端氏很反感，勸其戒毒，後來並親自陪張去上海治療，在張病房外支床，日夜守候，直至其徹底戒除毒癮。期間端氏曾向張之警衛長揭發張之秘書、僕人、醫生等貼身人員慫張吸毒以漁利之事，使張開除此批人。
楊宇霆為張作霖老部下、東三省兵工廠督辦，常蔭槐則為黑龍江省主席。楊常兩人親日，日亦有以兩人為“東北王”之打算。兩人見端氏初來，想拉攏之。端氏密報張學良，並揭發兩人私借巨額外債、進口武器諸“反常事”，引起張高度警覺。楊以“老臣”自居，對“少帥”本就看不起，還曾逼“少帥”成立“東北鐵路督辦公署”，讓常蔭槐主其事。“少帥”不再容忍，於1929年1月10日誘殺兩人，史稱“誅滅楊常”。後送兩家銀元各一萬，以為撫恤。
“中原大戰”於1930年爆發，蔣（介石）與馮（玉祥）閻（錫山）爭持不下，張學良於是得舉足輕重之“勢能”。若偏蔣，則蔣勝；若偏馮閻，則馮閻勝。關鍵時刻端氏勸張通電全國，出兵平津，助蔣贏戰。1930年11月4日，閻、馮通電下野，張收編接管西北軍，入主燕京，進軍華北，中原大戰結束。蔣對軍閥控制力大增。
五日“遊說”蔣介石、宋美齡
蔣介石（1887—1975），名中正，字介石。浙江奉化人。國民黨當政時期黨、政、軍主要領導人。1948年當選“總統”，1949年1月21日“引退”。敗退台灣，又任“總統”及國民黨“總裁”等職。宋美齡（1897—2003），廣東文昌（今屬海南）人。1927年12月1日與蔣介石結婚（時蔣為北伐軍總司令，進駐上海），史稱“中美合作”（中者，蔣中正；美者，宋美齡）。
端氏陪張學良出洋考察返國，受到蔣、宋熱烈歡迎。端氏對蔣卻“犯顏直諫”之，引起“翻譯”宋美齡之關注。1934年（一說1935年），端氏正式受聘為蔣之顧問，並住進蔣之官邸。與蔣、宋同住一別墅，共用一餐桌，可謂形影不離。
端氏1903年離開澳大利亞，直至1946年病逝，43年未回故鄉，期間38年在中國度過。端氏“五說”，均極重要。其詳情，已見於諸人筆端，茲不贅。茲請羅列其所得重要之“評語”。
孫中山以“不勝感激”評端氏：“國家統一，偉業告成。你曾力將我們的主義宣示天下，使革命獲得成功；南京一役，你更是奔走滬寧之間，盡力助我軍民。每念及此，不勝感激。”（孫中山致端納函，1912年3月21日）
宋美齡以“絕非偶然”評端氏：“清末民初，在華受聘的外國顧問不在少數，但大多數是在本國具有相當地位和聲望的人。而象端納這樣的人，在其國內不過是當工人的一介平民，隻身來到中國，居然能成為岑春煊、孫中山、袁世凱、蔡鍔、張作霖等人的朋友或顧問，絕非偶然。”（宋勸蔣之言，1934或1935年）
劉大鈞以“創始人”評端氏：“你是國民經濟研究所的刨始人，我只是作為你的代理人而已……我認為，國民經濟研究所是屬於你的事業，同你緊密相連，如果你與它脫離關係，我不知道它是否還有存在的必要。”（劉大鈞致端納函，1940年5月7日）
艾伯特，澤勒伯爵以“身體力行、堅韌不拔”評端氏：“四十年來，他身體力行，堅韌不拔，力圖將中國凌亂的國土緊密地結合在一起，還其本來的尊嚴。……自從馬可·波羅以來，他是得以與中國的最高統治同吃同住，並躋身於核心圈內的唯一一位外國人。他得到他們的信任，得知他們的秘密。可是，他不願寫出來。”（《中國的端納序言》，1948年1月3日）
邢建榕以“講信用、重情義”評端氏：“他是個講信用、重情義的人，深感自己失信對不起張學良，並懷疑自己對蔣氏是否還有一點作用？氣憤之下，他向人表示：‘蔣委員長不放張學良，我辭職，不當顧問！’”
思嘉以“客觀上也做了一些對中國抗日有利的事情”評端氏：“他在中國的一切活動，都是圍繞著站在維護英美在華利益，遏止日本在東方侵略擴張這一目的上，客觀上也做了一些對中國抗日有利的事情。同時，端納的一切活動是使中國政府採取親英美的政策，使英美在華得到更多的侵略權益，當然也不會使中國改變半殖民半封建社會的命運。”
2013年6月20日
張耀南
威廉·亨利·端納（William Henry Donald，1875—1946），英籍澳人。不會中國話，卻好為中國“說客”。人稱“中國近現代史上著名的外國在華人士之一”、“蔣委員長和蔣夫人的有名的澳籍顧問”、“最顯赫的客卿”、“中國第一顧問”、“近代中國政治舞台上的洋政客”、“折射舊中國五光十色政治舞台的一面鏡子”、“中國第一號白人跟班”、“民國神秘洋客”、“著名西方記者和政客”、“顧問專業戶”等。
自稱“永久的三角形”。或為“說客”，居中外商業談判之間；或為“和平使者”，居內戰雙方之間；或為“掮客”，煽動中國入協約國並對德宣戰。既為“三角形”，則決不得罪兩極，而是遊走於兩極之間：陰太過則陽之，陽太過則陰之。故“三角形”必為“陰陽家”。
端氏居中國凡四十年，其著名“遊說”案，約有五件，茲以“端納五說”為總名，分而論之。
一日“遊說”兩廣總督張人駿
張人駿（1846—1927），字千里，號安圃，晚號湛存居士。直隸豐潤人。晚清名臣張佩綸（張愛玲之祖父）之堂侄，袁世凱之親家（其子娶袁氏長女為妻）。同治七年（1868）進士，歷官廣西布政使、山東巡撫、廣西巡撫等職。光緒三十三年（1907）接替岑春煊，出任兩廣總督。宣統元年（1909）調任兩江總督兼南洋大臣。武昌起義後守江寧，不遂，遁滬以遺老自居。民國十六年（1927）逝於天津，享壽八十有二。
端氏約於1903年到香港，供職於《德臣西報》及《中國郵報》。欲接近中國政要而不得，乃劍走偏鋒，在廣州兩廣總督府門前“死等”，求見總督張人駿。有總督府幕僚感其誠，終得安排謁見。端氏以i寸不爛之舌，縱論天下大勢，顯擺其見多識廣之一面。總督以香檳酒待之，並聘其為無報酬之“名譽顧問”，並得隨時晉見總督之權。其首次重要“遊說”成功。
二日“遊說”孫中山及革命黨
孫中山（1866—1925），本名文，字載之，號日新，又號逸仙。廣東中山人。曾上書李鴻章要求政治改革，不遂。甲午戰時，於檀香山加入“興中會”，走上革命之路，成為“以革命方式覆滿清”之最早提倡者。
端氏在香港主動求見孫中山，時孫游歐，只得胡漢民接見，並從此與革命黨人保持密切關係。辛亥革命起，上海革命黨人於伍廷芳公館成立總部，指揮東南數省之革命，伍廷芳總其事。端氏乃鼎力協助伍氏之工作，內促各省反清光復，外則任對外交涉之事，人稱“革命黨的無官職的外交部長”。孫中山返國，與端氏相見恨晚，數日長談，論及中國當時面臨之政治、經濟、社會等諸多重大問題。孫中山以臨時大總統名義聘端氏為“中華民國外務高級參議”（1912年3月21日）。其第二次重要“遊說”成功。
三日“遊說”北洋軍閥政府及其
財政總長周自齊
北洋軍閥政府，全稱為“中華民國北洋政府”，指民國初期以北京為首都之統治時期之中央政府（1912—1928），亦稱北京政府。北洋派及其領袖袁世凱得勢，故有“北洋”之名。
周自齊（1869—1923），字子廩，山東單縣人。曾留學美國哥倫比亞大學，返國後主持籌建清華學堂。1911年任袁世凱內閣財政次長，後歷任交通部總長、農商總長等職。1920年任北京政府財政總長。1922年徐世昌任大總統時，曾任國務院總理兼教育總長。1923年10月21日病逝於上海。
周氏支持袁世凱稱帝，曾任大典籌備處委員。1915年1月，日本以“二十一條”為交換條件，支持袁氏稱帝。端氏欲得“二十一條”之詳情，乃以財政總長周自齊為突破口，展開“遊說”工作。周不敢透露，暗示袁氏之英國顧問毛里森（端氏好友、袁氏政治顧問）處有英譯本。端氏終得“二十一條”正式文本並全球發布。1920年，端氏被北京政府聘為顧問；又受財政總長周自齊之委託，創辦主持“經濟情報局”。其第三次重要“遊說”成功。
四日“遊說”張學良
張學良（1901—2001），字漢卿，號毅庵，奉天（遼寧）海城人。奉系軍閥領袖張作霖之長子，中華民國陸軍元帥。“西安事變”（1936）後，遭蔣介石、蔣經國父子軟禁，凡五十餘年。李登輝登“中華民國總統”位，始獲自由。
端氏去東北（一說受蔣介石委派）任張學良之顧問，是在1928年底，在辭去工商部經濟報導局T作，謝絕要人孔祥熙及外交部長王正廷挽留之後。其對張學良叉有“三大勸”：一勸張學良戒毒；二勸張學良處決楊宇霆、常蔭槐；三勸張學良歸順中央政府。
張學良毒癮很重，全身病態，初見端氏，每十五分鐘即需中止談話，注射嗎啡提神。端氏很反感，勸其戒毒，後來並親自陪張去上海治療，在張病房外支床，日夜守候，直至其徹底戒除毒癮。期間端氏曾向張之警衛長揭發張之秘書、僕人、醫生等貼身人員慫張吸毒以漁利之事，使張開除此批人。
楊宇霆為張作霖老部下、東三省兵工廠督辦，常蔭槐則為黑龍江省主席。楊常兩人親日，日亦有以兩人為“東北王”之打算。兩人見端氏初來，想拉攏之。端氏密報張學良，並揭發兩人私借巨額外債、進口武器諸“反常事”，引起張高度警覺。楊以“老臣”自居，對“少帥”本就看不起，還曾逼“少帥”成立“東北鐵路督辦公署”，讓常蔭槐主其事。“少帥”不再容忍，於1929年1月10日誘殺兩人，史稱“誅滅楊常”。後送兩家銀元各一萬，以為撫恤。
“中原大戰”於1930年爆發，蔣（介石）與馮（玉祥）閻（錫山）爭持不下，張學良於是得舉足輕重之“勢能”。若偏蔣，則蔣勝；若偏馮閻，則馮閻勝。關鍵時刻端氏勸張通電全國，出兵平津，助蔣贏戰。1930年11月4日，閻、馮通電下野，張收編接管西北軍，入主燕京，進軍華北，中原大戰結束。蔣對軍閥控制力大增。
五日“遊說”蔣介石、宋美齡
蔣介石（1887—1975），名中正，字介石。浙江奉化人。國民黨當政時期黨、政、軍主要領導人。1948年當選“總統”，1949年1月21日“引退”。敗退台灣，又任“總統”及國民黨“總裁”等職。宋美齡（1897—2003），廣東文昌（今屬海南）人。1927年12月1日與蔣介石結婚（時蔣為北伐軍總司令，進駐上海），史稱“中美合作”（中者，蔣中正；美者，宋美齡）。
端氏陪張學良出洋考察返國，受到蔣、宋熱烈歡迎。端氏對蔣卻“犯顏直諫”之，引起“翻譯”宋美齡之關注。1934年（一說1935年），端氏正式受聘為蔣之顧問，並住進蔣之官邸。與蔣、宋同住一別墅，共用一餐桌，可謂形影不離。
端氏1903年離開澳大利亞，直至1946年病逝，43年未回故鄉，期間38年在中國度過。端氏“五說”，均極重要。其詳情，已見於諸人筆端，茲不贅。茲請羅列其所得重要之“評語”。
孫中山以“不勝感激”評端氏：“國家統一，偉業告成。你曾力將我們的主義宣示天下，使革命獲得成功；南京一役，你更是奔走滬寧之間，盡力助我軍民。每念及此，不勝感激。”（孫中山致端納函，1912年3月21日）
宋美齡以“絕非偶然”評端氏：“清末民初，在華受聘的外國顧問不在少數，但大多數是在本國具有相當地位和聲望的人。而象端納這樣的人，在其國內不過是當工人的一介平民，隻身來到中國，居然能成為岑春煊、孫中山、袁世凱、蔡鍔、張作霖等人的朋友或顧問，絕非偶然。”（宋勸蔣之言，1934或1935年）
劉大鈞以“創始人”評端氏：“你是國民經濟研究所的刨始人，我只是作為你的代理人而已……我認為，國民經濟研究所是屬於你的事業，同你緊密相連，如果你與它脫離關係，我不知道它是否還有存在的必要。”（劉大鈞致端納函，1940年5月7日）
艾伯特，澤勒伯爵以“身體力行、堅韌不拔”評端氏：“四十年來，他身體力行，堅韌不拔，力圖將中國凌亂的國土緊密地結合在一起，還其本來的尊嚴。……自從馬可·波羅以來，他是得以與中國的最高統治同吃同住，並躋身於核心圈內的唯一一位外國人。他得到他們的信任，得知他們的秘密。可是，他不願寫出來。”（《中國的端納序言》，1948年1月3日）
邢建榕以“講信用、重情義”評端氏：“他是個講信用、重情義的人，深感自己失信對不起張學良，並懷疑自己對蔣氏是否還有一點作用？氣憤之下，他向人表示：‘蔣委員長不放張學良，我辭職，不當顧問！’”
思嘉以“客觀上也做了一些對中國抗日有利的事情”評端氏：“他在中國的一切活動，都是圍繞著站在維護英美在華利益，遏止日本在東方侵略擴張這一目的上，客觀上也做了一些對中國抗日有利的事情。同時，端納的一切活動是使中國政府採取親英美的政策，使英美在華得到更多的侵略權益，當然也不會使中國改變半殖民半封建社會的命運。”
2013年6月2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