窪地上的“戰役”

《窪地上的“戰役”》是路翎創作的中篇小說，發表於《人民文學》1954年第3期。

該書通過朝鮮姑娘金聖姬和志願軍戰士王應洪之間純潔的愛情故事，讚美了志願軍戰士高尚的情操和中朝人民純真的友誼；藝術上長於心理描寫，使人物在感情糾葛中展現出性格的光彩。由於作品主題涉及志願軍戰士與朝鮮姑娘的愛情這一“禁區”，在當時曾引起爭議。

基本介紹

• 作品名稱：窪地上的“戰役”
• 作者：路翎
• 創作年代：20世紀50年代
• 作品出處：《人民文學》
• 文學體裁：中篇小說
• 字數：約30000

內容簡介

在抗美援朝戰場上，一個朝鮮姑娘和一個志願軍戰士的愛情故事，房東姑娘金聖姬愛上了新戰士王應洪。但王應洪並未察覺，班長王順敏銳地發現了金聖姬對王應洪的愛情。他既不能傷害姑娘的心，又要防範一個戰士為紀律所不容許和不能實現的愛情，王應洪在班長向他點破金聖姬對他的愛情之後，立即採取生硬的措施。拒絕與金聖姬的一切接觸和來往，使得姑娘陷入痛苦惶惑之中，但她仍然堅持不懈地追求自己所傾心的戰士，在愛情和紀律的尖銳矛盾面前，王應洪冷靜下來了，為了挽回自己的生硬態度可能造成的對軍民關係的不良影響，他穿上了姑娘替他洗淨的軍裝，收下了她的暗中贈禮一塊繡花手帕，姑娘的愛情也曾在他的心裡引起一點“驚慌的甜蜜”，但他克制住了自己的感情。帶著朝鮮姑娘深情的愛，義無反顧地奔赴前線，在一次戰鬥中壯烈犧牲，為中朝人民的利益獻出了自己年輕的生命。

創作背景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路翎所走過的文學道路坎坷崎嶇。1952年3月，他因為寫作劇本《祖國在前進》而受到苛刻的批評，被冠上“一部明目張胆地為資本家捧場的作品”的帽子。此時他心中憂鬱，在12月末，路翎與劇本創作室兩位同志主動要求赴抗美援朝的朝鮮前線。經過半年多的生活體驗，回國之後，他寫出了一系列反映志願軍生活的小說，其中包括《窪地上的“戰役”》。

人物介紹

王應洪

新戰士王應洪是個剛滿十九歲的青年，出身於貧苦的農家，從小吃糠咽菜。這個身體結實、稚氣單純的青年來到朝鮮前線後，異常興奮激動，他雖然缺乏戰鬥經驗，但卻有著壓倒敵人的不可屈服的倔強。調到偵察排後，他虛心向老戰士學習，苦練殺敵本領，並渴望執行戰鬥任務，渴望建立功績。在練兵期間，住在朝鮮老大娘家，他的熱誠淳樸與勤勞開朗使朝鮮姑娘金聖姬產生了愛慕之情，而王應洪由於全部心思都集中在練兵和未來的戰鬥任務中，所以完全沒有注意到聖姬對他的鐘情。當班長找他談話之後，他感到痛心甚至憤慨，倔強的性格和純潔的心地使他無法忍受這種懷疑，難受得流下了淚水。從此他陷入了複雜的情感之中。然而聖姬姑娘對他的鐘情，在他心裡也產生了驚慌的甜蜜的感情。但王應洪並沒有忘記自己是一名正義之師的國際主義戰士，他要代表母親，也代表聖姬，為祖國為世界和平而戰。這一切都表明王應洪青春是壯美的，胸懷是寬廣的，心靈是純潔而高尚的。正是這樣的人民戰士，才沉著機智地配合班長抓了俘虜，並和班長一起靈活巧妙而又勇敢地阻擊敵人，掩護全班撤退。而他身負重傷班長背起他爬行時，他為連累班長而萬分難過，最後在危急時刻，他以受傷的身軀沖入敵群，拉響手雷，壯烈犧牲。

王順

班長王順，是在人民軍隊這個培養鍛鍊人才的大學校中成長起來的優秀的老戰士，出色的偵察員，朝鮮戰場上的一等功臣。他謙虛謹慎，有勇有謀，機智風趣，不但善於完成上級交給的戰鬥任務，而且心地善良，感情豐富，紀律性和原則性極強，同時還善於培養教育新戰士。他既有偵察員的自尊心，更珍惜戰友之間的友愛，讚揚戰士勇敢頑強精神。他嚴格要求新戰士，一絲不苟地指導幫助，批評起來是嚴厲的，但聲音是溫和的，方式方法是有效的。

王順還是一個感情豐富有血性的男子漢，他的內心充滿了對親人的溫情和對戰友的愛，這絕不是兒女情長，纏綿悱惻，而是一個人民子弟兵的寬闊胸懷和高尚情操的表現。在偵察班，他既是普通一兵，又是集體核心，他像一團火一樣溫暖著別人，又像一盞燈一樣照亮了別人。他帶的班是堅強的，他熟悉戰士，了解戰士，更愛戰士，戰士對他充滿了崇敬之情。當王應洪負傷之後產生“夠本’’思想時，他細心地照顧王應洪，躺在王應洪的身邊，幾乎是全身躺在濕泥里，親切地鼓勵他，勸他吃饅頭，並把他背在身上艱難地向我方爬行。

金聖姬

朝鮮姑娘金聖姬，是個只有十九歲的山村少女，聰明美麗，熱情溫順，勤勞樸實。她是在炮火中長大成熟起來的，所以她特別珍惜自己的青春，渴望建立和平、勞動的生活。志願軍偵察排的戰士住到她家以後，母女倆搶著替戰士洗衣服，軍民之間親如一家。正是在親密交往中，在血肉凝成的友誼的基礎上，聖姬由感激之情慢慢產生了一種抑制不住的青春感情，對王應洪的淳樸厚實和勤勞熱誠留下了深刻印象。她愛上了純潔的中國青年。她覺得戰爭總歸要過去的，她已經把王應洪當做自家的人了，她嚮往著將來她燒火、挑水，王應洪在院子裡收拾一下，然後一起到地里勞動一一這就是家庭了，她覺得這好像沒有什麼不可能的。當王應洪把她親手做的襪套送還她時，他強忍著內心的委屈，望著王應洪，一句話也不說，只是紅著臉，把襪套接過去，低著頭繼續吃飯。然而聖姬一往情深地鐘情於王應洪，在軍民聯歡會上朝鮮姑娘歡迎王應洪唱歌時，她的臉上閃耀著光輝的幸福的表情。王應洪到陣地以後，發現聖姬姑娘再次偷偷給他留下的襪套，並且還增加了一塊親手繡制的手帕。然而聖姬姑娘是在炮火中成熟起來了，在她豐富複雜的性格中，還有堅韌頑強振作向上的一而，所以當王順給她帶來了王應洪壯烈犧牲的訊息並親手交給她染滿了鮮血的手帕和王應洪的照片時，她沒有哭，只是眼睜更亮更大了，臉色更蒼白了，直直地對著王順，並用冰冷有力的手，緊緊握著王順的手，以至王順準備要說的莊嚴的言語也覺得無需再說了。

作品鑑賞

主題思想

20世紀50年代初，受抗美援朝戰爭這個重大題材的影響，文藝界出現了一大批抗美援朝題材的作品。從題材和主旨上看，《窪地上的“戰役”》同樣描寫的是那場剛剛勝利不久的抗美援朝戰爭，歌頌的是志願軍戰士的愛國主義、國際主義和革命英雄主義精神。不一致的是，這部小說雖然在情節層面上講述了抗美援朝戰爭主題，但一旦故事偏離了敘述的主題，進入個體的情感空間，情感就成為情節發展的敘事動力，對個體生命溫情的關切與對普通戰士心靈的關注就情不自禁地流淌出來，展現出文學界久違的人性美、人情美。小說主要講述的是偵察班新兵王應洪與朝鮮姑娘金聖姬之間一段無法實現的愛情悲劇。在當時，志願軍戰士與朝鮮姑娘的異國情戀是一個禁區。當時一些政治批評家和文藝批評家認為這是不可思議的事情，根本不可能發生，即使發生了也是為部隊的政治紀律所不容許的，因為它和國際主義的精神實質背道而馳，所以“想通過這樣與紀律相牴觸的事件來描寫中朝人民用鮮血結成的友誼是不可想像的事情”。小說卻試圖在戰爭語境下把革命與愛情模式進行一次艱難的縫合。路翎不是用革命否定愛情，而是用愛情促進革命，顯示了對以前中國戰爭文學中“革命+戀愛”模式的繼承、發展與突破。他認為，在“戰爭與個人生活”的關係中情愛關係與正義戰爭完全可以相提並論。為此，作者讓王與金的微妙關係及其溫馨感覺在革命行動上成為內在化的情感潛流，並在殘酷的戰爭場景中以或明或暗的形式流淌出來。

在工農兵文學時代，一切與現實政治要求不相符的東西都成為小說的禁區，不只愛情，人性、人情、人道主義也在劫難逃。這篇小說最“出格”的地方，也是最有價值的地方，“不僅在於對題材禁區的突破，更重要的是作者在革命戰爭‘宏大敘事’的間隙，花很大的筆力去關注個人的命運，關注戰爭中的個體鮮活的感性經驗”。路翎用細緻入微的筆觸呈現了革命戰士豐富的內心世界和動人的日常生活，敞開了被戰爭遮蔽的若干東西，在青年間的朦朧愛情之外，還呈現出兄弟般的深厚友情和母子般的人道親情，人情味極濃。在國家意志壓倒個人情感的時代語境裡，小說卻描繪出單調、嚴酷的戰爭環境下人的心靈的豐饒與美好。路翎對革命與人性有著深刻的思考，在他眼裡戰爭時期的革命事業與和平時期的日常生活完全可以並駕齊驅。戰爭是手段，和平是目的，完全舍目的而求手段是不太合理的。作者始終堅信戰士個人世俗的幸福生活與國家正義的戰爭事業是相一致的。在激烈的戰場上，新兵王應洪內心深處對愛情美滿、母子團圓、天倫之樂等世俗幸福生活的全部憧憬，使他的革命精神更加振奮強烈，革命行動更加勇猛堅決，犧牲生命也在所不惜。

這部中篇小說集中地演繹出托爾斯泰式的戰爭與和平的“心靈辯證法”。戰士王應洪正是因為夢到了家鄉搖著紡車的老媽媽和跳著舞蹈的金聖姬姑娘以及她們倆跟毛主席的親切合影，才消除了戰爭帶來的疲憊和苦痛，以百倍的精神重新投入戰鬥。班長王順正是因為對戰前或戰後和平生活的嚮往，才更加懂得戰爭的意義。甚至為了更好地表現人性，作者在人物塑造中著墨最多且塑造得更為豐滿更有深度的不是戀愛事件的當事人——戰士王應洪，而是戀愛事件的見證人——班長王順。王順在王應洪和金聖姬朦朦朧朧的情愛事件中充當了一個矛盾含糊的角色，對他們倆的愛情充滿著複雜難言的情緒，既呵護他，沒有責備他，又憐愛那個姑娘，甚至比王應洪本人更加珍惜那場注定是悲劇的愛情。

當然，由於時代主題的局限，小說仍然不得不反映出革命戰爭與個人生活之間兩種思想的鬥爭。為此，一方面削減了王應洪與金聖姬之間朦朧戀情的篇幅，並在很大程度上把兩人的戀情處理成金聖姬的單相思，讓王應洪在思想上對美帝國主義的階級恨成為占據主導地位的情感，像當時其他小說一樣讓他犧牲愛情甚至生命來維護了“戰時紀律”。那場有關愛情與紀律的蹩腳談話，讓王應洪對感情進行了“過濾”“提純”甚至否決，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個體價值的存在。這當然是為了遷就當時的文學規範，就像後來茹志鵑的《百合花》中對愛情進行諸如此類的淨化處理一樣，但卻破壞了自然的人性，使王應洪對愛情退避三舍。王應洪最後不得不在戰場上死去，讓革命戰勝了愛情，徒留下王順的感慨和金聖姬的悲傷。

藝術特色

獨特的創作方法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初期，要求工農兵文學要站在革命和無產階級立場上對生活進行正面的宏大敘事，於是在當時出現了大量概念化、公式化的稱為社會剖析型的客觀再現型作品。在很多作品中，讀者只能模模糊糊地看到主人公高大的外部形象，而不能真切地看到他豐富的情感領域和複雜的內心世界。

針對這種對表面生活公式化、概念化的浮泛描繪，“七月派”的胡風提倡“主觀戰鬥精神”和“向生活突進”，主張作者不能停留在現實的外部，而應擁抱現實，深入到現實的內部，用個人化的敘述語言，敘寫出人物內在精神的搏鬥和靈魂深處的悸動。路翎也曾直言不諱地批評和拒絕過那種流於庸俗社會學的“公式主義”或虛偽的“客觀主義”的文學創作：“將政治的目的直接搬到作品裡來，我們不要，因為它摧毀了複雜的戰鬥熱情，因此也就毀滅了我們底藝術方法裡的戰鬥性。”

儘管時代變了、題材變了，路翎卻一如既往地反對革命文學冷冰凍的“客觀主義”傾向，在他的小說中盡力保持著革命性的心理分析型的寫法，在新的時代新的題材中繼續突出人物的心理現實，表現筆下人物的“心理狀態”和“精神鬥爭”，成為戰士心靈的捕手。在《窪地上的“戰役”》中，路翎最大化地表現了普通戰士的情感歷程與心靈世界。發生在窪地上的不僅是一場你死我活的敵我之戰，更是一場體現著“主觀戰鬥精神”的心靈之戰。這樣，普通戰士王應洪，在雙重“戰役”中，不僅戰勝了敵人，也戰勝了自我，體現了鮮明的“主觀戰鬥精神”。

路翎的“體驗現實主義”顯然吸取了浪漫主義和現代主義的因素，強調作家應充分調動其主體的精神意志，“突入現實的內部去掌握火辣的向上的鬥爭”，以獲得“內容的力學的表現”。小說中運用了多種表現手法，有細節描寫、心理描寫、聯想描寫、幻覺描寫、象徵描寫、哲理描寫。其中的幻覺描寫大有深意。王應洪在戰場上過度疲勞的瞬間做了一個關於母親和金聖姬的夢。夢是對被壓抑的欲望的變相滿足。王應洪雖然在意識層面上過於單純而緊張地認定自己情感的非法性，不願留下繡花手帕並匯報給班長，但是當王應洪在戰場上過度疲勞時，卻通過夢境從潛意識層面泄露了內心的隱秘世界。母子團圓，愛情美滿，共享天倫，正是王應洪內心深處對世俗幸福生活的全部憧憬，並且在至高無上的領袖的允諾下獲得了存在的合法性，“真實地反映了在強烈的政治宣教和嚴格的軍事紀律下一個19歲的年輕戰士真實的內心世界”。

在敘述人層面上，建國十七年小說慣用第三人稱全知敘述模式。全知敘述“沒有固定的觀察位置，‘上帝’般的全知全能敘述者可以從任何角度，任何時空來敘事；既可高高在上地鳥瞰概貌，也可看到在其他地方同時發生的一切；對人物的過去、現在和未來均了如指掌，也可任意透視人物的內心”。這種客觀的萬能敘述者能夠有效地承擔政黨主流意識形態代言人的宣傳職能，更好地表現出人物階級的情感而非個人的情感。由於時代局限，路翎的這部小說也採用第三人稱敘事，完全用敘述人的敘述語言來交代故事，沒有讓主人公之間尤其是王應洪和金聖姬之間產生充分的情感交流。從藝術的角度說，這種過於謹慎的壓抑性敘事使小說敘述顯得拖沓而冗長、單調而沉悶，“與路翎早期作品的激情和尖銳比較起來，這篇小說的創造力和想像力明顯地倒退了”。但是，路翎的敘述跟當時的主流敘事也不盡相同。這篇小說主要採用的是主觀細膩的筆觸、委婉優美的抒情語調，擠壓著有限的客觀現實，尤其能從偵察班長王順的視角來觀察和體驗王應洪的生活和情感，有力地削弱了時代主題的政治說教氣息，使人情味迸發出來，體現一種散文美、詩情美，給讀者一種審美的快感。

雋永的美學風格

路翎的這部小說試圖展現革命與人性的雙重變奏，但當革命與人性的衝突矛盾無法解決時，作者帶著一種惋惜與傷感，在審美上對主人公的情感和命運做了悲劇性的藝術處理，讓小說體現出“把美好的東西毀滅了給人看”（魯迅語）的悲劇風格。也就是說，路翎在革命語境下寫出了一種悲劇性的愛情，尤其在小說結尾的描寫讓讀者產生一種難抑的悲傷之情。從這裡，可以看到戰爭的殘酷、生命的易逝、生命意識的高揚，以及從中不自覺地流露出的類似於西方戰爭小說中某種可貴的人性因素。

小說中還寫出了偵察新兵靦腆執拗的孩子之氣，偵察班長率真隨性的頑童之氣，令人驚喜地看到時代集體美學風尚之外的一種不合時宜的個人美學風格，就如同茅盾先生所說：反映戎馬倥傯的戰爭生活，“除了常見的慷慨激昂的筆調，還可以有其他的風格”。

總之，路翎的這篇小說用抒情的筆觸、燃燒的激情難能可貴地描寫了普通戰士革命性之外的人性，體現了從新的視角縫合革命與人性的努力，豐富了當代文學中人性、人情、人道主義等人學命題，達到了較高的思想深度和藝術水準，“儘管作品所包含的人性情感，最終為戰爭的悲壯和對侵略者的仇恨所沖淡取代，但閃現在作品中的人性光輝是永不磨滅的”。

作品評價

正面評價

江漢大學中文系副教授邱勝威：《窪地上的“戰役”》嚴格地從生活的真實出發，細膩地描寫人物豐富的精神世界，努力開掘這些平凡而又高尚的普通人的心靈美，表現他們的國際主義和愛國主義精神，一點也不迴避尖銳的矛盾衝突，把人物置於激烈的思想交鋒中經受考驗，讓他們美好的情操，高潔的靈魂，在鬥爭的激流閃耀出輝煌的光采。完全有理由說它確實是一篇遵循著現實主義原則創作出來的好作品。我們應當對它進行重新評價，充分看到它在思想上藝術上的成就。（《重評“窪地上的‘戰役’”》）

原唐山師專學校教師紹夢：王應洪絕不是什麼個人主義者，而是象秋天的田野里一株紅高梁那樣的純樸和可愛。他迅速成長，在極其短暫的時間內走完了輝煌壯麗的人生。作者的目光是敏銳的，因為他準確地把握了生活的這一個形象，作品的思想意義是深邃的、因為它使這一個形象在獨有的畫面上得到精巧的、令人信服的，使人震撼的藝術表現。（《輝煌壯麗的人生歷程——評“窪地上的‘戰役’”》）

負面評價

作家康濯：路翎用他的靈魂劊子手的筆，把偉大的志願軍戰士和朝鮮人民橫基地塗改成令人不能容忍的渺小的個人主義與低下和卑微的人物—這些人物的思想基礎，不是懷念家鄉和親人，就是幻想老婆燒燒火、丈夫掃掃院子的所謂和平生活。路翎就是這樣散布著極端反動的個人主義和無政府主義，攻擊著革命部隊的紀律和整個的革命集體，妄圖腐蝕和瓦解偉大的革命事業。（《路翎的反革命小說創作》）

作家巴金：路翎所描寫的“志願軍”和我在朝鮮看見的志願軍不同。我在志願軍戰士中間就沒有見到一個像路翎所描寫的那樣的人。他寫出的所謂“真正的志願軍”其實就是作者自己。那些人雖然穿上了志願軍的衣服，但思想感情卻是反動的資產階級個人主義的思想感情。至於像路翎在他的小說中所描寫的“愛情”，從來就不曾發生過。（《談“窪地上的‘戰役’”的反動性》）

《文藝報》原主編陳涌：這篇作品帶著極其陰毒的反革命的使命，它直接針對著抗美援朝這個嚴重的鬥爭進行思想上的破壞。當我們要求歌頌全世界人民都關心著的抗美援朝戰爭，要求用一切方法堅持這個戰爭的時候，路翎卻在他這篇作品裡散播消極、動搖、陰暗、感傷的情緒，散播和平幻想和反動腐朽的資產階級的感情。路翎便是用這樣的方法來銷蝕人們的鬥爭意志，來達到從精神上瓦解我們的隊伍的目的。（《認清“窪地上的‘戰役’”的反革命本質》）

作品爭議

這篇小說發表之前，文藝界就開始了對路翎的小說及其主張的批評。小說發表後，又立即成為批評的靶子，開始時路翎還有反批評的權利，他為此寫了一篇4萬多字的意見書為自己辯護，但隨著胡風問題的定性，對路翎的批評也開始升級，由討論批評轉為武斷的政治批判。《文藝報》單是1954年下半年和1955年上半年。就發了7篇專門批判或重點批判這篇小說的文章，小說直至被荒謬地宣判為“毒草”而打入“另冊”。直到20世紀70-80年代的新時期才對《窪地上的“戰役”》進行重新評價，針對20世紀50年代的批評提出了反駁意見，這兩個時期的爭論意見主要集中在以下幾點：紀律是否與愛情相衝突？愛情是否能表現中朝友誼？王應洪、金聖姬是歪曲的形象還是真實的寫照？描寫悲劇結局是否陰暗？例如，50年代的批評者認為，《窪地上的“戰役”》描寫了與紀律相衝突的愛情，這種愛情是為部隊的戰鬥紀律所不允許的，通過朝鮮姑娘與志願軍戰士的愛情描寫來表現中朝友誼是不恰當的；而新時期的評論者認為，50年代批評小說描寫了與紀律相衝突的愛情失之於簡單化，是從文藝“教義”出發的批評。

作者簡介

路翎（1923—1994），原名徐嗣興。江蘇南京人。抗戰爆發後入四川國立二中讀書。1948年任南京中央大學講師。解放後曾任南京軍管會文藝處創作組長、北京青年藝術劇院創作組副組長。1952年調至中國劇協劇本創作室，1955年因“胡風集團”案，蒙冤脫離文藝界。1981年恢復工作，任中國戲劇出版社編輯。著有長篇小說《財主的女兒們》《燃燒的荒地》《戰爭，為了和平》，中篇小說《飢餓的郭素娥》《蝸牛在荊棘上》《嘉陵江畔的傳奇》，短篇小說集《青春的祝福》《米桂花的故事》，劇本《雲雀》《迎著明天》《英雄母親》《祖國在前進》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