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 中文名：空印案
- 時間：洪武九年（公元1376年）
- 主要人物：朱元璋
- 起因：地方計吏持空白官印賬冊結算
- 結果：
起因,處罰,發生時間的歧異與解釋,受牽連的人數爭議,評論,
起因
明朝時每年地方都需派人至戶部報告財政收支賬目，所有賬目必須和戶部審核後完全相符方能結算。若其中有任何一項不符就必須駁回重新造冊，且須再蓋上原地方機關大印才算完成。因當時交通並不發達，往來路途遙遠，如果需要發回重造勢必耽誤相當多的時間，所以前往戶部審核的官員都備有事先蓋過印信的空白書冊以備使用。這原本是從元朝既有的習慣性做法，也從未被明令禁止過。
在空印案之後，明太祖朱元璋即“議用半印，出納關防”，逐步開始廣泛推行實施半印勘合以防偽，規範文書管理。
明太祖
明太祖《劍橋中國明代史》解釋，錢糧在運輸過程中會有損耗，所以從運送一直到戶部接收時的數字一定不會相符，在路上到底損耗了多少，官員們無法事先預知，只有到了戶部將要申報之時才能知道其中的差額，所以派京官員都習慣用空印文書在京城才填寫實際的數目。明太祖朱元璋獲知此事後大為震怒，認為這是官員相互勾結的欺君重罪，因而下令處罰所有相關官員。
處罰
《明史·刑法志》記載是“每歲布政司、府州縣吏詣戶部核錢糧、軍需諸事”，後來的處罰是:主印官員（即掌握印把子的人）處死，副手以下杖一百充軍遠方。明代的省級地方機構有三個，即布政司（掌民政與財政）、按察司（掌司法與監察）和都司（掌軍政），三司分權，互不統屬。
往下的地方機構府州縣，都是由布政司這個系統下來的，跟其他二司沒有關係。按《明史.刑法志》的記載，空印案中被處罰的官員都是布政司而下的官吏。其實不然，還有一種，即地方上的監察官（言臣），也就是各省按察使司的官吏。
方孝孺《葉鄭傳》說“行省言臣二十餘輩、守令署印者皆欲置之死”，後來朱元璋“竟殺空印者”。看來，言臣中也有主印者，自在被殺之列。洪武九年六月，朱元璋已經改行中書省為承宣布政使司，文中的“行省”是方孝孺沿襲舊稱。
吳晗《朱元璋傳》說空印案與郭桓案一共殺了七、八萬人，《國史概要》也說空印案與郭桓案連坐被殺的人數以萬計。《刑法志》說郭桓案“系死者數萬人”，又說 “二獄（空印案與郭桓案）所誅殺已過當。而胡惟庸、藍玉兩獄，株連死者且四萬”。
發生時間的歧異與解釋
空印案發生的時間有幾個不同說法，一說為洪武九年（公元1376年），一說為洪武十五年（公元1382年）。
《明史·刑法志》里記載洪武十八年郭桓案後追述一句“先是十五年空印事發。”又載戶部核查的名目是“錢糧、軍需諸事”。所以空印案發生於洪武十五年的說法可能是來自於《明史·刑法志》的記載。
《明史》卷九十四《刑法志》，卷一百三十九《鄭士利傳》傳中記載“時帝方盛怒……丞相御史莫敢諫。士利嘆曰：“上不知，以空印為大罪。誠得人言之，上聖明，寧有不悟。……會星變求言。士利曰‘可矣’。”同卷《葉伯巨傳》記述“洪武九年星變，詔求直言。”葉伯巨在此時上疏，批評朱元璋“分封太侈，用刑太繁，求治太速”。《國榷》中記載這次星變的時間，是在洪武九年閏九月初，由此可推算鄭士利上疏是在洪武九年。方孝孺也在《葉鄭傳》明確記載：“洪武九年，天下考校錢穀策書，空印事起。”
由於《明史》本身的記載前後並不相符，因此很難單就其記述來確認空印案發生的時間。
在方孝孺《先府君行狀》里記載其父方克勤“終歲，將釋歸，會印章事起，吏又誣及。”。因方克勤曾在洪武八年十月被下屬程貢誣陷，發到江浦服刑。服刑將滿一年即將釋放之時卻又發生了空印案，再度被牽連，於洪武九年十月二十四日去世（《先府君行狀》）。因此將空印案發生的時間推定為洪武九年九月是較為恰當的。
又《葉鄭傳》文中技記述“丞相大夫皆知空印者無它罪，可恕，莫敢諫”，鄭士利後來為此上疏，由丞相將上疏交御史大夫轉達御前，由於洪武十三年胡惟庸案後，明太祖朱元璋已宣布廢相，鄭士利可將上疏交由宰相轉達，由此可推斷空印案不可能發生於洪武十三年之後，因當時已無宰相一職。
受牽連的人數爭議
空印案與郭桓案中遭牽連誅殺數字可能是根據《明史·刑法志》而來。《刑法志》中提到郭桓案“系死者數萬人”，又提到“二獄（空印案與郭桓案）所誅殺已過當。而胡惟庸、藍玉兩獄，株連死者且四萬”。空印案跟郭桓案等三案所誅殺也在四萬，所以一般皆認為應有七至八萬人被殺。然而方孝孺在《葉鄭傳》提到，空印案發生時，“凡主印吏及署字有名者皆逮系御史獄。獄凡數百人。士利兄亦以河南時空印系獄中”。士利兄即為鄭士原，曾任河南懷慶府同知，此時任湖廣按察司僉事。鄭士原可能就是“行省言臣二十餘輩”的其中一個。鄭士利在案發之初就想上疏，但為了避免受人懷疑是為救其兄，所以一直等到鄭士原出獄之後才敢上疏，就是為了替留在獄中的死囚申辯。在《葉鄭傳》文末提到鄭士利失敗，朱元璋還是“竟殺空印者”。
鄭士原任官湖廣，卻因從前任河南任內之事入獄，說明朱元璋是按照空印文書上的署名逮捕官員。所以被逮捕的人數其實也不過數百人之譜。全文末也未提到在這數百人之後又進行了逮捕行動。且在這數百人中還有部分是被充軍而非處死。所以被殺的人也就不會超過數百人。而一般所稱的數萬人很可能是依照其他幾個大案推測而來的。
明朝之初整個官員階層的人數並不多，而經手空白蓋印文書也只有其中一小部分，如果按照數萬人來推算，官員人數應該會嚴重不足，造成政務運轉以及地方管理上的困難，這也不可能會是朱元璋所樂見的。
在《中外歷史年表》提到，洪武九年“空印獄起，官吏下獄者數百人”應該是比較能採信的說法。
評論
鄭士利對於空印案的申辯與批評，有以下幾點:第一，官方文書要有效，必須蓋有完整的印章，而錢糧文書蓋的是騎縫印，是不能用來為非作歹的；第二，錢糧之數，必須縣、府、省到戶部，級級往上相合，只有最後到戶部才能知道一個確數，而如果“待策書既成而後用印”，那么就必須返回省府重填，勢必要耽誤時間，所以“先印而後書”只是權宜之計，不足以怪罪；第三，朝廷此前一直沒有明確禁止空印的立法，現在殺空印者是沒有法律依據的；第四，官吏們都是經過數十年才得以造就的人才，這么輕易殺掉，是很可惜的。第二條提到“先印而後書”，也就是“空印”，《中外歷史年表》說:“元時，官府於文書有先署印，而後書者，謂之‘空印’，洪武建元以來，相沿未改。”
《劍橋中國明代史》解釋說，這是因為錢糧在運輸過程中會有損耗，所以發運時的數字肯定跟戶部接收時的數字是不符合的，但在路上到底損耗了多少，官吏們並不事先知曉，只有到了戶部才能知道其中的差額。所以，官吏們習慣用空印文書在京城就地填寫實際的錢糧數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