積極分子治村:徽州村治模式研究

積極分子治村:徽州村治模式研究

《積極分子治村:徽州村治模式研究》介紹了徽州一個普通村莊的村莊歷史、鄉風民俗、村民生產生活,講述了一系列饒有趣味的村莊“故事”,著重分析了村治積極分子產生的內生機制及其所發揮的作用。通過積極分子這個關鍵字,我們將不難理解為什麼一個“空殼村”不僅公共品供給良好,而且村民自治的制度實踐也達到了較為理想的狀態。

基本介紹

  • 書名:積極分子治村:徽州村治模式研究
  • 出版社:山東人民出版社
  • 頁數:239頁
  • 開本:16
  • 品牌:山東人民出版社
  • 作者:張世勇 賀雪峰
  • 出版日期:2009年1月1日
  • 語種:簡體中文
  • ISBN:9787209046688
基本介紹,內容簡介,作者簡介,圖書目錄,文摘,後記,序言,

基本介紹

內容簡介

2000年前後,中國農村悄悄地發生了一場巨變,這是千年未有之大變局。《積極分子治村:徽州村治模式研究》是《中國村治模式實證研究叢書》之一,本套叢書匯集了來自湖北、安徽、江西、河南、湖南、四川、陝西、浙江、江蘇、吉林、福建11個重要農業大省15個村莊的調查研究報告,描述巨變中的鄉村中國圖景,展現北方農村、中部農村和南方農村的非均衡性,透視中央農村政策在不同地域村莊的實踐邏輯,為關心中國農村和農民問題的讀者提供生動的村莊現場,為政策研究部門提供有益的觀點,為中國社會科學的本土化貢獻微薄的力量!

作者簡介

張世勇,1977年生,陝西華陰人,曾就讀於西北大學和華中師範大學,現為華中科技大學中國鄉村治理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主要從事農村社會學與鄉村文化研究,先後在安徽、湖北、河南、陝西等地農村進行過300多天的駐村調研,發表數篇學術論文。

圖書目錄

總序
導言
第一章 村莊今昔
一、村莊概況
二、宗族的蛻變
三、村莊的歷史記憶
四、村民記憶中的毛時代

第二章 婚姻與家庭
一、地域通婚圈的縮小
二、輕“生”重“育”
三、“兩頭登”的婚姻
四、家庭結構與代際關係
五、婦女地位的上升

第三章 兼業經濟下的經濟倫理
一、兼業及經濟結構
二、社會工資與換工互助
三、勤儉節約的經濟倫理

第四章 鄉風民俗與文化娛樂生活
一、清明節時的祖宗
二、鄉風民俗
三、農忙與農閒
四、缺乏公共娛樂的閒暇生活

第五章 弱勢群體的保護
一、被邊緣化的老年人
二、老年人何以弱勢
三、鄰里相恤和公共救濟

第六章 健訟窮理的徽州人
一、細事繁多
二、鄰里糾紛:情理和法理之間
三、跨越村域的糾紛:一致行動能力的展現

第七章 積極分子與村莊公共品供給
一、村莊社會分層
二、積極分子主導下的民間組織
三、村莊公共品供給
四、公共品供給的拓展性討論

第八章 積極分子治村
一、村級治理
二、"跑部錢進"
三、積極分子治村
附錄1 龍峰村現代世系表(節錄)
附錄2 “採光權”糾紛中的訴狀等
後記

文摘

第一章 村莊今昔
龍峰村是一個具有千年歷史的徽州古村落,歷史文化氣息濃郁。面對一個歷史悠久的村莊,只有對其歷史有所了解,我們才能更好地理解其當下。本章先介紹村莊的歷史與地理生態,隨後,在分析村莊宗族蛻變的過程中對村莊性質做一概括,並結合村莊歷史和自然環境勾勒村民的歷史記憶。
一、村莊概況
龍峰村位於績溪縣西部,黃山余脈的東沿,村莊周圍群山環繞,風光秀美。龍峰村現有耕地1267畝,其中水田1179畝,旱地88畝,人口約1720人,人均耕地不足0.7畝;林山面積5223畝,其中人工林1267畝,多為人民公社時期興建。旱地多集中在村莊周圍的山坡上,水田多集中在村莊東面和南面。
龍峰村古稱龍井,是一個單姓世居的古村落,與胡適家鄉相距不到一公里,據文獻考證,龍峰村建村在北宋之前,至今已有一千多年的歷史。北宋太平興國年間,龍峰村屬修仁鄉管轄。從元明至民國,龍峰村先後屬修文鄉、八都或龍井鄉管轄。民國時期,隨著國家權力下移,龍峰村設立了兩個保,分別為石井保和中門保。人民公社解體之後,龍峰村設立村民委員會。1992年龍峰村劃歸上莊鎮管轄。
龍峰村是上莊鎮的第三大行政村,現轄胡姓本村、西村、葫蘆嶺和董家四個自然村,共十一個村民組。龍峰村地處大山,交通十分不便,近年來有一部分居民由於開廠、經商等原因搬遷到上莊鎮開發區居住。胡姓本村是整個行政村的政治、經濟和文化中心,全村由胡、程、董、曹等十三姓組成,其中胡姓占95%以上。①胡姓本村現有八個村民組,分別為方坦、橋上、中門、坎上、上井、路樓、橫街、石井。其他三個小自然村分別為一個村民組,葫蘆嶺自然村和西村自然村的胡姓是胡姓的分支,董家自然村村民大多為王姓。
龍峰村胡姓人乃徽州望族明經胡的後裔,與鄰村上莊的胡姓乃同祖世系。龍峰村檔案資料豐富,至今仍保留著明嘉靖版族譜、清至民國的統宗譜和族譜,建國後的村級檔案也保存完好。現存的這些宗族檔案等文獻資料,是研究明清徽州基層社會的珍貴資料。
偏隅山區的龍峰村並不封閉落後,明清時期就有大量村人行賈四方,與文化經濟發達的浙滬交通。徽州人崇儒重教,受程朱理學的影響,在宗族組織及徽商的財力支持下,明清時期徽州的教育空前的發達,龍峰村也不例外。
龍峰村的文化教育有著輝煌的歷史。千年書院桂枝書院的舊址仍在龍峰村的獅峰山上,明清時期村內的書院、書屋、文會、私塾相當發達。清末廢科舉之後,村人創辦的桂枝國小,據稱是當時鮮有的新學。龍峰村雖然沒有名震寰宇的名人,但據村志記載,從元至清,胡姓人登進士第者共有5人之多,曾有4人在清朝拜資政大夫,取得秀才以上功名的胡姓人不下50人。新中國成立後村人後裔中為高級工程師或取得博士學位的人有40多位。②
“徽州多大姓,莫不聚族而居。”③龍峰村是典型的一姓一族聚居型徽州村落。龍峰村的宗族制度在明清時期已經發展得相當完備,祠堂是村莊的管理機構。從龍峰村現存的民國時期《親遜堂會議錄》可以看出,直至新中國成立前龍峰村仍然是一個以宗族祠堂為管理中樞的自治型村落社區,祠堂完全承擔了村莊管理的職能,是胡姓的最高權力機構。宗族通過祭祀、嚴格的譜系制度將族人統攝在宗族共同體內,管理祠田、祠山、祠學,進行水塘水口林維護,購米平糶賑濟,維修祠堂等,都是宗族組織的管理工作。徽商的經濟輸入則是徽州村莊和宗族生存與發展的經濟基礎,以此文化教育得以發展,宗族的各種公共活動得以開展,村莊的基礎建設日臻完善。④程朱理學為宗族共同體的形成提供了理念基礎,徽州的宗族、村落文化、教育,乃至徽商的經商理念和家鄉觀念也都是依靠程朱理學統攝在一起。
親遜堂是胡姓總祠,為明天啟年問胡氏五門合力修建,氣勢宏偉,建築精美,是績溪縣三大名祠之一。新中國成立後親遜堂被作為村國小的校舍來使用,由於維護不善,20世紀90年代被拆除。歷史上龍峰村共有七座祠堂,除親遜堂之外,還有五個祠堂為胡氏的五個門派所有,分別為上門、下門、前門、後門和中門的支祠。其中以前門派人丁最旺,現在的龍峰村人以前門派的後裔最多,約占總人口的40%。
近年來,由於政府對宗族活動管制的鬆懈,徽州各地的農村興起修譜修志之風,名義上的宗族活動有所復甦。無論是出於何種目的,龍峰村人假“宗族”之名開展過一系列活動,出版了志譜結合的村志《龍井春秋》,尋根祭祖等。
徽州介萬山之中,徽州村落的選址一般都考慮到了“枕山、環水、面屏”的風水學要求。龍峰村坐落在黃山余脈的山坳之中,三面環山,村莊總面積約為5.21平方公里。龍峰村的地貌屬含中山的丘陵區,從自然地理方面來講,龍峰村是一個背山臨田村落。

後記

我對龍峰村的描述暫時告一段落,但龍峰村的故事還在繼續。這本書幾乎容納了我在龍峰村的所有調查收穫。展現在讀者面前的這些文字,只是我對龍峰村乃至徽州農村的初步認識,由於理論儲備不足,有些分析和討論或許流於表面。令我欣慰的是,在結束調查離開龍峰村後,村裡的朋友們經常打電話告訴我新近發生的故事,這些故事與書中判斷並沒有多大的出入。
在全國人民正為四川地震災區奉獻愛心的時候,龍峰村村民在村委會和老年人協會的組織下,短短兩個小時,就為四川災區捐了7000多元錢。一方有難,八方支援,涓涓細流可以匯成江海,龍峰村人的行動所代表的那份愛心,正是我們這個民族生生不息的動力所在。
在過去的日子裡,我也同樣得到了許多人的愛護和幫助,藉此機會向他們表達我的謝意。
感謝我在龍蜂村結識的所有村民,他們對我的調查給予了極大的理解和支持,希望書中講述的故事不會影響他們的安康與幸福。感謝《龍井春秋》的編撰者們。書中的部分資料來自於此。特別感謝績溪縣的胡維平先生,他的學識讓我敬佩,在他的幫助下我的調查得以順利進行。
我有幸進入華中村治研究團隊,在華中科技大學中國鄉村治理研究中心諸位老師的指導下讀書和學習,我的每一次進步都離不開他們的悉心教導。賀雪峰老師在我撰寫書稿期間,不斷地鞭策和鼓勵我,我的這點成績凝聚著他的心血。羅興佐和董磊明老師對我在龍峰村的調查提供了資助,在王習明老師的帶領下我完成了第一次農村調查,劉岳老師在過去一年裡給了我很多幫助,瀾清老師在百忙之中審閱了我的書稿,在此也向他們深表謝意。

序言

2000年前後,中國農村悄悄地發生了一場巨變,這是千年未有之大變局。本套叢書試圖通過對全國十多個省不同村莊的調查,來描畫巨變中的鄉村中國圖景。
治理之變
2000年前後,農民負擔沉重,村級債務劇增,幹群關係緊張,農村治理陷入困境。李昌平用“農民真苦、農村真窮、農業真危險”來描述當時的狀況。
在農民負擔持續加重,農村治理逐步陷入危機的同時,農村民主化進程不斷推進,《村民委員會組織法》1988年試行,1998年正式實施,它強調“民主選舉、民主決策、民主管理、民主監督”。從日漸嚴重的農村治理形勢來看,村級民主對於解決三農困境作用甚微。
2003年,中央開始大規模推進以減輕和規範農民負擔為目標的農村稅費改革。2006年,全面取消農業稅,取消了針對農民的各種收費。取消農業稅,意味著持續兩千年的農業稅歷史的終結,意味著以農養工、以農養政時代的終結。不僅如此,2005年,中央十六屆五中全會通過了“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決定,開始大規模向農村轉移支付財政資金,從而實現了由從農村提取資源到向農村輸入資源的戰略轉變。
取消農業稅減輕了農民負擔,緩解了幹群關係。之前因收取稅費而造成的治理困境不復存在,農村基層治理制度開始發生變化。
取消農業稅及附著在農業稅上的各種農民負擔,使得鄉村組織的收入大為減少。鄉村組織僅僅依靠自上而下的財政轉移支付,難以維持運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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