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異化”，最直白、最直觀地界定，使得科學技術脫離了其本性。
基本介紹
科技異化的界定,科技異化的原因,科技異化的定義,關於價值中立,科技負載價值,科技人化,社會制度變革,
科技異化的界定
根據中文百科：它所反映的實質內容，不同歷史時期的
科技異化學者有不同的解釋。從馬克思主義觀點看，異化作為社會現象同階級一起產生，是人的物質生產與精神生產及其產品變成異己力量，反過來統治人的一種社會現象。私有制是異化的主要根源，社會分工固定化是它的最終根源。異化概念所反映的，是人們的生產活動及其產品反對人們自己的特殊性質和特殊關係。在異化活動中，人的能動性喪失了，遭到異己的物質力量或精神力量的奴役，從而使人的個性不能全面發展，只能片面發展，甚至畸形發展。在資本主義社會里，異化達到最嚴重的程度，同時異化的正反作用也發揮的淋漓盡致，在促進資本主義社會結構矛盾激化的同時，也促成了新的社會結構的萌芽；異化在一定歷史階段同對象化與物化有關。但是，異化不等於或歸結於對象化與物化。對象化與物化作為人的社會活動，將與人類社會一起長存，而異化活動則是短時期的歷史現象，隨著私有制和階級的消亡以及僵化的社會分工的最終消滅，異化必將在社會歷史上絕跡。
科技異化的原因
科技本身並不導致科技異化，關鍵在於套用科技的過程。“科技異化”與“異化勞動”相類似，具有3個基本特徵：
1.是人與科技產品相異化，例如：核武器；
2.是人與自身存在相異化，“沉醉異己而不知歸路”；
3.是人與社會關係相異化，如：“一部分人在天堂，一部分人在地獄”，一部分人統治另一部分人。
科技異化主要是從近代西方開始產生，整個西方社會的工業化、現代化過程也是科學技術異化不斷加劇的過程，近代社會發展觀對科技異化的產生具有重要影響。近代西方的社會發展觀是經濟成長中心論，這種社會發展理念和社會發展模式，相應地在價值層面上帶來了功利主義和個人主義，十七世紀的英國可以說是這種發展觀的初步確立者。當時，人們認為是進步“本質上是功利主義的和實用的。進步就在於達到既定目的的工具與手段的發展，以增進人類對自然的控制，從而增進人類的舒適與快樂”，人們的社會活動都以功利主義、個人主義為標準進行評價，即“按照它們在促進眼前目標方面的工具性功效而受到評價”，而這種功利主義狹義地理解人的幸福，狹義的理解科學技術，這“給科學強加了一個限制，因為它認為只有當科學可以可以直接獲利時才是可取的。”本來，“功利性應該是一種科學可以接受的副產品而不是科學的主要目的。因為一旦有用性變成科學成就的位移標準，具有內在科學重要性的大量問題就不再受到研究了，這些規範限制了科學潛在生長的可能方向，威脅了科學研究作為一種有價值的社會活動的穩定性和連續性。”
當今時代，隨著科技的迅猛發展，科技異化現象愈演愈烈。科技與倫理的疏離、理性與價值的分裂是科技發展的直接後果，這在當代西方社會表現得尤為突出。西方已開發國家今天所面臨的科技異化問題，也是開發中國家明天所要著力避免的問題。中國正處於實現現代化的轉折時期，實現現代化關鍵是科技現代化。在實現科技現代化的過程中，如何避免科技異化問題，使科技朝著人化方向發展，實現科技發展與人的發展的和諧統一，就成為當今國人普遍關心的問題。這個問題不解決，我們就有可能走向災難。因此，研究和探討科技的異化與人化問題不僅非常必要和十分重要，而且在當代已成為當務之急。
科技異化的定義
關於價值中立
人們通常認為，科學技術是中性的工具，即它是價值中立的。隨著科技的發展，科技中性論受到了挑戰，因為這裡隱含著三個重要的問題：一是誰可以占有、使用這個工具，二是這個工具能幹什麼，三是這個工具是為誰服務以及為什麼目的服務的。一些學者如馬爾庫塞、哈貝馬斯等開始強調，科技不僅僅是一種中性的工具和手段，它負荷著特定社會中人的價值，可以對科技進行善惡的價值判斷。筆者也認為，科技中性論的觀點是片面的，其片面性在於：
首先，它沒有正確理解科學技術的自然屬性與社會屬性之間的辯證關係就科技的自然屬性而言，它是人類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知識體系，它的基本內容是客觀的，是不依賴於人的價值觀念為轉移的。就此而言它是中性的。但就科技的社會屬性而言，它不僅是一種知識體系，還是人類的一種有目的的活動、一種社會建制，它必然要受到社會經濟、政治、意識形態等諸多因素的影響，它不應該是也不可能是中性的。核子彈即使置之高閣不用，也不能說它在政治上、道義上是清白的，因為它在被設計的那一刻起就被賦予了“殺人”這種惡的價值。所以馬爾庫塞說：“面對著這個社會的極權主義特點，技術‘中立’的傳統觀念不能再維持下去了。不能把技術本身同它的用處孤立開來；技術的社會是一個統治體系，它已在技術的概念和構造中起作用。”（馬爾庫塞，“導論”第7頁）
其次，它沒有正確理解套用科學技術的目的與手段之間的辯證關係科技是人類認識和改造世界的手段和工具，人們發展和套用科技是為了滿足自己的需要，實現自己的目的。然而人們所追求的目的是多種多樣的，制約目的的社會因素是多種多樣的，由此決定了人們發展和套用科技的目的也是多種多樣的。這樣就難以保證人們發展和套用科技的目的都是合理的。即使人們的目的是合理的，在實踐過程中，達到目的的手段對目的總是有著相對的獨立性，並且目的的合理性也必須由手段的合理性來實現和補充。但不管怎樣，手段歸根到底是為目的服務的，而目的則高於手段：對手段的取捨，是以主體的目的和能動性為轉移的；採用手段的方式、過程和效果，也總是受主體的需要、能力、條件及所處的環境等制約；評價手段及其效果的得失，以主體的目的為標準來衡量。由此可見，科技作為手段是主體目的性行為的結果。正是基於這一點，我們說科技在總體上、根本上並不是“價值中立”的，而是人的價值、社會的價值體系中不可或缺的一個方面。
最後，它沒有正確理解科學技術與一定的主體之間的內在聯繫儘管我們不承認自然科學和技術具有階級性，但是科技畢竟是與一定的主體聯繫在一起的。更為重要的是，科技不是與人類的生存、自由和發展全然不相干的神仙遊戲，而是一項事關人類主體（包括科技主體）的前途和命運的活動，一項“以人為本”、反映“人是目的”的不可或缺的重要事業，它與社會存在著複雜的相互作用。“應該說，科學、真理在每一具體場合，對於每一特定價值主體來說，是中立的；而在總體上，在科學、真理與人類生存發展的一般關係意義上，它們不是價值中性的，而是有正價值的。科學、真理的價值中立性和正向價值性的對立統一，就是科學、真理的價值相對性與絕對性的統一，個別與一般的統一。”（李德順，第379頁）科技成果只有在與主體分離的條件下，才可能是中立的。這裡所說的主體，包括科技成果的創造者、控制者、套用者。科技的社會屬性所反映的是科技與社會的關係，它不能離開主體而存在，並且主體的作用是關鍵性的。評價科技的功過是非，僅著眼於靜態的、與主體分離的成果是不夠的，僅著眼於科技工作者也是不夠的；綜合考察成果、主體乃至社會狀況，才能對科技的作用傾向作出正確的判斷。如果從整體上歷史地考察科技的產生和發展過程及其社會背景以及科技對社會、尤其是對現代社會的影響，我們只能把“科技中性論”看作是一種神話或一種理想。
科技負載價值
正因為科技不是價值中立的，而是負載價值的，而且它所負載的價值是社會因素、主體因素與科技因素滲透融合的產物，因此在一定條件下科技就可能發生異化。所謂科技異化，簡言之，是指科技這種人的創造物變成了統治人、壓抑人的一種異己性力量：它不但不是“為我”的，反而是“反我”的。“人類已經被一種虛幻地、自滿自足地考慮實踐構造的科學遺棄了；這種科學所從屬並為之服務的實踐，就好像某種在科學界限之外的東西一樣；這種科學滿足於思想與行動的分離。”（霍克海默，第229頁）科學技術在特定條件下發生異化的根源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人類認識水平的限制認識自然規律是科學的使命，科學愈向深度和廣度發展，就會發現更多的自然規律，其結果是人類利用自然規律的規模和範圍也就愈大。但是，在任何時代，人類對自然規律的認識總帶有片面性和局限性。恩格斯指出：“我們只能在我們時代的條件下進行認識，而且這些條件達到什麼程度，我們便認識到什麼程度。”（《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第562頁）所以，我們任何時候都不能宣布對客觀世界的認識已經達到完全的包舉無遺的境界。由於人類認識上的片面性和局限性，人類在改造和利用自然時常常會出現意料不到的消極結果。當科學的規模還不大時，這種結果還不至於給人類帶來致命的影響，只當作探索改造和利用自然的試驗錯誤就行了。但現在的情況截然不同，人類的錯誤將可能導致毀滅性的後果。
其次，文化價值觀念的影響“我們時代嚴重的全球性問題——從核武器的威脅和有毒化學物質到飢餓、貧窮和環境惡化，到對地球賴以生存的體系的破壞——凡此種種都是幾個世紀以前才開始統治世界的西方工業思想體系所產生的直接後果。”（格里芬，第154頁）導致科技異化的文化價值觀念有很多，如有的學者概括的：“價值觀上的個人主義、生活觀上的享樂主義、方法論上的科學主義及發展觀上的經濟主義”等。但筆者認為，科技價值觀上的功利主義難逃其責。功利主義科技價值觀由來已久。隨著人類對自然認識的深化、生產力的提高和物質財富的增長，意識形態領域內的功利主義日漸高漲。正如羅素所說：“工業化的興起導致人們在某種程度上強調了功利（主義）”（羅素，第571-572頁）。但是將科技作純粹的功利主義理解，即僅僅理解為人們征服自然、獲取物質利益的手段，顯然是狹隘的。狹隘的功利主義不僅容易促使人們為謀求眼前利益不恰當地使用科技，而且嚴重地忽視了科技的其他社會功能，特別是忽視了科技對人類自身發展和精神文明建設的重要意義和作用，從而導致科技的異化。
最後，社會發展狀況的作用一個多世紀以前馬克思就指出，自然科學作為一切知識的基礎是在資本主義生產的基礎上發展的。“由於自然科學被資本用作致富手段，從而科學本身也成為那些發展科學的人的致富手段，所以，搞科學的人為了探索科學的實際套用而互相競爭。另一方面，發明成了一種特殊的職業。因此，隨著資本主義生產的擴展，科學因素第一次被有意識地和廣泛地加以發展、套用並體現在生活中，其規模是以往的時代根本想像不到的。”這樣，科學對於勞動來說便“表現為異己的、敵對的和統治的權力”。（《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第572、571頁）馬克思認為，科技異化的根源並不在於科技本身，而在於科技的資本主義套用，科技對人的奴役其實質是人對人的奴役：“一個毫無疑問的事實是：機器本身對於把工人從生活資料中‘游離’出來是沒有責任的。……同機器的資本主義套用不可分離的矛盾和對抗是不存在的，因為這些矛盾和對抗不是從機器本身產生的，而是從機器的資本主義套用產生的！因為機器就其本身來說縮短勞動時間，而它的資本主義套用延長工作日；因為機器本身減輕勞動，而它的資本主義套用提高勞動強度；因為機器本身是人對自然力的勝利，而它的資本主義套用使人受自然力奴役；因為機器本身增加生產者的財富，而它的資本主義套用使生產者變成需要救濟的貧民。”（《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上冊，第483-484頁）在資本主義社會，科學技術和作為資本的生產資料相結合併發揮作用，促進了生產力的發展，加強了對工人的壓榨、剝削，因此，科學技術實際上已經是資本的一部分：“只有資本主義生產才第一次把物質生產過程變成科學在生產中的套用，——變成運用於實踐的科學，——但是，這只是通過使工人從屬於資本，只是通過壓制工人本身的智力和專業的發展來實現的。”（《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第576頁）資本主義就其本質而言不可能從根本上消除科技異化現象。
總之，科技異化的產生包含著各式各樣的、不同程度的社會因素的作用。而這些社會因素的總根源，則在於特定的生產方式的局限。不合理的經濟制度和社會制度，是產生包括科技異化在內的種種社會異化現象的本質原因。
科技人化
既然人們已經認識到科技異化及其根源所在，就應該馬上行動，探究解決的途徑，減弱以至消除科技異化，實現科技人化。科技人化主要是指科技的人文化、人性化、人道化，從而克服科技的無人與無視人的狀態，把科技完全建立在人的基礎上，始終圍繞人的個性自由、現實生存、未來發展進行，使科技復歸於人的生活世界，並真正成為人的科技。
要實現科技人化，使科技更好地為人類服務，有必要從以下幾個方面入手：
首先，科技人化的方法論原則建構其一，“關鍵在人”的主體性原則。科學技術是人的創造物，是人類認識世界、改造世界的手段和工具。從根本上說，科學技術既是人類不斷實踐的產物，又是實踐賴以進行的條件和前提。科技就其本質而言，是人類的一種有目的的活動，是從來也不可能完全獨立於人類，成為自主自律的力量。主體只能是人，科技只是人的製造物，是客體。科技既可以造福於人類，也可以加禍於人類。科技是善用還是惡用或是誤用都取決於人自身，正如愛因斯坦所說：“科學是一種強有力的手段，怎樣用它，究竟是給人類帶來幸福還是帶來災難，全取決於人自己而不是取決於工具。”（《愛因斯坦文集》第3卷，第56頁）其二，“以人為本”的人本性原則。我們這裡所說的“以人為本”，是指對人來說，人是最寶貴的，人是人自己的最高目的，人之所想、所做都是為了人自己，而不是為了人之外的東西。科技的發展必須體現以人為本，“關心人的本身，應該始終成為一切技術上奮鬥的主要目標。”（同上，第73頁）關心人的本身，就是要關心人的價值、尊嚴、平等、自由和發展。當然，我們所說的人的發展，不是指少數人或少數國家中的一部分人的發展，而是指所有各國人民都應得到公平的發展；也不僅僅是指當代人的發展，還應包括後代人的可持續發展；不僅僅是指滿足人的物質生活需求，還包括滿足人們在社會生活、精神生活、政治生活、生態生活等方面的各種價值需求，使人的體力和智力上的各種潛能得到充分的展現。其三，“著眼於未來”的前瞻性原則。所謂前瞻性原則，就是遵循超前思維和超前認識的原則。現代科技的套用雖有可能帶來危險，但它也有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對這一發展的整個過程，人類應當保持清醒的頭腦，進行具體分析，以便決定在何種情況下終止研究、改變計畫或繼續鑽研下去。
其次，科技人化的主體建設人作為現實主體，在與科技的關係中始終居於能動的主導地位，因此，要解決當前的科技異化問題，使科技更好地為人類服務，就要不斷提高和發展主體的素質和能力，並輔之以有效的社會監督機制，以保證主體能力的正確發揮而不至於被濫用、誤用。當然，對於主體建設不能抽象談論，因為在現實社會中並不存在抽象的一般主體。社會是由有各種不同利益需要的主體構成的，他們的利益需要有一致的一面，也有衝突的一面。對於科技發展來說，尤其要處理好科技主體與政府主體、公眾主體的關係，使他們能夠相互對話、溝通、理解，對科技“發展什麼，怎樣發展”達成共識，確立多極主體間的和諧關係。“科學家與政治家之間的對話必然啟導政治活動家們參照社會在技術知識和技術能力方面的潛力，糾正他們對自身利益和目標所持的那種由傳統所決定的、想當然的態度，同時使他們能夠根據對話中所表達的和得到重新解釋的需求，實事求是地判斷，將來他們想在哪個方向上發展他們的技術知識和能力。”（哈貝馬斯，第109頁）具體地說，就科技主體而言，主要是提高其道德素質，增強社會責任感；就政府主體而言，主要是政府或國家的決策者應從政策、經費、人力等方面對科技的研究和套用加強引導、監督和管理，形成高效、有力、合理的科技發展機制，讓國家的科技活動在一定的規範下進行；就公眾主體而言，應該積極關注當今社會科技發展的現狀，參與到對科技的後果與影響的評價中去，自覺加強科技倫理的修養，增強辨別是非的能力。同時，還應拓寬科技界與政府、公眾之間聯繫的“綠色通道”。
社會制度變革
最後，科技人化的制度規範減弱以至消除科技異化，實現科技人化，除了確立必要的方法論原則和加強主體建設之外，更為根本的是，必須對社會制度進行變革。對資本主義社會而言，關鍵是要變革構成這一社會制度的生產資料占有方式；對社會主義社會來說，則要通過完善我們的制度結構，使科技朝著符合人性的、有利於人們物質和精神生活的方向發展。這實際上就為我們提出了一個長遠的奮鬥目標——建立一種新的人類文化價值觀，它既能體現科技自身的發展規律與特性，同時又能符合人類社會的可持續發展的價值準則，從而使科技真正為人類服務。按照馬克思對未來社會的預見，只有到了共產主義社會，社會化的人、聯合起來的生產者，才能合理調節他們與自然之間的物質變換，把它置於他們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讓它作為盲目的力量來統治自己。當然，要實現馬克思的美好預言，需要地球上幾十億居民的攜手合作與共同奮鬥。由此也就決定了：科技的人化作為科技發展的一種價值導向，並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一個永無止境的發展過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