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學技術與公共性

內容簡介

英國歷史學家埃里克·霍布斯鮑姆以漫長的19世紀為對象，創作了《革命的年代1789-1848》、《資本的年代1848-1875》、《帝國的年代1875-1914》三部曲，描述了歐洲已開發國家的資產階級、市民、勞動者走上歷史舞台，不斷壯大，彼此之間的矛盾不斷激化的一段歷史。第一次世界大戰使“帝國的時代”落下帷幕，也使一系列矛盾急劇爆發，歷史由此進入到了“短暫的20世紀”。20世紀是一個圍繞這一系列矛盾發生變革的“極端的年代”，它經歷了第一次世界大戰、納粹、第二次世界大戰、核子彈爆炸、民族解放、冷戰體制、越南戰爭、大量消費、環境破壞、蘇聯解體等一系列歷史事件，確實是一個走向極端的年代。

首先，19世紀是科學技術從人民大眾的心目中的神聖領域轉向世俗領域的一個轉換時期。國家主義（national）就是這個漫長的19世紀孕育出來的意識形態，而後出現的社會主義、民族解放運動使之進一步強化，走向了世界化。科學技術承擔起了國家主義體制下的國家建設之任務，它的公共性也就顯著地體現於此。之所以會這樣，其重要原因之一乃是在於科學技術對於舊體制具有強大的破壞力，它不僅可以帶來富國強兵的社會變革，而且也標誌著人才與知識權威的新舊交替。因此，科學技術在國家建設的教育制度之中得到了優待與重視。

其次，科學技術被委以維持新出現的流動型社會結構之原動力的重要使命。它在被期以“破壞力”的同時，也被世人賦予了“構築力”的屬性。由此，科學技術扮演了一個救世主的形象，使人類脫離了“零和遊戲”（zero-sum game）之規則，即避免人類陷入一方以革命或者鬥爭的形式來掠奪另一方之陷阱，體現為了站在人類社會之外，為人類社會帶來富裕的“價值投資”。這樣的第一次產業革命所形成的科學技術的形象，毫無懸念地成為了超越階級或者階層，統合整個國民的目標。

最後，冷戰體制決定了20世紀後半期的社會發展。經歷了兩次世界大戰之後，科學技術成為了保障國家安全不可缺少的條件，原子能開發、火箭技術、雷達技術使人們認識到國家安全與研究最前沿之間的密切關係。而且，在資本主義的邏輯之外，出現了一個投資科學研究的新契機。這一認識在冷戰體制下得以拓展，它為科學的基礎性研究——我們可以不必在意這一研究是否會帶來收益——提供了一個絕好的環境。不僅如此，冷戰體制的長期化不僅體現在了軍事領域這一方面，而且也進一步加劇了知識權威之間的競爭。由此，科學技術的研究如同競技體育一樣，展現為一個履行新的“神聖”使命的國際主義者的行為。正如奧林匹克運動會所體現出來的競爭一樣，諾貝爾獎的角逐也成為了國家與國家之間的彼此競爭。

蘇聯解體為“短暫的20世紀”畫上了一個句號，與此同時，20世紀的科學技術的諸多矛盾也開始走向表面化。由此，超越民族主義的國家體制的公共性究竟是什麼，這樣的課題研究開始浮現出來。

一方面，以豐富人類生活為目的的大量生產、大量的能源消耗、大量的輸送、大量的廢棄物等一系列人類的經營行為，使地球環境的負荷達到了一個可容忍的極限。醫療的普及、衛生條件的改善、傳染病的防治等科學技術的提高，帶來了開發中國家的人口激增、已開發國家的老齡化與少子化等人口結構極為異常的新的社會問題。複製人、基因圖譜、生物醫學、信息科學、納米技術、環境保護、能源問題等科學技術的研究呈現出了一片繁榮的景象，從而縮短了技能、產業、企業的變動周期，加速了競爭與優勝劣汰、勝敗之間的不斷交替。面對這樣的現實，大多數人對於放肆性地宣揚“科學進步將會解決一切問題”這樣的觀念開始出現懷疑與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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