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術創新的社會建構：建立健全國家創新體系的理論分析與政策建議》是2003年5月1日文匯出版社出版的圖書，作者是安維復。
基本介紹
- 中文名：技術創新的社會建構:建立健全國家創新體系的理論分析與政策建議
- 出版社：文匯出版社
- 頁數：308頁
- ISBN：7806763244，9787806763247
- 品牌：上海文匯
- 作者：安維復
- 出版日期：2003年5月1日
- 開本：32開
- 定價：20.00
內容簡介,作者簡介,媒體推薦,圖書目錄,文摘,
內容簡介
科學哲學家L·勞丹認為，“科學本質上是解決問題的活動。”自然科學如此，哲學、社會科學和人文科學也是如此。本書提出，現代科技革命對當代社會發展具有重要意義，甚至有人認為我們已經進入了“以知識為基礎的經濟”（OECD）及其“信息技術促進可序發展的知識社會”（UNCSTD）。但是現代科技革命究竟是什麼？是“科學發現的邏輯”?還是“科學的社會建構”？我們如何理解現代社會？如何理解馬克思的唯物史觀？……諸多問題本書將逐一進行分析解答，若想尋求答案那就認真閱讀此書，找到開啟知識殿堂的鑰匙。
技術創新的社會建構，建立健全國家創新體系的理論分析與政策建議，本書根據江澤民同志關於理論創新的論述,就中國技術的社會建構與唯物史觀的當代形式問題作了全面論述頗有新意。
作者簡介
安維復：1960年生，男，博士，教授，山東大學兼職教授。曾憲梓教育獎（1999）和寶鋼教育獎（2002）獲得者。研究方向：科技哲學與唯物史觀。目前主要研究領域為社會建構主義
媒體推薦
導言
科學哲學家L·勞丹認為，“科學本質上是解決問題的活動。”自然科學是如此，哲學、社會科學和人文科學也是如此。承擔一個課題、寫一本書，更是如此。
本著試圖提出並思考如下問題：
人們大致都同意，現代科技革命對當代社會發展具有重要意義，甚至有人認為我們已經進人了“以知識為基礎的經濟”（OECD）及其“信息技術促進可持續發展的知識社會”（UNCSTD）。
維根斯坦說：“哲學就是語言批判。”這就是說，對於“現代科技革命”、“知識經濟”和“知識社會”等流行術語、日常概念和描述性的實證理論，哲學要“拷問”它們，“反思”它們，“澄清”它們。如果可能的話，哲學還要“解構”它們，“社會地建構”它們。
基於這樣一種理論目的，本書思考幾個問題：
現代科技革命究竟是什麼？是“科學發現的邏輯”？還是“科學的杜會建構”？
現代科學技術對現代社會具有相當的影響。就流行思潮而言，我們常常聽到關於“以知識為基礎的經濟”以及“知識社會”等議論。即使從唯物史觀看，生產力是經濟社會發展的決定力量，而現代科學技術則是生產力的最重要的內容。
因此，要了解現代社會及其發展，必須回答現代科學技術究竟是什麼的問題。按照這條思路，我們不難推論，如何理解現代科學技術，決定著我們如何理解現代社會及其發展。如果我們把現代科學技術理解為一種價值無涉的工具理性，那么我們很可能把現代社會發展理解為一種由技術統治的物化社會。如果我們把現代科學技術理解為一種人類的社會建構，那么我們很可能把現代社會及其發展理解為一種大眾參與的民主化社會。
在第一章中，我們首先考察了研究現代科技革命的幾種理論框架：唯科學主義、技術統治論、社會決定論、人本主義、社會批判理論、社會建構主義等。我認為，唯物史觀與社會建構主義的綜合可能是理解現代科學技術的最佳方法論原則。社會建構主義打開了從人的社會建構的角度理解現代科學技術的新視角，而唯物史觀則提供了現實的人以及自主勞動與現代科學技術之間的辯證關係。從這個角度看，除了使用歷史與邏輯、系統與要素、結構與價值等常規方法外，還必須把社會建構主義（Social constructivism)的“角色一網路理論(Actor-network theory)”同唯物史觀的生產方式或階級分析的方法結合起來。這種方法認為，網路社會交往
模式取決於網路參與者互動行為的“社會建構”，如參與/不參與、創新取向/消費取向、自組織/受組織、控制/被控制等。對上述選擇的不同組合決定了網路社會的交往模式：是知識精英的極權結構還是人民性的參與型民主。根據“角色一網路理論”，依次分析網路社會的三種交往模式：網路化的等級結構；網路等級結構內部的局域民主；參與型民主結構的團隊互動網路。
在第二章中，我們把社會建構主義與唯物史觀有機地整合起來，從這個角度看，現代科技革命是技術創新的體制化，建立健全國家創新體系（參見拙文《從國家創新體系看技術創新及其社會建構》載《中國社會科學》2000年第5期），其哲學實質是不同參與者為了追求人類徹底解放的“社會建構”。所謂的社會建構是指，“技術變革的民主化”(Democratization of technical change)要求對那些缺乏金融資本或文化資本或政治資本的社會角色開放技術設計過程。既然技術的民主化要求這些非技術角色參與，在原則上我們沒有理由認為這些社會角色的參與將阻礙技術變革，民主化就意味著增加這些社會角色的數量和種類，民主的技術政治的本質在於改進“被征服者的知識”(Subjugated knowledge)和來自計畫者和執行者的占統治地位的知識之間的溝通。所謂可選擇的現代性，就是指一種不斷拓寬的可能性，其中最重要的思想就是，在技術決策過程中應包括儘可能多的社會角色。這些角色不僅包括專家和政府官員，而且還包括參與技術網路的所有人：“工人、使用者、技術進步某種單面效應的受害者或受益者。”
……
科學哲學家L·勞丹認為，“科學本質上是解決問題的活動。”自然科學是如此，哲學、社會科學和人文科學也是如此。承擔一個課題、寫一本書，更是如此。
本著試圖提出並思考如下問題：
人們大致都同意，現代科技革命對當代社會發展具有重要意義，甚至有人認為我們已經進人了“以知識為基礎的經濟”（OECD）及其“信息技術促進可持續發展的知識社會”（UNCSTD）。
維根斯坦說：“哲學就是語言批判。”這就是說，對於“現代科技革命”、“知識經濟”和“知識社會”等流行術語、日常概念和描述性的實證理論，哲學要“拷問”它們，“反思”它們，“澄清”它們。如果可能的話，哲學還要“解構”它們，“社會地建構”它們。
基於這樣一種理論目的，本書思考幾個問題：
現代科技革命究竟是什麼？是“科學發現的邏輯”？還是“科學的杜會建構”？
現代科學技術對現代社會具有相當的影響。就流行思潮而言，我們常常聽到關於“以知識為基礎的經濟”以及“知識社會”等議論。即使從唯物史觀看，生產力是經濟社會發展的決定力量，而現代科學技術則是生產力的最重要的內容。
因此，要了解現代社會及其發展，必須回答現代科學技術究竟是什麼的問題。按照這條思路，我們不難推論，如何理解現代科學技術，決定著我們如何理解現代社會及其發展。如果我們把現代科學技術理解為一種價值無涉的工具理性，那么我們很可能把現代社會發展理解為一種由技術統治的物化社會。如果我們把現代科學技術理解為一種人類的社會建構，那么我們很可能把現代社會及其發展理解為一種大眾參與的民主化社會。
在第一章中，我們首先考察了研究現代科技革命的幾種理論框架：唯科學主義、技術統治論、社會決定論、人本主義、社會批判理論、社會建構主義等。我認為，唯物史觀與社會建構主義的綜合可能是理解現代科學技術的最佳方法論原則。社會建構主義打開了從人的社會建構的角度理解現代科學技術的新視角，而唯物史觀則提供了現實的人以及自主勞動與現代科學技術之間的辯證關係。從這個角度看，除了使用歷史與邏輯、系統與要素、結構與價值等常規方法外，還必須把社會建構主義（Social constructivism)的“角色一網路理論(Actor-network theory)”同唯物史觀的生產方式或階級分析的方法結合起來。這種方法認為，網路社會交往
模式取決於網路參與者互動行為的“社會建構”，如參與/不參與、創新取向/消費取向、自組織/受組織、控制/被控制等。對上述選擇的不同組合決定了網路社會的交往模式：是知識精英的極權結構還是人民性的參與型民主。根據“角色一網路理論”，依次分析網路社會的三種交往模式：網路化的等級結構；網路等級結構內部的局域民主；參與型民主結構的團隊互動網路。
在第二章中，我們把社會建構主義與唯物史觀有機地整合起來，從這個角度看，現代科技革命是技術創新的體制化，建立健全國家創新體系（參見拙文《從國家創新體系看技術創新及其社會建構》載《中國社會科學》2000年第5期），其哲學實質是不同參與者為了追求人類徹底解放的“社會建構”。所謂的社會建構是指，“技術變革的民主化”(Democratization of technical change)要求對那些缺乏金融資本或文化資本或政治資本的社會角色開放技術設計過程。既然技術的民主化要求這些非技術角色參與，在原則上我們沒有理由認為這些社會角色的參與將阻礙技術變革，民主化就意味著增加這些社會角色的數量和種類，民主的技術政治的本質在於改進“被征服者的知識”(Subjugated knowledge)和來自計畫者和執行者的占統治地位的知識之間的溝通。所謂可選擇的現代性，就是指一種不斷拓寬的可能性，其中最重要的思想就是，在技術決策過程中應包括儘可能多的社會角色。這些角色不僅包括專家和政府官員，而且還包括參與技術網路的所有人：“工人、使用者、技術進步某種單面效應的受害者或受益者。”
……
圖書目錄
導言
1．技術創新的研究架構
1．1 唯科學主義的傲慢
1．2 人本主義者的反思
1．3 社會決定論的固執
1．4 技術統治論的偏見
1．5 社會批判理論的批判
1．6 社會建構主義的重建
2．技術創新的社會建構
2．1 技術創新的內在本質
2．2 技術創新的建構方式
2．3 技術創新的社會功能
2．4 技術創新的運行機制
3．技術創新與知識—網路社會
3．1 對後工業社會的幾種理解模式
3．2 社會生產方式的嬗變
3．3 社會組織結構的嬗變
3．4 社會發展動力的嬗變
4．技術創新與唯物史觀的當代形式
4．1 唯物史觀當代形式的思想定位
4．2 問題及其探索：哈貝馬斯
4．3 技術的社會建構
4．4 唯物史觀的合理重建
4．5 唯物史觀的當代形式
5．技術創新與現代資本主義
6．技術創新與社會主義發展
7．技術創新與全球化的發展理念
8．技術創新的政策主張
主要參考文獻
後記
……
1．技術創新的研究架構
1．1 唯科學主義的傲慢
1．2 人本主義者的反思
1．3 社會決定論的固執
1．4 技術統治論的偏見
1．5 社會批判理論的批判
1．6 社會建構主義的重建
2．技術創新的社會建構
2．1 技術創新的內在本質
2．2 技術創新的建構方式
2．3 技術創新的社會功能
2．4 技術創新的運行機制
3．技術創新與知識—網路社會
3．1 對後工業社會的幾種理解模式
3．2 社會生產方式的嬗變
3．3 社會組織結構的嬗變
3．4 社會發展動力的嬗變
4．技術創新與唯物史觀的當代形式
4．1 唯物史觀當代形式的思想定位
4．2 問題及其探索：哈貝馬斯
4．3 技術的社會建構
4．4 唯物史觀的合理重建
4．5 唯物史觀的當代形式
5．技術創新與現代資本主義
6．技術創新與社會主義發展
7．技術創新與全球化的發展理念
8．技術創新的政策主張
主要參考文獻
後記
……
文摘
書摘
2.3 技術創新的社會功能
現代科學技術革命的本質及其結構就是“社會地建構”國家創新體系，而建立健全國家創新體系的功能就是為了解決現代社會的一些重大問題：市場失靈問題、系統失靈問題、政府失靈問題等。建立健全國家創新體系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解決這些問題。毋寧說，建立健全國家創新體系就是為了解決這些問題。
有助於解決市場失靈問題
所謂市場失靈，就是指，在市場機制條件下，“廠商進行創新的私人回報率的期望值與社會回報率之間存在著差距，從社會的觀點看，由於創新的私人回報率太低以至於廠商不願意進行創新。”正如美國鋼鐵大王卡耐基所說：“領先者不得報。”對於開發中國家來說，市場失靈還有其深刻意義。開發中國家的市場失靈有兩層含義：其一，由於政治經濟等種種原因，開發中國家的市場機制不利於技術創新；其二，國際貿易關係特別是技術貿易不合理，對開發中國家不利。
為了解決市場失靈問題，傳統的藥方是：①加強政府在技術創新中的作用；②建立健全知識領域與經濟活動之間中介機構；③加大基礎研究的力度；④擴大技術貿易；⑤開闢高技術園區等等。對於診治市場失靈來說，這些藥方在一定時期、一定條件、一定程度都曾經發揮了一定作用。但是，這些藥方也存在著各自的局限性。例如，加大公益性知識研究力度當然可以緩解市場機制對非贏利性知識的直接或間接的抑制作用，但也往往導致公益性知識研究日益脫離經濟社會發展的供求環境，這既不利於公益性知識研究促進經濟社會的發展，也不利於經濟社會推動公益性知識研究的進步。
我們認為，建立健全國家創新體系既可以充分發揮市場機制的驅動作用，又可以有效防治市場失靈的負面效應。這是因為國家創新體系比較科學地解決了技術的公有品格和技術的私人特性之間的內在矛盾。在國家創新體系中，“技術及其某些方面，部分地具有公共物品的品格，技術的公共方面和私人方面互相補充，彼此配合。……建構國家創新體系就是為了保持技術的私人性和公共性的合理平衡。”
有助於解決政府失靈問題
二戰以來，政府在經濟社會發展中具有越來越重要的地位，特別是在技術創新中發揮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但是，對於開發中國家來說，則要特別警惕政府失靈問題。所謂政府失靈不是政府失去了對經濟社會發展的巨觀控制能力，而是說政府的作用有一定的限度。所謂政府失靈有兩個含義：其一，政府的作用有其特定的內涵，政府不能代替市場機制去配置社會資源，也不能代替大學和研究機構從事基礎研究；其二，政府失靈是指，“政府的創新政策有可能導致經濟動機的扭曲”。
第三，從戰略上看，在現代科學技術革命和知識經濟初見端倪的時代，如果繼續沿用經典唯物史觀的決定論的關係模式，可能危及我們的戰略選擇。在偏重物質性要素的發展戰略與偏重知識性要素的發展戰略之間，我們可能傾向於前者。如果選擇偏重物質性要素的發展戰略，我們將陷入粗放型的經濟成長方式，而這種經濟成長方式是難以實現可持續發展的。
我們在這裡討論的問題是，在唯物史觀的思想體系中，諸基本範疇存在著一定的關係模式，這種關係模式可能是決定論的，也可能是合力論的。決定論有兩個要件：其一，將參與決定過程的諸要素劃分為決定性要素和非決定性要素；其二，在決定性要素與非決定性要素之間設定決定作用一反作用的關係模式。合力論也有兩個要件；其一，將系統諸要素設定為都享有平等主權的自主性範疇；其二，諸要素之間的關係設定為自主性要素與非自主性要素之間的關係。
我們認為，經典唯物史觀選擇了決定論的關係模式，這種選擇比較適合第一次產業革命的經濟社會發展狀況，但這也正是它的局限性；我們認為，在現代科學技術革命和知識經濟初見端倪的條件下，我們可否用互動合力論來調適唯物史觀。
為了揭示並促進現代科學技術革命和知識經濟初見端倪時代的經濟社會發展，我們選擇互動合力論的關係模式。所謂合力論的關係模式就是指，企業、市場機制、社會制度、政府、大學、研究機構、使用者一生產者等為創新而合作。因此，合力論的關係模式在本質就是強調國家創新體系的關係模式：在生產方式層面上，建構基礎研究、套用研究、技術發與創新、高新技術的商業化與產業化等的科技活動與經濟活動的共同體；在制度層面上，建構政府、科技機構、教育系統、企業組織以及產業結構等的密切協作；在主體層面上，逐步培育一支龐大的既具有科學技術素質又具有經濟管理能力的工人階級——知識分子隊伍。
第一，現代科學技術革命是合力論的第一個理論基石。現代科學技術革命變革了知識活動的存在方式。就研究主體而論，在現代科學技術革命以前，科學認識的主體是科學家或科學
家“共同體”，在這次現代科學技術革命中，科學認識主體由科學家或科學家“共同體”轉向科學家與技術專家的聯合，研究機構的科技工作者與現代生產機構的研究開發人員的聯合，非贏利性機構的科技人員與贏利性機構的科技人員都是現代科學技術革命的主體。就研究機制而論，在現代科學技術革命以前，科技活動主要是觀察實驗與理論建構的結合，是純粹的認識過程。在這次現代科學技術革命中，科技活動從觀察實驗與理論建構擴展到套用研究、開發研究、技術創新、新技術的工程化和產業化等。就理論結構而言，在現代科學技術革命以前，科學的理論結構無不是一個由基本原理、若干推理和可檢驗性命題構成的邏輯體系，技術的理論結構也無非是一個技術設計說明或發明專利的解說。在現代科學技術革命中，科學技術的理論結構發生了嬗變，它不僅集科學原理與技術發明於一身，而且還包括工藝設計、生產流程和產業組織。例如，基於DNA結構的生物工程和超大規模積體電路研製都能說明這個問題。就理論目的而論，在現代科學技術革命以前，科學技術的研究目的主要是解釋自然現象和技術現象，在現代科學技術革命中，科學技術的研究目的則是說明性與實用性的統一、真理性與價值性的統一、理解性與生產性的統一、理論性與贏利性的統一。
對於經濟文化相對落後的小農國家來說，如何在社會主義條件下實現可持續發展?
列寧進行了不懈的探索，史達林終於對這個歷史之謎形成了一個自己的結論，然而這個結論是錯誤的。從蘇聯的解體中我們可以發現一些社會主義實現可持續發展的軌跡。
列寧的探索：在計畫與市場之間
一個經濟文化相對落後的小農國家在進行社會主義建設時必須正視如下兩個問題：其一，在國記憶體在至少5種經濟成分：“(1)宗法式的，即在很大程度上是自然的農民經濟；(2)小商品生產(這裡包括大多數出賣糧食的農民)；(3)私人資本主義；(4)國家資本主義；(5)社會主義。”其二，在國外存在著強大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既包括先進的生產技術，又包括先進的管理體制。這樣的社會主義面臨著與國內外資本主義的“競爭”或“競賽”：“就是資本主義的方式和我們的方式進行實際競賽”，在這場“競賽”中，“既有俄國和外國的私人資本家參加，也有共產黨參加”。“我們的確是在進行‘最後的鬥爭’，不是同國際資本主義(同它還要進行許多次‘最後的鬥爭’)，而是同從小農經濟中成長起來的、得到小農支持的俄國資本主義進行最後的鬥爭。這裡最近將有戰鬥，準確時間不能確定。這裡將進行‘最後的鬥爭’，沒有什麼政治的或其他道路可繞。因為這是同私人資本進行競賽的考試。或者我們能把這場同私人資本競爭的考試考及格，或者我們完全失敗。”
當年輕的蘇維埃政權得以確立不久，列寧就提出了全俄電氣化計畫。1920年2月2—7日，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通過了關於電氣化的決議，1920年12月，全俄蘇維埃第八次會議批准了這個計畫。
列寧提出電氣化的目的，就是在社會主義下，消除經濟文化相對落後的小農國家客觀存在的以小生產為基礎的資本主義成分。不然我國仍然是一個小農國家，這一點我們必須清楚地認識到。我們不僅在世界範圍內比資本主義弱，在國內也比資本主義弱。這是大家都知道的。我們已經認識到這一點，並且一定要努力把經濟基礎從小農的變成大工業的。只有當國家實現了電氣化，為工業、農業和運輸業打下現代大工業的技術基礎的時候，我們才能得到最後勝利。”但怎樣才能達到這一目的呢?列寧的結論是：電工技術革命需要計畫體制——“用科學方法制定國家整個國民經濟計畫”。“沒有電氣化計畫，我們就不能進行真正的建設。我們在談到恢復農業、工業和運輸業以及它們的協作時，不能不談到廣泛的經濟計畫。我們必須採取一定的計畫；當然，這只是一個初步大致的計畫。”
經濟文化相對落後的小農國家進行社會主義建設必須實現電氣化，而要實現電氣化又需要計畫體制。但是，在經濟文化落後的小農國家特別是在經歷戰爭破壞的重建階段進行社會主義建設，必須找到從小農經濟到共產主義的中間環節或發展階梯。“為了使‘我們’能順利地解決我國直接向社會主義過渡的任務，就必須懂得，需要經過哪些中間的途徑、方法、手段和輔助辦法，才能將資本主義以前的各種關係過渡到社會主義去。全部關鍵就在這裡。”那么，這箇中間環節是什麼呢?“和社會主義比較，資本主義是禍害。但和中世紀制度、和小生產、和小生產者散漫性聯繫著的官僚主義比較，資本主義則是幸福。既然我們還不能實現從小生產到社會主義的直接過渡，所以作為小生產和交換的自發產物的資本主義，在一定範圍內是不可避免的，所以我們應該利用資本主義(特別是要引導到國家資本主義的軌道上去)作為小生產和社會主義之間的中間環節，作為提高生產力的手段、途徑、方法和方式。”
……
2.3 技術創新的社會功能
現代科學技術革命的本質及其結構就是“社會地建構”國家創新體系，而建立健全國家創新體系的功能就是為了解決現代社會的一些重大問題：市場失靈問題、系統失靈問題、政府失靈問題等。建立健全國家創新體系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解決這些問題。毋寧說，建立健全國家創新體系就是為了解決這些問題。
有助於解決市場失靈問題
所謂市場失靈，就是指，在市場機制條件下，“廠商進行創新的私人回報率的期望值與社會回報率之間存在著差距，從社會的觀點看，由於創新的私人回報率太低以至於廠商不願意進行創新。”正如美國鋼鐵大王卡耐基所說：“領先者不得報。”對於開發中國家來說，市場失靈還有其深刻意義。開發中國家的市場失靈有兩層含義：其一，由於政治經濟等種種原因，開發中國家的市場機制不利於技術創新；其二，國際貿易關係特別是技術貿易不合理，對開發中國家不利。
為了解決市場失靈問題，傳統的藥方是：①加強政府在技術創新中的作用；②建立健全知識領域與經濟活動之間中介機構；③加大基礎研究的力度；④擴大技術貿易；⑤開闢高技術園區等等。對於診治市場失靈來說，這些藥方在一定時期、一定條件、一定程度都曾經發揮了一定作用。但是，這些藥方也存在著各自的局限性。例如，加大公益性知識研究力度當然可以緩解市場機制對非贏利性知識的直接或間接的抑制作用，但也往往導致公益性知識研究日益脫離經濟社會發展的供求環境，這既不利於公益性知識研究促進經濟社會的發展，也不利於經濟社會推動公益性知識研究的進步。
我們認為，建立健全國家創新體系既可以充分發揮市場機制的驅動作用，又可以有效防治市場失靈的負面效應。這是因為國家創新體系比較科學地解決了技術的公有品格和技術的私人特性之間的內在矛盾。在國家創新體系中，“技術及其某些方面，部分地具有公共物品的品格，技術的公共方面和私人方面互相補充，彼此配合。……建構國家創新體系就是為了保持技術的私人性和公共性的合理平衡。”
有助於解決政府失靈問題
二戰以來，政府在經濟社會發展中具有越來越重要的地位，特別是在技術創新中發揮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但是，對於開發中國家來說，則要特別警惕政府失靈問題。所謂政府失靈不是政府失去了對經濟社會發展的巨觀控制能力，而是說政府的作用有一定的限度。所謂政府失靈有兩個含義：其一，政府的作用有其特定的內涵，政府不能代替市場機制去配置社會資源，也不能代替大學和研究機構從事基礎研究；其二，政府失靈是指，“政府的創新政策有可能導致經濟動機的扭曲”。
第三，從戰略上看，在現代科學技術革命和知識經濟初見端倪的時代，如果繼續沿用經典唯物史觀的決定論的關係模式，可能危及我們的戰略選擇。在偏重物質性要素的發展戰略與偏重知識性要素的發展戰略之間，我們可能傾向於前者。如果選擇偏重物質性要素的發展戰略，我們將陷入粗放型的經濟成長方式，而這種經濟成長方式是難以實現可持續發展的。
我們在這裡討論的問題是，在唯物史觀的思想體系中，諸基本範疇存在著一定的關係模式，這種關係模式可能是決定論的，也可能是合力論的。決定論有兩個要件：其一，將參與決定過程的諸要素劃分為決定性要素和非決定性要素；其二，在決定性要素與非決定性要素之間設定決定作用一反作用的關係模式。合力論也有兩個要件；其一，將系統諸要素設定為都享有平等主權的自主性範疇；其二，諸要素之間的關係設定為自主性要素與非自主性要素之間的關係。
我們認為，經典唯物史觀選擇了決定論的關係模式，這種選擇比較適合第一次產業革命的經濟社會發展狀況，但這也正是它的局限性；我們認為，在現代科學技術革命和知識經濟初見端倪的條件下，我們可否用互動合力論來調適唯物史觀。
為了揭示並促進現代科學技術革命和知識經濟初見端倪時代的經濟社會發展，我們選擇互動合力論的關係模式。所謂合力論的關係模式就是指，企業、市場機制、社會制度、政府、大學、研究機構、使用者一生產者等為創新而合作。因此，合力論的關係模式在本質就是強調國家創新體系的關係模式：在生產方式層面上，建構基礎研究、套用研究、技術發與創新、高新技術的商業化與產業化等的科技活動與經濟活動的共同體；在制度層面上，建構政府、科技機構、教育系統、企業組織以及產業結構等的密切協作；在主體層面上，逐步培育一支龐大的既具有科學技術素質又具有經濟管理能力的工人階級——知識分子隊伍。
第一，現代科學技術革命是合力論的第一個理論基石。現代科學技術革命變革了知識活動的存在方式。就研究主體而論，在現代科學技術革命以前，科學認識的主體是科學家或科學
家“共同體”，在這次現代科學技術革命中，科學認識主體由科學家或科學家“共同體”轉向科學家與技術專家的聯合，研究機構的科技工作者與現代生產機構的研究開發人員的聯合，非贏利性機構的科技人員與贏利性機構的科技人員都是現代科學技術革命的主體。就研究機制而論，在現代科學技術革命以前，科技活動主要是觀察實驗與理論建構的結合，是純粹的認識過程。在這次現代科學技術革命中，科技活動從觀察實驗與理論建構擴展到套用研究、開發研究、技術創新、新技術的工程化和產業化等。就理論結構而言，在現代科學技術革命以前，科學的理論結構無不是一個由基本原理、若干推理和可檢驗性命題構成的邏輯體系，技術的理論結構也無非是一個技術設計說明或發明專利的解說。在現代科學技術革命中，科學技術的理論結構發生了嬗變，它不僅集科學原理與技術發明於一身，而且還包括工藝設計、生產流程和產業組織。例如，基於DNA結構的生物工程和超大規模積體電路研製都能說明這個問題。就理論目的而論，在現代科學技術革命以前，科學技術的研究目的主要是解釋自然現象和技術現象，在現代科學技術革命中，科學技術的研究目的則是說明性與實用性的統一、真理性與價值性的統一、理解性與生產性的統一、理論性與贏利性的統一。
對於經濟文化相對落後的小農國家來說，如何在社會主義條件下實現可持續發展?
列寧進行了不懈的探索，史達林終於對這個歷史之謎形成了一個自己的結論，然而這個結論是錯誤的。從蘇聯的解體中我們可以發現一些社會主義實現可持續發展的軌跡。
列寧的探索：在計畫與市場之間
一個經濟文化相對落後的小農國家在進行社會主義建設時必須正視如下兩個問題：其一，在國記憶體在至少5種經濟成分：“(1)宗法式的，即在很大程度上是自然的農民經濟；(2)小商品生產(這裡包括大多數出賣糧食的農民)；(3)私人資本主義；(4)國家資本主義；(5)社會主義。”其二，在國外存在著強大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既包括先進的生產技術，又包括先進的管理體制。這樣的社會主義面臨著與國內外資本主義的“競爭”或“競賽”：“就是資本主義的方式和我們的方式進行實際競賽”，在這場“競賽”中，“既有俄國和外國的私人資本家參加，也有共產黨參加”。“我們的確是在進行‘最後的鬥爭’，不是同國際資本主義(同它還要進行許多次‘最後的鬥爭’)，而是同從小農經濟中成長起來的、得到小農支持的俄國資本主義進行最後的鬥爭。這裡最近將有戰鬥，準確時間不能確定。這裡將進行‘最後的鬥爭’，沒有什麼政治的或其他道路可繞。因為這是同私人資本進行競賽的考試。或者我們能把這場同私人資本競爭的考試考及格，或者我們完全失敗。”
當年輕的蘇維埃政權得以確立不久，列寧就提出了全俄電氣化計畫。1920年2月2—7日，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通過了關於電氣化的決議，1920年12月，全俄蘇維埃第八次會議批准了這個計畫。
列寧提出電氣化的目的，就是在社會主義下，消除經濟文化相對落後的小農國家客觀存在的以小生產為基礎的資本主義成分。不然我國仍然是一個小農國家，這一點我們必須清楚地認識到。我們不僅在世界範圍內比資本主義弱，在國內也比資本主義弱。這是大家都知道的。我們已經認識到這一點，並且一定要努力把經濟基礎從小農的變成大工業的。只有當國家實現了電氣化，為工業、農業和運輸業打下現代大工業的技術基礎的時候，我們才能得到最後勝利。”但怎樣才能達到這一目的呢?列寧的結論是：電工技術革命需要計畫體制——“用科學方法制定國家整個國民經濟計畫”。“沒有電氣化計畫，我們就不能進行真正的建設。我們在談到恢復農業、工業和運輸業以及它們的協作時，不能不談到廣泛的經濟計畫。我們必須採取一定的計畫；當然，這只是一個初步大致的計畫。”
經濟文化相對落後的小農國家進行社會主義建設必須實現電氣化，而要實現電氣化又需要計畫體制。但是，在經濟文化落後的小農國家特別是在經歷戰爭破壞的重建階段進行社會主義建設，必須找到從小農經濟到共產主義的中間環節或發展階梯。“為了使‘我們’能順利地解決我國直接向社會主義過渡的任務，就必須懂得，需要經過哪些中間的途徑、方法、手段和輔助辦法，才能將資本主義以前的各種關係過渡到社會主義去。全部關鍵就在這裡。”那么，這箇中間環節是什麼呢?“和社會主義比較，資本主義是禍害。但和中世紀制度、和小生產、和小生產者散漫性聯繫著的官僚主義比較，資本主義則是幸福。既然我們還不能實現從小生產到社會主義的直接過渡，所以作為小生產和交換的自發產物的資本主義，在一定範圍內是不可避免的，所以我們應該利用資本主義(特別是要引導到國家資本主義的軌道上去)作為小生產和社會主義之間的中間環節，作為提高生產力的手段、途徑、方法和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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