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格特先生一件訴訟案》馬克思寫於1860年10月，收入《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4卷。1859年12月，波拿巴主義的代理人卡爾·福格特出版一本著作《我對《總匯報）的訴訟》，對無產階級政黨的事業大肆誣衊。1860年1月，柏林資產階級《國民報》又轉述福格特的誹謗性言論。馬克思為了捍衛正在形成中的無產階級政黨的利益，開始著手撰寫押擊福格特的著作，同時對《國民報》提起訴訟。1860年9月，馬克思基本寫完這一巨著，但就在這一期間，普魯士的各級司法機關駁回他的起訴書。於是，馬克思又補寫了《一件訴訟案》這一章，對普魯士的司法制度進行押擊。第一，進步的社會必須首先承認私人在他的私事方面有起訴權。普魯士駁回馬克思的起訴，理由是他沒有權利對被告起訴。馬克思指出：“應當承認，不承認私人在他的私事方面有起訴權的法律，也就破壞了市民社會的最起碼的根本法。”在任何進步社會中，都應該給公民提供申訴的機會和權利。然而，普魯士政府絕對強調國家是家長式的政權，它可以隨意賜予或剝奪公民權利，普魯士立法在每個案件中都使私人的起訴權取決於法官的裁奪。因而，普魯士政府是一個反動透頂的政府。馬克思說：“如果立法允許司法官員決定’，而且是秘密‘決定’某個人是否有權控告另一個人（譬如因在‘《國民報》上進行誹謗），那會造成怎樣的混亂。”第二，決定行為是否具備犯罪構成要件應根據事實而非特權。馬克思對《國民報》的訴訟，一開始，基層法院承認被告具備了犯罪構成要件，但事後抗訴法院又認為被告的同一行為並不是犯罪。“因此，市法院和抗訴法院對犯罪構成本身的看法不僅是不同的，甚至是直接對立的。”最後，最高法院也駁回馬克思的起訴，認為抗訴法院沒有法律上的錯誤。馬克思揭露道：“沒有！馮·施利克曼（最高法院法官一—引者注）沒有反駁我的辯護人所闡明的法律理由，他沒有討論它，他甚至沒有提到它。當然，馮·施利克曼先生有作出他的“決定’的充足理由，但是他避而不談。沒有！這個詞兒的證明力僅僅依靠了權威，即依靠說這個詞兒的人的等級地位。“沒有’本身是什麼也證明不了的。”由此可見，普魯士的司法制度是一種專橫的司法制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