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神國思想”是隨著歷史發展和受外來文化影響而建構起來的，指本國國土以及所有物都由神力所生並客群神保護的一種宗教理念，它並不是自古就有。
基本介紹
- 中文名：神國思想
- 國家：日本
- 性質：宗教理念
- 轉變：忽必烈侵日
概述,神國思想的形成歷程,忽必烈侵日以前,忽必烈侵日時神國思想的發展,室町幕府時期的神國思想,豐臣秀吉的“神國思想”,
概述
神國思想是日本的一種宗教理念，是在日本的發展過程中逐漸形成的，最初盟發神國思想的催化劑是外國書籍的流入，後經忽必烈侵日時期、室町幕府時期的進一步發現，逐漸形成了現在的日本神國思想。
神國思想的形成歷程
忽必烈侵日以前
在《日本書紀·神功皇后攝政前記》中有“神國”一詞的最早用例:“新羅王遙望以為,非常之兵,將滅己國,墮焉失志,乃今醒之日。吾聞東有神國,謂日本。亦有聖皇,謂天皇。必其國之神兵也,豈可舉兵以拒乎。” 值得注意的是這裡的“神國”並不是日本人的自我意識,而是出自他國(新羅王) 之口。也就是說,從《古事記》和《日本書紀》的神話故事中可以看到,當時日本人對所謂“神力造國、神威護國”的理解具有廣泛性,尚無“唯我日本是神國”的意識。
最初使日本人萌發“神國思想”的催化劑應該說是外國書籍的流入。上述的《日本書紀》中,其編纂材料就大量引用了朝鮮半島的史料,尤其是百濟史書,如被稱為朝鮮半島三大佚書的《百濟記》、《百濟新撰》、《百濟本紀》等等。
自從《日本書紀》的編者採錄新羅王之言後,直至奈良時代,日本人的神國意識沒有什麼發展。那么,日本人自我產生神國觀念究竟在什麼時候? 從史料記載上看,可以追溯到平安初的貞觀年間(859- 877) 。據《日本三代實錄》記載, 貞觀十一年(869) 十二月,新羅船襲擊筑前國那珂郡,“我朝久無軍旅,專忘警備,兵亂之事尤可慎怒。然我日本朝所謂神明之國,神明之助護賜,何兵寇可近來。況掛畏皇大神,我朝大祖御座,食國天下照賜護賜。然則他國異類加侮致亂事,何曾聞食天。”可見,當時認為雖“久無軍旅,專忘警備”,但對“異類”的入侵,日本顯得尤其鎮定,是因為“日本朝所謂神明之國,神明之助護賜,何兵寇可近來”。我們從文中“神明之國”前的“所謂”一詞可以看出“, 神國”的詞源雖引自他國之言,但日本人已認可並為己所用,因而可以說這是現存文獻中日本人自稱的“神國”一詞之嚆矢。之後在《春記》、《大槐秘抄》、《平家物語》以及《東大寺眾徒參詣伊勢太神宮記》等歷史典籍中都出現了“神國”一詞。《吾妻鏡》壽永三年(1184) 二月條中還這樣記道:“我朝者神國也,往古神領無相違。恆例神事,守式目,無懈怠,可令勤行。”這樣,從平安初期到鎌倉初期“, 日本是神國所以不受諸國之攻,皇統延綿不斷”的“神國思想”得到進一步地梳理並強化,“崇敬神靈,重視神事”也正式提到了議事日程。
忽必烈侵日時神國思想的發展
進入13 世紀後,中國局勢也發生了很大變化。原先的遊牧民族蒙古族逐漸強大,入主中原建立了元朝。自至元二年(1265) 起,忽必烈不憚其煩的遣使東渡招諭,但日本以“我夷彼亦夷也,乃欲臣妾我”(《明實錄》第68 卷“洪武四年條”) 為由,始終無果。最後付諸於武力,進行了兩次東征日本。
在第一次東征即“甲戌之役”(日本稱“文永之役”) 前的至元五年(1268) 正月,高麗使臣起居舍人潘阜等持高麗致日本的國書連同上次元朝使臣黑的所持的諭日本國書,經對馬島抵達大宰府。蒙古國書中帶有強烈恐嚇性的語言,使日本滿朝公卿大驚,一連商議了六天沒有結果,最後又擴大參加公卿重臣的範圍,才決定由參議藤原長成草擬復牒。復文擬就並經朝廷同意後送到幕府,幕府方面掌握軍權的執權北條時宗認為,蒙古國書有不少失禮之處,還不如不作答覆為佳。至元六年(1269) 七月,高麗王派金有成送還同年二月在對馬島上所捕的兩名日本人(塔二郎、彌二郎) ,並攜有蒙古中書省諭日本牒狀和高麗致日本國書。由於這次是中書省牒,與過去的國書體裁不同,所以朝廷決定由菅原長成草《贈蒙古國中書省牒》作答覆,牒中寫道:“凡自天照皇大神耀天統,至日本今皇帝受日嗣,聖明所覃,莫不屬左廟右稷之靈。得一無二之盟,百王之鎮護孔昭,四夷之修靖無紊。故以皇土永號神國,非可以智競,非可以力爭,難以一二,乞也思量。”如果這個牒狀被送到忽必烈手中,那可以說這是日本第一次正式向中國自稱是“神國”。但當時幕府還是認為沒有必要向蒙古回書,所以此牒被擱置。朝廷得知幕府不讓作復並拒退使者之後,就遣人到伊勢大神宮和京都附近的22 個神社、寺廟祈禱“異國之降伏”。對於沒有實力、又無法調兵遣將的朝廷來說,除此之外恐怕也真別無良策。
日本的屢招不至,最終使忽必烈大動干戈。但蒙元軍兩次東征都遭慘敗,有關原因眾說不一,如遭遇颶風、指揮不一、延誤戰機等等,但絕不會像一些持“皇國史觀”論的人所說的那樣,失敗是因為日本是神國,蒙元軍乃被“神風”所敗,這無非是一種欺騙人、抬高其“天孫民族”是世界上唯一優秀人種的愚民企圖而已。
兩次歷史上絕無僅有的外來入侵在日本民族史上具有重大意義,其中之一就是不意中成了“神道思想”克服“末法思想”的重要契機,使得日本國內曾經一度偃旗的“神國思想”捲土重來,並產生了“神風”說。“這種認為日本在世界上最尊貴的思想在當時可以說是一種新思想,就是說原先崇拜中國,而這時產生了一種新思想,認為中國不足道,印度也不足道,沒有別的國家像日本這樣高貴,以這種觀念為基礎形成了當時的文化獨立。”此後“神國思想”越演越烈,“國家神道”這種祭政一致的體系就是典型的畸變產物。二戰失敗後,盟軍雖強行其政教分離,才從制度上否定了國家神道。但直至今天“, 神”在一些人心中還是有相當的影響。
室町幕府時期的神國思想
日本究竟在何時第一次正式向中國表明自己是“神國”的呢? 有正式文獻記載的應是明代永樂十七年(1419) 七月二十日。這天,小憩於兵庫福嚴寺的明朝宣諭使呂淵和周肇等,被室町幕府第四代將軍足利義持(1394- 1423) 的使節古幢周勝告知說,日本拒絕與明交往。詢之,理由如下:
征夷大將軍某告元容西堂,今有大明國使臣,來說兩國往來之利,然而有大不可者。本國開闢以來,百皆聽諸神。神所不許,雖雲細事,而不敢自施行也。頃年我先君惑於左右,不詳肥官口辯之愆,猥通外國船信之問。自後神人不和,雨陽失序,先君尋亦殂落,其易簀之際,以冊書誓諸神,永絕外國之通問,孰辜先君告命,而犯諸神憲章哉! 去歲即命古幢長老,往諭此意,今有使而止,蓋前諭之未達也,又責以海島小民數侵邊圉,是實我所不知也,今倘雲止之,則前亦知而令之也,豈有人主而教民為不善者乎,何不思之甚矣,雖然逋逃亡命,或竄身於 絕之海島、時時出害邊民者恐有之,當命沿海之吏制焉。又同君曰,夫與鄰國通好,商賈往來,安邊利民,非所不欲乎。然而余之所以不肯接明朝使臣者,其亦有說,先君之得病也,卜雲,諸神為祟,故以奔走精禱,當是時也,靈神托人謂曰,我國自古不向外國稱臣,比者變前聖王之為,受歷受印,而不卻之,是乃所以找病也,於是先君大懼,誓乎明神,今後無受外國使命,因垂誠子孫,固守毋墜。其後僧使堅中與明朝行人偕來,余故不接之,以其未以如上事諭使臣,亦為吊先君來,故違誓而迎之。及乎使臣之歸令堅中為諭此意,不知,未詳通乎,去歲使船重來,亦使等特長老重傳此意,使臣歸到本國,胡不以此意達而主耶,余之所以不接使臣,兼不遣一介者,非敢持險阻不服也,順明神之意,奉先君之命,以行事耳。昔元兵再來,舟師百萬,皆無功而溺于海,所以者何,非唯人力,實神兵陰助以防禦也,遠聞是事,必為怪誕,古來吾國之神靈驗赫,可不恐乎,事詳國史,今聞將以使者不通為辯,用兵來伐,使我高深城池,我不要高我城,亦不要深我池,除路而迎之而已。至夫寇邊圉,則逋逃之徒,竄于海島之間者為也,欲討電滅飈勢,師還則烏合蟻聚,而不受吾命者也。捕而戮之可也。奚必帶而來哉,來書亦云,使臣至中國,或拘留、或殺戮,聽爾所為,是何謂哉,吾不欲拘殺使臣,只要彼不來,此不往,各保封疆。莊子曰:“民至老死而不相往來。”若此之時,則至治也,不亦休,西堂以此意,諭明朝行人,速回舟楫,幸甚。
以上所謂的《諭明朝使臣書》,主要是兩個內容,一是前朝因違反神意與明交往,結果給日本帶來“神人不和,雨陽失序,先君尋亦殂落”等嚴重的不良後果;二是表明了幕府對倭寇跋扈而“實我所不知”的態度。鑒於此,日本必須“永絕外國之通問”。這樣,在足利義持擔任幕府將軍期間,中日之間曾一度斷交。
豐臣秀吉的“神國思想”
提到豐臣秀吉的“神國思想”,我們首先有必要對日本中世末近世初神道思想史上著名的“根葉花實”論進行一下說明。此說是吉田兼俱(1435 -1511) 在前人的基礎上而集大成的,旨在處理和解決神佛習合關係、儒釋神道融合關係,並張揚宗源意識、神國思想和“一分為三,合三為一”的思維方式。依據“根葉花實”論,“日本種植、生出種子,中國展現枝葉,印度開花結果。所以佛教是萬法的花果,儒學為萬法的枝葉,神道則是萬法的根本。換言之,佛儒皆是神道的分化所成。從而將神道置於根本、主體地位, 而佛儒則被定位在附屬地位”。“根葉花實”論是日本神道史上的一個重要思想,其“日本為根本”的內涵符合了豐臣秀吉的統治理念,秀吉“神國思想”的理論基礎很有可能源發於此。因此,按照以上這個理論再來解讀上述秀吉書簡的主要內容時,上述的三個存疑也許可以迎刃而解。在這種思想的驅使下,“豐臣秀吉往往以為自己異乎常人,且自認為神,而夢想常人之所未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