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學史上，“社會分析小說”作家多為左翼作家。其特點是，運用階級觀點，從社會的政治經濟層面去觀察和分析社會現象，以期其創作能從本質上解釋生活的真實並正確預示社會發展的方向。
基本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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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信息
特點
30年代社會分析派小說的特點，也可以歸納為：
一，具有鮮明的理性特色；
二，人物大多具有典型性和階級性；
三，故事情節的發展與當時的社會矛盾直接有關。
這種又被稱為“全新的革命現實主義文學”的小說模式，主要是由茅盾在“五四”時期文學研究會的“人生派”小說基礎上開展起來的，從原來的以張揚個性為主改變為以全景式地反映正在發生的社會現實為主，成為了一個新的文學時代的標誌，這也正是“社會分析派”區別於其他文學流派的特質，從這個意義上就可以說，“社會分析小說”在30年代開創了一個新的文學範式，從而決定了它在文學史上獨有的地位。茅盾在這一流派形成過程中的作用，具有決定性的影響，這主要表現為以《子夜》以及《林家鋪子》等具有社會分析小說特點的作品，正代表著這一派小說的最高成就。
作家
本名沈德鴻，字雁冰，1896年7月4日生於浙江桐鄉縣烏鎮。這個太湖南部的魚米之鄉，是近代以來中國農業最為發達之區，它緊鄰著現代化的上海，又是人文薈萃的地方，這造成了茅盾勇於面向世界的開放的文化心態，以及精緻入微的筆風。他十歲喪父。許多中國作家、政治家的“第一教師”是寡母，茅盾即由其母撫養長大。
從北京大學預科讀畢，無力升學，入上海商務印書館工作，改革老牌的《小說月報》，成為文學研究會的首席評論家，就在這時候，接著他參與了上海共產主義小組，籌建中國共產黨，下廣州參加國民黨第二次代表大會，任過國民黨中央宣傳部的秘書，宣傳部的代部長是毛澤東。
國共合作破裂之後，自武漢流亡上海、日本，開始寫作《幻滅》、《動搖》、《追求》和《虹》，遂拿起小說家的筆。這段上層政治鬥爭的經歷鑄成他的時代概括力和文學的全社會視野，早期作品的題材也多取於此。左聯期間他寫出了《子夜》、《林家鋪子》、《春蠶》。抗戰時期，輾轉於香港、新疆、延安、重慶、桂林等地，發表了《腐蝕》和《霜葉紅似二月花》、《鍛鍊》等。文藝界為他慶了五十壽，他的聲名日隆。
新中國成立之後，他歷任文聯副主席、文化部長、作協主席，並任全國政協副主席，他已很難分身創作。到了“史無前例”的日月，挨批靠邊，稍稍平穩便秘密寫作《霜葉紅似二月花》的“續稿”和回憶錄《我走過的道路》。
1981年辭世。
分析
小說形態：
社會分析派小說較多的是從政治、經濟的角度出發。強調的是時代性。帶著很鮮明的政治、經濟的動機。
在典型環境的安排上，作者抓住了時代的主要特徵，根據生活的真實和主題的需要，創造了一個適宜人物活動和矛盾展開的環境。
在敘事作品中，作品結構的主要工作，就表現在情節的安排上。古希臘的文藝理論家亞里斯多德在談論悲劇的結構時，把它分為頭、身、尾。這種劃分也符合一般敘事作品的情況。
社會分析派小說從作品的結構考慮，有兩種方法，一是一條線索為中心，三條線索同時交叉發展（網狀結構），二是一條線索為中心，先後展開它線索，或以一條線索為中心，其它線索平等發展（連環式的結構）。
社會分析派小說遵循結構藝術的一條最基本的規律，即根據主題的需要，根據中心人物性格發展邏輯，來安排各種人物事件、矛盾衝突和環境場面，因而能從複雜的內容里突出中心，從紛繁的線索中見出主次，做到波瀾起伏有條不紊，體現小說結構的恢宏氣勢，而又和諧嚴謹的美學風格。
其影響和得失：
一，“有意為之”。為適應社會需要而超越出自己的生活經驗去硬寫，因而在藝術上出現了許多失誤甚至嚴懲的失誤；
二，“半途而廢”。茅盾的創作常常是心有餘而力不足，一開始總是野心勃勃，連短篇小說也像是一部被壓縮了的中篇或某部長篇中的一個組成部分，而長篇更是多卷本的系統工程模式和“長河式”格局，而最後又總是不能如願；
三，“理大於情”。其創作具有鮮明而強烈的“服務意識”，具有直接參與中國現代革命史鬥爭的強烈傾向性，並表現出“社會科學家”的氣質特點，使小說具有了科學論文和社會百科全書的特點，因此也就很容易被人說成是“社會文獻”。
茅盾小說的特點
能夠體現“社會分析小說”的是茅盾的長篇小說《子夜》。主要特點是：
1、背景廣闊。《子夜》的舞台設定於三十年代初期上海。作家並沒有截取某條小巷或某個街角，而是從居高俯視的視角，整體展示這座現代都市的方方面面：資本家的豪奢客廳、夜總會的光怪陸離、工廠里錯綜複雜的鬥爭、證券市場上聲嘶力竭的火併，以及詩人、教授們的高談闊論、太太小姐們的傷心愛情，都被組合到《子夜》的情節里。同時，作家又通過一些細節，側麵點染了農村的情景和正發生的中原的戰爭，更加擴大了作品的生活容量，從而實現了他所設定的意圖：“大規模地描寫中國社會現象”，“使一九三零年動盪的中國得一全面的表現。”當然，茅盾的“大規模”“全面”描寫，並不是把各個生活斷片隨意拼帖在一起。他精心結構，細密布局，通過主人公吳蓀甫的事業興衰史與性格發展史，牽動其它多重線索，從而使全篇既展示了豐富多彩的場景，又沿著一個意義指向縱深推進，最終以吳蓀甫的悲劇，象徵性地暗示了作家對中國社會性質的理性認識：“中國沒有走向資本主義發展的道路，中國在帝國主義的壓迫下，是更加殖民地化了。”
2、貼近生活。茅盾近乎以寫史的態度創作小說。《子夜》的情節，是被鑲嵌在一九三零年五月到七月這一真實的歷史時空里的。小說中描寫的一些情景，如公債交易、蔣馮閻大戰等，都是有據可查的真實的史實。《子夜》把這類非虛構性的話語引進小說，與虛構性話語融匯、輝映，應該說是相當大膽而富有創造性的文體試驗。《子夜》的史詩品格，無疑得益於“詩”與“史”兩種語言巧妙調適與組合。
3、描寫細膩。《子夜》在整體布局上具史詩般宏闊，但細節描寫的筆觸又極為委婉細緻，剖析人物心理，直至其微妙顫動的波紋。這一特點，早在三十年代，吳宓先生就曾指出過並大加讚賞，稱《子夜》“筆勢具如火如荼之美，酣姿噴薄，不可控搏。而其細微處復能婉委多姿，殊為難能可貴。”
啟示
社會分析小說的深刻性和現實啟示性。但這深刻並不像許多闡釋所說的那樣，是從作品得出的結論，而是作品所展示的社會矛盾本身，以及其在中國社會現代化過程中的意義。
《子夜》證明了資本主義在中國的此路不通，究竟是文本的內在邏輯，還是只是一種從作者自述開始就廣泛流傳的過度闡釋，至今仍是一個需要研究的問題。一部有價值的文學作品的意義，常常會溢出作者的本意。
說《子夜》要回答的是一些與社會革命有關的問題，並不妨礙它最終觸及的是中國現代化過程中有長遠意義的東西。茅盾是中國現代文學中第一個寫到工業化、都市化、全球化、市場化對中國傳統社會的改造和衝擊的作家，在《子夜》《林家鋪子》《春蠶》等社會分析小說中，他的筆觸廣泛涉及諸如全球化時代的產業發展、資本運作、市場爭奪等現代經濟發展的基本問題，觸及了伴隨著傳統社會的解體和現代社會發展帶來的一系列政治、經濟、文化困局。
中國社會其後的發展儘管相當曲折，但茅盾小說中描寫過的許多東西，像股市風雲、企業兼併、勞資矛盾、城鄉差異、小資生活，農村經濟的凋敝等，均具有超出1930年代的意義。這在今天的讀者，已不難理解。
90年代末，一篇題為“在市場經濟時代重讀子夜”文章，指出：“任何一個在90年代重讀《子夜》的人，都不難發現吳蓀甫所面臨的問題與當前中國企業所面臨的問題之間的某種相似之處。
中國在近代工業文明進程中的落後地位，注定了它的發展必然要面對外來資本的壓力；中國長期的封建官僚主義傳統，又決定了它的經濟發展必然要受到落後的、腐敗的政治權力的滋擾。中國的經濟要獲得發展，必須克服來自這兩個方面的困難。同時，解決好社會各階層的利益分配問題。如何轉化壓力為動力，並使政治權力的影響和社會情勢朝著有利於發展的方向轉變，就成為決定經濟發展成敗的關鍵。”文章發表時刪去了標題中的定語，發表後也沒有引起太多的注意，然而近十年過去，文中提到的問題的某些具體方面雖然發生了微妙的變化，但在一些方面卻變得更加突出和尖銳。關於這一切，這裡或許已無須再談。
見解
社會分析小說深刻性的另一面——也許是當下更值得注意的一面，在它所反映的隨著傳統生活秩序的解體，社會在道德倫理及信仰領域所發生的危機。
現代化過程對中國社會的改造，當然不會只在政治、經濟的層面，它最終也會深入到道德、宗教、倫理、美學等生存意識領域，而這同樣也會對現實的社會秩序變化產生出一連串連鎖效應。在這一點上，《子夜》的描寫，同樣有許多值得回味的東西。更多的不說，僅就人物性格而言，吳老太爺的鬆脆，趙伯韜的腐化，吳蓀甫的“鐵腕”，屠維岳的陰險，杜竹齋的背叛，馮雲卿的無恥，林佩瑤的感傷，林佩珊、范博文們的虛浮，仔細分析就都可牽連起一系列與現代化有關的信仰、道德、宗教、倫理、甚至美學問題。
80年代末，為了說明作為一部現實主義小說，《子夜》在“真實性”上的可疑，藍棣之先生曾舉馮雲卿教女兒演美人計一節為例，分四步論證其“不是現實主義，只能是個諷刺故事”，所舉四條理由，看上去全都是常情常理，譬如其四雲“馮家還是個詩禮傳家的家庭，怎么如此傷風敗俗”。然而“常情常理”之為“常情常理”，就在於它所體現的是一種傳統生活之下穩固的價值信念和道德倫理秩序，而《子夜》所寫的，卻恰恰是這些價值和信念從根本上發生動搖的時代。
《子夜》的開頭，范博文說“老太爺在鄉下已經是‘古老的殭屍’”，一到“現代大都市的上海，自然立刻就要‘風化’”，“我已經看見五千年老殭屍的舊中國也已經在新時代的暴風雨中間很快的很快的在那裡風化了！”傳達的正是這樣一種認識。從這種觀點看，所謂馮雲卿的傷風敗俗，反映的恰恰是傳統倫理秩序在新的生活現實中的潰敗和破滅。而趙伯韜的腐化，則從另一方向說明著，在這個“禮崩樂壞”的時代，金錢支撐下的人慾，是怎樣地貪婪和無所不用其極。至於吳蓀甫的“鐵腕”，屠維岳的陰險，杜竹齋的背叛，更是從不同的方面，活畫出了資本主義生活中的經濟關係是在怎樣決定著一個人的性格、行為，怎樣解構著傳統生活的親情倫理。
當代
90年代中後期的中國文壇，湧現出了、並正在繼續湧現一批反映當前現實社會問題的小說。先是有所謂“新現實主義”衝擊波，其代表作家是人稱“三駕馬車”的談歌、何申、關仁山（除了他們三人以外還有劉醒龍）。他們的作品受到評論界的極大關注，引起熱烈討論。98年左右，文壇上又出現了所謂“社會分析文學”或"社會分析小說”的提法，比如受到輿論矚目的所謂“下崗文學”、“打工文學”等等。
80年代知識分子那種對於改革開放的熱烈而又不乏天真的憧憬、嚮往，已經被一種欲說還休的現實苦澀感所取代。改革的現實遠不像人們想像的那樣到處鶯歌燕舞，而是光明與陰暗共生、進步與挫折交織。面對這一嚴峻的現實，90年代中期的社會分析小說，在評價態度與價值取向上充滿了矛盾與分裂、迷惘與痛苦。它既表現在一批新的知識分子題材小說中（比如邱華棟的小說表現的知識分子面對充滿欲望也充滿墮落的城市時的迷惘與失落），也表現在一些以國有大中型企業或鄉鎮村社為題材的小說中（如談歌與劉醒龍的作品所表現的歷史進步與道德退化的二律背反）。如果說80年代的作家們是熱情洋溢地呼喚改革的理想，那么90年代的作家則是迷惘苦澀地面對改革的現實。其中最為引人注目的是許多作家在作品中所表現的物質與精神、歷史與道德之間的深刻二律背反。這對於我們充分認識社會轉型的複雜性與艱巨性無疑是極有幫助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