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主義與民主

社會主義與民主主義是兩個主義，像中華人民共和國是社會主義，美利堅聯合眾國是民主主義，但他們兩個主義也有許多相似之處。

基本介紹

• 中文名：社會主義與民主
• 外文名：Socialism and democracy
• 適用範圍：政治領域

詳細信息

社會主義，（socialism）一詞源於拉丁文。是一種經濟社會學思想，主張或提倡整個社會作為整體，由社會擁有和控制產品、資本、土地、資產等，其管理和分配基於公眾利益。19世紀30至40年代，“社會主義”一詞在西歐廣為流傳。馬克思、恩格斯使用了“社會主義”一詞，並作了科學解釋，社會主義是資本主義和共產主義之間的過渡。

民主，意為人民。其定義為：在一定的階級範圍內，按照平等和少數服從多數原則來共同管理國家事務的國家制度。

簡介

亦稱“無產階級民主”，無產階級的政治制度，是無產階級和廣大人民享有的民主。它是絕大多數人的民主，同資產階級民主有本質的區別。毛澤東指出：“我們的民主不是資本階級的民主，而是人民民主，這就是無產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在社會主義制度下，人民是國家的主人，國家的一切權利屬於人民。人民有權管理國家事務監督國家機關及其工作人員，依法享有人身、言論、通信、出版、集會、結社、遊行、示威、宗教信仰等自由，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這些民主權利不僅在憲法上明確規定，而且國家還提供實現這些權利的政治上的保障和物質上的幫助，是人類歷史上最新的最廣泛和最高類型的民主。社會主義民主是在無產階級領導人民民眾推翻了剝削階級的統治，建立了無產階級專政後實現的。其經濟基礎是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公有制。社會主義民主是對人民民主和對敵人專政的辨證統一，沒有人民民主就不能有效的對敵人實行專政，而對敵人的專政又是人民民主的保障；在人民內部，是民主和集中的辨證統一，人民既要享受著廣泛的民主和自由，同時又必須用社會主義的紀律約束自己，遵守社會主義法制。社會主義民主有一個逐步完善的過程，要擴展到政治生活、經濟生活、文化生活和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社會主義民主的建設必須同社會主義法制的建設緊密地結合起來，使社會主義民主制度化、法律化。社會主義的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設，都要依靠發展社會主義民主來保證和支持。建設高度的社會主義民主，是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根本目標和根本任務之一。

對全體人民負責是社會主義民主與資本主義民主的本質區別。

若干特點

胡錦濤總書記在十七大報告中指出，人民民主是社會主義的生命，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是黨始終不渝的奮鬥目標。對於有著幾千年封建專制歷史和文化傳統的中國來說，黨領導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是一個艱難的奮鬥歷程。

黨的十八大報告旗幟鮮明地表達了我們黨堅持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發展道路的信心與決心。

更加注重改進黨的領導方式和執政方式，更加注重健全民主制度、豐富民主形式，更加注重發揮法治在國家治理和社會管理中的重要作用。這三個“更加注重”是在新的歷史起點上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重要方面。連日來，代表們就此展開了熱烈討論。

堅持黨的領導

政黨是政治發展到一定歷史階段的產物，政黨的出現是政治現代化和民主化的標誌。在政黨與民主的關係上，是先有民主，後有政黨。然而，和世界上其他政黨相比較，中國共產黨的產生和發展有自己很特殊的地方，它不是按照市場經濟產生民主政治、民主政治發展出代議制民主、代議制民主中產生政黨這樣一條道路發展起來的，而是在一種特殊的政治生態中發展起來的，在這種政治生態中，既不存在市場經濟及建諸其上的經濟發達這樣的前提條件，也缺乏相應的民眾的自主意識、民主意識和參與意識；既不存在民主政治的歷史，也缺乏政權交替的合法途徑。在這種情況下，先進的中國人只有先建立政黨，再在此基礎上組織力量，推翻專制制度，漸次向民主政治發展。 中國共產黨的出現能不能推動中國民主政治的發展？答案是肯定的。中國共產黨一成立，就把帶領人民爭取人民民主的綱領鮮明地寫在自己的旗幟上。早在建黨前夜的新文化運動和五四運動的民主啟蒙運動，就是由中國共產黨的主要創建者陳獨秀、李大釗、毛澤東等人領導的；對於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民主本質，毛澤東曾在20世紀30年代時指出：“歷史給予我們的革命任務，中心的本質的東西是爭取民主。”中國共產黨在領導人民民主革命鬥爭的同時就在革命根據地進行了民主政治建設，如在江西革命根據地所建立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政府及其制定的憲政體系和實踐；在延安革命根據地建立的陝甘寧邊區政府所實行的“三三制”等項實踐。 中國共產黨成為執政黨以後能不能推動民主的發展？要看到，建國初期我國的民主本質得到很好體現。1953年召開了由人民用普選方法產生的鄉、縣、省（市）各級人民代表大會，並在此基礎上召開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在1953年舉行的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全國性的公民選舉中，近3億人口參加了選舉。當然，從上世紀50年代末到“文化大革命”結束，由於受前蘇聯經濟和政治模式、封建主義殘餘思想和黨內“左”傾錯誤指導思想的影響，中國的社會主義民主化進程受到嚴重挫折。十一屆三中全會後，鄧小平提出“沒有民主就沒有社會主義，就沒有社會主義現代化”的論斷。十五大提出依法治國方略；十六大提出政治文明建設的任務並提出要把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和依法治國有機統一起來；十七大強調要堅定不移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並提出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發展道路。29年來，中國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取得重大成果，並且正在繼續取得新的進展。

擴大黨內民主

以擴大黨內民主帶動人民民主，是黨領導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發展的又一特色和有效途徑。建國以來的歷史表明，黨內民主建設好的時期，也是人民民主發展較好的時期；黨內民主發展不好的時候，人民民主的發展就會受到阻礙，甚至損害。黨的十三大第一次在這方面做出理論概括：“以黨內民主來逐步推動人民民主，是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一條切實可行、易於見效的途徑。”十六大又指出，“黨內民主是黨的生命，對人民民主具有重要的示範和帶動作用。”十七大進一步強調，“要以擴大黨內民主帶動人民民主，以增進黨內和諧促進社會和諧”，並對擴大黨內民主提出一系列新要求。近年來，黨內民主健康有序地發展，中央頒發了《黨員權利保障條例》、《中國共產黨黨內監督條例（試行）》等，採取了相應步驟和措施，調動廣大黨員開展黨內民主的積極性。尤其是黨內基層民主建設發展較快，創造了很多新鮮經驗，為推進人民民主發揮了示範和帶動作用。 同時也要看到，發揮黨內民主對人民民主的示範和帶動作用，是在黨內民主與人民民主的相互作用、相互促進中實現的。黨內民主對人民民主具有示範和帶動作用，但是人民民主決不是處於被動的角色。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人們的思想觀念發生深刻變化，人民民眾對民主政治發展的迫切願望，對黨內民主的發展提出新的更高要求，推動著黨內民主的進一步發展。首先，人民民主的健康發展為黨內民主提供良好發展的環境。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推進，社會成員的自主意識、平等意識、參與意識、選擇意識、競爭意識日益增強，發展民主的呼聲越來越高，表現出人民民主建設的極大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這無疑是黨內民主發展的重要推動力。其次，人民民主的發展經驗可以促進黨內民主的進步和完善。人民民眾在民主實踐中有很多新的創造和經驗。1956年毛澤東就提出：“是否可以仿照人民代表大會的辦法，設黨的常任代表。”十七大提出“要選擇一些縣（市、區）試行黨代表大會常任制”。又如人大代表選舉工作的完善對黨代表選舉工作的進步提供了有益借鑑。十七大提出改革黨內選舉制度，逐步擴大基層領導班子直接選舉範圍。

推動民主文化建設

中國的民主發展，特別是實行改革開放政策以來中國民主建設的成就，主要表現為一整套黨內黨外民主改革制度框架的建立。然而，在實際生活中，有些具體制度在實施中出現變味、走樣、束之高閣的現象。面對制度約束的顯規則，一些化解制度權威的“潛規則”應運而生；在很多情況下，不是無法可依，而是有法不依，權大於法；黨提出社會主義民主要“制度化、規範化、程式化”的要求，而在一些地方、單位，當權力與程式出現不一致、而又非要走程式不可時，就通過潛規則使程式服從權力。這些現象實際上表現了一種與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格格不入的政治文化。這與我們缺乏民主的傳統和歷史有關。 在中國，由於長期的封建專制統治，十分缺乏民主與法治的傳統。問題在於，當今天進行政治體制改革、努力建立一些新的民主制度的時候，遺留在人們頭腦中的某些舊的封建主義的文化影響與之不相適應，呈現出新政治制度與舊政治文化“拉郎配”的矛盾狀態和“你有政策、我有對策”的軟性抵抗狀態。這說明，民主制度的建立並不意味著民主政治的真正到來。西方已開發國家提供的民主政治建設的經驗是“對政治道理的說明遠遠重於政治結構的建構”，“政治變遷實際上是知識的變遷”。這就是說，制度是在一定文化積累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可行的政治轉型需要在對新政治方向有了一定的知識積累基礎上才能開啟，也就是要走“先知識積累、後制度建構”之路。但是在中國，一方面，如鄧小平指出的：“我們党進行了28年的新民主主義革命，但是肅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義殘餘影響這個任務我們沒能完成”，新型政治文明的文化知識遠沒能充分建立和積累起來；另一方面，當前又面臨著在超濃縮的時限內同時推進國家的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和社會建設的艱巨任務，人們往往過分地把政治合法性建立在經濟成長上，不注意對政治建設本身問題的思考，政治話題往往被泛化或虛化，既缺乏基本政治理念的沉澱，也少了對待政治的科學態度。面對這種欠缺，須儘快補上政治知識化、肅清封建主義殘餘影響、建設社會主義民主政治文化之課。 補上這一課切實可行的路徑是十七大提出的“從各個層次、各個領域擴大公民有序政治參與”。推進公民參與是建構一種民主的社會生活，使社會成員通過民主運作、民主實踐獲得民主的技能和觀念，使民主深入到人們的思想、行為和生活方式中，進而形成民主的氛圍、民主的政治文化。在公民的積極參與下，可完善和細化民主制度建設，使民主和監督制度的缺陷得以發現和彌補，建立一套良好的制度體系，充分發揮良性體制機制自動發生、運轉的力量，由此來改造和淨化在人與人關係上出現的權力依附、人身依附、長官意志、家長特權等問題的制度環境；在公民的積極參與下，使國家民主擴大為社會民主，公民參與政治最直接的領域是社區或工作場所。只有當個人有機會直接參與和自己生活相關的決策時，才能提高人們的政治效能感，減少對權力中心的疏離感，培養對公共問題的關注，有利於形成一種積極、富有知識、對政府事務具有敏銳興趣的公民，從而有助於一個民主社會的形成；在公民的積極參與下，社會成員自身可以受到教育，喚醒權利意識和民主意識，培養公共合作精神，學會適應公共生活，提高參與的技巧，積累參與的經驗，發展參與的能力。

實踐和技術的成熟

在黨領導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的實踐和理論發展中，對民主問題的思考呈現出一個新特點，就是越來越把著眼點放在制度設計的可操作性研究上，即不僅研究民主政治建設的價值問題，而且研究民主政治建設的技術問題。解決“做什麼”、“怎樣做”的技術性、程式性、操作性方案。所謂“民主政治技術”，主要是研究民主政治發展中的策略、技巧和細節等問題，從而具體把握、調控，掌握民主政治發展的主動權。 首先，在民主發展的策略上，胡錦濤同志在“6·25”講話中指出：“改革開放以來，我們一直隨著整個改革發展進程積極穩妥推進政治體制改革”，使政治體制改革“隨著經濟社會發展不斷推進，努力與我國人民政治參與的積極性不斷提高相適應”。這說明我們民主政治發展的策略主要是：既積極又穩妥，漸進發展，使改革、發展、穩定相結合，與經濟社會發展相協調，與人民民眾政治參與的積極性相適應。一種理想的民主政治，不僅與社會的經濟制度和經濟發展水平、地緣政治、國際環境相關，而且與國家的政治文化傳統、政治人物和國民的素質、社會生活習慣等密切相關。如何以最小的政治和社會代價取得最大的民主效益，需要政治家和民眾的政治智慧。十七大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發展道路”的命題下，把基層民眾自治制度作為重要制度組成部分提出來，既是創新，又是循序漸進策略思想的體現。 其次，在民主發展的技巧上，在黨的領導下，我國的政治活動方式正在從“粗放式”向“精細化”轉型。無論是制定政策的程式，處理日益複雜的國內矛盾、國際關係上，在政治運作上都比過去更加周密謹慎，主觀獨斷的“拍腦袋”現象減少，面對國內諸多利益分化，教育、醫療、住房矛盾突出等問題，各級政府正在拋棄“管卡壓”的粗放式手段，轉而以疏導、對話、協商的方式解決問題。更加細緻地注重民情民意，強調可操作性和實施細節，儘可能集民眾智慧，納民眾心愿。“十一五”發展規劃，採納了412萬人的建言，包含著許多數位化的政治目標。近年來，一些新的“官場慣例”正在形成，如部門領導在所轄領域出現大問題時，要主動請辭或被免職；省市級官員上任時發表就職承諾，公開執政思路；遇到突發事件相關官員必須到場與老百姓協商解決問題；在地方領導人換屆過程中逐漸擴大提名環節、考察環節、選舉環節，等等。這些本身既是民主的實現，又是民主技巧的展現。 最後，在民主發展細節上，更注重微觀研究，強調落實問題。十六大及以後的若干全會的相關決定，都明確提出了黨發展社會主義民主的具體目標和途徑。如：豐富民主形式，拓寬民主渠道，依法實行民主選舉、民主決策、民主管理、民主監督；從各個層次、各個領域擴大公民有序政治參與；推進決策科學化、民主化，依法保障公民的知情權、參與權、表達權、監督權等。十七大進一步從六方面提出具體要求，其中涉及到如“建議逐步實行城鄉按相同人口比例選舉人大代表”的細節要求。近年黨還不斷下發指導性檔案，如：《中共中央關於進一步加強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的制度建設的意見》、《中共中央關於加強人民政協工作的意見》、中共中央和國務院聯合頒發《關於進一步加強新時期信訪工作的意見》等等。在黨中央的具體部署和指導下，我們的民主政治制度建設正在向務實的方向深入發展，不斷破解操作層面的具體問題。（作者：韓玉芳 為北京市委黨校政治學教研部主任、中國政研會特約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