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主義問題論戰是20世紀20年代初共產主義知識分子同張東蓀、梁啓超等進行的關於中國要不要開展社會主義運動的論戰。從1920年11月開始，張東蓀、梁啓超等人在《時事新報》、《解放與改造》等報刊上，相繼發表了《由內地旅行而得之又一教訓》、《大家須切記羅素先生給我們的忠告》《現在與將來》、《復張東蓀書論社會主義運動》等文章，他們引用英國哲學家羅素來華講演時散布的反馬克思主義言論，宣揚中國的主要病症是“貧乏”、“愚昧”，“救中國只有一條路”，“就是增加富力”，“開發實業”，而為此就只有靠資本家發展資本主義。他們胡說社會主義是均產主義，只解決分配問題而不能解決生產問題。並且宣稱中國產業不發達，沒有真正的無產階級，不可能產生真正的社會主義運動。所以他們反對進行社會主義宣傳，反對創建共產黨和開展共產主義運動。張、梁謬論一出，立即遭到共產主義知識分子的批駁。陳獨秀將雙方文章彙編在一起，以《社會主義討論》為題，發表在《新青年》第8卷第4號上，推動論戰的開展。
李達、陳獨秀、李大釗相繼發表了 《討論社會主義並質梁任公》、《社會主義批評》、《社會主義釋疑》、《中國的社會主義與世界的資本主義》等一系列重要文章，在法國勤工儉學的蔡和森、周恩來也都參加了論戰。他們指出科學社會主義絕不是只解決分配不解決生產問題，“社會主義是要富的，不是要窮的，是整理生產的，不是破壞生產的。”(《李大釗文集》下，第671頁)“中國經濟之厄運已至，實業確有振興之必要。但謂振興實業而必適用資本主義，其謬已極。” (同上，第445頁)“在今日而言開發實業，最好莫如採用社會主義”，“資本主義，在今日的中國並不是振救失業貧民的方策。”(《李達文集》第一卷，第65—67頁) 這不僅是因為“資本主義生產制一面固然增加富力，一方面卻也增加貧乏”，“不能使中國人都得著人的生活” (陳獨秀： 《復張東蓀先生底信》)，而且是因為中國是受國際帝國主義壓迫的國家，在帝國主義及其走狗軍閥的重重壓迫下，要想依靠資本家來發展我國的實業是根本不可能的。他們認為中國產業雖然落後，但已經產生了無產階級，其數量雖然不多，所受壓迫卻比歐美無產階級更甚，迫切要求革命。“現在世界的經濟組織，既已經資本主義以至社會主義”(《李大釗文集》下，第454頁)，在世界社會主義革命的潮流影響下，中國已有可能走社會主義道路開發實業。所以必須積極開展社會主義宣傳與社會主義運動。由於他們當時對中國的實際情況還缺乏調查研究，還不能把馬克思主義的一般原理與本國實際密切地結合起來，因而不能正確地闡明中國革命的性質和步驟，誤認為中國應立即進行社會主義革命。但是通過這次論戰，他們揭露和批判了張、梁等人對科學社會主義的歪曲，宣傳了必須用馬克思主義分析解決中國革命和建設問題的思想，堅持了以俄為師走社會主義道路的正確方向，這樣就擴大了馬克思主義的影響，為中國共產黨的建立與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發展開闢了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