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民四十集

石民四十集

《石民四十集》為明代文人茅元儀所撰寫。茅元儀字止生,號石民。遼東戰事危機,極力主張抗敵禦侮,以保衛大明萬里江山社稷為大義,屬於主戰派人物然而生不逢時,雖有偉世之才卻壯志難酬,可謂盈恢宏之氣而為世俗所羈,滿腔的愛國熱情不為君王所識,徒對空山明月舉眉長嘆而已矣,最後因為奸佞小人的忌恨讒言所逼,悲憤縱酒而卒。茅元儀自小聰慧好學,博藝多才。所著書籍文章甚多,《石民四十集》實屬鴻編巨製,匯集詩文論稿各種體裁的文章於一爐,共九十八卷,他曾經這樣講“詩與人合”。意思是說文如其人。

基本介紹

  • 中文名:石民四十集
  • 朝代:明代
  • 作者茅元儀
  • 體裁:詩文論稿
少年之氣,肩負重託,挽救壯稷,持制海權,樂觀態度,國運日衰,相關信息,

少年之氣

在《石民四十集自敘》中茅元儀這樣寫道:“少年氣蓬勃。惡人抑其銳也,好為沉鷙之言;今其氣沉矣,又惡人之抑其鈍也,好為剽悍之言。如設境以參之,猶昔銳而今鈍。文境亦約略如是。”一方面說明了他的文章的挺拔沉鬱為風格自成一體,同時也在另一方面表現出他凜然獨立,蒼勁雄健的個人風範,茅元儀一直喜歡閱讀史書。三十八時就已經通曉二十一史,乃至於朱黃版本點竄達七遍之多,這種披覽古今,融貫歷史的作風成就了他廣博淵富的學識,也使得他能夠在面對那些偉異奇卓的文士,經歷不幸命運而掩卷沾襟,悲已憂懷的時候,更進一步強化自身承載與肩負的慷慨懷抱,任天下之安危於已身的內在意識。為此,他全身心投入到抗夷滅虜,匡濟天下的事業中去,在廣闊的天地中展露自己的政治、經濟和軍事等多方面的卓越才能和過人的膽識。

肩負重託

《石民四十集》作為他生活歷程的一種客觀記錄,集中展現了茅元義內在的胸襟和偉大的人生理想,作為一名遼地的邊關將領,他肩負的是國家危亡的重託,舉目四望,眼前的敵人不僅有狂悍的蒙古後裔,而且有率女真部落直滅遼蹙宋之雄風的努爾哈赤,剿滅奴酋是他一生不曾放棄的追求。他曾經這樣講:士之所以自立者,以不愧其初心也。天下日夕所患苦者奴虜,元儀日夕所誅夷者奴虜。”(《上孫高陽相公書四》)深切表達了他的一腔愛國之情。茅元儀從軍抵禦外侮,並不是侈求高官厚祿,榮華富貴,也不是為了光宗耀祖,抬高門楣,只是為了濟天下百姓。並且在言談中不止一次地表白自己在明軍掃平東奴之後,獻俘凱旋之日,半歸隱潛居,和山水同娛的志向,正是“我欲將銳師窮長白,擊遼東西數千之地,以還天子,遂長嘯故山不受斗大之印,以快其餘年。”(《七快堂集》)

挽救壯稷

他一直以“進未能東奴,西夷,退未能任巢許,傲夷齊”(《與王子書》)為恥辱,而熱切渴望在“奴警■突,荷戈投芟之時”能被君王重視,為國家重用,挽救國家江山壯稷於危若壘卵之際,拯溺救焚於平虜盪奴之時,即使肝腦塗地獻身殺場也在所不惜,他喜歡談論用兵之道,樂於關心天下之事,熟悉騎射武兵之用,精道於安邦定國之策,所以,對於遼國疆界邊防警務的形式有獨到而理性的認識,在《海島情形疏》中,茅元儀詳細分析了遼東地理狀況以及遼兵與明朝軍隊的各自優勢,提出了先守關以為基,後恢遼以圖進,有信地而後可審機(《督理軍務事宜》)的軍事戰略思想以為改掩襲為大舉,改牽制為搗滅,而望此一路可成大功者,終夢語也”。

持制海權

認為只有這樣才是消滅敵人的根本途徑。而最佳途徑是“我欲全以遏奴之渡河,不如出奇以濟我之渡遼”(《寄陶玄暈中丞書》)。因此,他對那些率意用兵,屢履敗轍的作法提出了嚴厲批評有一語中的妙。茅元儀對自己的一整套兵略謀劃充滿強烈自信,在給皇帝上奏的疏、議中為次加以論述,同時,在給新朋舊友,同門僚屬的書信中也竭力暢述。

樂觀態度

茅氏一方面對平滅奴酋保持著樂觀的態度,認為奴酋儘管兇悍狡詐,野蠻獸斗,但終究不敵完顏阿骨打或者忽必烈的經天緯地之才,用他的話講是“奴酋一狡夷耳。觀其用兵制勝,剽悍有之,若其疏漏可乘,不可枚舉”,所以奴酋可滅,只不過是時間的早晚問題而已。他指出只要知己知彼把握時機,軍餉錢糧充足,士卒軍力旺盛,就一定能夠擊敗消滅他們,對於這一點,茅元儀深信不疑。在給友人的信中他發誓說:“奴酋不蕩平者,則請愚儀之頭以謝。”

國運日衰

另一方面,他又深刻地意識到國運日衰的現實,對奴酋南下的危險性表現出強烈的憂患意識,“既慮奴今日之南下,又慮奴將的心協為家,即暫去又復來”(《清躬往調集的圖大計疏》)以為“然欲得志於奴而特區區一關,此必不可得之數也。”(《報歐陽ㄍ谷南垣書一》)特別是國家正處於“徵調不已,天下物力漸竭,褒血阝不行,天下之心漸去,罰典廢弛,天下之紀綱漸滅”的危險境地之中,“奴何憂不得志乎!”(《與唐存憶侍御書》)表明了茅元儀對奴酋實力和雄心的高度重視。為此,他不斷告誡人們要拋棄幻想,而避免坐以待斃。在《撫夷志序;女真考》和《近女真考》等文章中,他對奴酋發展的歷史作了窮根溯源的說明,想使人們看到“夫女真之興微矣,竟以一旅之師,亡遼蹙宋。”“女真一小夷耳,授官制貢,奴而使之今頡頑一隅,騷動天下”的事實憤然振起,在《志引·四夷》中把女真與北虜均列為天下大患之首,其用的也在於喚醒朝廷上下將官士吏的警覺和抗敵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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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元儀不僅記載了“適以建夷匪茹服開元,應奎一門屠戮盡”(《御者開元衛指揮同知應襲何應奎墓碣銘》)的及“邊氓以掘參闌也塞,為奴酋所殺,凡三千餘人”(《近女真考》)等奴酋的不義之行和殘暴之舉,而且熱情歌頌了奮勇擊奴,抗侮御酋,忠貞威武的將士功勳:”高陽公當潰敗之餘,驅東西孽虜,整頓毆脫四百餘里,駐師右屯,游騎出入三岔,奴一夕幾驚,自遼陽從瀋陽,夏營塞外,几几遁匿矣。”(《督師紀略序》)以為高陽公功高不可磨滅,偉志未可剝奪。
茅元儀《石民四十集》所反映的內容和他的人生軌跡相吻合,縱覽全集,抗虜滅奴,保全江山,重振雄風始終是其文集的重要主題。在其書信當中,涉及邊關遼邊戰事的內容歷歷在目,更不用說疏,議三文了,所以,《石民四十集》與其他同類書籍一樣,遭到清庭禁毀的厄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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