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 中文名：石志昂
- 國籍：中國
- 出生地：上海
- 出生日期：1914.5
- 逝世日期：1955.4.12
- 性別：男
1933年參加中國社會科學家聯盟，1935年在上海加入中國共產黨。“一二·九”運動後，任上海職業界救國會理事兼組織部副部長。1937年“八·一三”事件後，任上海職業界救亡協會中共黨組成員、黨組書記。1942年後任大巡保險公司廣東分公司經理、合眾貿易公司經理、中共香港工作委員會副書記。解放後，歷任中國進出口公司華東區公司經理、中國進出口公司駐東柏林辦事處代表、東歐商務代表團副團長、中國進出口公司副經理等職。曾參加莫斯科、日內瓦國際經濟會議。1954年率中國貿易代表團訪問倫敦、布魯塞爾。1955年4月12日，作為出席亞非會議中國代表團的工作人員，從香港飛往印尼萬隆，不幸途中遇難。4月16日中央成立了以宋慶齡為首、彭真等36位部門負責人組成的“四·一二烈士追悼大會籌備委員會”，石志昂等烈士骨灰安葬在北京八寶山革命公墓。周恩來總理親自出席紀念大會和安葬儀式。
石志昂，原籍浙江上虞，1914年5月生於上海一戶貧苦市民的家庭。父親是店員，母親是家庭婦女，童年喪父，14歲失學。因生活所迫，石志昂進入上海英商匯德豐洋行當職員。為彌補失學之苦，石志昂的業餘時間，大部分都埋頭於上海商會圖書館的書叢中，自學英語和文學。在那裡，他結識了林淡秋、胡喬木、胡萬選等共產黨人，開始接受共產黨人的教育，走上革命道路。他於1933年加入中國社會科學家聯盟，1935年在上海加入了中國共產黨。當時，正是中華民族處於危急存亡的關頭。為養家餬口，他白天上班，只能利用下班後的時間全身心地投入抗日救亡運動。從1936年到1942年，他先後擔任上海職業界救國會理事兼組織部部長、上海各界救亡協會職業界協會中共黨組書記，兼任由共產黨人主辦公開發行的《譯報周刊》和《職業生活》的編輯；發起並籌組上海洋行華員聯誼會，發動民眾參加抗日活動，在洋行華員愛國人士中傳播抗日思想，宣傳運動全市人民一致抗日。當時，生活很不安定，工作極度繁重。儘管鬥爭環境險惡，但石志昂同志從不計較個人得失，在上海地下黨領導的轟轟烈烈的抗日救亡運動中，做出了努力。
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日軍進入上海公共租界，政治環境進一步惡化。黨組織考慮石志昂的身份容易暴露，於1942年冬安排他撤出上海，到新四軍二師淮南抗日根據地擔任黨的秘密交通工作。在此期間，石志昂先後接送劉曉、劉寧一、張承宗等上海地下黨的領導撤退。1943年，為有利於石志昂的隱蔽，並在華南地區開展工作，上海黨組織通過愛國進步人士大安保險公司總經理郭雨東的關係，調石志昂任該公司廣東公司經理。自此，石志昂開始接觸並從事經濟工作。
抗戰勝利後，石志昂回到上海。為開展地下黨的經濟工作，黨成立了以曾山為主任的華中財政委員會，並派委員徐雪寒到上海，在金融、貿易、運輸等行業打開局面。經上海地下黨負責人劉曉、劉長勝、劉紹文審查挑選，安排石志昂組建上海合眾營業股份有限公司，與徐雪寒同志單線聯繫。為提高公司的知名度和隱藏其真實性質，聘請金融界知名人士、新華銀行總經理、上海銀行同業工會副主席王志莘為董事長。1946年1月合眾公司成立，石志昂任經理，顧一凡任副經理。開展業務，首當其衝的問題是資金短缺，黨組織能提供的啟動資金極其有限，必須尋找突破口，以小資本做大生意。石志昂經多方探詢，了解到蘇聯出口新聞紙價格較低，有意在上海推銷。經與蘇駐滬商務辦事處洽談，蘇方表示如大批量進口，可預支小額訂金，在一定周轉期內付清餘款。合眾公司遂通過文化界進步人士與商務印書館等書店、報社建立了紙張供銷關係，確定了基本用戶；同時利用各種途徑，落實了接船、儲倉、交貨等環節，確保從接貨到交貨中各個業務環節的運移暢通，以便快速回籠資金，簽訂了新聞紙供貨契約。當時上海紙張用量大，是搶手貨，加上蘇聯紙張價格低廉，合眾公司以此很快占領了市場，用小本錢做了大買賣，為公司的經營打開了局面。1946年秋，國民黨政府在上海實行進出口管制，對紙張等熱門進出口商品規定了配額。石志昂疏通國民黨有關當局，以正中書店、獨立出版社(當時國民黨政府的喉舌)的名義，代合眾公司進口蘇聯紙張，讓國民黨為共產黨辦事，突破了配額限制。以後，公眾公司的進出口業務範圍逐步擴大，包括電器、化工原料、汽車配件、西藥等，生意越做越大。1947年秋，公司又新開合眾西藥行，除經營外，同時承擔向蘇北解放區輸送藥材的任務。這期間，為了適應特殊任務的需要，石志昂以“資本家”身份出現在各種社交場合，周旋於社會名流、國民黨軍閥、青紅幫頭目，甚至中統、軍統特務之間。在錯綜複雜的鬥爭環境中、籌集、保護了大量資金。到1948年，石志昂的合眾公司、盧緒章的廣大華行、謝壽天的東方貿易公司(均受地下黨領導)等，都發展為在上海頗具影響的經貿機構。
1948年秋，上海金融市場一片混亂，蔣經國專程到上海整頓，下令所有商業機構持有的黃金、美鈔一律交政府兌換金圓券。形勢嚴峻，上海地下黨組織指示其控制的商業機構將所持的黃金、美鈔交合眾公司負責保存，伺機轉移香港。為此，將在香港從事銀行業務的張錫榮調到上海，協助石志昂籌劃此事。國民黨對當局對此似有所聞，某晚報登出題為《注意金融巨頭石景彥之流》聳人聽聞的報導。石志昂見情況緊急，進出上海的車站、碼頭檢查嚴密，便當機立斷，於當天深夜將金條、美鈔裝入轎車的肚底。第二天一早，帶著家人，佯裝去外地旅遊，驅車走鄉路直奔杭州，與先期到達的張錫榮、梁萬程會合。在取道廣州去香港時，廣州車站檢查嚴密，乘客排一字長隊，無一能遺漏。石志昂等有所準備。石志昂、張錫榮西裝革履，後面跟著提大皮箱的腳夫，儼然像有身份的闊佬；梁萬程身材瘦小，假扮跑單幫的小商人，將金條捆綁在身上，手提破藤籃，藤籃里放了一隻火油箱，箱上覆蓋一層土特產，美鈔就裝在火油箱內，石、張外表招人醒目，過檢查口時，被攔住開箱檢查，石、張故作慌亂，誘使檢查人員起疑，轉移視線。待檢查人員集中精力翻騰大皮箱時，梁抓住時機，提著破藤籃悄然從石、張背後溜出關卡。到廣州後，石志昂又買通一位洗衣鋪老闆，由他托人將黃金、美鈔走私帶進香港(當時進入香港旅客每人限帶美鈔1000元以下)。就這樣，石志昂在張錫榮、梁萬程的配合下，打破重重封鎖，連闖三關，將上海地下黨商業機構幾年來苦心經營積累的資金，安全轉移到香港。黨組織利用這筆資金創辦了香港合眾公司(仍由石志昂任經理)、寶森銀行等機構；並向進步民主人士提供活動費用，為繼續開展地下黨的經濟工作和發展愛國民主統一戰線，迎接新中國的誕生，發揮了不可忽視的作用。
新中國成立後，石志昂被調回上海，任中國進出口總公司華東分公司經理。1951年5月，美國操縱聯合國非法通過對中國“禁運”提案，美、英、日、西德等36個國家斷絕與中國貿易關係，企圖以經濟制裁把新中國扼殺在搖籃里。針對外貿工作，的嚴峻形勢，在周恩來總理的直接領導下，制訂了反“封鎖、禁運”的鬥爭策略，其中一個重要的方面，是積極開展對資本主義國家的民間貿易往來，造成“以民促官”的態勢，逐步瓦解“禁運”。在建國初期五年多的時間裡，石志昂為貫徹執行這一方針，始終工作在中國對資本主義國家貿易的最前沿。1952年石志昂作為中國代表團成員參加了莫斯科國際經濟會議。會上同11個國家簽訂了貿易協定；並促成日本議員訪問中國，簽訂了一個中日民間貿易協定。為履行協定會議閉幕不久，外貿部即派石志昂負責在東柏林設定貿易機構。在此基礎上，外貿部中國進出口總公司於1953年7月正式在東柏林建立代表處，由石志昂任總公司代表，工作人員達40餘人。代表處的主要任務是：一、以突破、封鎖、禁運”為中心，在恢復和發展中國對西歐貿易方面起前哨、視窗、橋樑作用；二、以進出口重要戰略特資為業務重點；三、與西歐各國工商界廣泛接觸，增進了解，開拓業務關係。石志昂在反“禁運”第一線的重要崗位，夜以繼日勤奮工作，並充分發揮其外文好、業務精通的優勢，堅定地執行代表處的工作方針，工作卓有成效。代表處從1952年實際運作起到1956年關閉，先後與20多個資本主義國家的2000餘家企業進行了接觸，與300多家公司做成了生意。這些業務，大部分是石志昂在任時主持進行和打下基礎的。石志昂並通過商貿關係廣交西歐工商界朋友，為不斷拓寬東西方貿易創造了條件。
1954年4月，周恩來總理率中國政府代表團參加日內瓦會議。原對外貿易部常務副部長雷任民任代表團首席顧問。會上，石志昂輔助雷任民有效地開展了一系列反“封鎖、禁運”活動，與比利時、義大利、荷蘭的工商界代表商談了發展貿易問題；商定了法國、瑞士、西德、挪威等國的商貿代表團訪問中國，並在訪華期間簽訂了民間貿易協定。特別是通過英國工商界領袖威爾遜的影響，雷任民與英國工業聯合會海外理事坦南特爵士進行了會談，確定應英方邀請，派中國貿易代表團訪問英國。日內瓦會議後，石志昂被調任中國進出口總公司副經理。同年6月，由中國進出口總公司副經理曹中樞和石志昂率領的新中國第一個貿易代表團訪問英國。此次訪問，通過與英國工商界進行廣泛的接觸，闡明了中國的外貿政策，引起強烈反響，恢復了英國民間團體中斷多年的對華貿易，對促進中英兩國間的貿易產生了深遠影響。同時，對美國操縱主要西方國家的構築的“禁運”壁壘掀起了有力衝擊。代表團訪英後，比利時、瑞典、法國等國陸續向中國發出訪問邀請，西德的立場也開始動搖。7月，石志昂又率領中國貿易代表團訪問了比利時，取得圓滿成功，進一步推動了中國與西方國家的民間貿易。1955年初，中國政府著手參加第一次亞非會議的籌備工作。在經貿方面，要利用會議的影響，貫徹大力發展同亞非國家的關係，抓住“禁運”在亞非的薄弱環節重點突破，打開缺口的方針。為此，中央安排對外貿易部部長葉季壯為中國政府代表團主要成員。外貿部考慮石志昂為代表團工作人員，輔助葉季壯作會議的具體準備工作。當時，石志昂患肺病剛剛痊癒，正處在鞏固期，但他欣然接受了這一使命，並以極大的熱忱投入了緊張的前期工作。4月初，代表團工作人員抵達香港，按原定計畫，隨以周總理為團長的中國政府代表團搭印度國際航空公司的“克什米爾公主號”包機飛印尼。其間，中方獲悉國民黨特務機構在香港預謀製造空難，意欲暗害周總理。適逢緬甸總理吳努邀請周總理會前在仰光會晤，中央決定周總理及代表團成員取道仰光赴印尼，同時，正式通報港英當局，在“克什米爾公主號”在港停留期間，必須對其採取嚴密保衛措施，以確保代表團工作人員的安全。為了慎重，周總理特召代表團人員、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黃作梅回京參加會議，商議代表團工作人員是否按原計畫搭乘“克什米爾公主號”飛機。當周總理詢問黃的意見時，黃表示可以按原計畫不變，原因是：一、時間緊迫，如改乘其他飛機，工作人員將延期到達萬隆，影響代表團工作；二、根據我方所獲情報，美蔣特務要實施破壞計畫的時間和條件非常有限，難以實現預謀。會議最後同意了黃的意見，並以中國政府名義，再次就事態的嚴重性通報港英當局。由於國民黨特務的狡詐及港英當局的疏漏，終使敵人的陰謀得逞。4月11日12時15分，“克什米爾公主號”在飛越北浪羅洲山沙撈陳附近的海面上空時爆炸，機身墜入大海，機上人員全部遇難，石志昂是其中之一。當石志昂遇難的訊息傳開後，從倫敦、柏林、安特衛普、香港、德里等地紛紛發來了外國朋友的唁電。
現已查明，國民黨保密局在從美國中央情報局得到了周總理將搭“克什米爾公主號”參加亞非會議的情報後，派遣敵後部署組組長周斌成和組員陳鴻舉二人到香港執行暗殺使命。因港英當局對“克什米爾公主號”的安全已有所戒備，周、陳無法潛入空港，便物色了啟德機場的清潔工周駒具體操作。周將由美國中央情報局提供的高科技牙膏狀炸藥裝入隨身攜帶的洗漱盒，輕易通過機場安檢，在“克什米爾公主號”臨起飛前，將定時炸藥塞進飛機的行李倉，隨即逃往台灣。此後，台灣國民黨當局一直矢口否認策劃此事。直到1995年“克什米爾公主號”事件40周年，台灣記者母平宣傳專訪當時的國民黨保密局偵防組組長谷正文，谷才披露了上述真相，並承認自己直接參與了陰謀策劃。
1956年4月11日，是石志昂等幾位烈士遇難一周年紀念日，在八寶山革命烈士公墓舉行了隆重的“四·一一遇難烈士”墓落成儀式。周恩來、陳毅等黨和國家領導人出席，並對遇難家屬表示親切的慰問。中央人民政府發給石志昂家屬由毛澤東主席簽署的烈士證，編號為001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