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的政治話語可以歸結為一句話：你有問題不怪你自己。我們美國的問題，並不是我們美國人造成的，而是別人的原因。主權在民，責任卻不在民……《直話直說的政治:薛涌美國政治筆記》 是作者幾年來對美國這個直來直去的國家的一些直觀觀察，或許對如火如荼的美國大選為我們提供了一個新的獨特視角。
基本介紹
- 中文名：直話直說的政治:薛涌美國政治筆記
- 出版社：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 頁數：277頁
- ISBN：7563348638
- 作者：薛涌
- 開本：32開
內容簡介,作者簡介,媒體推薦,圖書目錄,文摘,序言,
內容簡介
《直話直說的政治:薛涌美國政治筆記》探討了——在美國歷史上，大概很難找到一個比布希講話更粗野、更生愣的總統了。這不僅僅是他個人風格的問題，而且也反應了當今美國社會的大潮流。
美國社會的“反智主義”傳統，是一個“充分的民主社會”的必然產物：一個大字不識的人，無論從政治權利還是政治人格上，和一位獲諾貝爾獎得主都是平起平坐。這種傳統如果運用得當，就能夠挑戰、制衡精英主義，突破知識階層的既得利益所製造的文化霸權，保持社會的原創力和民主的草根性。
美國社會的“反智主義”傳統，是一個“充分的民主社會”的必然產物：一個大字不識的人，無論從政治權利還是政治人格上，和一位獲諾貝爾獎得主都是平起平坐。這種傳統如果運用得當，就能夠挑戰、制衡精英主義，突破知識階層的既得利益所製造的文化霸權，保持社會的原創力和民主的草根性。
作者簡介
薛涌，1961年生，1983年北京大學中文系畢業，先後就於北京晚報社，中國社會科學院政治學研究所。1994年赴美，1997年獲耶魯大學東亞研究碩士學位，1999年至2000年在日本進修，現為耶魯大學歷史系博士候選人
媒體推薦
書評
在美國歷史上，大概很難找到一個比布希講話更粗野、更生愣的總統了。這不僅僅是他個人風格的問題，而且也反應了當今美國社會的大潮流。美國的政治話語可以歸結為一句話：你有問題不怪你自己。我們美國的問題，並不是我們美國人造成的，而是別人的原因。主權在民，責任卻不在民。美國社會的“反智主義”傳統，是一個“充分的民主社會”的必然產物：一個大字不識的人，無論從政治權利還是政治人格上，和一位獲諾貝爾獎得主都是平起平坐。這種傳統如果運用得當，就能夠挑戰、制衡精英主義，突破知識階層的既得利益所製造的文化霸權，保持社會的原創力和民主的草根性。偶爾看到趙元任先生幾十年前在哈佛大學編的漢語教材，大吃一驚。比如教材中有類似“什麼是漢學家”喧樣的文章，非常文雅，非常學術，比起如今我們在課上做的“他又漂亮又有錢”這類口語練習來，簡直是兩個世界。
在美國歷史上，大概很難找到一個比布希講話更粗野、更生愣的總統了。這不僅僅是他個人風格的問題，而且也反應了當今美國社會的大潮流。美國的政治話語可以歸結為一句話：你有問題不怪你自己。我們美國的問題，並不是我們美國人造成的，而是別人的原因。主權在民，責任卻不在民。美國社會的“反智主義”傳統，是一個“充分的民主社會”的必然產物：一個大字不識的人，無論從政治權利還是政治人格上，和一位獲諾貝爾獎得主都是平起平坐。這種傳統如果運用得當，就能夠挑戰、制衡精英主義，突破知識階層的既得利益所製造的文化霸權，保持社會的原創力和民主的草根性。偶爾看到趙元任先生幾十年前在哈佛大學編的漢語教材，大吃一驚。比如教材中有類似“什麼是漢學家”喧樣的文章，非常文雅，非常學術，比起如今我們在課上做的“他又漂亮又有錢”這類口語練習來，簡直是兩個世界。
圖書目錄
序論大國之路
2004年美國總統大選的開場
民主黨中期選舉輸在何處
從政治家族到政治王朝
Ashcroft主義
布希挑戰“種族平權”
“反智主義”在美國的崛起
布希：反精英主義的總統
21世紀的“新政”；Corporate Governance
CEO：現代王侯
美麗的資本主義？——安然破產與美國政壇的大地震
布希醜聞考略
輯二
“自由女神”岌岌可危
新聞管制：自由主義的危機
“9·11”改變了美國？
在大學中掙扎的言論自由
美國教育：沒有基準的優異
異軍突起的耶魯商學院
美國學者的“轉會”
政治勢力與教育機會——美國大學中的亞裔與猶太人
……
2004年美國總統大選的開場
民主黨中期選舉輸在何處
從政治家族到政治王朝
Ashcroft主義
布希挑戰“種族平權”
“反智主義”在美國的崛起
布希：反精英主義的總統
21世紀的“新政”；Corporate Governance
CEO：現代王侯
美麗的資本主義？——安然破產與美國政壇的大地震
布希醜聞考略
輯二
“自由女神”岌岌可危
新聞管制：自由主義的危機
“9·11”改變了美國？
在大學中掙扎的言論自由
美國教育：沒有基準的優異
異軍突起的耶魯商學院
美國學者的“轉會”
政治勢力與教育機會——美國大學中的亞裔與猶太人
……
文摘
書摘
“直話直說的政治”這個書名，是嚴搏非先生在與我討論本書的編輯時起的，所根據的無非是我在和他聊天時講的話。我當時說，美國的公共政治生活中，講究直來直去地談話(straight talk)。不能直話直說的人，在政治上很難成功。這一點不僅影響到美國的政治文化，連媒體、學術界也受影響。
筆者28歲開始學英文，不到5年後來到美國。憑著二把刀的英文上了研究院，聽課當然是雲裡霧裡，一知半解。開始能夠聽懂英文，還是1996年總統大選之時。在電視裡看大選，對英文不好的人來說是最佳的人門聽力訓練。因為候選人一個州一個州地巡迴講演，車 轆話重複地說，一遍聽不懂，還有第二遍、第三遍。同時，講的話全是最簡單的英語，平白淺顯，速度慢，吐字清晰。而且，競選就像是一場橄欖球的超級盃，起伏跌宕，你不會煩。結果，看著柯林頓再次當選了總統，我的英語聽力也跟著大有改進，上課輕鬆多了。
不過，剛剛聽懂之時，首先感到的還是對美國政治家的失望。按說，美國人才濟濟，總統又是我們這個星球上權力最大的人。能夠選上的，或者說能夠進人最後一輪競爭的，應該是這個社會中精英的精英。可是聽聽總統候選人們的講話，實在是簡單得沒有水平。比如柯林頓，被有些評論家稱為美國歷史上智商最高的總統。可是他在一次公共集會上這樣演說：“我們的國家要向前走，不能倒退。就像我們手中的錄像的遙控器，我們要摁前進的鍵，快進的鍵，而不是倒帶的鍵！”這算個什麼東西？說這些話要什麼智商？水平還不如我呢。即使他自己找不出話來講，難道那么多助手、顧問，不能幫助他想幾句精彩的句子出來嗎？
呆的時間久了，才漸漸明白了其中的奧秘。美國雖然名為民主，實際上還是精英治國。這一點，看看近20年總統的文憑就明白。不過，精英治國和草根民主之間卻必須有個接合點。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精英的政治家能夠用最粗淺、簡單的話和最“沒水平”的小民百姓對話。不管你的思想有多么高深，你必須能夠用最生動平白的話，向哪怕是大字不識的人表達得清清楚楚。沒有這個本事，你最好還是改行乾點別的。
“直話直說的政治”這個書名，是嚴搏非先生在與我討論本書的編輯時起的，所根據的無非是我在和他聊天時講的話。我當時說，美國的公共政治生活中，講究直來直去地談話(straight talk)。不能直話直說的人，在政治上很難成功。這一點不僅影響到美國的政治文化，連媒體、學術界也受影響。
筆者28歲開始學英文，不到5年後來到美國。憑著二把刀的英文上了研究院，聽課當然是雲裡霧裡，一知半解。開始能夠聽懂英文，還是1996年總統大選之時。在電視裡看大選，對英文不好的人來說是最佳的人門聽力訓練。因為候選人一個州一個州地巡迴講演，車 轆話重複地說，一遍聽不懂，還有第二遍、第三遍。同時，講的話全是最簡單的英語，平白淺顯，速度慢，吐字清晰。而且，競選就像是一場橄欖球的超級盃，起伏跌宕，你不會煩。結果，看著柯林頓再次當選了總統，我的英語聽力也跟著大有改進，上課輕鬆多了。
不過，剛剛聽懂之時，首先感到的還是對美國政治家的失望。按說，美國人才濟濟，總統又是我們這個星球上權力最大的人。能夠選上的，或者說能夠進人最後一輪競爭的，應該是這個社會中精英的精英。可是聽聽總統候選人們的講話，實在是簡單得沒有水平。比如柯林頓，被有些評論家稱為美國歷史上智商最高的總統。可是他在一次公共集會上這樣演說：“我們的國家要向前走，不能倒退。就像我們手中的錄像的遙控器，我們要摁前進的鍵，快進的鍵，而不是倒帶的鍵！”這算個什麼東西？說這些話要什麼智商？水平還不如我呢。即使他自己找不出話來講，難道那么多助手、顧問，不能幫助他想幾句精彩的句子出來嗎？
呆的時間久了，才漸漸明白了其中的奧秘。美國雖然名為民主，實際上還是精英治國。這一點，看看近20年總統的文憑就明白。不過，精英治國和草根民主之間卻必須有個接合點。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精英的政治家能夠用最粗淺、簡單的話和最“沒水平”的小民百姓對話。不管你的思想有多么高深，你必須能夠用最生動平白的話，向哪怕是大字不識的人表達得清清楚楚。沒有這個本事，你最好還是改行乾點別的。
序言
論：大國之路
檢討16世紀以來的世界經濟與軍事史，我們發現，後進者對領先大國的挑戰，是不可避免的歷史過程；而領先大國利用自己的實力與霸權對後進者進行封堵，也是國際政治的“例行公事”。然而，那些能巧妙地避開與當朝的世界霸主直接衝突的後進國家，常常崛起為大國；而那些逞一時之勇挑戰霸權的新興後進，其大國夢往往被擊得粉碎。
戰前的德國、日本，以及蘇聯，便是後者中的活例。當年深信德意志民族無與倫比的德
國，為了爭奪“生存空間”，與歐洲列強屢戰屢敗，屢敗屢戰，經兩次戰敗，終於明白只有將自己融入列強的世界秩序，才是真正的大國之路。日本以亞洲的代言人自居，挑戰美國的霸權，結果太平洋戰爭使國家的版圖縮小了一半，本土也幾乎被炸平，除了“無條件投降”外別無他途。蘇聯自信自己代表了更先進的社會形態，與美國打了半個世紀的冷戰，耗盡了元氣，成為一個病入膏肓的巨人，一夜間解體。
而成功的大國之路，則被美國與戰後的日本的發展所代表。美國雖是在挑戰大英帝國的戰爭中誕生，但大西洋將它與歐洲列強隔開。後來“門羅主義”將美歐定位為一種“井水不犯河水”的關係，開“孤立主義”之先河。1930年代中期，日本的軍費占43%的國家預算，威脅美在西太平洋的利益；處於大戰前夜的歐洲各國，爭先恐後地推行一套“要大炮不要黃油”的戰時經濟政策；而美國卻只肯花18%的預算維持其軍力。在日本偷襲珍珠港前，國會明確告訴羅斯福： 你要把美國拖入戰爭，就會遭到彈劾！這種孤立主義，最大限度地使美國避免與列強交惡，養精蓄銳，使其資源和經濟不僅保證了它在戰爭中的後勁兒，而且支持了戰後自由世界的重建，最終確立了美國世界霸主的地位。
日本的大國之路則更加耐人尋味。江戶末年，日本與西方列強稍有交鋒，便知己不如人。於是不惜簽訂不平等條約，換來時間，30年後便“脫亞入歐”，成為世界列強。不幸的是，日俄戰爭中，日本陰差陽錯地擊敗了GNP大於自己7倍的俄國，於是產生了一種靠民族的精神便可以弱勝強的幻覺，最終在一場不自量力的戰爭中失敗。
1946年，吉田茂出任剛剛戰敗的日本的首相。根據他對國際政治的判斷，戰敗的日本必須集中精力發展經濟，恢復元氣；同時，冷戰即將開始，美軍將不得不長期滯留日本，足以保證日本國防上的安全。因此，他主張日本在國際政治上緊緊追隨美國，借美軍來保衛日本；同時，嚴格限制軍費開支，避免捲入冷戰。他甚至說：“當年美國是英國的殖民地，如今美國強於英國。如果日本現在甘當美國的殖民地，將來日本必定強於美國。”
1950年代冷戰開始，美國急需在東亞建立一個北約式的軍事聯盟。美國務院特使杜勒斯趕赴日本，要求吉田茂重建日軍。吉田茂搬出麥克阿瑟為日本制定的“民主憲法”，稱建軍違憲，而且東亞諸國也反對。他甚至暗中唆使反對派人士在杜勒斯來訪時上街抗議再軍備，用民主的牌來回絕美國的請求。他私下對年輕的追隨者宮澤喜一(後來的外相、首相、藏相)說：“等我們恢復了元氣，自然會再軍備。在此之前，讓美國人來處理防務上的問題。我們有一個禁止再軍備的憲法，這是上天的恩賜，我們可以以此堵住美國人的嘴。那些要求修憲的政治家，全是一群笨蛋。”
這一被稱為“弱者的訛詐”的“吉田路線”，最終成為戰後日本外交的指針。簡單地說，“吉田路線”是以犧牲部分的主權為代價，讓美國人為日本的利益而打仗，日本坐享其成。當年通商產業省的副相，“吉田路線”最為有力的鼓吹者天古直弘，甚至把戰後的世界比作江戶時代的日本。在江戶，社會被分為武士、農民、工匠、商人四個等級。武士是統治者，壟斷了行使武力的權力。其他三個階層是被統治者，全被繳械，唯武士之命是聽，其中商人地位最低。然而到江戶末期，武士階層沒落，商人階層壟斷了經濟命脈。國家名義上是武士統治，實質上是商人擁有社會。在戰後的世界，武士是美國和蘇聯，日本是商人，而第三世界國家是農民和工匠。按這樣的格局發展，日本最後將擁有世界。
日本戰後的好運，也正是由這一精心策劃的格局開始。在韓戰中，幾萬美軍死於非命。而日本一兵不發，夜以繼日地為美軍趕製運屍袋和其他軍需品，發了一筆戰爭財，經濟也由此復興。冷戰期間，美國被沉重的軍費壓得喘不過氣來，日本卻享受免費的國防，傾其全力發展經濟。天古直弘甚至直言不諱地說：“商人見了武士，該下跪就下跪，別抱著尊嚴不放！”結果，到了1980年代，日本的人均國民產值一度超過美國。若不是冷戰適時結束，使美國能有餘力重整經濟，日本在經濟上很可能會取美國而代之。無怪基辛格驚嘆：“吉田路線”是戰後主要國家中最有遠見、最聰明的外交！
保羅·甘迺迪(Paul Kennedy)教授在他那本風靡全球的《大國的興衰》中指出，凡能在重大國際衝突中恰如其分地運用其經濟資源與軍事力量的國家，往往崛起為主宰世界的大國。後進諸國的資源與實力不敵先進大國，常常在與大國的力所不及的衝突中崩潰；但先進大國往往戰線拉得過長，國際負擔太重，結果難免被自己的過度擴張所拖垮。美日能有今日，就在於他們在崛起時迴避了領先者的鋒芒，集中有限的財力致力於國內的發展。
檢討16世紀以來的世界經濟與軍事史，我們發現，後進者對領先大國的挑戰，是不可避免的歷史過程；而領先大國利用自己的實力與霸權對後進者進行封堵，也是國際政治的“例行公事”。然而，那些能巧妙地避開與當朝的世界霸主直接衝突的後進國家，常常崛起為大國；而那些逞一時之勇挑戰霸權的新興後進，其大國夢往往被擊得粉碎。
戰前的德國、日本，以及蘇聯，便是後者中的活例。當年深信德意志民族無與倫比的德
國，為了爭奪“生存空間”，與歐洲列強屢戰屢敗，屢敗屢戰，經兩次戰敗，終於明白只有將自己融入列強的世界秩序，才是真正的大國之路。日本以亞洲的代言人自居，挑戰美國的霸權，結果太平洋戰爭使國家的版圖縮小了一半，本土也幾乎被炸平，除了“無條件投降”外別無他途。蘇聯自信自己代表了更先進的社會形態，與美國打了半個世紀的冷戰，耗盡了元氣，成為一個病入膏肓的巨人，一夜間解體。
而成功的大國之路，則被美國與戰後的日本的發展所代表。美國雖是在挑戰大英帝國的戰爭中誕生，但大西洋將它與歐洲列強隔開。後來“門羅主義”將美歐定位為一種“井水不犯河水”的關係，開“孤立主義”之先河。1930年代中期，日本的軍費占43%的國家預算，威脅美在西太平洋的利益；處於大戰前夜的歐洲各國，爭先恐後地推行一套“要大炮不要黃油”的戰時經濟政策；而美國卻只肯花18%的預算維持其軍力。在日本偷襲珍珠港前，國會明確告訴羅斯福： 你要把美國拖入戰爭，就會遭到彈劾！這種孤立主義，最大限度地使美國避免與列強交惡，養精蓄銳，使其資源和經濟不僅保證了它在戰爭中的後勁兒，而且支持了戰後自由世界的重建，最終確立了美國世界霸主的地位。
日本的大國之路則更加耐人尋味。江戶末年，日本與西方列強稍有交鋒，便知己不如人。於是不惜簽訂不平等條約，換來時間，30年後便“脫亞入歐”，成為世界列強。不幸的是，日俄戰爭中，日本陰差陽錯地擊敗了GNP大於自己7倍的俄國，於是產生了一種靠民族的精神便可以弱勝強的幻覺，最終在一場不自量力的戰爭中失敗。
1946年，吉田茂出任剛剛戰敗的日本的首相。根據他對國際政治的判斷，戰敗的日本必須集中精力發展經濟，恢復元氣；同時，冷戰即將開始，美軍將不得不長期滯留日本，足以保證日本國防上的安全。因此，他主張日本在國際政治上緊緊追隨美國，借美軍來保衛日本；同時，嚴格限制軍費開支，避免捲入冷戰。他甚至說：“當年美國是英國的殖民地，如今美國強於英國。如果日本現在甘當美國的殖民地，將來日本必定強於美國。”
1950年代冷戰開始，美國急需在東亞建立一個北約式的軍事聯盟。美國務院特使杜勒斯趕赴日本，要求吉田茂重建日軍。吉田茂搬出麥克阿瑟為日本制定的“民主憲法”，稱建軍違憲，而且東亞諸國也反對。他甚至暗中唆使反對派人士在杜勒斯來訪時上街抗議再軍備，用民主的牌來回絕美國的請求。他私下對年輕的追隨者宮澤喜一(後來的外相、首相、藏相)說：“等我們恢復了元氣，自然會再軍備。在此之前，讓美國人來處理防務上的問題。我們有一個禁止再軍備的憲法，這是上天的恩賜，我們可以以此堵住美國人的嘴。那些要求修憲的政治家，全是一群笨蛋。”
這一被稱為“弱者的訛詐”的“吉田路線”，最終成為戰後日本外交的指針。簡單地說，“吉田路線”是以犧牲部分的主權為代價，讓美國人為日本的利益而打仗，日本坐享其成。當年通商產業省的副相，“吉田路線”最為有力的鼓吹者天古直弘，甚至把戰後的世界比作江戶時代的日本。在江戶，社會被分為武士、農民、工匠、商人四個等級。武士是統治者，壟斷了行使武力的權力。其他三個階層是被統治者，全被繳械，唯武士之命是聽，其中商人地位最低。然而到江戶末期，武士階層沒落，商人階層壟斷了經濟命脈。國家名義上是武士統治，實質上是商人擁有社會。在戰後的世界，武士是美國和蘇聯，日本是商人，而第三世界國家是農民和工匠。按這樣的格局發展，日本最後將擁有世界。
日本戰後的好運，也正是由這一精心策劃的格局開始。在韓戰中，幾萬美軍死於非命。而日本一兵不發，夜以繼日地為美軍趕製運屍袋和其他軍需品，發了一筆戰爭財，經濟也由此復興。冷戰期間，美國被沉重的軍費壓得喘不過氣來，日本卻享受免費的國防，傾其全力發展經濟。天古直弘甚至直言不諱地說：“商人見了武士，該下跪就下跪，別抱著尊嚴不放！”結果，到了1980年代，日本的人均國民產值一度超過美國。若不是冷戰適時結束，使美國能有餘力重整經濟，日本在經濟上很可能會取美國而代之。無怪基辛格驚嘆：“吉田路線”是戰後主要國家中最有遠見、最聰明的外交！
保羅·甘迺迪(Paul Kennedy)教授在他那本風靡全球的《大國的興衰》中指出，凡能在重大國際衝突中恰如其分地運用其經濟資源與軍事力量的國家，往往崛起為主宰世界的大國。後進諸國的資源與實力不敵先進大國，常常在與大國的力所不及的衝突中崩潰；但先進大國往往戰線拉得過長，國際負擔太重，結果難免被自己的過度擴張所拖垮。美日能有今日，就在於他們在崛起時迴避了領先者的鋒芒，集中有限的財力致力於國內的發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