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言不諱：觀點和評論

內容提要

本書出色地融會了作家的親身創作體驗和文學教授的豐富學養、獨到眼光與評價風範，兼具文學評論的特點，專業讀者和一般讀者都能饒有興趣地讀下來。

作者簡介

喬伊斯·卡羅爾·歐茨，（Joyce Carol Oates，1938－）當今世界文壇公認的重要作家出生於美國紐約州北部農村，童年時代“天天為生存而掙扎，”中學大學階段均成績優異，並很早就嶄露創作才能。取得學士學位後一年即獲威斯康辛大學文學碩士學位。先後執教於底特律大學、溫莎大學，現為普林斯頓大學人文教授、講授文學創作。美國文學與藝術學院院士。

歐茨多產而又才多藝，自1963年發表處女作《北門畔》，迄今已出版各類作品100餘部，包括47部長篇小說、中篇小說、29部短篇小說集、8部詩集、8部戲劇集、3部故事和12部文論。

歐茨兼具學者和作家身份，關注社會現實和底層人物，吸納眾多文學大師和思想流派的影響，經過不斷探索和創造，形成了自己鮮明的風格。她能熟練自如地運用多種手法，處理多種題材，做到高產高質、市場暢銷並具豐富的文學內涵和氣韻，有“出色女文人”及“女福克納”之稱。曾獲美國全國圖書將、歐·亨利短篇小說連續成就將、馬拉默德筆會終身文學獎，兩度進入為數極少的諾貝爾文學獎最後提名。

她勤於筆耕，不斷有作品問世，迄今為止已發表長篇小說四十餘部，另著有多部短篇小說、詩歌、戲劇、隨筆、文學評論等文集，同時也致力於時事議論文與偵探小說等通俗文類寫作。1970年以長篇小說代表作《他們》（Them）獲得美國國家圖書獎，《人間樂園》（A Garden of Earthly Delights，1966）等5部小說曾得到圖書獎提名獎，《漆黑的水》（Black Water，1992）等3部作品曾獲普利茲提名獎，《大瀑布》（The Falls，2004）榮獲2005年度法國費米納文學獎。《我們是馬爾瓦尼一家》（We Were the Mulvaneys，1996）於2001年成為“奧普拉讀書俱樂部”（Oprah’s Book Club）的推薦書目，這使得歐茨首次榮登紐約時報暢銷書排行榜榜首。憑藉她多年來非凡的文學成就，歐茨至今已兩度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提名。　歐茨素以揭露美國社會的暴力行徑和罪惡現象而聞名，其作品在整體上構成了一幅當代美國社會的全景圖，不僅生動地反映了美國社會各個階層的現實生活，特別是中下層階級和勞動階層的生活狀態，而且觸及到美國社會生活的多個領域，如學術界、法律界、宗教界、政壇，乃至拳擊、足球等體育運動。從表現形式上看，美國文化傳統對歐茨的影響顯而易見，在繼承馬克·吐溫、德萊塞、斯坦貝克等作家的批判現實主義傳統的同時，她尤其擅長使用心理現實主義手法，注重用多樣化的藝術形式刻畫人物內心世界。儘管她的某些作品嘗試運用了心理分析、內心獨白、意識流、象徵主義、神秘主義等現代主義表現手法，但是評論界普遍認為，歐茨的創作思想根基主要還是現實主義，因此她慣常被稱為“具有巴爾扎克式雄心”的現實主義女作家。近幾年，一個比較引人注目的現象是，歐茨又將她敏銳的現實主義觸角伸向了猶太題材。　短篇小說《表姐妹》（The Cousins）可以說是歐茨新近發表的又一心理現實主義力作，內容涉及猶太民族的特殊經歷——二戰時期納粹滅絕猶太種族的大屠殺（the Holocaust）。這個書信體小說最先發表在《哈潑斯雜誌》（Harper’s Magazine）2004年7月號，2005年入選《美國年度最佳短篇小說選》，2006年4月最新出版的歐茨短篇小說專集《極度孤單：1966－2006新作加精選》（High Lone some: New & Selected Stories 1966-2006）中也收錄了這篇小說。該作品從頭到尾全部採用書信形式，包括了兩名年過六旬的美國猶太裔老年婦女從1998年9月14日到1999年10月12日之間的29封來往信件。故事的起因是芝加哥大學生物人類學教授弗麗達·摩根斯頓出版的一本回憶錄《死裡逃生：童年往事》，這本書被一名自稱“麗貝卡·施瓦茨”的美國猶太中產階級婦女偶然讀到。從摩根斯頓教授關於猶太種族“大屠殺”的親身經歷的敘述中，麗貝卡推斷對方正是自己素未謀面卻一度朝思暮想的、二戰期間失散的表姐，於是便不斷地寫信給對方追憶往事，並且執著地要求“認親”。小說正是以“認親”的結果為懸念，通過構建過去和現在的雙重語境，沿著兩名寫信人的雙重敘事線索逐漸展開情節的。小說的現實主義層面主要在於：通信雙方的來往信件真實地反映出半個多世紀以前的猶太“大屠殺”對兩個人乃至兩個家庭造成的深刻影響，以及創傷經歷在劫後餘生的主人公的心裡投下的揮之不去的陰影。　表面看來，弗麗達和麗貝卡這兩個主要人物地位懸殊、身份迥異：一個是受過良好教育的知識分子，作為“大屠殺”倖存者，經過多年來的個人努力以及與社會保守勢力的抗爭，終於在學術界取得了一席之地，晚年因寫回憶錄而一舉成名；另一個則文化程度不高，在“大屠殺”前便隨家人移民至美國，曾經飽嘗種族歧視之苦，並且遭受過家庭的滅頂之災，晚年隱姓埋名地過著無異於其他白人中產階級婦人的富足而庸常的生活。拋開未知的血緣關係不談，使兩個人之間發生關聯的是“大屠殺”這一重大歷史事件，更確切地說，是有關“大屠殺”的集體記憶。通過書信中提供的斷斷續續的線索，我們大致可以推知兩個家庭的命運。弗麗達一家是“大屠殺”的直接受害者：他們在二戰之初所搭乘的難民船在美國港口被拒絕著陸，隨後一家人被迫進入納粹集中營，父親下落不明，哥哥和姐姐相繼死於非命。麗貝卡一家則是“大屠殺”的間接受害者：本來滿心期待親屬前來投奔，不料希望落空，全家人從此籠罩在“大屠殺”所製造的夢魘下，母親鬱郁成疾，後被父親“無端”殺死，父親隨即也開槍自殺，麗貝卡僥倖逃脫，兩個哥哥自此從她的生活中消失了，只留下她孤身一人。事隔多年，麗貝卡早已融入美國主流社會，看上去無異於其他退休老人，內心卻倍感孤獨，弗麗達的回憶錄偶然間喚醒了她塵封的記憶。可以說，執著地寫信“認親”，這是麗貝卡對自身猶太身份的重新認可，而弗麗達最初的一再斷然拒絕則代表了她對自身猶太身份的心理拒斥。然而，這種僵持不下的對峙局面並未持續太久。麗貝卡忽然身患絕症，隨著死亡的臨近，兩個人的位置竟然發生了微妙的互換。作品通篇採用的書信體形式為兩個人物提供了充分的獨立敘事空間，整體布局承載了作者對猶太身份認同問題的理性反思，從而增加了文本的複雜性。　事實上，這並不是作者首次在創作中選取猶太題材，此前發表於2003年的長篇小說《紋身女孩》（The Tattooed Girl）就已觸及到了猶太身份問題，根據小說改編的同名劇作也於2005年2月在華盛頓特區的猶太社區中心（Theatre J）上演。歐茨近年來對猶太題材的關注其實事出有因。在構思《紋身女孩》前不久，歐茨才剛得知自己身上原來具有四分之一的猶太血統：她的祖母是猶太裔，19世紀末為了逃避宗教迫害而離開德國，作為移民來到美國，隨後便放棄了猶太教信仰，因此她本人最終出生在紐約州北部的一個“名義上的天主教”家庭中。正是有關家族歷史的這一驚人發現促使歐茨開始對猶太問題進行思考。從這個意義上說，《紋身女孩》也是一部帶有個人化色彩的作品，男女主人公之間的暴力衝突體現了作者尋根的努力和對猶太身份的探索。男主人公西格爾是猶太難民的後裔，早年靠以父系家族的“大屠殺”經歷為素材創作的小說《陰影》而一舉成名，中年以後默默無聞地過著隱退的獨居生活，身患疾病卻家財萬貫；來自下層階級的年輕女主人公阿爾馬歷經坎坷，出於偶然的機會被西格爾聘為私人助理，卻偏偏“無端”心懷對猶太人的強烈憎恨，並且認為所謂“大屠殺”只是一場子虛烏有的騙局。小說的後“9.11”背景更是凸現了當下時代所特有的文化衝突，作品在發掘恐怖和暴力根源的同時向讀者發出的信息也是明確的，即：打破孤獨隔絕，在關聯之中尋求生存。這也是作者一貫的社會觀和藝術觀之核心所在。在這個語境中，“大屠殺”所象徵的一切人類壓迫與苦難構成了這兩個地位懸殊、身份迥異的社會“棄兒”之間發生關聯的潛在紐帶，而反猶主義（anti - Semitism）則成為造成人與人之間孤獨隔絕狀態的種種因素（種族、階級、宗教等）的一個集中隱喻。　或許，新近獲得的猶太身份將會繼續給這位年近七旬的多產作家帶來前所未有的靈感，進一步地拓展她的現實主義文學創作空間。那么，其新作對“猶太性”的個性反思能否被納入索爾·貝婁（Saul Bellow）、伯納德·馬拉默德（Bernard Malamud）、菲利普·羅思（PhilipRoth）以及辛西婭·奧茲克（Cynthia Ozick）等人開創的美國猶太文學傳統，甚至最終為歐茨在美國猶太文學中贏得一席之地呢？這個問題的答案的確值得我們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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