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人物經歷,宣傳革命,戲劇抗日,從“孤島”到香港,回鄉任校長,輾轉被迫辭職,躲進小樓鳥雀稀,晚年,
人物經歷
宣傳革命
1914年5月，盧豫冬出身於廣西貴縣的醫藥世家。1926年春，盧豫冬作為插班生考進了當時貴縣僅有的一所高等國小——縣小。1927年，在縣小校長區運亨的支持下，盧豫冬與同學區緒鴻在貴縣城區成立了少年團，並吸收了一批城區少年加入團部，隨後又組織了幾個宣傳隊，先後在縣城、小江、下街、圩心街等地方開展街頭宣傳。後來，在陳培仁的計畫下，盧豫冬以革命少年團總團籌備處的名義帶了一個宣傳隊到龍山、中里去做宣傳工作，組織農村少年參團。幾天后，接到表親梁六的口信，國民黨縣政府正在進行“清黨”、“清鄉”政策，革命活動形式嚴峻。在梁六的幫助下，盧豫冬到藍田村的宗伯盧演宗家暫避了數月之久。1928年，盧豫冬考進了貴縣中學（今貴港市高級中學）七班。期間，縣委委派貴中三班的同學李俊生與盧豫冬聯繫，欲發展盧豫冬參加地下少先隊，並決定在附城青雲村的江濱宣誓入隊。隨後，盧豫冬與李俊生時常一起活動，在學校利用有限的條件秘密宣傳革命思想，發展新人。
戲劇抗日
1931年，盧豫冬貴中畢業，入讀廣州中山大學歷史系，是左翼戲劇家聯盟廣州分盟的發起人之一，積極參加並領導中大抗日劇社活動。盧豫冬最初是以基層戲劇工作者的身份在上海左翼戲劇家聯盟活動的。1934年底，盧豫冬告別了廣州到上海左翼戲劇家聯盟後，被安排在“劇聯”的“劇作小組”，主要配合劇聯的戲劇工作，進行戲劇創作和戲劇的宣傳、演出。1936年初，盧豫冬提出在當前救亡運動中，戲劇家們要“一致集合起來，在救亡運動的聯合戰線之中，不論是什麼形式的戲，不論是什麼派別，都應該一致演出反帝救亡的戲劇……推動整個救亡運動的開展。使中國的大眾在舞台上看到我們民族的怒吼，激奮起救國的熱情，以致推動整個救亡運動的開展。”4月，為團結更多的戲劇工作者，擴大革命的力量，盧豫冬與張庚、呂驥、鐘敬之等人籌建了戲劇生活社，他們表面上是訓練演員的一般團體，但實際上是通過演戲進行抗日救亡的革命宣傳工作。5月，盧豫冬與徐韜、趙丹、李伯龍、王為一、顧而已、葉露茜等二十餘人建立了星期實驗小劇場。以低廉的票價為上海的廣大職工和學生服務，吸引一大批勞工和年輕學生的關注，以此來推動國防戲劇的運動。
從“孤島”到香港
1937年，上海淪陷後，盧豫冬擔任一般書店編務，主編過《一般文庫》、《中國近代史叢書》等叢書。1938年，主持《文匯年刊》的編務。同時他還以“宗珏”為名還加入蕭乾組織的書評隊伍。1938年底，盧豫冬參與了上海“孤島”關於“魯迅風”雜文問題的論爭，圍繞對魯迅雜文的不同評價，如何評價“魯迅風”雜文作家，如何看待魯迅雜文藝術等一系列的問題與阿英等展開論爭，最終和應服群、鄭振鐸、阿英、王任叔等三十餘人聯合簽名《我們對於“魯迅風”雜文問題的意見》，論爭至此劃下句號。1939年，盧豫冬在擔任香港國際新聞社（國新社）編輯，兼任香港中國新聞學院教授，研究戰爭新聞，並發表了《戰爭新聞讀法》、《泛論軍事記者》、《日寇“十月攻勢”戰略及其失敗必然性》等作品。作為出生並長期遊走在西南多民族地區的“左聯”的成員和新聞記者，盧豫冬熟悉黨的民族政策和西南的民族狀況，是“少數民族文學”一詞的第一個提出者。但由於當時的局勢，少數民族文學並沒有受到當局重視。
回鄉任校長
1941年1月，“皖南事變”後掀起反共高潮，抗日戰爭局勢緊張，盧豫冬奔赴川、桂兩地采寫新聞報導。1941年12月，太平洋戰爭爆發，香港淪陷，盧豫冬輾轉回到貴縣，在當地中學任教。剛巧區隱乾接任私立達開中學（今貴港市達開高級中學）校長。達開中學是為了紀念太平天國的石達開而建立的，剛創辦半年不久，區隱乾接手時，達開中學就是個爛攤子，幾乎要停辦了。區隱乾接手後，始終保持過去辦學時尊重人才、重視人才的作風，勤儉辦學，並向社會各界募捐，增建了新校舍、教室、圖書館、運動場等，還添置了圖書儀器和體育設備。1942年春節，區隱乾到盧豫冬家拜訪，師生二人闊別十多年，歷經滄桑，相見之下不禁倍多感慨。交談間區隱乾順勢邀請盧豫冬到達開中學任教，並拖他幫忙物色老師。盧豫冬先後推薦了梁寂溪（地下黨員教師）、黃淑暖（香港中國新聞學院學生）和陸劍仙、陸劍聲兩姐妹。後來區隱乾還聘請了楊翰嶠、黃希文、林伯均、李泰初等人，達開中學一時人才濟濟，很快便發展興旺起來。1944年，日軍侵犯貴縣，適時貴縣瘧疾霍亂，盧豫冬便上山採藥，以低價賣給鄉親父老。
輾轉被迫辭職
1946年，盧豫冬在多方勢力的角逐下，匆忙地接任了貴縣中學（今貴港市高級中學）校長一職，處境相當艱難。區隱乾和潘乃德鼓勵他為教育服務，敢於肩負重任。盧豫冬也本著此信念在困難中前進。但是在多方勢力的盤踞下，盧豫冬的工作寸步難行，威信難立。他又是文化人的思維，一心只想辦好學，思想保守，並不擅於做政治工作，疲於應付各方勢力，以致他遇到了越來越多的困難。當時貴縣的中國地下黨人士認為盧豫冬與南岸的反動勢力甘修己關係較深，思想不進步，不能把學校辦好，研究決定讓橫縣中學的進步教師岑哲光接替。隨後他們抓住機會，利用地方矛盾，迫使盧豫冬辭職。盧豫冬無法，在秋後報請廣西省政府教育廳辭了職。
躲進小樓鳥雀稀
1947年，盧豫冬辭去貴縣的職務後，到廣州國民大學任新聞系教授，兼任《大光報》國際評論主筆。建國後，在廣州華南師範大學任教，並幫助學生辦報。1949年10月1日，新中國正式成立，隨後，中央政府對高等院校進行整合組建，盧豫冬也被調往華南師範大學任教，1961年又遷任位於福建泉州的華僑大學中文系教書。與他的很多曾經的戰友在建國初紛紛踏上仕途不同，盧豫冬無疑是安靜的。退卻了革命的激情，盧豫冬選擇默默地在大學當一個學者。1961年後，在福建師範大學等高校任教。
1960年代後期，“文化大革命”如狂風巨浪般席捲全國的知識分子，盧豫冬並未倖免。1966年，他與愛人陳慶群在組織的安排下被下放到戴雲山區的大田縣。而在此前不久，他正在讀高中的獨生子在泉州一場武鬥中不幸被流彈擊中，當場殞命。突如其來的橫禍帶給他們夫妻無盡的傷痛，但盧豫冬隱忍悲傷，千方百計的安撫妻子，平定自己的情緒，帶著女兒們下鄉接受改造。當時下放在大田縣的大多是三十來歲的機關行政人員，盧豫冬比他們的年齡都大得多，而且又懂中醫藥理，因此被派去做衛生員。後來，機緣巧合之下，他與魯迅愛人許廣平一起參加哲學社會科學小組。1972年因“文革”的形勢轉變，大田縣的下放人員逐漸接到調回原單位的調令，盧豫冬也在其列。但是當時華僑大學尚未恢復，他就被安排到了福建師範大學中文系任教。
晚年
文革結束後，盧豫冬任福建師範大學中文系教授近二十年，一方面潛心撰寫文學回憶錄，為舊友編訂文集，如楊剛、巴人、周木齋等；另一方面致力於文史研究和中文教學。據其友人回憶，1975年到1976年，他因字寫得好被貶到學校的傳達室，天天在小黑板上寫匯款單和包裹收件人的名字。
盧豫冬的大半生都是在戰爭和苦難中度過的，顛沛流離，歷盡了千辛萬苦。然而坎坷的經歷卻絲毫未磨滅他的心志，仍然保持著一顆樂觀的心。在與友人談到三四十年代的戰鬥歷程和文壇舊事，他常常敞懷大笑，感嘆歲月的流逝。盧豫冬無疑是豁達的，1997年，他給好友舒顏寫信，“我們大家畢竟都老了，遲早要離開這個世界，用不著悲哀，我們畢竟作了一番事業。”雖然年事已高，但盧豫冬的雄心未泯，原本還有為蕭乾做作家論，為自己寫一本自傳等一系列的構想，恰如他自己所述：“七十未為老，漫道古來稀。松柏經霜翠，花甲發新枝。八軼猶童顏，期頤豈足奇。壯心誠不已，戰鬥沒窮期。”然“壯志未酬”，他便意外跌倒傷，癱瘓在床。
2001年9月6日，盧豫冬在長安山溘然長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