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 中文名：盆地效應
- 類別：城市效應
- 地點：北京上海
- 影響：人口過密
介紹,背景與現狀,形成原因,弊端及影響,解決及建議,
介紹
人口流動出現的這種“盆地效應”使 大城市人口嚴重“超載”，同時伴生了一系列問題，流動人口管理、戶籍制度、城鄉結合部等逐步成為我國城市管理與發展的新課題甚至新難題，處置不當，甚至可能成為社會矛盾的爆發點、激發點。
人口流動出現的這種“盆地效應”使 大城市人口嚴重“超載”。
背景與現狀
當前流動人口的利益訴求正在發生變化，表現在流動性上呈兩極分化態勢，部分就業和收入穩固的群體，移民化傾向明顯，出現“流動人口不流動現象”。另一部分收入水平較低且不穩定的群體，呈現加速流動趨勢。總體呈現“流動趨勢多元化，結構性矛盾凸顯”態勢。 其中，流動人口過度集中在大城市的問題非常突出，不少城市已感到不堪重負。
形成原因
大城市在經濟、文化、醫療、教育、公共設施等各種社會資源方面具有明顯優勢，對流動人口的吸引力不言而喻。衛生部部長陳竺曾坦言，中國目前的醫療資源配置不合理，優質醫療資源過多集中在大城市。目前北京市各大醫院普遍存在患者住院難的現象，醫院的床位非常緊張。患者在病情允許的情況下，一般只能在醫院住半個月左右。
同樣，大城市的教育資源集聚也更加突出。北京、上海等大城市聚集了全國最優質的教育資源，一旦擁有這些城市的戶口，就可享受到這些優惠。山東高考生數量是北京的6倍，而北大、清華下達給北京市的招生指標卻是山東的五六倍。北京約一百多名考生中就有1人有機會上北大、清華，而在山東，4000多名考生中才有1個人有此機會，機會相差30多倍。山東一些教育界人士感嘆：“這難怪很多外地人擠破頭也要去北京！”
流動人口觀念更新
越來越多的流動人口觀念更新，與以前一心想著“打工”、“流動”不一樣的心態，現今許多流動人口已經不再頻繁流動，而是追求與現居住地的文化融合，他們打工所得不再一味寄回家。
融入大城市的願望強烈
大城市優質的社會公共資源對流動人口形成了強大的吸引力，一些流動人員到大城市後就不願離開，融入大城市的願望強烈。這使得大城市人口流動形成盆地聚集效應。很多打工者表示“不會拿掙的錢到老家蓋房”，而是準備在當地買便宜的房子，他們手裡的錢有更多的選擇：一是置業；二是做生意。35歲的陳志明是山東菏澤人，目前租住在廣州市海珠區。剛到廣州時給人開計程車，有了一定積蓄後，開始自己做水產生意。近些年陳志明的生意越來越好，把老婆孩子也接到廣州住，陳志明的願望就是“當城市人”。為此，他工作之餘竭力融入廣州，努力學講廣東話。
弊端及影響
我國城鎮化進程的加快在極大激發我國經濟活力的同時，也給城市的管理與發展提出了嚴峻挑戰，由此伴生的一系列問題如流動人口管理、戶籍制度、城鄉結合部等也逐步成為我國城市管理與發展的新課題甚至新難題，處置不當，甚至可能成為社會矛盾的爆發點、激發點。
外來人口大量湧入大城市不堪重負
深圳 土地面積只有1952.8平方公里，但是建市不到三十年的時間，實有人口已經從幾十萬迅速增長到1200多萬（其中流動人口占85%），迅速步入全球特大城市的行列，人口密度位居全球第五、全國第一。目前全市已面臨土地、空間資源、水資源和環境資源等四個難以為繼的局面。深圳市副市長李鋒說：“深圳已背上了沉重的人口包袱，成為制約深圳經濟建設和城市發展的突出‘瓶頸’”。
“盆地效應”
北京據估算，北京外來人口已由過去的500多萬迅速突破1000萬，加上本地人口，總人口達到2200萬，已大大突破了北京市政府提出的“2010年將常住人口控制為1600萬左右的目標。” 目前，北京市土地、水源、環境、交通等資源承受重壓。歐洲太空總署公布的衛星數據曾顯示，北京汽車廢氣污染一度居世界之最，是“全球最大的汽車廢氣污染沉積中心”。北京市公安局戶籍處宣傳科副科長關璽華感慨地說：“現在北京的大街快成了全國最大的停車場了。” 據中國人民大學人口與發展研究中心調查，北京市加上南水北調的供應量，未來自有水資源供水能力約為35.6億至37.1億立方米。而以現在人口增長趨勢看，未來十年內，北京市人均水資源量將不足300立方米，而300立方米是國際上公認的不應突破的底線。
上海、廣州等大城市的外來人口壓力也是不堪重負。據上海市旅遊局分析，內外環線之間是上海的人口新集結地區，人口密度在急劇上升；特別是居住半年以上的外來人口數以百萬計，他們在參與城市建設的同時，與戶籍人口共享城市設施。目前，中心城區交通阻塞、管線老化、社會經濟高密度、緊運行，使得上海市民中約有20%的人處於心理亞健康狀態。據廣東省流動人口管理辦公室介紹，廣州全市流動人員已接近600萬，幾乎與戶籍人口773.48萬人相當。外來人口的增多，城市人口的極大擴容，給廣州帶來了繁榮，也帶來了一系列隱患。
對外來人口的控制是一大難題
北京、上海、廣州等一些大城市的公安和人口管理部門表示，大量外來人口不僅造成了資源壓力，而且給社會穩定帶來了巨大壓力。特別是人口流動帶來的犯罪問題十分突出。目前，北京市70%的犯罪是外來人口，違法犯罪被侵害人中有70%是外地人口。上海有72%以上的犯罪為非本地戶籍人口所為，杭州已經突破了90%，而深圳近10年來抓獲的犯罪嫌疑人和被犯罪侵害的對象中，非深圳戶籍的分別占到98%、95%以上，作案人員和受害對象“兩頭在外”的特點非常突出。
據深圳市公安局介紹，近幾年，深圳形成眾多以內地一些地區“老鄉”為紐帶的聚居地，屬於“同鄉村”概念的群體有643個近200萬人。這些“同鄉村”中，不時發生群體性、暴力性、突發性的事件，給社會管理帶來很大衝擊。
一些大城市管理部門普遍感覺對外來人口的控制是一大難題。北京市公安局關璽華說：“現在我們還沒有找到很好的管控辦法，如果實行限制外地人進京的政策，恐怕會面臨巨大的社會輿論壓力。”一些城市的人口管理部門表示，人口控制管理手段主要是行政和經濟手段，戶籍是過去主要使用的行政手段，現在作用已不大，而暫住證目前也沒有強制執行了；至於經濟手段，對於低收入人群而言，似乎也不靈驗，還需要探索新的方式。
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教授張惟英教授認為，目前北京甚至全國的市場調節機制還不完善，沒有足夠的能力解決人口過多和資源稀缺之間的矛盾。“這種情況下，通過政府政策控制人口規模，非常必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