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埃爾-約瑟夫·蒲魯東(皮埃爾·約瑟夫·蒲魯東)

皮埃爾-約瑟夫·蒲魯東

皮埃爾·約瑟夫·蒲魯東一般指本詞條

蒲魯東是法國政論家經濟學家,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者,無政府主義奠基人之一。

蒲魯東被稱為無政府主義之父,首先使用安那其(Anarchy)一詞表述社會的無政府狀態。他否認一切國家和權威,認為它們維護剝削,扼殺自由。反對政黨,反對工人階級從事政治鬥爭,認為其主要的任務是進行社會改革。無政府主義與改良主義合成一體,提出一個所謂“互助主義”的救世良方。主張生產者根據自願原則,通過訂立契約進行互助合作,彼此“等價交換”各自的產品。這種空想的互助主義方案建立在小生產者的小私有制基礎之上,其目的是形成生產者之間“永恆的公平”,防止他們遭受破產的厄運,使小私有制永世長存。

蒲魯東的學說和政治活動對巴黎公社前的法國工人運動頗有影響。馬克思在《哲學的貧困》等一系列著作中對蒲魯東及其思想進行了深刻的批判。

基本介紹

  • 中文名:皮埃爾-約瑟夫·蒲魯東
  • 國籍:法國
  • 出生地:貝桑松
  • 出生日期:1809年1月15日
  • 逝世日期:1865年1月19日
  • 代表作品:《什麼是財產?或關於法和權力的原理的研究》
  • 主張:無政府主義
人物生平,蒲魯東主義,理論套用,

人物生平

1809年1月15日生於貝桑松一農民兼手工業者家庭,卒於1865年1月19日。曾在印刷廠當排字工人,後與人合夥開辦小印刷廠。 1837年遷居巴黎,從事著述活動。1840年發表《什麼是財產?或關於法和權力的原理的研究》,提出“財產就是盜竊”的論點,蜚聲於世。該書從小資產階級立場出發批判資本主義大私有制,認為可以通過保護小私有制擺脫資本主義的各種弊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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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6年發表《貧困的哲學》 ,企圖以政治經濟學來論證自己的改良主義思想,反對工人階級的革命鬥爭。1848年革命發生以後,開始從事實際的社會改革活動,曾任《人民代表》報和《人民之聲》報主編,被選為國民制憲議會議員。 1849年因著文反對路易·拿破崙·波拿巴被捕入獄,被判3年徒刑和 3000法郎罰款。在獄中寫成《一個革命家的自白》和《十九世紀革命的總觀念》 。 1852年獲釋,1858年在《論革命與教會的正義》一書中激烈抨擊天主教會,在再次被捕威脅下流亡比利時。 1862年遇赦返國,繼續宣揚無政府改良主義思想。

蒲魯東主義

蒲魯東主義 19世紀40年代產生於法國,50—60年代廣泛流行於西歐國家並頗具影響的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和無政府主義思潮。因其創始人蒲魯東而得名。蒲魯東在他的《什麼是財產?》、 《貧困的哲學》 、 《社會問題的解決》、《一個革命者的自白》和《19世紀革命的總觀點》等著作中,全面系統地闡述了他的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和無政府主義的觀點。蒲魯東主義認為共產主義資本主義都有弊病,都不合乎理性,以“個人占有”為基礎的“互助制”社會是最好的社會模式;主張建立以無息貸款為基礎的“人民銀行”作為改造資本主義制度、實現“互助制”社會的根本途徑;宣揚階級調和與和平革命,反對暴力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鼓吹個人絕對自由,反對任何國家和政府,反對一切權威。蒲魯東主義的核心,是幻想通過和平改良的辦法,建立小手工業生產制,實現小資產階級的社會主義。為了維護國際工人運動的根本利益,馬克思主義者同蒲魯東主義進行了堅決的鬥爭。馬克思恩格斯在《哲學的貧困》 、 《共產黨宣言》和《論住宅問題》等著作中深刻地揭露和批判了蒲魯東主義。巴黎公社後,蒲魯東主義在國際工人運動中的影響基本消除。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公社同時是蒲魯東社會主義學派的墳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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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論套用

由於馬克思誤認為英國的今天就是其他國家的明天,他斷定產業無產階級將日益成為人口的大多數。但考茨基1899年寫作《農業問題》一書時的最大難題,就是馬克思這一預言在歐洲大陸沒有實現,農民、手工業者和職員等非產業工人階級仍是人口大多數。馬克思對農民問題的忽視(如《哥達綱領批判》中反對“人民國家”一詞,因德國“人民”仍多為“農民”),對德國社會民主黨日後在戰略策略上的失敗直接影響。例如,十九世紀末德國社會民主黨面臨著如何爭取德國南部的貧農和中農的問題。1895年的“法蘭克福代表大會”決定建立一個社會民主黨的“農業委員會”,倍倍爾、李卜克內西等著名領導人是該委員會的成員。但是,考茨基卻堅持認為“一個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之內的社會民主黨的農業綱領是荒謬的”,因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必然要把小農排除掉。考茨基還說, 恩格斯支持他的觀點。由於恩格斯的權威,“農業委員會”中德國南部社會民主黨人和倍倍爾的意見被壓制了。因此,德國社會民主黨的農業政策基本上是等待資本主義大農場吃掉小農,而反對利用“資產階級國家”幫助小農。 (M. Salvadori, Karl Kautsky and the Socialist Revolution: 1880-1938. pp. 56-58, Verso, 1990) 。考慮到德國社會民主黨1890年代即已經是德國獲選票最多的第一大政黨,1919後又是“魏瑪共和國”時期的執政黨,我們不難看出:他們在‘工農聯盟”問題上的失敗,是與考茨基的教條主義理論有密切關係的。1920和1930年代德國(和義大利法西斯主義的興起,是得到不少在社會民主黨找不到支持的小農及其政黨的支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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