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馬克思誤認為英國的今天就是其他國家的明天,他斷定產業無產階級將日益成為人口的大多數。但考茨基1899年寫作《農業問題》一書時的最大難題,就是馬克思這一預言在歐洲大陸沒有實現,農民、手工業者和職員等非產業工人階級仍是人口大多數。馬克思對農民問題的忽視(如《哥達綱領批判》中反對“人民國家”一詞,因德國“人民”仍多為“農民”),對德國社會民主黨日後在戰略策略上的失敗直接影響。例如,十九世紀末德國社會民主黨面臨著如何爭取德國南部的貧農和中農的問題。1895年的“法蘭克福代表大會”決定建立一個社會民主黨的“農業委員會”,倍倍爾、李卜克內西等著名領導人是該委員會的成員。但是,考茨基卻堅持認為“一個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之內的社會民主黨的農業綱領是荒謬的”,因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必然要把小農排除掉。考茨基還說, 恩格斯支持他的觀點。由於恩格斯的權威,“農業委員會”中德國南部社會民主黨人和倍倍爾的意見被壓制了。因此,德國社會民主黨的農業政策基本上是等待資本主義大農場吃掉小農,而反對利用“資產階級國家”幫助小農。 (M. Salvadori, Karl Kautsky and the Socialist Revolution: 1880-1938. pp. 56-58, Verso, 1990) 。考慮到德國社會民主黨1890年代即已經是德國獲選票最多的第一大政黨,1919後又是“魏瑪共和國”時期的執政黨,我們不難看出:他們在‘工農聯盟”問題上的失敗,是與考茨基的教條主義理論有密切關係的。1920和1930年代德國(和義大利)法西斯主義的興起,是得到不少在社會民主黨找不到支持的小農及其政黨的支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