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義背景
民國初年,河南省農村災荒嚴重﹐加上河南都督張鎮芳橫徵暴斂﹐民不聊生﹐饑民﹑乞丐成群。
白朗與宋老年、李鴻賓等綠林頭目聯合﹐被推為首領。他們以舞陽縣母豬峽為根據地﹐提出“打富濟貧”的口號﹐聚眾抗官﹐隊伍很快發展至五六百人﹐活動於豫西廣大農村。
起義經過
早在武昌起義爆發之際,
白朗就在家鄉組織二三十人回響起事,至1912年冬,以白朗為首的農民軍發展成為六七百人的軍隊,在河南西部地區來回馳騁,名聲大振。民國初年,河南災荒嚴重,經濟凋敝,再加上河南都督
張鎮芳作威作福,巧取豪奪,河南大地
哀鴻遍野,民眾水深火熱,災民成群。深處苦難的災民無處為生,只能投身綠林。滿腔壯志的白朗充分利用災民對清政府失望、怨恨的反抗情緒,積極聯合其他綠林頭目,以舞陽縣母豬峽為根據地,打著劫富濟貧的口號,聚眾抗官,從而吹響了白朗起義的號角。
在1913年二次革命前夕,初具規模的白朗起義軍接受了革命黨人聯合反袁的要求,積極在河南地區發動武裝起義,策應南方革命軍的討袁戰爭,他們勢如破竹,先後攻克唐河、禹縣等地,起義軍隊伍聲勢漸漸浩大,大批災民、游勇、綠林紛紛加入。1913年9月,起義軍攻入湖北,隨後又再次進入河南,在均縣、魯山、寶豐等地,與鄂、豫、陝三省聯軍激戰。10月,陝西陸軍團長王生岐主動起義,率部參加起義軍。到這年冬天,起義軍發展到了近萬人,白朗自稱中華民國扶漢討袁司令大都督。
1913年夏﹐
白朗乘
北洋軍調離豫西南之機﹐率眾攻破
唐縣﹑
禹城﹐聲勢壯大。
二次革命爆發後﹐白朗於9月南下﹐奪取湖北
棗陽﹐占據縣城十一天。11月又攻占
寶豐縣城。1914年1月﹐白朗率領兩千人﹐消滅了進入豫西的官軍﹐越過京漢鐵路﹐接連攻破光山﹑潢川﹑商城及安徽省六安﹑
霍山等縣城。
袁世凱將
張鎮芳撤職﹐派陸軍總長
段祺瑞兼任河南都督﹐調集兩萬多人進行圍剿。白朗在霍山突破北洋軍的包圍﹐於3月7日一舉攻克湖北
老河口﹐殲敵兩千餘人。1913年7月,“二次革命”前夕,起義軍接受革命黨人聯合反袁的要求,先後攻克
唐河、
禹縣等地,聲威大振。9月,起義軍發展到二千餘人,攻入湖北。隨後復入河南,在
均縣、
魯山、寶豐等地,與鄂、豫、陝三省聯軍激戰。
10月,陝西陸軍團長
王生歧率部參加起義軍。入冬,起義軍發展到近萬人,
白朗自稱中華民國扶漢討袁司令大都督。袁世凱急忙調集三萬人馬進行“圍剿”。起義軍避實擊虛,突圍東進。至1914年1月,連克
河南光山、商城等地,進入安徽。
起義軍如同狂風暴雨,橫掃
中原大地,使北洋政府軍疲於奔命。1914年2月13日,
袁世凱令陸軍總長
段祺瑞兼代河南都督,指揮包括
鄂豫皖地方部隊在內的北洋政府軍共數萬人“圍剿”。此時,英、俄等國駐京使館武官趕赴河南,以“觀戰”為名為段祺瑞出謀獻策。
起義軍聲東擊西,突圍後又西進鄂北。1914年3月8日攻占重鎮老河口;14日攻克河南荊紫關。此時,起義軍已經發展到二萬餘人。
白朗張貼布告,反對專制,力主
共和。段祺瑞部署各部隊分八路“圍剿”。
白朗起義軍決定西征陝、甘,伺機入川。17日由荊紫關等地分路西進,連克富水、
商南,進入陝西。
袁世凱令北洋政府軍第7師師長
陸建章為西路“剿匪”督辦,率數萬人對起義軍前堵後追。
4月下旬,起義軍在陝、甘交界的
固關擊潰北洋政府軍,進入甘肅。隨後,破
伏羌(今甘肅
甘谷)、天水等地,擊斃總兵馬國仁。後入川受阻,退入甘肅
岷縣、
臨潭少數民族地區。因在當地械彈、給養補充困難,加上北洋政府軍追堵夾擊,處境危險,遂決定回師河南。5月下旬,起義軍萬餘人從臨潭出發,先後突破北洋政府軍重兵設防的岷縣、
寶雞、
荊紫關三道防線,於6月底返回豫西時僅剩數千人。隊伍由大小將領帶領分散活動,不久被
北洋政府軍隊各個擊破。
在此﹐
白朗召開了軍事會議,決定西走陝﹑甘,奪取四川為根據地。白朗軍長驅入陝,攻占
商南等地,一度逼近西安。又沿
渭水西進,由隴縣進入甘肅省境。陝西一帶
哥老會紛紛歸附,隊伍得到補充。乘勢攻占天水,麾軍進入
甘南地區。欲由此入四川,被川軍阻擊。白朗軍長期流動作戰,給養不足,主力隊伍疲憊不堪,軍紀鬆弛,大小頭目思鄉心切。於是決定沿原來路線折回河南家鄉。官軍追擊堵截,白朗軍一路苦戰,傷亡慘重,及回到河南
魯山﹑
寶豐一帶,已潰不成軍。1914年8月初,
白朗率領數百人在魯山石莊與官軍搏戰,負傷身亡,部隊潰散,起義失敗。
起義特點
白朗起義戰爭,是在
辛亥革命之際,由樸素的“打富濟貧”發展到反對
袁世凱反動統治的一次農民革命戰爭。起義之初,起義軍每占一座城鎮,便“令殷富輸納財物”救濟窮人,釋放被囚禁的勞苦民眾。後受革命黨人的影響,白朗等逐步加深了對袁世凱反動本質的認識。
從1913年開始,公開打出討袁的旗號,到處張貼反袁的布告,揭露袁世凱“雖託名
共和,實厲行專制”,指斥“袁賊世凱,狼子野心,以意思為法律,仍欲
帝制自為”,“摧殘吾民,蓋較滿洲尤甚”。
白朗等還抨擊
袁世凱對於
沙俄入侵外蒙、英國入侵西藏所採取的妥協投降政策,並對外國
傳教士等採取了懲罰措施,表現出明顯的反帝傾向。最後,直接提出了“逐走袁世凱,設立完美之政府”的政治主張。由於起義軍的行動既反映了廣大貧苦農民的要求,又順應了
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潮流,因而得到比較廣泛的支持和擁護。
白朗起義軍作戰勇敢,具有勇往直前、不怕犧牲的精神。同時,在戰術運用上也比較靈活,能根據敵眾己寡的特點,善於避實擊虛,機動作戰:或從內線跳到外線,或出敵不意地襲擊守備薄弱或孤軍冒進之敵。加上行軍快速,常使敵軍“徒事跟追,疲於奔命”,圍追堵截一再落空。追擊起義軍最賣力的
趙倜就曾哀嘆:“尾追固非善策,圍剿亦難奏功,言念及此,憂心如焚”。起義軍在進攻城鎮時,注意依靠民眾,事先派人潛入,裡應外合,或聲東擊西,長途奔襲,使敵人猝不及防,從而以較小的代價,取得較大的戰果。
這些,是
白朗起義武裝得以存在、發展和堅持三年之久的主要原因。
失敗原因
白朗起義歷時三年,根據敵眾我寡的特點,善於避實擊虛、聲東擊西、機動快速和長途奔襲,先後轉戰豫鄂皖陝甘五省,征程數千里,先後同
北洋政府軍隊二十多萬人作戰,出其不意地打擊敵人,攻破縣城四十餘座和許多關隘,所到之處“劫富濟貧”,沉重打擊了各地的封建勢力,衝擊了
袁世凱的反動統治。
這次起義戰爭的失敗,客觀上由於敵人強大,尤其是“
二次革命”失敗後,袁世凱的統治趨於鞏固,得以集中力量對付起義軍;主觀上由於存在以下主要問題:
缺乏明確的反封建綱領
這次起義戰爭雖然發生在辛亥革命之際,但起義軍基本上始終墨守“打富濟貧”這種只能滿足農民暫時微小利益的行動,而沒有發動農民,用暴力奪取地主豪紳的土地,摧毀封建統治的根基。這就影響了廣泛深入地發動民眾,影響了部隊的大規模發展,以致無法在民眾中紮下深厚的根子。這也說明了在
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農民階級雖然受到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影響,但沒有無產階級及其政黨的正確領導,是難於完成徹底反封建任務的,是難於將起義戰爭引向最後勝利的。
西進陝甘,是戰略上的失策
豫、鄂、皖地區,雖然
袁世凱的反動統治勢力比較雄厚,但工農民眾的抗袁鬥爭相當普遍,民眾基礎是比較好的。誠然,孫中山領導的討袁戰爭失敗後,
北洋政府加緊了對起義軍的“圍剿”,使起義軍增加了困難。但是,只要堅決依靠民眾,採用靈活的戰術,還是有可能克服困難,在原地區繼續堅持鬥爭的。由於起義軍的領導者只看到敵人兵力增加,看不到工農民眾中蘊藏的巨大反袁力量,因而作出了西進陝甘的決策,進入了民眾條件比較差的地區,使起義軍的作戰增加了更大的困難。特別是進入地瘠民貧、
民族矛盾尖銳的甘肅地區,困難就越來越大。雖然甘軍的戰鬥力很弱,起義軍卻連遭挫損。戰略方向上的這一錯誤,成了起義軍由勝利走向失敗的轉折點。至於西謀
巴蜀,從當時四川的政治和軍事形勢來分析,那裡的討袁戰爭已經失敗,
袁世凱已加強了對該省的統治,加上該省的封建軍閥勢力相當雄厚,在這種形勢下,起義軍即使實現了入川計畫,能否站穩腳跟,也是值得懷疑的。
長期流動作戰,沒有建立山區根據地
從起義軍初期和中期活動的地區來看,是具備建立根據地的客觀有利條件的。
伏牛山、
桐柏山、
大別山,山高嶺險,易守難攻;當地農民的自發反抗鬥爭始終沒有間斷,而且對
白朗起義軍深表擁戴,“窮苦之家,甘為窩主;乞丐遊民,願作彼探”。③但由於起義軍認識不到建立根據地的重要性和迫切性,以致雖有良好條件而不知利用,沒有採取有效的方式,廣泛深入地發動和組織民眾,打垮當地的地主武裝,摧毀地方反動政權,建立農民自己的政權,使之成為保存和發展自己、消滅和驅逐敵人的根據地。由於沒有可靠的後方作依託,總是不停頓地流動作戰,得不到可靠的補給和休整的機會,重蹈了中國歷史上農民戰爭中流寇主義的覆轍。
偏重於攻城取物,未能大量殲滅敵人有生力量
被強大敵人圍追堵截的起義軍,在戰略上處於被動不利的地位。要擺脫被動、爭取主動,唯一有效的辦法,就是在戰鬥中不斷殲滅敵人的有生力量,轉變敵我力量對比。
白朗起義軍雖然作戰勇敢,機動靈活,但沒有把殲滅敵人有生力量放在頭等重要的位置。據不完全統計,起義軍在五個省先後攻破縣城四十座和無數市鎮、關隘,但是,殲敵正規軍百人以上的不過十多次,殲敵一至三個營的不過六七次,其餘多是人數不多的民團、商團等
地方武裝。起義軍所以不斷攻城,主要目的是為了解決糧餉和械彈。正是由於沒有大量殲滅敵人的有生力量,所以在戰略上始終處於遭敵圍追的被動地位。起義軍經常行走在崇山峻岭之間,便於利用山險殺“回馬槍”,伏擊尾追之敵。可惜,他們不善於運用此種戰法,結果,不但喪失了殲敵良機,反被敵軍窮追不捨,陷入被動地位。
缺乏鞏固提高部隊的有力措施
白朗比較強調民眾紀律,要求部隊不侵犯勞動人民的利益。但軍隊內部的組織始終比較鬆散,缺乏嚴格的組織紀律,加上長期流動作戰,缺乏必要的訓練,未能使之向正規軍轉化。在思想建設方面,雖由資產階級革命黨人進行了一些
民主主義革命的宣傳,但根本無力改變農民小生產者短淺的政治眼光,克服宗派觀念、家鄉觀念、自由散漫等弱點,以致最後出現了自動解體,被敵各個消滅的慘痛結局。
白朗其人
河南
寶豐縣人,以其身材高瘦,腿長行快,故因其名偕音而綽號“
白狼”,官方也誣稱其為“狼匪”。農民出身的
白朗,青年時代曾投巡防營當兵,槍法頗精,“雖目不識丁,而膽略頗壯”,後因“犯律潛逃”回鄉。白朗從巡防營回到家鄉之後,便“拉桿”起事成為嘯集山林的綠林頭目。據記載,他“性豪爽,善馭人,疏財仗義,以是能得眾,先奔走於汝、魯、寶之間,結識豪俠,漸成規模。但以武器缺乏,未能大舉,乃將
寶豐縣長的兒子劫去勒贖,索價新式五響鋼快槍十支。械到手後即有很快的發展”。
白朗以
舞陽縣母豬峽一帶為基地,四處活動。大約於民國元年又以“打富濟貧”為旗號,鼓勵窮人造反。被裁士兵、遊民、饑民等,聞風歸附。各地著名桿首如
李鴻賓、宋老年、丁萬松、
宋一眼、王心傳等各率所部,與之合併,願聽指揮。到1913年春,各桿頭在白朗領導下所帶的人馬共約二三千人,所著服裝,錯雜不一,時聚時散,飄忽無定,聚則
成軍,散則為農工商販。由於“貧苦之家甘為窩主,乞丐遊民願作彼探”,白朗軍訊息靈通,神出鬼沒,各縣多次派兵圍剿,都未能把他們鎮壓下去。相反,
白朗卻不時給各地方官吏和豪紳地主團練以打擊。這時,白朗主要從事經濟性的鬥爭,政治目標並不明確。
二次革命爆發後,
黃興曾寫信給白朗,要求他進攻湖北,配合討
袁軍作戰,因所派信使在開封被捕殺,信未能送到。同時,黃興還委派河南國民黨人楊體銳為河南討袁軍豫西民軍司令,赴洛陽策動
鎮嵩軍反正和聯絡白朗。楊體銳親往白朗軍中遊說,“白感動,願聽約束”。但不久,楊被
張鎮芳捕殺,國民黨人與白朗的聯繫中斷。
1913年7、8月間,不僅南方反袁軍曾多次與白朗軍聯繫,白朗也曾派人赴南方探聽訊息,但是,由於反動當局的破壞,雙方始終沒有建立起直接聯繫。當白朗威震豫西時,他以“撫漢討袁司令大都督”的名義發布了一個六言告示,首先揭示“滿業倒了運氣”,接著怒斥
袁世凱“假作民國揚名”,末了則說:“現在中州真主,蕩蕩如同天神。”這個告示大致反映出1913年夏季
白朗的政治水平,即對舊封建政權恨之入骨,而又跳不出稱帝稱王的藩籬。
白朗起義歷時三年多,先後轉戰豫鄂皖陝甘五省,征程數千里,攻破縣城四十餘座和許多關隘,所到之處“劫富濟貧”,打擊了地方封建勢力,衝擊了袁世凱的統治。他們雖然接受了
資產階級革命派反袁的口號,但仍然沒有明確的政治綱領,以致重蹈中國古代農民戰爭中
流寇主義的覆轍,最終不能倖免於失敗的命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