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西方翻譯理論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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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談到翻譯人們不禁會想到兩個怪圈：一是翻譯無理論。許多翻譯名家畢生從事翻譯工作卻否認自己的翻譯活動有理論做指導，並認為翻譯研究不過是“不斷製造空洞的理論”，或熱衷於引進新的術語，導致“術語的泛濫和思想的貧乏”，缺乏對翻譯實踐進行科學的概括、整理和理論研究。翻譯無論是作為知識、技能還是藝術似乎都無法傳授，翻譯名家一生的心血或經驗的積累似乎只能隨翻譯家百年之後蕩然無存，無法為後世借鑑，讓後人受益，這顯然違反事實，違反科學。這種觀念合乎邏輯的必然結果便是第二個怪圈：翻譯理論引進的匱乏。從古到今，我們譯介了從亞里士多德、柏拉圖到海明威、薩特、德希達、馬克思、恩格斯等浩若煙海的哲學、政治、宗教、軍事、文學藝術、經濟、自然科學、工程技術等著作，為中華民族的繁榮昌盛、世界不同文化的友好交流和學術交往做出了無法估量的貢獻。格蘭尼斯一九九三年稱，日本每年譯著占全國出版數量的6%，達2500種；法國占10%，達 4000種；匈牙利占14%，達1200種；德國占15%，約8000種；義大利占25%，約3000種（Venuti，1996：327）。在中國，譯著的數量估計也不會少。然而相比之下，外國翻譯理論著作的譯介卻少得可憐，中國目前每年尚不足一種，估計總數也不過十餘種（最樂觀的估計）。翻譯這一最古老的文化交流工具似乎並不需要借鑑、改造和更新，天不變，道亦不變；老祖宗的翻譯思想、翻譯方法似乎自有永不衰竭的生命活力，引進外國的翻譯方法和翻譯研究成果純屬多此一舉。

翻譯作為人類帶有普遍性的文化交流活動，其中必然有許多共性或規律，各民族必然積累了可以相互啟發和借鑑的經驗，無視或鄙視國外譯論並不符合吸收人類一切有用的文化成果的精神，這種閉關自守的觀念本身反映出某些人翻譯思想和翻譯知識的局限。許鈞先生說得好：

實際上，從我國目前的譯論研究狀況來看，我們對國外的譯論了解和研究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太片面了。平心而論，那些排斥西方譯論的人到底讀過多少西方譯論，有過多少研究？（許鈞，1997b∶50）

毋庸諱言，中華民族有十分燦爛的文化交流史，曾經湧現出無數聞名世界的翻譯家和翻譯理論家。從玄奘到嚴復，從林紓、魯迅、瞿秋白到傅雷，他們的翻譯和翻譯思想“至今仍有方法論和價值論的生命力”（劉宓慶，1990∶III）。但是，在肯定中國傳統翻譯理論偉大歷史功績的同時，我們也應看到，中西譯論因其不同的哲學思想、價值觀念和語言文化習慣形成了彼此相異的譯論體系。與西方嚴格的方法論、理論描述的精確、細膩和定性定量相比，傳統的翻譯研究又存在一些歷史局限性。首先，中國傳統譯學“帶有明顯的封閉性”，缺少開放、綜合和跨學科系統性；其次，傳統譯學缺少基本的翻譯理論體系；第三，傳統譯學囿於傳統美學的方法論，強調總體把握和模糊形象思維，缺少精確分析和嚴謹的科學論證。“譯論界常常陷入詮釋性爭論”，缺乏“對策性及理論應有的實踐意義”（劉宓慶，1990∶III—V）。

相對而言，戰後西方翻譯研究欣欣向榮，翻譯流派異彩紛呈，翻譯大家層出不窮，翻譯思想、翻譯方法、研究角度日新月異。譯介和引進當代西方翻譯理論的成果，加強中西譯論的交流與對話，無疑對創立具有中國特色的翻譯研究大有裨益。正如奈達在為本書撰寫的序言中所說的，翻譯理論應“兼容並包，利用多種手段來解決翻譯中的種種難題”。積極地了解當代西方翻譯理論的沿革、現狀與發展趨勢，打破翻譯研究的地域、學科、流派的限制，形成跨學科綜合、多元互補的研究格局，汲取一切譯論的研究成果，這無論對初涉譯事的後生或對有相當經驗的譯者應該說都不無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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