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中國外交思想史》1999年河南大學出版社出版的圖書，作者是謝益顯。
基本介紹
- 書名：當代中國外交思想史
- 作者：謝益顯
- ISBN：9787810415279
- 定價：34.00元
- 出版社：河南大學出版社
- 出版時間：1999-06-01
叢書簡介,前言,作者簡介,圖書目錄,文摘,
叢書簡介
《當代中國叢書》是我國第一部全面記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史的規模最大的叢書，包容了大量確鑿可靠的歷史資料，本書是外交思想史卷，反映了我國有關外交的文獻，有關人員的外交活動和國家間的外交關係等內容，內容詳盡，條理清晰，一目了然。
前言
外交思想，由一國領導外交的官員的有關思想觀點表述出來，也由外交實踐，包括國家有關外交的文獻、有關人員的外交活動和國家間的外交關係反映出來。
外交思想首先就是決定和指導一國對外政策的那些思想。所謂外交，不外是代表國家和政府的部門和官員，向有關外國和國際組織，從政治上對有關問題示明情況、表明態度和傳遞信息的一種非軍事的行為和姿態，這種行為和姿態總是為了執行一定的對外政策的。同時，由此而構成的國家和國家之間總的政治關係，人們也用外交關係來稱呼它，它當然也是有關國家對外政策執行的結果。由此決定了外交思想總是同決定和指導一國對外政策的思想有關。
外交，在任何國家都一樣，是為國家的存在和發展服務的。因此，對外政策的制定，要考慮到國家對內的基本政治經濟路線和任務要求，這方面的關係，人們經常用“外交是內政的延續”來形容。對外政策的制定，還要考慮到國家對外戰略、策略方面的要求，因而要對國際形勢、國際矛盾關係和國際格局等方面進行觀察。這些方面所形成的一定的思想觀點，並在對外政策中得到反映的，都屬於外交思想的範疇。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誕生，是中國國內經濟政治運作和階級矛盾關係發展的結果，但是也不能離開二次大戰後的國際形勢大背景。毛澤東曾經分析：“假如沒有蘇聯的存在，假如沒有反法西斯的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勝利，假如沒有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假如沒有各人民民主國家的出現，假如沒有東方各被壓迫民族正在起來鬥爭，假如沒有美國、英國、法國、德國、義大利、日本等等資本主義國家內部的人民大眾和統治他們的反動派之間的鬥爭，假如沒有這一切的綜合，那末，堆在我們頭上的國際反動勢力必定比現在不知要大多少倍。在這種情形下，我們能夠勝利嗎?顯然是不能的。勝利了，要鞏固，也不可能。”這樣的分析告訴人們，既要認識新
中國誕生時的國際大的形勢背景，也要認識新中國成立以後國際大的形勢背景，與此相聯繫的是要認識大的時代的性質。關於這方面的認識都同一定的外交思想的由來有關。
這裡所謂的時代，是指世界經濟政治及其在階級意義上的反映在人類社會中已經達到一個什麼階段。時代不過是客觀實際的反映，但如果把不同性質的時代在概念上明確概括出來，它就能在巨觀上對觀察世界政治和國際關係起根本的理論指導作用。因為，它可以讓人們較快地意識到，“哪一個階級是這個或那個時代的中心，決定著時代的主要內容、時代發展的主要方向、時代的歷史背景的主要特點等等”。
二次大戰後，新中國所處的時代同1917年出現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之後一樣，世界仍然處在帝國主義和無產階級革命的時代，世界上決定時代中心內容和發展趨勢的，仍然是帝國主義
和無產階級這樣兩種世界經濟政治力量。因而，人們不但必須重視這一現象在國際上的反映——帝國主義同社會主義國家的矛盾關係，還必須重視帝國主義同被壓迫民族的矛盾關係，以及帝國主義國家相互之間的矛盾關係。這些矛盾關係形成的基本的國際格局，尤其是這些基本矛盾關係在一個一個具體歷史階段呈現的現實的戰略格局，其所反映的現實的國際形勢，對各國外交及其思想有更為直接的影響。為了認清中國是在對一些國際問題作了怎樣的考慮後形成一些外交思想的，就需要明確新中國誕生時所處的時代是帝國主義和無產階級革命的時代。
……
外交思想首先就是決定和指導一國對外政策的那些思想。所謂外交，不外是代表國家和政府的部門和官員，向有關外國和國際組織，從政治上對有關問題示明情況、表明態度和傳遞信息的一種非軍事的行為和姿態，這種行為和姿態總是為了執行一定的對外政策的。同時，由此而構成的國家和國家之間總的政治關係，人們也用外交關係來稱呼它，它當然也是有關國家對外政策執行的結果。由此決定了外交思想總是同決定和指導一國對外政策的思想有關。
外交，在任何國家都一樣，是為國家的存在和發展服務的。因此，對外政策的制定，要考慮到國家對內的基本政治經濟路線和任務要求，這方面的關係，人們經常用“外交是內政的延續”來形容。對外政策的制定，還要考慮到國家對外戰略、策略方面的要求，因而要對國際形勢、國際矛盾關係和國際格局等方面進行觀察。這些方面所形成的一定的思想觀點，並在對外政策中得到反映的，都屬於外交思想的範疇。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誕生，是中國國內經濟政治運作和階級矛盾關係發展的結果，但是也不能離開二次大戰後的國際形勢大背景。毛澤東曾經分析：“假如沒有蘇聯的存在，假如沒有反法西斯的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勝利，假如沒有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假如沒有各人民民主國家的出現，假如沒有東方各被壓迫民族正在起來鬥爭，假如沒有美國、英國、法國、德國、義大利、日本等等資本主義國家內部的人民大眾和統治他們的反動派之間的鬥爭，假如沒有這一切的綜合，那末，堆在我們頭上的國際反動勢力必定比現在不知要大多少倍。在這種情形下，我們能夠勝利嗎?顯然是不能的。勝利了，要鞏固，也不可能。”這樣的分析告訴人們，既要認識新
中國誕生時的國際大的形勢背景，也要認識新中國成立以後國際大的形勢背景，與此相聯繫的是要認識大的時代的性質。關於這方面的認識都同一定的外交思想的由來有關。
這裡所謂的時代，是指世界經濟政治及其在階級意義上的反映在人類社會中已經達到一個什麼階段。時代不過是客觀實際的反映，但如果把不同性質的時代在概念上明確概括出來，它就能在巨觀上對觀察世界政治和國際關係起根本的理論指導作用。因為，它可以讓人們較快地意識到，“哪一個階級是這個或那個時代的中心，決定著時代的主要內容、時代發展的主要方向、時代的歷史背景的主要特點等等”。
二次大戰後，新中國所處的時代同1917年出現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之後一樣，世界仍然處在帝國主義和無產階級革命的時代，世界上決定時代中心內容和發展趨勢的，仍然是帝國主義
和無產階級這樣兩種世界經濟政治力量。因而，人們不但必須重視這一現象在國際上的反映——帝國主義同社會主義國家的矛盾關係，還必須重視帝國主義同被壓迫民族的矛盾關係，以及帝國主義國家相互之間的矛盾關係。這些矛盾關係形成的基本的國際格局，尤其是這些基本矛盾關係在一個一個具體歷史階段呈現的現實的戰略格局，其所反映的現實的國際形勢，對各國外交及其思想有更為直接的影響。為了認清中國是在對一些國際問題作了怎樣的考慮後形成一些外交思想的，就需要明確新中國誕生時所處的時代是帝國主義和無產階級革命的時代。
……
作者簡介
謝益顯，中國外交學院教授。
圖書目錄
前言
第一章 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開始建立時的思想（1949—1950）
——獨立自主、和平共處、“一邊倒”和反帝反殖
第一節 新中國外交總的指導思想
第二節 關於外交陣線、國際格局和策略路線的思想觀點
第三節 馬克思主義觀點在新中國外交中的反映
第四節 新中國獨立自主外交的建立和開始運作
第五節 本階段其他具體對策中所體現的外交思想
第二章 袪除軍事威脅和打開外交局面的思想（1950—1955）
——從三條戰線挫敗美國戰略進逼和提出和平共處五項原則
第三章 戰後第一次出現國際和緩形勢時的外交思想（1955—1958）
——支持集體和平，實踐談判解決爭端，強制社會主義陣營團結
第四章 中蘇出現明顯政治分歧時的外交思想（1958—1960）
——強調國際反差統戰，堅持民族解放戰爭的合理性，對民族主義國家反華行徑進行必要鬥爭
第五章 反對蘇聯惡化中蘇國家關係時的外交思想（1960—1964）
——批判現代修正主義，反對反動民族主義，突出反美統戰和打破核壟斷，提出核主張
第六章 美帝侵越戰爭發生後的中國外交思想（1965—1968）
——援越抗美、反帝必反修和召喚世界革命
第七章 蘇聯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後中國的外交思想（1968—1972）
——反對美蘇兩霸和調整對外戰略
第八章 中美關係正常化進程開始的中國外交思想（1972—1979）
——“三個世界”的劃分和集中反對蘇聯霸權主義
第九章 80年代新形勢下的全方位外交思想（1979—1989）
——對外開放、不同兩“超”結盟，以和平與展為主題，為建立國際新秩序而鬥爭
第十章 後冷戰時期開始階段的中國外交思想（1989—1995）
——韜光養晦、有所作為、睦鄰友好、同國際接軌和推進和平統一大業
第十一章 新中國外交思想的分類敘述和展軌跡
結束語
主要參考書目
……
第一章 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開始建立時的思想（1949—1950）
——獨立自主、和平共處、“一邊倒”和反帝反殖
第一節 新中國外交總的指導思想
第二節 關於外交陣線、國際格局和策略路線的思想觀點
第三節 馬克思主義觀點在新中國外交中的反映
第四節 新中國獨立自主外交的建立和開始運作
第五節 本階段其他具體對策中所體現的外交思想
第二章 袪除軍事威脅和打開外交局面的思想（1950—1955）
——從三條戰線挫敗美國戰略進逼和提出和平共處五項原則
第三章 戰後第一次出現國際和緩形勢時的外交思想（1955—1958）
——支持集體和平，實踐談判解決爭端，強制社會主義陣營團結
第四章 中蘇出現明顯政治分歧時的外交思想（1958—1960）
——強調國際反差統戰，堅持民族解放戰爭的合理性，對民族主義國家反華行徑進行必要鬥爭
第五章 反對蘇聯惡化中蘇國家關係時的外交思想（1960—1964）
——批判現代修正主義，反對反動民族主義，突出反美統戰和打破核壟斷，提出核主張
第六章 美帝侵越戰爭發生後的中國外交思想（1965—1968）
——援越抗美、反帝必反修和召喚世界革命
第七章 蘇聯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後中國的外交思想（1968—1972）
——反對美蘇兩霸和調整對外戰略
第八章 中美關係正常化進程開始的中國外交思想（1972—1979）
——“三個世界”的劃分和集中反對蘇聯霸權主義
第九章 80年代新形勢下的全方位外交思想（1979—1989）
——對外開放、不同兩“超”結盟，以和平與展為主題，為建立國際新秩序而鬥爭
第十章 後冷戰時期開始階段的中國外交思想（1989—1995）
——韜光養晦、有所作為、睦鄰友好、同國際接軌和推進和平統一大業
第十一章 新中國外交思想的分類敘述和展軌跡
結束語
主要參考書目
……
文摘
書摘
(一)關於資本主義世界有“主戰派”、“和平中立派”和“維持現狀派”的觀點
1954年10月，周恩來在一次報告中說，印度等民族主義國家是“和平中立派”，英、法等國為“維持現狀派”，美國為“主戰派”。外交陣線的這個新的提法，雖然再一次表明“資本主義世界不是鐵板一塊”，需要加以“區別對待”的觀點的正確，但根據世界政治和國際關係的發展狀況，它具體地指出了這些國家之間的不同的主要特點。特別是關於一些民族主義國家是“和平中立派”的說法，使人們能夠更好地認識它們的作用，重視它們的國際地位。
在韓戰期間，從1951年初起，印度等民族主義國家在聯合國有關會議的投票中，就沒有處處跟美國走，顯示出它們的和平中立傾向。關於“和平中立派”，周恩來曾指出，“他們的確想和平”，“打仗對其不利”；他們“主張和平，反對戰爭；他們不參加對立的軍事集團，他們堅守中立的獨立政策”。經過1955年的萬隆“亞非會議”，人們日益清楚地看到，這些執行民族獨立的和平政策的亞非民族主義國家，以及拉丁美洲的民族主義國家，正“在社會主義和帝國主義兩個對立的陣營外”，形成“第三個集團”、“第三個陣營”。人們必須重視這種國際現象。
此外，在外交陣線上把資本主義世界的不同國家分成“和平中立派”、“維持現狀派”和“主戰派”，必然要反映到國際統一戰線問題上來。周恩來在談到印支戰爭問題時就說過：“要造成這樣一個國際統一戰線，要聯合法國，聯合英國，聯合東南亞國家，聯合印度支那成員國，達成印度支那的和平，來孤立美國，主要是孤立美國主戰派。”就是說，不但要聯合“和平中立派”，而且要聯合“維持現狀派”，集中孤立“主戰派”。
從1955年年中起，國際緊張形勢已經趨向於和緩，我們既需要掌握上述的外交陣線，又需要觀察國際形勢將怎樣發展下去。而由於美國的侵略政策和戰爭政策不變，國際反美統一戰線的客觀需要就一直存在。
(二)肯定國際形勢緩和，支持亞太集體和平主張
1955年7月30日，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一屆二次會議上，周恩來總理兼外長在關於國際形勢和外交政策的報告裡，肯定了最近時期“國際緊張局勢有了一定程度的緩和”，指出剛舉行的四大國首腦日內瓦會議取得了“積極的成就”，還特別指明這是“全世界愛好和平的人民和國家作了一系列的努力”的結果。還有許多沒有解決的問題，如“各國人民要求結束冷戰，消除新戰爭的威脅”。顯然，前途仍將充滿鬥爭，但中國對於已經出現的緩和形勢給以肯定和珍視，因為為了國內的建設，我們需要一個和平的國際環境。
在這樣的形勢下，我們提出了和平共處、和平競賽的問題。在上述報告中，周恩來總理說：“我們在國際事務中，為了和緩國際緊張局勢和促進世界各國的和平共處，從來不吝惜我們的力量。我們一貫主張用和平方式解決國際爭端。我們歡迎世界上社會制度不同的國家在和平中競賽。”關於和平共處、和平競賽的主張第一次正式見之於我們的對外政策報告裡。
周總理在報告中提出，如果蘇聯5月10日提議召開的世界普遍裁減軍備和禁止原子武器會議能夠開成，中國準備在這個會議上同其他國家一起承擔應負的義務。這表明中國很早就準備參預關於裁減軍備和禁止原子武器、氫武器的會談問題。
周總理在報告中還表示支持印度政府剛提出不久的亞太集體和平問題，他說：“中國人民希望亞洲和太平洋地區的國家，包括美國在內，簽訂一個集體和平公約，以代替目前存在於這個地區的對立性的軍事集團。”
中國對於在蘇、美、英、法四國首腦日內瓦會議(1955年7月18日至23日)曾經討論而後來蘇聯不斷提出希望予以討論解決的歐洲集體安全問題，也加以關注。
從國際局勢初步和緩的這時候起，和平共處、集體和平，首先是亞洲和太平洋地區的集體和平，便成為中國外交的重要主張。
二 要求美國按和平共處原則辦事
(一)建議中美談判
1955年國中國解放浙江沿海島嶼之時，美國曾劍拔弩張，進行干涉，想予以阻止，雖終屬虛聲恫嚇，落得個悄悄退走，但中美關係的緊張引起人們的關注。4月23日，出席亞非會議的8個國家緬甸、錫蘭、中國、印度、印度尼西亞、巴基斯坦、菲律賓和泰國的代表團團長在一次聚談中談到台灣問題，周恩來在介紹了台灣問題的情況後，認為中美之間可以就這個問題舉行談判，後來以周恩來的聲明的形式發表出來。全文為：“中國人民同美國人民是友好的。中國人民不要同美國打仗。中國政府願意同美國政府坐下來談判，討論和緩遠東緊張局勢的問題，特別是和緩台灣地區的緊張局勢問題。”聲明的重大意義，一是所提出的問題是從中美之間的
國際問題提出的，從而客觀上把它同中國與台灣當局之間的內政問題區別開。國際問題是可以談的，內政問題是不容外國干預的。二是中國作為受欺負的一方提出談判意願，其產生的影響是巨大的，美國將無法拒絕，而客觀上又能在一定程度上收到和緩中美關係的效果。
當時國際輿論普遍讚揚中國的建議。美國曾企圖一口回絕，以談判中沒有蔣介石集團的位置為由而加以反對，但在國際輿論的壓力面前，美國終於改變了頑固態度。後經由英國傳遞信息，中美之間決定在8月1日開始舉行大使級會談。
由於遠東地區的緊張問題主要是圍繞著中美關係產生的，因而中國的主動建議有助於促進遠東地區的緩和；同時也顯示，中國的這個具體外交行動順應了當時國際全局性的緩和趨勢，中國願意和平共處。
三 目光向前，民間先行，積極發展中日民間關係
自從在中國身邊的幾場戰火熄滅和中國的獨立主權國家地位得以更加鞏固之後，又逢整個國際形勢客觀上出現緩和趨向，形勢需要中國整體地和更多地從平時的常規的角度來考慮一些對外關係問題。除了同蘇聯和東歐人民民主國家發展正常關係，以及同美國之間舉行會談，爭取發展一種合理的關係之外，還需要更從容地發展同其他西方國家和民族主義國家的關係。由於中日關係的重要性，在韓戰後，人們也看到中國在中日關係方面逐漸採取了一些措施，並在這一過程中形成了“民間先行”、“以民促官”為主要內容的民間外交思想。
(一)認識日本國際地位的變化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在美國占領、半占領狀態下的日本，一方面它的對華政策不能不反映美國旨意，因而中日關係一定意義上不能不是中美關係的某種延伸、如：美英片面炮製和簽訂的對日和約排斥新中國，日本政府也就與蔣介石“政府”簽訂所謂和約；日本還追隨美國對新中國搞所謂封鎖、禁運等，極大地影響了中日關係。另一方面，一個受外國制馭的民族已不同於過去對外進行侵略時的民族，日中之間既有侵略反侵略關係的不少遺存和記憶，又不能停留在過去的歷史上。中國需要超越過去的歷史，將目光放在眼前和未來。1952年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有關部門曾就日本問題答新華社記者問時指出：“日本軍國主義政府過去發動的八年侵華戰爭，對於我國人民造成令人難忘的滔天罪行，但我國人民明確地認清日本軍國主義者曾經是而且將來也是我國的仇敵，而日本人民則是我們的朋友。”顯然，將日本軍國主義與日本人民分開，這是中國共產黨歷來的政策，眼光放在日本人民身上，這就是當時我們政策的出發點。
(二)民間先行，貿易入手
當時中日之間沒有官方關係，也沒有什麼為官方所允許的民間關係。1952年5月15日，日本政界和經濟界人士高良富、帆足計、宮腰喜助三人(皆系國會議員)在參加了在莫斯科舉行的國際經濟會議後，應邀來到北京，與中國國際貿易促進會具體商談開展中日貿易問題。6月1日雙方達成協定，簽訂了第一個中日民間貿易協定。這可說是新中國成立後中日民間貿易的開始。從1953年起，日本就不斷有國會議員代表團應邀訪華。所成立的日本國會議員促進日中貿易聯盟，先是主張發展日中貿易，後是致力於促進恢復日中邦交。1953年9月28日，周恩來總理在北京中南海接見來訪的日本擁護和平委員會主席大山郁夫，所發表的談話公布於報端。這是中國領導人關於中日民間關係的第一次公開談話。周恩來說：“我們歡迎日本人民代表團前來我國訪問，同時我國人民也願意派代表團前往日本訪問。”“日本現政府公然執行著美國政府的所謂禁運，竭力阻礙中日貿易的發展和文化的交流。因此，首先打破這個阻礙，需要兩國人民的共同奮鬥。”加強民間交往，民間先行，貿易人手，這就是當時我們處理對日關係的指導思想。後來雙方民間的交往發展成為促進兩國恢復邦交而奮鬥，這又包含了一種“以民促官”的思想。
(三)目光向前，解開思想扣結
中日之間實際上存有一些思想扣結，只有解開這些扣結才能推進中日之間的民間關係。在這方面，中國的立場和所採取的一些措施收到了一定的效果。
這些思想扣結可以歸納為：對華戰爭賠款問題，被日本擄去的許多中國人的問題，以及在中國拘押下的日本戰犯問題。關於對受害國家實行賠款，當時處在美國占領下的日本，沒有美國的允準是無法實行的。可是，美國出於將日本扶植成反蘇反共前哨的考慮，從1947年起即執行扶植日本壟斷資本主義的政策，聽任日本軍國主義在政治、思想領域裡繼續存在，對於被侵略國家的賠償要求事實上根本無從談起。美國一手炮製的片面對日和約並無明確的賠償規定。日蔣之間的所謂和約簽訂後，蔣介石集團已有了放棄賠償之說。這個扣結，實際上要等到中日兩國邦交有可能恢復之日才能談及。在這之前，不能用這個扣結去影響中日之間民間往來的展開。
……
(一)關於資本主義世界有“主戰派”、“和平中立派”和“維持現狀派”的觀點
1954年10月，周恩來在一次報告中說，印度等民族主義國家是“和平中立派”，英、法等國為“維持現狀派”，美國為“主戰派”。外交陣線的這個新的提法，雖然再一次表明“資本主義世界不是鐵板一塊”，需要加以“區別對待”的觀點的正確，但根據世界政治和國際關係的發展狀況，它具體地指出了這些國家之間的不同的主要特點。特別是關於一些民族主義國家是“和平中立派”的說法，使人們能夠更好地認識它們的作用，重視它們的國際地位。
在韓戰期間，從1951年初起，印度等民族主義國家在聯合國有關會議的投票中，就沒有處處跟美國走，顯示出它們的和平中立傾向。關於“和平中立派”，周恩來曾指出，“他們的確想和平”，“打仗對其不利”；他們“主張和平，反對戰爭；他們不參加對立的軍事集團，他們堅守中立的獨立政策”。經過1955年的萬隆“亞非會議”，人們日益清楚地看到，這些執行民族獨立的和平政策的亞非民族主義國家，以及拉丁美洲的民族主義國家，正“在社會主義和帝國主義兩個對立的陣營外”，形成“第三個集團”、“第三個陣營”。人們必須重視這種國際現象。
此外，在外交陣線上把資本主義世界的不同國家分成“和平中立派”、“維持現狀派”和“主戰派”，必然要反映到國際統一戰線問題上來。周恩來在談到印支戰爭問題時就說過：“要造成這樣一個國際統一戰線，要聯合法國，聯合英國，聯合東南亞國家，聯合印度支那成員國，達成印度支那的和平，來孤立美國，主要是孤立美國主戰派。”就是說，不但要聯合“和平中立派”，而且要聯合“維持現狀派”，集中孤立“主戰派”。
從1955年年中起，國際緊張形勢已經趨向於和緩，我們既需要掌握上述的外交陣線，又需要觀察國際形勢將怎樣發展下去。而由於美國的侵略政策和戰爭政策不變，國際反美統一戰線的客觀需要就一直存在。
(二)肯定國際形勢緩和，支持亞太集體和平主張
1955年7月30日，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一屆二次會議上，周恩來總理兼外長在關於國際形勢和外交政策的報告裡，肯定了最近時期“國際緊張局勢有了一定程度的緩和”，指出剛舉行的四大國首腦日內瓦會議取得了“積極的成就”，還特別指明這是“全世界愛好和平的人民和國家作了一系列的努力”的結果。還有許多沒有解決的問題，如“各國人民要求結束冷戰，消除新戰爭的威脅”。顯然，前途仍將充滿鬥爭，但中國對於已經出現的緩和形勢給以肯定和珍視，因為為了國內的建設，我們需要一個和平的國際環境。
在這樣的形勢下，我們提出了和平共處、和平競賽的問題。在上述報告中，周恩來總理說：“我們在國際事務中，為了和緩國際緊張局勢和促進世界各國的和平共處，從來不吝惜我們的力量。我們一貫主張用和平方式解決國際爭端。我們歡迎世界上社會制度不同的國家在和平中競賽。”關於和平共處、和平競賽的主張第一次正式見之於我們的對外政策報告裡。
周總理在報告中提出，如果蘇聯5月10日提議召開的世界普遍裁減軍備和禁止原子武器會議能夠開成，中國準備在這個會議上同其他國家一起承擔應負的義務。這表明中國很早就準備參預關於裁減軍備和禁止原子武器、氫武器的會談問題。
周總理在報告中還表示支持印度政府剛提出不久的亞太集體和平問題，他說：“中國人民希望亞洲和太平洋地區的國家，包括美國在內，簽訂一個集體和平公約，以代替目前存在於這個地區的對立性的軍事集團。”
中國對於在蘇、美、英、法四國首腦日內瓦會議(1955年7月18日至23日)曾經討論而後來蘇聯不斷提出希望予以討論解決的歐洲集體安全問題，也加以關注。
從國際局勢初步和緩的這時候起，和平共處、集體和平，首先是亞洲和太平洋地區的集體和平，便成為中國外交的重要主張。
二 要求美國按和平共處原則辦事
(一)建議中美談判
1955年國中國解放浙江沿海島嶼之時，美國曾劍拔弩張，進行干涉，想予以阻止，雖終屬虛聲恫嚇，落得個悄悄退走，但中美關係的緊張引起人們的關注。4月23日，出席亞非會議的8個國家緬甸、錫蘭、中國、印度、印度尼西亞、巴基斯坦、菲律賓和泰國的代表團團長在一次聚談中談到台灣問題，周恩來在介紹了台灣問題的情況後，認為中美之間可以就這個問題舉行談判，後來以周恩來的聲明的形式發表出來。全文為：“中國人民同美國人民是友好的。中國人民不要同美國打仗。中國政府願意同美國政府坐下來談判，討論和緩遠東緊張局勢的問題，特別是和緩台灣地區的緊張局勢問題。”聲明的重大意義，一是所提出的問題是從中美之間的
國際問題提出的，從而客觀上把它同中國與台灣當局之間的內政問題區別開。國際問題是可以談的，內政問題是不容外國干預的。二是中國作為受欺負的一方提出談判意願，其產生的影響是巨大的，美國將無法拒絕，而客觀上又能在一定程度上收到和緩中美關係的效果。
當時國際輿論普遍讚揚中國的建議。美國曾企圖一口回絕，以談判中沒有蔣介石集團的位置為由而加以反對，但在國際輿論的壓力面前，美國終於改變了頑固態度。後經由英國傳遞信息，中美之間決定在8月1日開始舉行大使級會談。
由於遠東地區的緊張問題主要是圍繞著中美關係產生的，因而中國的主動建議有助於促進遠東地區的緩和；同時也顯示，中國的這個具體外交行動順應了當時國際全局性的緩和趨勢，中國願意和平共處。
三 目光向前，民間先行，積極發展中日民間關係
自從在中國身邊的幾場戰火熄滅和中國的獨立主權國家地位得以更加鞏固之後，又逢整個國際形勢客觀上出現緩和趨向，形勢需要中國整體地和更多地從平時的常規的角度來考慮一些對外關係問題。除了同蘇聯和東歐人民民主國家發展正常關係，以及同美國之間舉行會談，爭取發展一種合理的關係之外，還需要更從容地發展同其他西方國家和民族主義國家的關係。由於中日關係的重要性，在韓戰後，人們也看到中國在中日關係方面逐漸採取了一些措施，並在這一過程中形成了“民間先行”、“以民促官”為主要內容的民間外交思想。
(一)認識日本國際地位的變化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在美國占領、半占領狀態下的日本，一方面它的對華政策不能不反映美國旨意，因而中日關係一定意義上不能不是中美關係的某種延伸、如：美英片面炮製和簽訂的對日和約排斥新中國，日本政府也就與蔣介石“政府”簽訂所謂和約；日本還追隨美國對新中國搞所謂封鎖、禁運等，極大地影響了中日關係。另一方面，一個受外國制馭的民族已不同於過去對外進行侵略時的民族，日中之間既有侵略反侵略關係的不少遺存和記憶，又不能停留在過去的歷史上。中國需要超越過去的歷史，將目光放在眼前和未來。1952年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有關部門曾就日本問題答新華社記者問時指出：“日本軍國主義政府過去發動的八年侵華戰爭，對於我國人民造成令人難忘的滔天罪行，但我國人民明確地認清日本軍國主義者曾經是而且將來也是我國的仇敵，而日本人民則是我們的朋友。”顯然，將日本軍國主義與日本人民分開，這是中國共產黨歷來的政策，眼光放在日本人民身上，這就是當時我們政策的出發點。
(二)民間先行，貿易入手
當時中日之間沒有官方關係，也沒有什麼為官方所允許的民間關係。1952年5月15日，日本政界和經濟界人士高良富、帆足計、宮腰喜助三人(皆系國會議員)在參加了在莫斯科舉行的國際經濟會議後，應邀來到北京，與中國國際貿易促進會具體商談開展中日貿易問題。6月1日雙方達成協定，簽訂了第一個中日民間貿易協定。這可說是新中國成立後中日民間貿易的開始。從1953年起，日本就不斷有國會議員代表團應邀訪華。所成立的日本國會議員促進日中貿易聯盟，先是主張發展日中貿易，後是致力於促進恢復日中邦交。1953年9月28日，周恩來總理在北京中南海接見來訪的日本擁護和平委員會主席大山郁夫，所發表的談話公布於報端。這是中國領導人關於中日民間關係的第一次公開談話。周恩來說：“我們歡迎日本人民代表團前來我國訪問，同時我國人民也願意派代表團前往日本訪問。”“日本現政府公然執行著美國政府的所謂禁運，竭力阻礙中日貿易的發展和文化的交流。因此，首先打破這個阻礙，需要兩國人民的共同奮鬥。”加強民間交往，民間先行，貿易人手，這就是當時我們處理對日關係的指導思想。後來雙方民間的交往發展成為促進兩國恢復邦交而奮鬥，這又包含了一種“以民促官”的思想。
(三)目光向前，解開思想扣結
中日之間實際上存有一些思想扣結，只有解開這些扣結才能推進中日之間的民間關係。在這方面，中國的立場和所採取的一些措施收到了一定的效果。
這些思想扣結可以歸納為：對華戰爭賠款問題，被日本擄去的許多中國人的問題，以及在中國拘押下的日本戰犯問題。關於對受害國家實行賠款，當時處在美國占領下的日本，沒有美國的允準是無法實行的。可是，美國出於將日本扶植成反蘇反共前哨的考慮，從1947年起即執行扶植日本壟斷資本主義的政策，聽任日本軍國主義在政治、思想領域裡繼續存在，對於被侵略國家的賠償要求事實上根本無從談起。美國一手炮製的片面對日和約並無明確的賠償規定。日蔣之間的所謂和約簽訂後，蔣介石集團已有了放棄賠償之說。這個扣結，實際上要等到中日兩國邦交有可能恢復之日才能談及。在這之前，不能用這個扣結去影響中日之間民間往來的展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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