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昜同志，男，系陝西省榆林市榆陽區人，1926年3月出生，1939年6月參加革命，1946年6月加入中國共產黨。
基本介紹
- 中文名：申昜
- 國籍：中國
- 出生地：陝西省榆林市榆陽區
- 出生日期：1926年3月
陝西省原延安地委委員、紀委書記,70年代延川縣委書記與北京知青,
陝西省原延安地委委員、紀委書記
歷任安塞縣委副書記、志丹縣委書記、延安縣縣長、延安縣縣委書記、富縣縣委書記，延川縣革委會副主任、主任、縣委副書記、書記，延安地區革委會辦事組組長、地委落實政策辦公室主任，地委委員、地區紀律檢查委員會書記，地委顧問，1991年1月離職休養。
申易
申易原中共延安地委委員、地區紀律檢查委員會書記申昜同志因病於2011年6月16日凌晨5時不幸在延安逝世，享年86歲。
2001年1月4日，福州西湖賓館，習近平與原延川縣委書記申昜的合影。申昜1970-1975年任延川縣委書記，習近平入黨是申昜最終拍板決定的。習近平離開延川後，一直與申昜一家保持著聯繫，逢年過節不忘寄賀卡、打電話、捎禮物。
70年代延川縣委書記與北京知青
70年代的延川縣委書記與北京知青
—— 一個延安地區縣委書記的回憶
雷增壽是1972年12月從陝西省委組織部調到陝北延川縣委的。當時的省委書記李瑞山說，陝北基層缺幹部。於是，在富裕的關中地區生活和成長，在省城西安工作的雷增壽就服從組織的需要到延川縣委擔任副書記。那時的延川縣很小很窮，五分鐘就從城東走到城西，窯洞頂上的大片荒草在寒風中搖曳，全縣只有一個顯得很寒酸的小飯店，沒有大城市常見的公共汽車，縣委只有一輛小車。五個縣常委兼職各種工作，雷增壽是省委派下來的專職副書記。
當時的縣委書記是申昜，與申昜搭班子讓雷增壽學到了許多東西。他十分好學，18歲入黨，大荔師範提前畢業進入大荔縣委組織部工作，60年調到縣委研究室，跟著縣委書記下鄉調研，寫了一本有價值的調查報告，被調入省委組織部，有了更大的鍛鍊平台。他為省委許多重要的會議寫簡報，代表省委到基層做調研，20多歲的雷增壽能吃苦也能幹，經過多年的努力，他熟悉了機關工作和黨委工作，能在基層紮下去與民眾同甘共苦，受到了民眾的擁護。由於熟悉情況，他的寫的材料內容翔實，觀點鮮明，論據充分，實事求是，得到當時省委組織部副部長習仲凱的讚賞，將其材料常常通報全省。派這樣一個成熟的幹部到延川，會用一股子拚命精神和踏實的作風完成各項任務的。
縣委副書記分管行政，知青和婦聯工作。那時到延川插隊的北京知青已經經過了3年多的鍛鍊，在老書記申昜的領導之下，他們不僅習慣了在延川的生活，還出現了一批出類拔萃的先進人物。申昜是工農幹部，樸實，踏實，深入民眾，平易近人。他特別關心這一批從北京到延川插隊的知識青年，他理解北京知青，支持他們對當地的建設各種想法。老書記常說，這批孩子遠離父母，從優越的首都北京到條件艱苦的陝北插隊，肯定會有許多困難和矛盾，我們要多了解他們，多傾聽他們內心的想法，支持他們的正確做法，讓他們在艱苦的環境中健康地成長。
一. 縣委支持下的赤腳醫生先進典型
申昜書記領導下的延川縣知青工作抓的有聲有色，那裡出現了一批有代表性的北京知青，孫立哲是全省最著名的北京知青，丁愛笛是第二號人物。雷增壽上任不久帶孫立哲和丁愛笛兩人參加省上召開的知青會議，兩人都做了發言。從延川到西安，除了開會之外，縣上還希望給這兩個先進典型更多的一些支持，就問孫立哲，你還需要什麼？孫立哲當時是全國著名的赤腳醫生，通過自學已經掌握了四門外語，他在農村一邊行醫，一邊繼續自學。孫立哲說，他希望得到一些醫學專業的外文書籍。於是，雷增壽就讓他自己在西安南大街的外文書店選擇了他所需要的專業外語書籍，縣政府知青辦為這600多元的書籍付了款。這是一筆巨大的開支，當時縣委副書記只有行政22級，每月工資58元，而孫立哲一次購買的專業書相當於縣委副書記10個多月的工資，但是為了孫立哲的成長，知青辦給予了應有的支持。
孫立哲用針灸治好了老鄉的病，成了遠在延川貧瘠山莊的“神醫”。老鄉們紛紛找孫立哲看病，他自學醫學，掏錢買藥給老鄉治病，有求必應，使當時缺醫少藥的農民得到了及時的治療。北京知青在農村做赤腳醫生，想方設法解決農民看病難的問題，得到縣委，縣政府的支持，中央的肯定。他所在的延川縣關莊公社的關家莊建立了一個遠近聞名的窯洞合作醫療社，北京支援了知青辦的這個農村醫療單位，當地財政幫助他們不斷地完善各種醫療設備，從北京來的知青不斷加入其中；很快就把關家莊合作醫療社建設得很有規模。那是一個比縣醫院小，比地段醫院大的鄉間小型醫院，成為了當時農村醫療體系的模範單位，前來求醫的農民翻山越嶺，數不勝數。
對於這樣自學成才的赤腳醫生是否合乎規範，當時也有很多質疑。延川地屬延安地區，延安地區是當年毛主席領導的革命聖地，黨中央在此工作生活了13年，不僅培養了大量的革命幹部，而且形成了一些特殊的人文景觀。共產黨的宗旨，共產黨的傳統和理念深深紮根在人民心間。只要對人民有好處，就會得到黨和政府的大力支持。對待前所未有的新生事物，縣委領導一貫的原則是實事求是，書記申昜不斷地給縣委各常委介紹孫立哲的事跡，讓他們了解赤腳醫生的工作情況。孫立哲走遍山鄉為老鄉送醫送藥的事跡感動了縣委常委，他和他的醫療組在永平公社做手術時常委們都到了場。看到孫立哲認真周到地為老鄉治病，看到他的手術和治療效果，縣委常委們都心服口服。經過專家的鑑定，縣委認為他的手術僅次於縣醫院的水平。
前排右五起是縣委副書記雷增壽、全國著名的外科專家黃家駟和赤腳醫生孫立哲等人在關家莊大隊合作醫療站前的合影. (靳之林 攝)
孫立哲的事跡轟動全國。全國著名的外科專家黃家駟也率隊到關家莊合作醫療社考察孫立哲的外科手術，在手術過程中，由於電力不足，他親自為孫立哲打手電，經過他的考察和鑑定，他認為孫立哲的手術水平已經達到外科住院醫的水平。在關家莊的日子裡，這位著名的外科專家不但和年僅22歲的孫立哲成了忘年交，而且邀請他參加黃家駟主編的《外科學》中擔任編委。
在延川的歲月里，孫立哲用無私的精神服務於農民：看小病從來不要錢，從不外推上門求醫的病人，他盡所有的力量努力救治患者的行醫態度得到縣委充分肯定，大力支持。對於這樣自學成才的北京知青，很多醫生不服氣，他們畢業於正規的醫學院，有嚴格訓練過的技術，他們看不起土窯洞裡成長起來的“土醫生”。縣委說，他們的確技術不錯，但他們只待在城市大醫院裡不下來，廣大農民看病的問題得不到解決。山高路遠，救治不及時，許多患者死在送醫院的山路上。孫立哲送醫送藥，為老鄉們竭盡全力，在偏遠山區第一次建立了比較正規的醫療單位，由於這批致力於鄉村醫療建設的北京知青存在，解決了農民看病的大問題。
縣委對孫立哲的支持，是對北京知青為陝北農民服務的肯定，弘揚了北京知青的“以知識服務於廣大農民的志向”，通過這個典型，極大地推動了全縣的農村醫療事業的迅速發展，提高了知青社會服務意識的自覺性，在北京知青里形成了良好的風氣。
二 . 陝北老鄉說：“第二次中央紅軍到陝北”
北京知青為延安地區的建設做出了很大的貢獻。近三萬北京知青到延安插隊，使延安文化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北京知青帶來了不同於當地的言論，思想，做法，像一股強勁的春風，把中國首善之地北京的文化思想，風俗習慣迅速傳播到陝北的每一塊土地。而作為紅色聖地的延安，曾是黨中央，毛澤東等老一代無產階級領導的革命群體生活戰鬥了13年的故鄉，在這裡曾產生過推動中國巨變的偉大力量，當年的每一次重要活動都給延安留下了深刻的影響。尤其是當年作為紅色首都的延安有過許多外事交往和各種思想的交流，中外名人的不斷造訪和中共領導的一貫思想作風，這些豐富的場景極大地拓展了延安人民的視野和接受新生事物的能力。在中共中央遷都北京之後，延安一直保持著和北京有如血脈般的多種聯繫。對於北京知青來說，生活艱苦和勞動鍛鍊是必然的，但是從他們的成長來說，這個曾經的紅都給了他們展翅高飛的廣闊天地，誕生紅色理想的故土又給了他們信心和力量，而延川縣黨委和政府，北京知青辦是他們成長最好的陽光雨露。“延安窯洞裡有馬克思主義”（毛澤東），這與北京似曾相識的政治環境，使剛到陝北的北京知青有了某種親切和熟悉感。相比較而言，延安比西安更能接受北京知青，以及他們與生俱來的創造性和文化的新鮮感。
這個直接受到周恩來總理關懷的北京知青插隊運動，被陝北老鄉稱為“第二次中央紅軍到陝北。”
三 . 慧眼識英才
延川縣黨委和政府領導是黨的路線教育成長起來的一批有才有德的幹部，他們常年深入基層，與農民民眾打成一片；他們會做陝北的各種農活，出的力抵得上農村一個壯勞力。他們隨身帶著糧票和錢，走到哪裡幹活乾到哪裡，吃派飯吃到哪裡，糧票和錢付到哪裡。這批幹部有著識人的慧眼，看到北京知青身上的種種特點和優點：來自首都的學生們穿著樸素，舉止大方隨意，具有較高的文化修養，眼界開闊，思想大膽，敢想敢幹。幹部們認為，北京娃很不容易，他們遠離父母，從條件優越生活富裕的首都來到窮鄉僻壤的陝北，需要克服很多困難。北京知青身上洋溢著的青春，激情，理想和奮鬥的精神又深深打動了縣委各級領導，他們常常到知青點看望這些年輕人，幫助他們解決困難，日長月久與北京知青建立了情同父子的關係，縣委領導和知青們相互尊重又相互學習。老書記申昜，副書記雷增壽，縣常委高惠民等常與知青促膝談心，交流思想。他們說我們向知青學了不少知識，也進一步了解了知青。對於知青的大膽超俗的言論和思想，他們不扣帽子，不抓辮子，充分信任他們，並給他們展示能力的機會和平台。
高中畢業的蔡玉珠性格潑辣，作風大膽，踏實肯乾，曾擔任過馬家河公社黨委書記。由於她出色的才能和突出表現，被提拔為縣委常委，省婦聯兼職常委。蔡玉珠以行動帶動了知青尤其是女知青的工作，在天寒地凍的陝北，她赤腳下到泥地里苦幹實幹，她的拚命精神為大家做出了表率。雖然蔡玉珠不是當地人，但她善於做民眾工作，很得民眾好評。
北京知青是一個思想先進，工作刻苦努力，且有相當文化水準的群體，他們中被提拔的婦女幹部多，青年幹部多。對於這些青年幹部，延川縣委認為，北京知青想法大膽，敢於付諸行動，大大突破了當地幹部的局限性。要想讓延川有個大的改變，就要充分相信他們，給北京知青以實現自己理想和抱負的機會。延川縣地處山區，電力極其不足。要解決用電難的問題，必須因地制宜，利用當地資源發電。經過反覆尋找和比較，他們發現延川條件和四川很相似，解決山區照明做飯的電源的成功經驗應該是四川。縣委決定組織全縣的大隊書記去四川取經，誰來帶隊，是個問題。因為這次取經不僅是一次全縣的組織活動，更是一次向四川學習，回來後在全縣推廣的科技活動。帶隊的人需要有組織能力，協調能力，還要有相當的科學知識。經過在全縣的蒞選，老書記申昜指名由年青的梁家河大隊書記習近平擔任這個縣級學習團的領隊，縣革委會副主任（相當於副縣長）李洪仁協助習近平管理縣學習團的生活諸事，縣委幹部為知青幹部的工作保駕護航，延川縣又開了全國風氣之先。
在文安驛公社梁家河大隊12個插隊的北京知青中，習近平的年齡最小，當年他帶了四大箱書來到山鄉。年紀小，志氣可不小，每天下地勞動，鋤地送糞，習近平挑起兩個100多斤重的簍子，爬山上坡，走得飛快。他酷愛讀書，勞動之餘手不釋卷，在插隊時期讀了大量的書籍，思考了許多問題。踏實肯乾，又有文化知識的習近平於1974年1月入黨，不久就擔任了大隊黨支部書記。申昜認為學習用沼氣發電，是個有科技含量的技術，當地幹部的水平不如北京知青，習近平雖然年青，但幹活不惜力，工作有辦法，有較高的文化水平（通過自修）和實踐能力，能帶領全縣完成學習任務。
從四川回來，習近平帶領梁家河大隊打了三個壩，兩口大井。在陝北農村，尤其是山鄉，打壩是最重要的一件事。習近平帶領老鄉在每個山溝里築起一道大壩，擋住洪水，防止水土流失，也保住了莊稼。梁家河大隊的沼氣池是延川縣的第一個沼氣池，發出來的電解決了大隊做飯和照明的問題。像這樣的沼氣池，習近平帶領老鄉，共建了42個。
習近平在梁家河大隊呆了近7年的時間，是12個北京知青中在延川工作時間最長的一個。在這段插隊生活中，習近平真正了解的社會，了解了百姓，了解了知識和實踐的結合，親身體會到人民民眾改天換地的力量。後來他那些實事求是的想法都是在陝北的土地上生根發芽的。
1975年，由於優異表現和突出貢獻，習近平被農民民眾推薦上大學。那時習近平的父親習仲勛還在審查中。主管大學招生的雷增壽給習仲勛所在的洛陽拖拉機廠發政審調查函，得到的回覆是“習仲勛的問題影響不影響習近平上大學，由你們定。”雷增壽認為，習仲勛是西北地區最早參加的共產黨人，為革命作出了巨大貢獻，無論發生了什麼事情也改變不了人民對他的感情。父親的審查不該連累兒子，習近平的表現延川人有目共睹，他插隊的表現，入黨後的能力，在全縣大隊書記中是出類拔萃的，因為父親的審查上不了大學，這不公平。於是，雷增壽一錘定音：“同意他上學。” 1975年8月，在當地老鄉的推薦和縣委的支持下，習近平帶著兩箱子書，離開梁家河，進入清華大學學習。
四 . 陝北文化建設的搖籃
善識人才，器重人才，提拔人才是當時延川縣委和縣政府的特點。這個特點的形成，雷增壽認為這是因為毛主席在延安，黨中央在延安的原因。北京知青之所以受到延安農民的歡迎，關注；為延安人民做貢獻，與延安人民結下了魚水情也和主席在延安13年有關。與關中農民相比，雷增壽認為，延安農民的思想更開放一些。當年毛主席及老一代無產階級革命家非常親民，就生活在民眾中間，延安人常常在路上看見毛主席及中央領導人和老鄉隨意聊天，問寒問暖。雷增壽自豪地說，毛主席很熟悉延川，延川人民也很熟悉主席。當年轉戰陝北的時候，胡宗南的軍隊住在延川城裡，毛主席住在延川農村，和普通軍人穿一樣的衣服，和和藹可親的工作幹部一模一樣。他曾住過八個地方，人民都知道，但胡宗南不會知道，毛主席在延川很安全。人民和共產黨的幹部很親，有很多老鄉是毛主席的私人朋友。路上遇到小車開過，農民敢攔車告狀說事情，那時的延安，官民平等是滲透在骨子裡的。毛主席有多少外國朋友，延安人民就見識過多少外部的世界。是毛主席和黨中央提高了延安人民的政治素質和文化修養，延安人民見過大世面。
北京知青是回響毛主席號召下來的，從毛主席身邊來的人，延安人民感到特別親，對他們特別好。在延川，有許多老幹部的後代，曾經的延安人的後代插隊：他們其中有蔣南翔的女兒，鄧小平的女兒，劉少奇的侄女，習仲勛的兒子等等，還有許多中央部級幹部的孩子。
黨中央在延安的13年，曾培養了很多陝北幹部，形成了延安與北京的特殊人際關係。70年代北京知青在延安的插隊，第二次把首都的風氣帶到了陝北。那些紅色後代的家屬到延安探親，周恩來總理對北京知青的關照，是北京與延安思想文化的大交流。在延川插隊的還有一批國家級文化精英的後代：他們大多來自精英薈萃的海淀區，以清華大學子弟為代表。與老幹部後代的共同特點是愛讀書，肯鑽研，作風大膽，思路開闊，與拘謹膽怯的關中學生大不相同。雷增壽說，可以預見，這些知青都是非凡的，他們在延安的作為勢必極大地促進當地智力的開發，文化的開發，政治的開發，思想的開發，他們將會讓未來的延安發生天翻地覆的變化。
北京知青林達反映的路遙，雷增壽很熟悉。路遙愛寫作，曾借調到縣委宣傳科工作。雷增壽帶他參加批林批孔大會時，路遙帶了一包袱皮的書，會上會下專注讀書，非常好學。雷增壽覺得他將來有可能是柳青式的人物。1974年路遙參加了大學考試，平均成績70多分，分數遠遠超過了一般水平。但是由於文革中的派系鬥爭，使路遙在政審方面出了問題，沒有大學敢收他。林達找到縣委，希望雷書記主持公道，給予幫助。雷增壽想了一想，要路遙報考延安大學。他親自帶著路遙找到延安大學中文系系主任申配暢介紹了路遙的情況，並把路遙在文革的表現向延安大學主管招生的楊主任做了說明。楊主任說，縣委書記親自來說明政審情況，沒問題，這個學生我們收下了。
路遙在大學讀書時刻苦用功，在創作下狠下功夫，上學期間就被省作協調用。他在寶雞鄉下體驗生活，創作出有一定影響的作品《驚心動魄的一幕》，之後沒有再回延大。雷增壽和路遙的關係非常好，他說這是一個人才，要放到有利於他發展的地方去，不要保守。路遙接著創作出轟動全國的作品《人生》，留在了省作協工作。為了讓路遙有個安定的家庭生活，雷增壽專門找到團省委商量，將林達從延安調到了西安工作，為路遙解決了兩地分居問題。林達後來上了省電大，調到西影廠文學部工作，發展得很好。
陝北的土地養育了路遙，陝北的雨露滋潤了路遙。儘管路遙已經調到了省城西安的省作協工作，他還是念念不忘陝北。在創作《平凡的世界》的時候，路遙一直住在陝北，他下銅川煤礦體驗生活，回到故鄉構思作品。他常常躺在延川農村的大地上，仰望著無邊的藍天白雲，感受著來自故土的力量，他說這裡會給他無盡的創作源泉。《平凡的世界》獲得了茅盾文學獎一等獎的第一名，給路遙帶來了空前的名譽，也給他的健康帶來了極大的損傷。生病期間，路遙一直住在陝北，住在延安，直到病重也不肯離開。直到省委向縣委下了命令，說路遙不僅屬於陝北，也屬於陝西省，更屬於全國。延安是他的家鄉，但不是最好的醫療環境，對於這樣一個做出了重大貢獻的作家，陝西省一定要給他最好的治療。在省委的直接關懷下，路遙從延安轉院到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四軍醫大。此時，重病在身的路遙衰弱得再也不能回延川，回到生他養他的故鄉，直到他病逝。
辭世的路遙又回到了母校延安大學。他永遠躺在故鄉的大地上，這裡有他的雕像和紀念墓碑，和他永遠說不完的故事。
關於北京知青的故事和那個激情歲月的年代，也永遠留在了縣委書記雷增壽的記憶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