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在真實中》評論集由20篇文章構成，涉及詩歌評論、文學評論、文化評論和思想評論等方面。在這些文章中，作者以尖銳深邃的視角，評價了包括海子、食指、陸憶敏、王小波在內的中國作家、詩人和他們的創作；也對米沃什、波伏娃、伍爾夫、赫伯特、托馬斯·曼等外國詩人、作家的生平以及創作進行了詳盡的梳理和總結；書中很多篇目尤其就漢娜·阿倫特和哈維爾的思想展開了全面討論，在對他們的整體創作展開評述的基礎上，結合中國的社會現實，展列了很多可茲借鑑的寶貴經驗。
基本介紹
- 書名：生活在真實中
- 出版社：外文出版社
- 頁數：312頁
- 開本：32
- 作者：崔衛平
- 出版日期：2013年5月28日
- 語種：簡體中文
- ISBN：9787119045832
基本介紹,內容簡介,作者簡介,媒體推薦,圖書目錄,文摘,
基本介紹
內容簡介
《生活在真實中》編輯推薦：波伏娃、伍爾夫、托馬斯·曼、哈維爾、米沃什、海子、王小波……這些名字早已不陌生，關乎他們的生平也早被各路大神分刮的肌理分明。
但有一點，這些人都是思想巨人，文明進步軸心力。
卻少有人深入他們的靈魂深處，探索其偉大思想誕生的土壤，從生活的真實軌跡去更貼近、更理解他們。
《生活在真實中》從波伏娃、伍爾夫、王小波……生活、生存的環境、時代入手，有側重地分析了形成他們人格和思想的過程，證明一切進步的力量、改革的意志、有個性的創造，皆來自對生活的真誠感悟和面對。無論生活在表層還是裡層，都是真實的一種發射。作者充滿靈性的語辭和飽含哲思的闡述，讀來仿若有音符從語句間流出，合成一曲曲節奏鮮明的樂章。
但有一點，這些人都是思想巨人，文明進步軸心力。
卻少有人深入他們的靈魂深處，探索其偉大思想誕生的土壤，從生活的真實軌跡去更貼近、更理解他們。
《生活在真實中》從波伏娃、伍爾夫、王小波……生活、生存的環境、時代入手，有側重地分析了形成他們人格和思想的過程，證明一切進步的力量、改革的意志、有個性的創造，皆來自對生活的真誠感悟和面對。無論生活在表層還是裡層，都是真實的一種發射。作者充滿靈性的語辭和飽含哲思的闡述，讀來仿若有音符從語句間流出，合成一曲曲節奏鮮明的樂章。
作者簡介
崔衛平，女，江蘇鹽城人，人文學者、評論和隨筆寫作者。寫作領域有：電影批評和文學批評、社會批評與政治批評，並從事當代東歐思想作品的譯介。出版的著作有：《帶傷的黎明》（1998）、《積極生活》（2003）、《正義之前》（2005）、《我們時代的敘事》（2008）、《思想與鄉愁》（2010）、《迷人的謊言》（2012）等。
媒體推薦
崔衛平老師的這本書就像一隻手電，照亮這些自我放逐的寫作者。與其說她刻畫的是一系列人物，不如說她刻畫的是一個立場：文學和思想的前衛性來自其不斷回歸真實的勇氣。
——劉瑜
這本書讓我們認識到，如何免除恐懼，從各種禁錮走出來，追求良知與自由，“生活在真實中”。
——張鐵志
——劉瑜
這本書讓我們認識到，如何免除恐懼，從各種禁錮走出來，追求良知與自由，“生活在真實中”。
——張鐵志
圖書目錄
被禁錮的頭腦
米沃什：一出道德劇的罪人
米沃什：黑格爾式的蜇傷
赫伯特：站在現實和虛構之間
海子神話
郭路生
文明的女兒—陸憶敏的詩歌
孤獨的狂歡
狂歡、詛咒、再生—關於《黃金時代》的文體
西蒙娜·德·波伏娃：雙刃的言辭之劍
維吉尼亞·伍爾夫：在沉默和言語之間
托馬斯·曼的憤怒
以賽亞·伯林：承擔做不同的猶太人
誰是亞當·米奇尼克
無權者的權力：哈維爾小輯
分享哈維爾，分享共同的底線
圍繞布羅茨基和哈維爾的一場爭論
潛在的危機和希望
政治家應該擔負更多的責任
人在做，天在看—讀哈維爾的《獄中書簡》
被壓抑的良知：阿倫特小輯
漢娜·阿倫特：亞里士多德絕望的女兒
為阿倫特一辯
新的開端—阿倫特的行動理論及其“回聲”
米沃什：一出道德劇的罪人
米沃什：黑格爾式的蜇傷
赫伯特：站在現實和虛構之間
海子神話
郭路生
文明的女兒—陸憶敏的詩歌
孤獨的狂歡
狂歡、詛咒、再生—關於《黃金時代》的文體
西蒙娜·德·波伏娃：雙刃的言辭之劍
維吉尼亞·伍爾夫：在沉默和言語之間
托馬斯·曼的憤怒
以賽亞·伯林：承擔做不同的猶太人
誰是亞當·米奇尼克
無權者的權力：哈維爾小輯
分享哈維爾，分享共同的底線
圍繞布羅茨基和哈維爾的一場爭論
潛在的危機和希望
政治家應該擔負更多的責任
人在做，天在看—讀哈維爾的《獄中書簡》
被壓抑的良知：阿倫特小輯
漢娜·阿倫特：亞里士多德絕望的女兒
為阿倫特一辯
新的開端—阿倫特的行動理論及其“回聲”
文摘
托馬斯·曼的憤怒
1986年，米奇尼克經歷著人生最黯淡的時期。那是他於1969年12月之後第二次坐牢，被判三年，時年四十歲。在這種時刻，他在牢里想起了一個標準的德國貴族—托馬斯·曼（1875—1955），德國小說家和散文家，1929年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1933年希特勒上台時，托馬斯·曼正好在瑞士逗留，從此開始一去不復返的流亡生涯，1944年獲得美國國籍。根據托馬斯·曼寫於1933—1936年年間的私人書信集，米奇尼克寫成了《堂·吉訶德和開罵》。
米奇尼克筆下的托馬斯·曼，首先是一個對政治冷淡的人。這種冷淡不是出於缺乏道德力量或者世故，其原因遠為複雜得多。作為一個對人性洞若觀火的小說家，他深諳人類處境的複雜晦澀，知悉人類命運所擁有的含混模糊，每一種表達都存在與其相反的表達，每一種權利都有與其相反的權利；在相悖的立場中，不排除各自有其中肯的價值，因而“每一個結論都是一個過於簡單的東西”。在這個意義上，托馬斯·曼遠離政治，是防備被拖入一種二元對立的政治化陷阱，擔心自己被弱化為一個簡單的政治工具。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唯一的敵人，就是“簡單化”及其造成的粗鄙。
儘管一開始就看不慣納粹的行徑，但是在最初的階段托馬斯·曼保持了沉默，一個原因是不想失去德國的讀者，希望通過作品繼續和德國民眾保持聯繫。作為一個作家，這是無可厚非的。
但是托馬斯·曼並未停留在這種為自己的理由上。他反覆向自己提問：我有權利這樣做嗎？這是否也是一條可能的途徑呢？而相反的理由也同樣成立：一個在複雜的精神領域進行探索的冒險家，為什麼要無視自己更高的責任，來為這種腐敗的東西費口舌？難道“讓這個世界感激我，也是我的責任”？
在這種矛盾和衝突中，托馬斯·曼顯得越來越不耐煩，外部的現實越來越嚴重地干擾他的精神現實，“我的道德批判意識處於持續激化狀態”。他的工作計畫一再受到耽擱。而他個人的危機，不是別的，正是時代危機在他身上的體現。他感到一種忍不住的衝動，想到什麼時候給這個邪惡的政權以沉重的一擊，儘管他並不清楚地知道什麼時候與德國政府公開攤牌。說到底，不管事情有多晦澀，托馬斯·曼一刻也沒有忘記—把邪惡當作邪惡，不管它有多么高尚或者卑鄙的理由。他有朋友加入了為納粹鼓吹的行列，向他展示了新德國的美好前景，當時的許多德國知識分子都這樣做了。在這樣一個時代大潮面前，托馬斯·曼從來沒有動過心。
結果是，這位處理人類最複雜晦澀事務的大師，德國貴族禮儀和完美行事的典範，在私人書信中形容納粹時，用了全部帶有侮辱性的字眼，用了那種酒吧里打架鬥毆的語言，對於審美家來說，是如此的不入流。看起來，這位人類最智慧的大腦之一失去了平衡，在言辭上失掉了控制。這是為什麼？
這批信最終的落款是在1936年，距離歐洲開戰還有三年，而納粹在集中營里的暴行被揭露還在更後面。托馬斯·曼為什麼如此被激怒？到底什麼東西刺痛了他？—野蠻和荒蕪！托馬斯·曼用得最多的是“野蠻”這個詞。他的老朋友居然把席勒表述為“一個陶立克式德國—腓特烈男人”，這讓他嘗到了忍受的極限。精神上的野蠻（“浪漫主義的狂熱”、“自我麻木和自我欺騙”）同現實中的“恐怖”和“恫嚇”相結合，所造成的是民眾人格和精神上的投降與屈從。這樣一種政府聲稱代表德國，對這位從路德和歌德傳統出來的、深愛自己民族的德國作家來說，等於要了他的命。“反感”是托馬斯·曼對於在德國發生的事情的主導型情緒—“多么不可理解的粗野！”與這樣一種蠻橫不講理的力量去爭論，是徒勞和讓人感到力不從心的。“他—諾貝爾獎獲得者，同元首總理對話的人，最孤芳自賞的歐洲精英的王冠上的鑽石—感到完全的無助，”米奇尼克分析道。於是，“他轉向開罵”。
動盪搖晃的現實引起了作家進一步的憂慮：眼下的危機是不是歐洲人道主義的危機？是不是人道主義這樣一種價值已經接近它的尾聲？你看，那么多的歐洲人接受了德國正在發生的事情而不感到憤怒，他們的國家高興地接受了希特勒玩弄花招的和平宣言。難道不應該有人出來糾正它？這個世界是不是瘋了？
托馬斯·曼本人的做法也變得讓人不可思議。作為諾貝爾獎得主，他參與提名被關押的德國記者奧西愛茨基為諾貝爾和平獎候選人，這被指責為有違作家應該保持的距離和反諷精神。對此，他的回答是：“一個純文學的捍衛者應該為他自己感到可憐。”比較起所有詩篇，“當代文化環境的政治鬥爭”，要來得更加重要、關鍵和有價值。
最富有創造性的藝術創作，也必須藉助人類生活的一般背景和一般價值。他可以對這些背景和價值作出自己的闡釋和改動式的評價，但是如不存在這么一個地平線，創造的活動就失去了緣由。野蠻的納粹是對這些一般背景和價值的瘋狂破壞，它所造成的結果是，不僅一個作家藉以觀察世界的基本光線不再存在，而且連基本的人類生活都不復存在，剩下來的只有廢墟和荒蕪。這完全構成了對一個作家基本工作條件的破壞，構成了他作為一個人在這個世界上所需要的起碼生存條件被破壞。這時候如果繼續對野蠻保持沉默，無異於認同一場對自身的攻擊，更何況這種野蠻事實上已經造成對某些人—那些素不相識又是休戚相關的受害者—的實際攻擊。
托馬斯·曼生性不是樂觀主義者，他反對野蠻，但無法預見自己的勝利，於是只有咬緊牙關，在一個動盪搖晃的年代，反覆念叨“在沒有其他路標時，自己做自己的路標”，“大喊‘根基、紮根’”。他的貴族本性通過下面這句話偶然現身：“沒有什麼比在撤退中進行光榮的小規模戰鬥更為美好的了。”
在另外一篇文章中，米奇尼克引用《聖經》里說的十個人就可以拯救一座城市的話，認為十個人同樣也能夠拯救20世紀的德國民族。他提及的第一個名字就是托馬斯·曼。因此，這位波蘭人民的忠誠兒子米奇尼克這樣對他的同胞說：
“當你讀到、聽到並說起在你的祖國，德國人曾經宣稱他們是超人，並以永久帝國的名義大建集中營，進行掠奪和大屠殺，毀壞人的身體和精神時，你們波蘭的讀者，有責任記住並重複，有一個德國的堂·吉訶德，一個無助的作家，是他早在德國入侵你的國家之前，就深深地反感並希望納粹劊子手的失敗；正是他把人類休戚與共的價值，置於民族主義教條之下的種族法則之上。”
“因此，波蘭的讀者，當你想起波蘭的作家和大學教授被送到死亡營和在大街上被槍決，你要咬緊牙關，固執地重複，一個休戚相關、痛如身受的密語：托馬斯·曼、托馬斯·曼、托馬斯·曼？？”
1986年，米奇尼克經歷著人生最黯淡的時期。那是他於1969年12月之後第二次坐牢，被判三年，時年四十歲。在這種時刻，他在牢里想起了一個標準的德國貴族—托馬斯·曼（1875—1955），德國小說家和散文家，1929年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1933年希特勒上台時，托馬斯·曼正好在瑞士逗留，從此開始一去不復返的流亡生涯，1944年獲得美國國籍。根據托馬斯·曼寫於1933—1936年年間的私人書信集，米奇尼克寫成了《堂·吉訶德和開罵》。
米奇尼克筆下的托馬斯·曼，首先是一個對政治冷淡的人。這種冷淡不是出於缺乏道德力量或者世故，其原因遠為複雜得多。作為一個對人性洞若觀火的小說家，他深諳人類處境的複雜晦澀，知悉人類命運所擁有的含混模糊，每一種表達都存在與其相反的表達，每一種權利都有與其相反的權利；在相悖的立場中，不排除各自有其中肯的價值，因而“每一個結論都是一個過於簡單的東西”。在這個意義上，托馬斯·曼遠離政治，是防備被拖入一種二元對立的政治化陷阱，擔心自己被弱化為一個簡單的政治工具。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唯一的敵人，就是“簡單化”及其造成的粗鄙。
儘管一開始就看不慣納粹的行徑，但是在最初的階段托馬斯·曼保持了沉默，一個原因是不想失去德國的讀者，希望通過作品繼續和德國民眾保持聯繫。作為一個作家，這是無可厚非的。
但是托馬斯·曼並未停留在這種為自己的理由上。他反覆向自己提問：我有權利這樣做嗎？這是否也是一條可能的途徑呢？而相反的理由也同樣成立：一個在複雜的精神領域進行探索的冒險家，為什麼要無視自己更高的責任，來為這種腐敗的東西費口舌？難道“讓這個世界感激我，也是我的責任”？
在這種矛盾和衝突中，托馬斯·曼顯得越來越不耐煩，外部的現實越來越嚴重地干擾他的精神現實，“我的道德批判意識處於持續激化狀態”。他的工作計畫一再受到耽擱。而他個人的危機，不是別的，正是時代危機在他身上的體現。他感到一種忍不住的衝動，想到什麼時候給這個邪惡的政權以沉重的一擊，儘管他並不清楚地知道什麼時候與德國政府公開攤牌。說到底，不管事情有多晦澀，托馬斯·曼一刻也沒有忘記—把邪惡當作邪惡，不管它有多么高尚或者卑鄙的理由。他有朋友加入了為納粹鼓吹的行列，向他展示了新德國的美好前景，當時的許多德國知識分子都這樣做了。在這樣一個時代大潮面前，托馬斯·曼從來沒有動過心。
結果是，這位處理人類最複雜晦澀事務的大師，德國貴族禮儀和完美行事的典範，在私人書信中形容納粹時，用了全部帶有侮辱性的字眼，用了那種酒吧里打架鬥毆的語言，對於審美家來說，是如此的不入流。看起來，這位人類最智慧的大腦之一失去了平衡，在言辭上失掉了控制。這是為什麼？
這批信最終的落款是在1936年，距離歐洲開戰還有三年，而納粹在集中營里的暴行被揭露還在更後面。托馬斯·曼為什麼如此被激怒？到底什麼東西刺痛了他？—野蠻和荒蕪！托馬斯·曼用得最多的是“野蠻”這個詞。他的老朋友居然把席勒表述為“一個陶立克式德國—腓特烈男人”，這讓他嘗到了忍受的極限。精神上的野蠻（“浪漫主義的狂熱”、“自我麻木和自我欺騙”）同現實中的“恐怖”和“恫嚇”相結合，所造成的是民眾人格和精神上的投降與屈從。這樣一種政府聲稱代表德國，對這位從路德和歌德傳統出來的、深愛自己民族的德國作家來說，等於要了他的命。“反感”是托馬斯·曼對於在德國發生的事情的主導型情緒—“多么不可理解的粗野！”與這樣一種蠻橫不講理的力量去爭論，是徒勞和讓人感到力不從心的。“他—諾貝爾獎獲得者，同元首總理對話的人，最孤芳自賞的歐洲精英的王冠上的鑽石—感到完全的無助，”米奇尼克分析道。於是，“他轉向開罵”。
動盪搖晃的現實引起了作家進一步的憂慮：眼下的危機是不是歐洲人道主義的危機？是不是人道主義這樣一種價值已經接近它的尾聲？你看，那么多的歐洲人接受了德國正在發生的事情而不感到憤怒，他們的國家高興地接受了希特勒玩弄花招的和平宣言。難道不應該有人出來糾正它？這個世界是不是瘋了？
托馬斯·曼本人的做法也變得讓人不可思議。作為諾貝爾獎得主，他參與提名被關押的德國記者奧西愛茨基為諾貝爾和平獎候選人，這被指責為有違作家應該保持的距離和反諷精神。對此，他的回答是：“一個純文學的捍衛者應該為他自己感到可憐。”比較起所有詩篇，“當代文化環境的政治鬥爭”，要來得更加重要、關鍵和有價值。
最富有創造性的藝術創作，也必須藉助人類生活的一般背景和一般價值。他可以對這些背景和價值作出自己的闡釋和改動式的評價，但是如不存在這么一個地平線，創造的活動就失去了緣由。野蠻的納粹是對這些一般背景和價值的瘋狂破壞，它所造成的結果是，不僅一個作家藉以觀察世界的基本光線不再存在，而且連基本的人類生活都不復存在，剩下來的只有廢墟和荒蕪。這完全構成了對一個作家基本工作條件的破壞，構成了他作為一個人在這個世界上所需要的起碼生存條件被破壞。這時候如果繼續對野蠻保持沉默，無異於認同一場對自身的攻擊，更何況這種野蠻事實上已經造成對某些人—那些素不相識又是休戚相關的受害者—的實際攻擊。
托馬斯·曼生性不是樂觀主義者，他反對野蠻，但無法預見自己的勝利，於是只有咬緊牙關，在一個動盪搖晃的年代，反覆念叨“在沒有其他路標時，自己做自己的路標”，“大喊‘根基、紮根’”。他的貴族本性通過下面這句話偶然現身：“沒有什麼比在撤退中進行光榮的小規模戰鬥更為美好的了。”
在另外一篇文章中，米奇尼克引用《聖經》里說的十個人就可以拯救一座城市的話，認為十個人同樣也能夠拯救20世紀的德國民族。他提及的第一個名字就是托馬斯·曼。因此，這位波蘭人民的忠誠兒子米奇尼克這樣對他的同胞說：
“當你讀到、聽到並說起在你的祖國，德國人曾經宣稱他們是超人，並以永久帝國的名義大建集中營，進行掠奪和大屠殺，毀壞人的身體和精神時，你們波蘭的讀者，有責任記住並重複，有一個德國的堂·吉訶德，一個無助的作家，是他早在德國入侵你的國家之前，就深深地反感並希望納粹劊子手的失敗；正是他把人類休戚與共的價值，置於民族主義教條之下的種族法則之上。”
“因此，波蘭的讀者，當你想起波蘭的作家和大學教授被送到死亡營和在大街上被槍決，你要咬緊牙關，固執地重複，一個休戚相關、痛如身受的密語：托馬斯·曼、托馬斯·曼、托馬斯·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