球藝

事業的長期停滯常由於基本理論的失誤。我國足球長期奉行的基本理論，在自然體育學方面，就是體能與技戰術分家而以體能為基礎；在社會體育學方面，就是用行政手段統一全國訓練方法的大框架。從足球建設豐富的經驗教訓來看，一些重大的學術問題已經提到面前，需要研究解決。在這個基礎上形成進步的戰略決策，中國定圓足球夢。

基本介紹

• 中文名：球藝
• 內容：中國定圓足球夢
• 實質：關於足球的藝術
• 原因：基本理論的失誤

1基本理論需要探討、發展

長期停滯常由於基本理論的失誤。我國過去經濟建設徘徊不前，就是受了計畫經濟理論的束縛。雖然大批仁人志士以堅強意志艱苦卓絕地努力奮鬥，出現了許許多多感人的事跡，經濟還是徘徊不前。自從在鄧小平理論的指引下，轉行市場經濟，就迅速起飛，十多年來成為世界上經濟發展最快的國家。這清楚地說明，主觀意志不能改變客觀規律，對於事業的發展，基本理論正確與否具有決定性的意義。

我國足球長期奉行的基本理論，在自然體育學方面，就是體能與技戰術分家而以體能為基礎；在社會體育學方面，就是用行政手段統一全國訓練方法的大框架（這必然要導致相當嚴重的政企不分）。以萬米跑為主近兩個月的集中春訓和體能測試等等，就是這種理論的實際運用。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足球的長期停滯應該引起重新反思。

2政企分開、權責利統一

人們發現，教練員被“炒魷魚”的事經常發生，說是為了對成績負責任。可是，訓練指導思想、主要的訓練內容、訓練計畫標準、甚至運動員的使用，並非由教練員自由決定（如核心主力不通過體能測試不能用、奔波萬里找來的外援不能用、百萬美元身價的外援不能用），然而卻要教練員對成績負完全的責任，負得起來嗎？對於訓練實體來說，這些既重大、又具體的問題，不但教練員無權決定，俱樂部也無權決定，而要由中國足協來決定。這符合政企分開、權責利統一和清晰的精神嗎？這是市場經濟的精神呢，還是計畫經濟、管制經濟的精神呢？市場經濟的發展動力在於創造性競爭。在足壇，金錢收入大攀比，主要業務非競爭；形式有競爭，內容缺競爭；沒有現代職業化管理制度，卻有中世紀行會習氣，水平能不徘徊嗎。

在足球先進國家，訓練思想、訓練內容、訓練計畫、隊員上場資格等項，都由主教練全權決定。不但國家足協無權過問，俱樂部負責人也無權過問。當克林斯曼等大牌球星坐在替補席上有所不滿，記者為此提問時，拜仁俱樂部主席貝肯鮑爾回答說：“比賽是由教練特拉帕托尼安排的，也只有他能確定誰應當上場，誰不上。”為此，教練員當然要刻苦鑽研，盡心竭力，因為創造性競爭決定比賽成績，而這是信譽和飯碗所系。教練員當然要秉公辦隊，嚴格管理，因為事業就是命根子，而他有權管理。如果教練既無權決定訓練，又無權決定人員，除了苦口婆心，也許只有走門子等辦法，那么，訓練就不可能搞充分，松松垮垮就不鮮見了。

3科學無國界

體能與技戰術分家而以體能為基礎的理論（姑稱之為“體能外練論”），是五十年代從蘇聯引進我國的。70年代初，沃羅比耶夫等富有成就的學者就在蘇聯公開對之進行批判，形成爭論局面。作為“體能外練論”的一方，中頭上雖還繼續堅持，實質上卻在大幅度地修正，趨近於“體能內練”，因而雙方在實質上趨近於一致。許多優秀教練員的成功的創造性實踐，更成為理論發展的動力和基礎。發源地早已改革，中國足協卻還在堅守陳方。

對於以萬米為主（耐力外練）的春季集訓和體能測試，無論是前東德國家隊主教練維爾納，高度重視體能的韓國教授、韓國國家隊前主教練和亞足聯技術委員會委員崔殷澤，來自保加利亞的教練斯托依科夫，擔任我國家隊顧問的英國專家鮑克斯頓，曾入選法國國家隊的運動員佩雷斯，以及與聞此事的俄羅斯的教練員們，無不持有異議。1996年俄甲級聯賽冠軍、莫斯科斯巴達克隊主教練亞爾采夫，對我<足球>報記者齊大愚、張翼說：“他在十五年前當球員時，前蘇聯曾有過類似的體能測試，但後來很快就取消了，因為足球是不可能用簡單的賽跑來決定的。”

體能“外練”還是“內練”，關係到訓練方法的“大框架”。對外國專家的普遍性意見，按理，我們應當依據黨的“雙百方針”來對待。

“尤文圖斯隊也進行萬米訓練”，似乎就確證了我國外練體能方式的科學性。但尤隊是否同我國一樣，將外練耐力放在主要地位，五十多天封閉式突擊，並要貫徹全年呢？是否要接著進行決定資格的體能測試，並要全年時刻準備接受飛行測試呢？我們知道，歐洲的一些足球俱樂部是進行萬米上下的訓練的；但這僅僅是在一、兩周的“準備期”里，用以恢復和促進身體狀態，為後續艱苦訓練和比賽作準備的；從全局來看很清楚，這是處於輔助地位的。單從年比賽量上百場來看，尤文圖斯也只能如此。如果歐洲足壇確實存在著訓練大框架主次顛倒、而成績水平同樣成功的兩種做法，維爾納等這批專家，就不會普遍地對我國做法持有異議了。

足球這樣的項目，訓練內容非常豐富複雜。好比中藥，要講究配伍。首先，主次不能搞顛倒。使用恰當，柴胡參與良藥；庸醫亂用，就要了尤二姐的命。

科學無國界。現代足球是從西方引進的，對其訓練業務、尤其是主次大框架，應當採取“拿來主義”而不應貿然否定。發展，首先須以吸取經驗教訓為基礎。結合國情，也只能是“配伍”上的斟酌損益。他們的“教訓”，到了我國決不會就變成了“經驗”。

4引進外援的目的是什麼？

在海埂春訓中，足協領導對於外援教練的轉變觀念，服從足協訓練指導思想，感到非常滿意，引以自豪。這實在令人費解。

花費上百萬、幾百萬聘請一位洋教練，其目的，難道就是為了“買”他們對我國訓練思想的“服從”么，是為了“轉變”他們的業務觀念么？

教練也就是教師。韓愈說：“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者也。”聘請洋教練，是為了給我們“傳道、授業、解惑”，還是為了接受我們的“傳道、授業、解惑”？在訓練方法上限定“大框架”，好比給孫行者套上緊箍，能使他們放開手腳完整地傳授其學問和經驗，充分地施展其才華嗎？究竟是請洋和尚來念他們自己確認的真經，還是要他們來依例撞鐘呢？

外援運動員買來後，也必須通過體能測試方能上場。這就更令人困惑了。引進外援運動員，是為了“手把手地”幫助提高中國的球藝，還是為了讓外援在中國學到東西帶回去提高外國的球藝？

如果是前者，只要他本身球藝好，有利於提高所在俱樂部當時的球藝就行。其標準在於是否有利於比賽，各該俱樂部自會掌握，用不著中國足協從業務上當婆婆去把關。諸如：曾效力於蘇聯和以色列甲級隊、西班牙乙級隊，參加蘇奧隊奪得奧運金牌，入選蘇國家隊主力前衛者；獲評俄1996年最佳前鋒者；曾參加蘇、俄甲級聯賽173場，莫斯科迪納慕隊現隊長等等；對於這樣的運動員，通過體能測試加以封殺，而代之於球藝較次的外援，對我國當前的足球建設有利嗎？

不禁令人想起，當年去日本的濟科，去美國組建宇宙隊的貝利、克魯伊夫、貝肯鮑爾……，以及日本某俱樂部現正打算以兩千多萬美元爭取引進的羅.巴喬等等，是否通得過我國的體能測試？（標準並不高，不過是中長跑運動員調整跑的跑速，問題在於同足球專業不合拍，而這批球藝傑出的運動員多數年屆三十、有的當時已三十七歲了。）

我國足協的著眼點在於“統一”而非發展，需要的是服從而非爭嗚。不是積極支持多種創新和革新，爭取引進多種先進的訓練方法，謀求生動活潑的、競爭著的業務發展，而是要把全國的訓練方法統一在既定的“大框架”中。並為此向各俱樂部派駐監督員，確保其貫徹實施。而同時，卻又不需對任何一隊的實踐後果承擔責任。

這也就不難理解：同樣從西方引進現代足球，為什麼非洲、東亞、西亞等一大批國家，水平已經上去，而我國卻徘徊不前，顯著地相對下滑。

5一和多

在計畫經濟年代，全力搞單一經濟形式，陷入長期徘徊。鄧小平理論指出，中國正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應該允許多種經濟形式互補共濟；這就引導出經濟建設的飛躍。安徽出現瞞上不瞞下搞包產到戶的生產隊，鄧小平以偉大革命家的氣魄堅決給予支持，包產到戶啟動了中國的經濟改革。為了更好地讓包括外資在內的多種經濟形式順利成長，與世界經濟接軌，還建立了一批特區予以促進。中國足球正處在“初級階段”，正需要這種偉大的氣魄。

如果讓外援所帶隊退出集訓、退出體能測試，在訓練上讓他放手地搞它五六年。完整地搞完一批運動員的成長期；搞壞了，俱樂部自認，對中國足球算不上損失，而且有利於反證中國足協訓練方法“大框架”的正確性；搞好了，對中國足球有貢獻，何樂而不為？

不但對外援教練是如此，對中國教練也一樣。著名的老教練劉國江對萬米訓練和體能測試有異議，（他所帶青島海牛隊，測試平均成績和超3300米人數，均居12支甲A隊第一，可見他並非為缺少辦法而畏難，是看清楚這種做法對足球建設不利而建言。）同樣可以允許他所帶隊退出集訓和測試，放開手腳自主訓練。

這就是說，中國足協可以舉辦集訓和測試。各俱樂部參加與否，完全由各隊自主決定。到集訓基地來的，也可以不執行統一的訓練方法，不參加測試。對於訓練方法不同的各隊，只在比賽中分高低，一律不在行政措施上加以歧視。這樣，就可以形成中央所倡導的、在科技業務問題上自由競爭、百花齊放的蓬勃局面。

這樣做行不行呢？健力寶隊的成功，就已經提供了一個明確的例證。

由於足球的內涵非常豐富複雜，其發展既具有規律，又是無止境的，任何人、任何隊都不可能到達絕對的頂峰。這就為容納各種流派、各種風格，提供了極為巨大的迴旋餘地。訓練方法既必然呈現五彩繽紛，卻又受內在規律的引導和約束，因而於五彩繽紛中又各有高低、深淺、枉達之分。在訓練業務問題上，讓專業人員自由地“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在對比中觀察長短，在競爭中推動發展，這既是黨的方針，也是唯一可取的科學態度。而且優中可能藏劣，長中可能掩短，道路總歸曲折，潮水必有漲落，金無足赤，人無完人，只有多樹，才能成園。這對於中國這樣偉大的國家來說，是完全必要的。

只有繼承，才能汲取世界足球史上的成功經驗，避開教訓，快速形成有功力的基礎，以立足於當前世界足壇。只有有基礎的發展，才能指望超越。繼承先進經驗，又努力發揮創造性，這是行進和發展中的核心環節。排斥不同做法，並不能證明自己的正確，反會陷於自我封閉、壟斷停滯之中。

必須正確認識和處理好一和多的關係。一：就是一個目標，為中國足球自立於世界足壇、參與世界冠軍隊伍而奮鬥；就是一條真理（客觀規律），它潛藏在歷史的長河內，只能在實踐的不斷檢驗中、動態地映射出來。多：就是深刻地承認現實的任何認識和做法，即使是最成功的認識和做法，都只具有相對的真理性；只有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在競爭中互補，才能實現對真理（客觀規律）的不斷趨近。

6訓練虧在何處？

大量文獻，陳述中國足球大面積地存在著訓練不足。瞿煜忠說：“中國足球訓練量小強度低。”以他的多隊抽樣調查數據來推算，同樣作為一堂“大運動量課”，1992年與1966年相比，要差得多：上課時間為58.99%，課中完成主要技術動作次數為29.60%，活動距離為39.69%，平均每分鐘完成主要技術動作次數為50.00%。雖然這是職業化以前的情況，仍可以供作參考。訓練不足直接決定著中國足球的停滯、滑坡。

瞿煜忠說，在AC米蘭隊盛期，每星期除比賽以外，訓練20—24小時。而他列表詳細介紹的一個星期，除星期日比賽外，其餘六天訓練時間竟共達27小時以上。

AC米蘭隊的訓練，並非是根據義大利足協的什麼規定。這完全是由於比賽的激烈競爭，激發了球隊內部教練員和運動員的訓練活力和動力。中國足球之所以訓練不足，主要是由於缺乏相應的激發。

競爭態勢下的業務自主權，是訓練活力、動力的社會學激發因素。業務進步效益，是訓練活力、動力的自然學激發因素。缺少這兩個因素中的任何一個，訓練就不可能充分。

7沒有找到自己的訓練路子

八十年代中期，我向袁偉民請教中國女排五連冠的關鍵。他說：“找到了自己的訓練路子。”我認為，這句話體現了“普遍性存在於特殊性之中”這條辨證唯物主義哲學的著名原理。中國大批運動項目達到了世界先進水平，從業務上看，都是由於找到了自己的路子。路子找到與否，成績水平絕然不同。

反過來，研究這些項目各自獨特的路子，也可以發現“存在於其中”的共同規律。克服體能與技術分割的“外練論”思維定勢，從各該項目技戰術形式內部，尋找發展各自體能的路子，這就是一條共同規律。

體操、技巧等項在五、六十年代之交，就有隊探索克服“外練”搞“內練”的路子。以後，這種探索逐漸在全國普及。跳水、游泳、舉重、跳高、中長跑等等項目，也都探索、發展了各自的體能內練的路子。

中國羽毛球男子單打李矛教練，經過刻苦研究，把哲學思維和訓練實踐結合起來，果斷地發展出一條獨特的路子：體力不足，通過技術動作來訓練。三年來，把“打鐵漢”訓練成“繡花姑娘”，把“文雅書生”訓練成“小老虎”，終於使董炯、孫俊在今年登上了世界排名第一、第二兩個寶座。

體能內練，並非不練非專項手段。第一，非專項手段是作為練體能的“輔助”，還是作為練體能的主心骨？地位不同；第二，非專項手段是從“耐力”、“力量”、“速度”等等概念出發去尋找，還是從具體運動員、具體技戰術、當時的內在需要出發去尋找？著眼點不同；第三，非專項手段是高樓萬丈先打基礎、藉以一勞永逸地打好基礎（至少幻想管用全年或半年），還是密切結合著當時的需要、以之融入具體技戰術的構建中去、完成承上啟下的、螺旋前進中的環節？時機選擇和處置方法不同。

從根本上看，上述這些不同，都是由於對體能本質的認識不同：在“外練論”看來，體能是基礎，技戰術是上層建築；兩者是不同實質，必須結合起來，才能形成運動能力。在“內練論”看來，體能反映運動能力的動力學方面，技戰術反映其運動學方面，兩方面在研究中可以抽象地分別分析，在實質本體上是不可分割地融合在一起的；運動能力的本體只有一個，但可以從兩方面進行觀察研究。以占旭剛為例，楊漢雄教練教給他“鎖指”方法，就是說，改進了技術；而這，卻成為他創造世界紀錄（體能）的一個內涵。一個有水平的舉重教練，不願意看到運動員的肌肉有任何一點超出需要的發展（即比賽力量的舉重運動，不但要發展肌肉，而且要約束肌肉的發展）。在上述例子中，可以清楚地看到：技術、體能，兩者的統一性。對立面並非是兩個本體，對立面就存在於統一體之中。

運動能力由兩方面因素融合構成：在人體外部，體現在動作結構的合理性之中——技術；在人體內部，體現在機體組織的靜力學結構和動力學結構的合理性之中——體能。兩種合理性，是相互對應地協調融合在一起的。

人體是超級複雜的自組織巨系統，是自然進化史上最高級的成果。它可以在與環境的互動中，適應環境的動態變化而系列地、精密地、動態地相應調整自己的極為複雜的、各層次的細微結構，從而實現能力的進步。這就是人體結構和機能的整體性。

冠軍和常人，從身體組成的化學元素來看是相似的，只是由於組織結構配置上的不同，因而在具體能力上出現巨大差別。自組織實體的內部結構調整，成為對應環境作用的強大力量。中國東部廣大地區，在日寇侵略下淪陷；在共產黨領導下，迅速轉變成為打擊日寇的強有力的前線；儘管物力、人力更加困難，而抗日力量卻多少倍地成長，這就是由於組織結構的調整。人體內部組織結構的變化調整，其多樣性的可能選擇幾乎是無限的。然而，一種確定的選擇，就區別於（排斥著）其他的一切選擇。整體性，這是關係運動訓練機理的核心問題。（在一次自發的“擰力”較勁遊戲中，一位三十來歲的次重級舉重運動健將，反覆敗給了一位六十來歲的白案廚師。這個例子生動地說明了：運動能力具體適應的針對性；具體運動能力同體內組織結構具體適應選擇的對應性；技術、體能、訓練之間的有機聯繫。）

競賽是彼此相互的。在世界上，並非只有“體能內練”才能奪得金牌。當人家還在普遍採用“外練”時，你也採用“外練”，在總體上練得巧，就能拿金牌。當人家已經進步到在“內練”的軌道上探索發展時，你若仍停留在“外練”的概念上，那就必然落後了。如果人家尚未清醒，你首先帶頭突破，當然你就遙遙領先了。

外援專家普遍地對“體能外練”持有異議，清楚地給我們提供了下述信息：世界足球訓練的主流路子已經進化到一個高度，已經主要是在“內練”的軌道上探索發展著了。我們若“閉目塞聰”，繼續堅持在“體能外練”的概念上踏步，那么，足球水平就必然要遠遠地掉在後面了。

8球藝和“熵”

引進熱力學的“熵”概念，對於認識和掌握足球運動，大有益處。

熵，就是混亂程度（無序程度）。它的對立面，就是組織程度（有序程度）。

足球球藝，就是足球運動能力。從全場比賽中球隊和運動員（依靠著場地，面對著對手和球）體內外的總體來觀察球藝：體外，表現出運動員相互間、及與球之間，運動關係的合理程度；體內與之相應，存在著機體的靜態的、動態的組織結構的合理程度；兩種“合理程度”融合在一起，構成運動能力，即構成球藝。

球藝熵，就是上述“合理程度”（組織程度、有序程度）的對立面，即“不合理程度”（混亂程度、無序程度）。

球藝=足球運動的絕對最高水平－球藝熵

隨著時間的進展：在有效益的訓練中，球藝長一分，“球藝熵”減一分；反之，在無效益的訓練中、或不訓練中，則“球藝熵”長一分，球藝減一分。不進則退，就是由於“熵”增加。（就是說，自組織實體的演化活動，是不會停止的。）

絕對最高水平，是只能趨近而不可能達到的。任何球隊、任何球員，都程度不同地存在著不是很少的“球藝熵”。因此，賽季前、賽前、臨賽的訓練和準備，都要講究針對性；在比賽中，要講究策略性（研究“一物降一物”）。

不同隊、不同人的球藝可能水平、原本是相似的；其所以出現差別或巨大差別，就在於各自存在著的“球藝熵”不同。

人們在通常環境下生活和成長時，對於足球運動來說，就在不斷增生著“球藝熵”。合理的足球訓練（包括比賽在內的廣義訓練），就在消除著、減少著“球藝熵”。錯誤的訓練與不訓練相似，也在、甚或更多地在增生著“球藝熵”。（可以發現，從娃娃抓起，有利於最大限度地減少“球藝熵”；因此，足球史上最高水平的運動員，總是從娃娃練起的。）

由於足球運動的特點（用足、頭擊球，眾多的球員，寬廣的球場等等），球隊和運動員極容易大量地存在著“球藝熵”；在時間進程中也很容易增生著許多“球藝熵”。這個特點，非常突出。減少“球藝熵”，成為制勝的關鍵。梁清說：“足球水平要出現質的飛躍，關鍵是個人技術的提高。”為此，不但要求運動員在運動生活的一開始，就注意把技術練好、練活（在這裡，好和活是同義詞）；而且要求在時間進程中，時時努力練好，維護和發展球藝。就像頂尖的雜技動作那樣，“拳不離手”；稍有耽誤，就會生疏、閃失（準確性本來就是幾率數，一生疏，這個幾率就會迅速地、大幅度地下滑）。

技術和“熵”互為對立面。足球的基礎和關鍵是技術。最傑出的運動員也就是最傑出地掌握了球技的人。貝肯鮑爾說貝利：“他技術超凡，足球在他腳下像是失去了物理定律而只循著他的意念滾動。”“他當時才17歲，只比我大4歲，他的球技讓我無法置信。”他接著說到13歲的自己：“我當時也掌握了一些踢球技巧，在與我們比賽的青年隊里，無人能與我匹敵。”這些敘述，對於我們深入認識足球運動的培養目標和培養途徑，決不是無關緊要的。

1990年德國隊與阿根廷決世界冠軍，戰至85分鐘出現了決勝負的點球機會。罰點球本是馬特烏斯的擅長，但他的那雙穿了4年的球鞋已踢破了，新鞋還沒有完全適應，他就果斷地把任務讓給布爾默。這說明，技術環節中摻入少些雜質，就會大大地增生“球藝熵”；會差之毫厘，失之破門。高度的準確性和自信，只能靠具體的、精確的、熟練的訓練來保證。反觀：今年甲A第一輪6場進7球，創四年來一輪進球最少紀錄。剛剛進行的1997年4月23日的中韓之戰，我方18次射門，“勢在必進”的好機會就有六、七次之多，竟然無一破網，而且大多數偏出了門框。這些，清楚地表明“射門熵”太高。這是陳舊的訓練“大框架”留給運動員的“熵災”。（據調查，96年甲A有的隊，前鋒、前衛隊員，每周人均射門訓練次數僅50次左右，臨門一腳的水平高得起來嗎。）

戰術和意識的對方面，也是“熵”。戰術和意識，必須依靠有效的、反覆的、成熟的訓練基礎——相應的低“熵”狀態。臨場布置是否有效？有基礎就有效，無基礎則無效。貝肯鮑爾所寫的：“布林特，屈恩斯特勒爾……球在他們腳下非常順從，任他們撥弄，30米開外的長傳落點準確，他們原先站在不顯眼的位置，一旦球到人也就到位，接到傳球就出其不意地靈巧地帶球切入。”這就是對“相應低熵狀態”的一個具的陳述。貝肯鮑爾說：“我喜歡觀察，喜歡把一切都看在眼裡，”看對方的漏洞，看己方的問題；連上館子也“最喜歡找一個背牆的位置”以便觀察。形象地說明，“低熵”依賴於訓練，看你是否抓緊機會。中韓之戰，為什麼行陣效益懸殊？既有行陣的適用性問題，又有戰術質量問題，關鍵都在“熵”。去年12月亞洲杯後，車范根1月7日出任主教練，1月底就帶隊參加澳大利亞友誼賽，可見他們在訓練戰略上，對於包括整體配合在內的戰術演練的高度重視（儘快爭取可能的“戰術低熵狀態”）。與這種訓練戰略進行對照，中國隊的、戰術的高“熵”狀態（進攻乏效，防守漏人等等），就不奇怪了。（韓國隊亞洲杯後“大換血”，吸收了包括18歲的高鐘秀在內的9名新人，而中國隊主要由老將組成，把失利原因歸結為經驗差，這是說不過去的。）

實戰，這是發現和消減技戰術“熵”的主要環境。楊秀武在《赴俄考察心得》中說：“在俄羅斯連續觀摩一個月的青少年隊和成年隊的訓練中，沒有一次課最後不是以分隊比賽結束的，最少也要踢30分鐘。”俄羅斯教練認為“綜合性的對抗訓練和競賽性訓練應是足球訓練中的基本內容。”“任何方法都不能代替比賽本身。”運用“熵”概念進行體味，這些都是很有意思的。

9繼承、發展與“熵”

在本年度59天春訓中，“萬米跑只占兩成訓練量，技戰術練習則占了35%。”兩成與三成半之比只是表面現象，訓練並非是可以俱收並蓄而內容之間互不作用的。訓練在實質上分為有益、無益兩部分。無益部分不只擠占了有益部分的時間和精力，而且大幅度地增加著“熵”值，損害著運動能力整體。為什麼健力寶隊在外三年面目一新，國內同樣三年竟至於“技戰術水平沒有提高”呢？底蘊就在這裡。

熵，是混亂程度；球藝，是有序程度、巧妙程度、效益程度。由於減少“球藝熵”是制勝的關鍵，所以，足球是聰明人的遊戲，是智慧的遊戲。足球史－足球社會－教練員－運動員，其間既有學習繼承，又有創造發展。

由於人體是超級複雜的巨系統，足球運動也就是超級複雜的巨系統。若要消減無處不在、而且時時滋生著的“熵”，在比賽當時達到巧妙精深（高度“有序”），這是一門大學問。既非個人能力所能窮盡，亦非一代或幾代人所能窮盡；它是在歷史中不斷發展的，因此，它是無限的。

只有確立“大學問”的觀念，才能激發起高度的虛心、鑽研心、進取心；只有確立“無限”的觀念，才能樹立奪取世界冠軍的高度的決心、信心、迫切心。

3月23日川滬之戰第35分鐘時，川軍在後場斷球長傳埋伏在右前場的馬麥羅，馬帶球連過包括門將在內的四人後，將球輕鬆打入空門。方紉秋評論說：“馬麥羅在巴西至多也就是三流球員，但在我們的甲A賽場上，卻顯示出過人的控球能力，”反映出我國“在技術上的差距，而在防守上的差距更明顯，”一些運動員“防守動作不對。”“德國教練講過：足球最基本的技術是一對一，最基本的戰術是二對二。這方面我們下的功夫太少了。”中肯的分析，揭示出我國足球的技術狀態。

董向陽說中國球員“大局觀”欠缺。謝奕在：《從熱身賽看西征中亞幾個問題》的精彩文章中，評論了風格與贏球，戰術理解深度，戰術運用的針對性、靈活性等等。所論述的現象，基本反映著當前我國足球的戰術水平。

知害知利，才能扭轉機運；知彼知己，才能腳踏實地，一步步地去奪取勝利。國際足球積累了寶貴的智慧財富，我們應該努力“拿來”。基爾.里默教守門技術，受到普遍的讚揚。鮑伯.霍頓教戰術，尤其是防守戰術，獲得很高的評價。健力寶隊回國，對比出顯著的技戰術優勢；然而，李輝教練說，他們不如巴西同齡人。所有這些，都有利於開啟我們容易封閉著的眼界。我們應確認“天外有天”，就足球的各個環節，對中外的歷史和現實，反覆進行既有系統、又見縫插針地靈活著手的調查和研究，把眼界延伸再延伸。王彤報導的《郝偉一席談》，裡面大有學問，不知官員和教練們是否都熟。

我們自己的運動員、教練員、研究人員們的創造性成果，更應愛惜，要不斷地收集、整理、傳布、利用。

在繼承、發展足球智慧的努力中，要注意它的特點。足球智慧是科學智慧、哲學智慧、經驗智慧並舉，融通在整體中的。經驗智慧在其中具有很高的地位。足球好象廬山，表面一看便知；實際其智慧體系猶如廬山美景，重重疊疊層次幽深地蘊藏在雲霧深處，不可淺嘗輒止。經過廬山，未見得就了解了廬山。三十年代，陳寅恪為清華大學出的一次國文考題中有上聯：“孫行者”。只有一人應以“胡適之”勉強得分，無人答出理想下聯：“祖沖之”。1961年，郭沫若去廣州看望陳寅恪，敘友情吟了一付對子：“壬水庚金龍虎鬥，郭聾陳瞽馬牛風”。像這種對聯，若非專業修養和滿肚子國學，是對不出來的。後一聯更非熟識中國的生肖、乾支、五行等等不可。這就是專業學問。對聯同足球無關，但貌似平易而專業學藝深厚這一點卻相似。為了直感地體會一下鑽研之難，體認一下鑽研有路而深邃，這個例子也許有幫助。

步槍、衝鋒鎗等槍枝，非屬什麼高級機械。然而，半個世紀以來，覆蓋前華約部隊、現獨立國協部隊以及相關部隊的，全都是卡拉什尼科夫設計的AK—47槍系；覆蓋北約部隊的，全都是斯通納設計的M—16槍系。兩種槍系覆蓋全球，就是因為性能優越。卡拉什尼科夫原只具有中學學歷，斯通納也學歷不高、沒有學位，在高學位者如雲的當代，這兩種槍系的突出地位，生動地說明了經驗智慧在智慧總體和實踐總體中所具有的地位。對於不算複雜機械的槍枝製造是如此，何況對於進化史上最複雜精密的人體的訓練。這也就可理解，由不具有“資格證書”的貝肯鮑爾當主教練的德國隊，為何會奪得90年的世界冠軍。

經驗智慧：它實而不華，不易引起注意和重視；它確實，但既深厚又繁雜，內涵有精有莠，不便也不必照搬；它客觀上不易表述，主觀上往往有意掩藏，不容易傳布和學習。這些特點，對於渴望掌握它的人們，是需要認真對待的。

10以“實戰體力波場”為準，大力提高體能

《關於足球運動員體能測驗的研究》一文中說：“當前世界高水平的比賽活動距離為13900米，一般水平的比賽為10200米。”我國“在近幾年的全國聯賽中有時還不足6000米。”謝奕報導說：“去年甲A球員在聯賽中每場平均跑動距離僅為5298米”（反比第一、二、六等屆全運會為低，第二屆全運會曾達7000米）。為什麼跑動量僅為國際的六、七成（以及狠抓萬米跑和體能測試後，跑動距離為何反比全運會為低）？

首先，跑速就不夠。收看國內和國際足球賽，在對比中可以明顯地感覺到。

戚務生說：“由於有了春訓的基礎和聯賽的磨練，國家隊隊員的體能承受能力沒有問題。”事實並非如此。4月23日中韓之戰，中國隊只打了半場好球。張京天說：“下半時我們顯得很被動，隊員體力下降，”有的人“跑也跑不動了。”

為什麼會這樣？就因為訓練脫離實戰。訓練的是“低速”體能，使用的是“高速”體能，幾下子一來，就很快疲勞了。

萬米和三千米跑，與足球的“實戰體力波場”不符。折反跑也有這個問題。訓練增加了“熵”值，干擾了、而非提高了比賽能力。反觀：我國主力彭偉國、郝海東、高洪波、高峰等等，都是體能測試的困難戶。俄羅斯的三名優秀運動員，遲尚斌親去實地選中的、身價百萬美元的三名巴西外援，都通不過測試。在足協杯開幕式比賽中獨中三元的克莫多爾，是施拉普納從德國帶來、並堅持留用的得意弟子，媒體報導：他在場上“不是等球來，而是在跑動中尋找機會，”“不停地跑動，而且跑動範圍大，速度快。丟了球，轉過身又搶，表現了極高的足球訓練素質。”然而，就是他，“在昆明海埂進行的體能測試中未能過關。”雷青峰報導，萬米訓練後射門發力不佳。這些大量存在著的矛盾現象，應該予以高度重視。

任何運動項目，都有它所特具的“實戰體力波場”。這是指比賽中，身體運動的具體時空特徵（負荷特徵）。包括持續時間、動作狀況、發力狀況、間歇狀況、強運動次數、起伏節奏等等，這些因素構成了具體項目獨特的“實戰體力波場”。這種“體力波場”，不僅足球與田徑不同（與田徑比，可以看到極短距離、極高速度、有間歇的大數量重複，而非慢吞吞的連續跑），足球的不同位置間也不同。貝肯鮑爾說：“我同格爾德，穆勒之間的許多兩人小配合給對方造成了很大的威脅。但為此我得向前或向後飛奔百米。”“幾乎把肺都跑出了胸膛。”這就是說，要求跑得極快。但是，這種跑動的次數是較“少”的，他寫道：“在90分鐘時間裡還不止一次。”僅僅“不止一次”而已。

而且，貝肯鮑爾是反對無謂亂跑的。在他的文章和談話中，多次對亂跑進行了批評。這就是說，在場上要注意節奏，愛惜體力，以保證在需要的當口能爆發式地發放。中國武術也強調：“動如脫兔，靜若處子。”人體運動，從激烈程度看，有過強應激、適度應激、低於應激，這三大檔次。人際比較，雖水平有高有低；但從自我發揮看，再高水平的運動員，若使用了“過強應激”檔次，便不能持久，繼續下去必然會跌入低潮。《左傳》說的：“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就是這個道理。較弱隊對較強隊、壓力較小隊對壓力較大的隊，往往採取激將法，促、誘、挑動對手進入“過強應激”狀態。如果對方進入圈套，己方採取嚴密、巧妙的防守，若能相對節省體力地對付過對方的“三斧頭”，那么，由相對劣勢轉為相對優勢，這種有利還手時機就會到來。楊秀武說：“有節奏的運動才能有效率，才能持久。”任何水平的球隊，都要根據雙方、特別是己方的實力，注意把握合理的節奏。其中包括開場、中場、終場和連續賽次間的策略選擇。既要打好首戰，也不放過每一個真可制勝的有利戰機，但最重要的是，到終場為止能實現所期望的目標。要在具體戰況中，使用具體的節奏策略，爭取能爭取的主動而避免被動。

身體運動能夠按照正確的時空結構特徵進行，善於在關鍵當口推出應有的高潮，這就是“藝”；干擾這個要求的盲動、亂動，這就是“熵”。區別“藝”和“熵”，這是正確把握“實戰體力波場”的根本要求。

人體比任何動物都利於接受教育和訓練，這是人體的特別高級、特別可貴的特點。訓練促使人體內部結構調整發展。這結構既是空間的、也是時間的，從神經網路上的信息結構、到全身肌肉發展的主次布局、肌肉和內臟間的相互配合、肌細胞的組成成份、骨細胞的應力結構……體內無數的環節，無不在訓練中無微不至地進行著調整發展，以對應於“實戰體力波場”，表現出最佳的整體功能。（對於其它任何一種“實戰體力波場”而言，這就是“熵”增加，而非最佳功能。）當然，不是一次訓練就可使體內結構調整到最佳，而是經過一次次訓練促進，逐漸趨近的。

要貼切地掌握訓練，大有研究。從總體粗看，有效益的訓練，可大別為兩種：

技戰術訓練（教學）：這是以改進運動員與球、對手、隊友之間的關係（外部結構、即技戰術結構）為重點的訓練。它主要要求技戰術方面的進展。為了有利於實現這個要求，它大多是以中等強度和較低速度來進行的。

體能訓練：這是以改進機體體內結構為重點的訓練。它需要足夠的強度，才能引起促成體內結構調整的“適度應激”。低強度是無效的。（另一方面，低下技術難於實現目標強度，低下技術在重複中又易定型，不成熟技術在高強度訓練中可能出現走樣，這些問題都是需要在訓練總體中適當處置的矛盾。）

高強度訓練（和比賽）課後，需要針對機體恢復的具體狀況，才能把握好再次高強度體能訓練的適當時機。這就是說，課的連續、系統的組織，要對應於體力波浪的具體運行而把握之。

然而，不同的體能重點可以適當地交錯；特別是，除體能外還有技戰術訓練任務；因此，即使每天訓練四五個小時上下，像當年拜仁慕尼黑隊那樣每周訓練七天，訓練課都是可以安排得很充實的（以效益判斷的“充實”）。至於兒童，由他憑興趣掌握，成天踢球都不會過度。

訓練機理和方法，這裡不能贅述。總之，必須以“實戰體力波場”為準。這就要講究辨證法和系統論。例如，若把訓練比賽延長到120分鐘，表面看似乎加強了體能訓練，實質上，它必然以降低強度為代價；面對著以更高速度為特徵的、足球“體力波場”的當前發展趨勢，這樣反會增加“熵”值，引起體能退步。

技戰術與體能，只可相對地說，不能截然分割。

例如，用假動作調動對方，就可以爭取拉開近二米的距離（或約0.2秒的時間差），這對於“速度”而言，就是一個重要的貢獻；至於利用巧妙的傳切，將敵我的“利”、“害”空間大大地拉轉，貢獻就更大得多；同時，這可以消耗對方的體力，節省己方的體力，以應關鍵時刻之需。這就是說，技戰術可以轉化為體能。

以4月10日尤文圖斯與阿賈克斯的比賽為例，可看到另一種情形。義大利媒體說：“以一敵一，阿賈克斯會是勝利者。”但這場球，“場上隨處可見尤文圖斯的三四名隊員‘圍剿’阿賈克斯的單兵，也隨時可以出現快速突進的四五名尤文圖斯的進攻隊員‘包圍’阿賈克斯的兩三名後衛。”這就是說，體能可以轉化為技戰術。

所以，訓練和比賽必須聯繫起來掌握。從自己和對手的實際出發，系統地、辯證地發展和運用智慧和能力，爭取可能爭取的的進步和成功，這就是原則。

以“實戰體力波場”為準進行苦練，中國足球隊的體能，必然會迅速提高。

11心理穩定性

振奮的心理狀態保證著技戰術的完美發揮。過強、過弱的情緒會干擾正常發揮，驕、焦、嬌、脆等狀態，促使情緒過強或過弱。

球隊的心理狀態，關鍵在於隊內的精神小氣候。團結起來就是巨大的力量，可以支撐運動員保持良好的心理狀態。搞不好會有損心理狀態。其中，教練、領隊同運動員的關係是主要的。

當然，心理狀態的根基在個人氣質、“情緒智商”修養和教育，但這同球隊小氣候密切有關。這種小氣候具有足夠強大的陶冶和影響力量。它隨時圍繞和浸潤著運動員，可能產生著自覺、自信、信任、和諧、教育、鼓勵、鼓舞、支撐、舒暢、或煩悶、不平、壓抑、窩囊、氣憤、猜忌、妒忌、使小心眼、腐蝕等等多方面的不同影響。運動員可能被“壓垮”、“擠垮”，也更可能被“慣壞”、“捧殺”。

堅強的球隊不是一盤散沙，而是一個嚴密有序的組織。梁清說：“歐洲足球出現了這樣一種趨勢，一支球隊不只有一個核心隊員、一個自由人，而是有四個。”這就是：守門員，除了守門外，另一重要任務是發動進攻；後場自由人，負責指揮和協調防守；中場自由人，負起協調攻守的重任；前場自由人，自己首先就是主要得分手。

場上有一個主要核心，團結著這四個核心及場上全體，這就是隊長。貝肯鮑爾說：“一個球隊的隊長是自己在比賽中，在賽場上打出來的，靠成績、靠威信自己任命自己的。”“沒有一個教練可以簡單地下命令”決定之。隊長“是個能夠信賴的人，是其他隊員都願意服從的人……即使條件艱苦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隊長必須比別人更快地把握形勢，必須儘早地感覺到或者發現，球隊是否突然踢得馬虎了，或者喪失了自信，或者已經出現了絕望的情緒，或者有幾個球員已經開始向對手投降。”並非說隊長不能任命，而是說任命必須建立在實踐基礎、民眾基礎之上，才能提高凝聚力。

教練和領隊更應是全隊的靈魂。其作用表現在目標追求，言教，身教，作風薰陶，骨幹培養，對隊員的要求、使用、鼓勵、批評、信任、愛護等等方面。《明鏡周刊》說：“貝肯鮑爾相信權威和等級，……相信……完美世界。”貝肯鮑爾則說：“在我們球隊里是沒有等級之分的。”在《半世球魂》中，他用大量篇幅談到信任、鼓勵、支持、幫助、公正、寬容、周到地關心隊員和嚴格要求教練自己等等。實際上，這兩方面，才完整地描述了同一個球隊生活。教練和領隊是否有信心，會強烈地感染運動員。

一支優秀的球隊必然是一個融洽的集體，同時必然是有紀律、有權威、有骨幹的堅強組織。進步苦鬥中形成的融洽、民主氣氛，同民眾信賴、並視作依靠的骨幹和權威，是相得益彰的。這種融洽的氣氛和堅強的組織，提高著運動員在場上的自信，保證著心理穩定性。

壓力過大就意味著信心不足。教練和領隊可設法把壓力從運動員身上轉移到自己身上，同時也就把信心轉移到了運動員身上。只有教練勇於承擔責任，才能促使運動員保持“平常心”。貝肯鮑爾說：“壓力在很少情況下會變成動力；相反的，會把人壓垮。”“有的教練會把壓力轉嫁到運動員身上，而不是去保護他們，甚至會做出一些自私的決定，從而使職業球員和教練之間的和睦團結關係馬上破裂，球隊也會渙散。……產生了這樣的懷疑，每個人首先想到的是自己的飯碗。”在90年比賽中，他沒有壓運動員奪取世界冠軍，而是相信運動員具備奪得世界冠軍的能力；在書中，他詳細描述了對幾乎每一個運動員的品質和能力的高度信任，充滿愛護關切之情。“我沒有給球員施加過這樣的壓力，他們自己也沒有這么做。我想，這或許是我們的長處，……心理狀態操縱了一下運氣，使我們奪取了勝利。”（手頭正好有這本書，作了些摘引。其實，我國在運動隊建設中，有著豐富的寶貴經驗。）

在亞洲杯賽沉重打擊了中國隊的信心，急需予以恢復和振奮之際，《揚子晚報》報導了海埂1月13日電：“戚務生曾在亞洲杯期間說過：憑目前這撥球員，絕不可能有太大作為的。記者就此採訪了張吉龍（中國足協新聞委員會主任），張吉龍表示完全贊同。他說，目前這批球員已趨老化，體能、技術諸方面均已定型，不可能有大的變化，因此要想趕上或縮小與日、韓、沙特等強國的差距很難了。”而在此同時，法新社香港1月14日，卻發出了這樣的電文：鮑克斯頓和里默“今天將飛往中國……鮑克斯頓說……中國有可能會打入法國世界盃。……鮑克斯頓對中國隊的一些球員給予了很高的評價，說范志毅和高峰完全有能力在英格蘭打職業聯賽。他還對中國隊參加世界盃預選賽的前景進行了展望，……很有希望與進軍法國世界盃的熱門球隊韓國、沙特和日本隊一決高低。”

中國運動員在多項國際比賽中表現出了高超的心理穩定性，而在足球卻似非上佳。看來，中國足球運動員心理穩定性的潛力，相當程度地藏在於教練和領隊的手中，應該通過冷靜的反思，把這個潛力開發、釋放出來。

12教練和總經理是俱樂部建設的關鍵

楊秀武在赴俄考察心得中說，校長和教練是辦好足校的關鍵。這精神同樣適用於俱樂部和球隊的建設。

勃艮第這個只有3.5萬居民的小城鎮的歐塞爾隊，去年榮獲法國甲級聯賽和足協杯“雙冠王”，關鍵在於有位在該隊執教37年、現年58歲的教練居伊.魯克斯。

1961年魯克斯到隊執教，十年後（70年）該隊升為丙級隊，五年後（75年）進入乙級隊，五年後（80年）升為甲級隊，再十六年獲雙冠王。魯克斯本人也以遙遙領先的優勢被評選為法國最佳教練員。

魯克斯曾先後謝絕阿賈克斯隊和斯圖加特球類比賽協會的聘請，近四十年來，辛勤耕耘不輟，對該隊訓練建設，可謂忠貞不渝、鞠躬盡瘁了。魯克斯的精神和勃艮第人對他的支持，都堪稱典範。魯克斯注意節約，為了經濟，不得不忍痛地把入選國家隊出了名的運動員賣掉。

魯克斯創建的少年隊和寄宿制學校，保證了源源不斷的優質後備。使歐塞爾隊雖然緩慢、但卻是在穩固可靠的基礎上，不斷地提升自己的水平。魯克斯的名言：“多訓練加多睡覺等於踢好球。如果我不關心這兩方面，那么我將是個不稱職的教練。”樸素的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