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實感

《 現實感》是2004年譯林出版社出版的圖書，作者是以賽亞·伯林。本書所收錄九篇文章，以賽亞·伯林探討了近三個世紀以來主導了歐洲歷史發展的一些核心觀念。

基本介紹

• 書名：現實感
• 作者：以賽亞·伯林
• 譯者：潘榮榮 等
• ISBN：9787806578100
• 頁數：338
• 定價：18.00
• 出版社：譯林出版社
• 出版時間：2004-11
• 裝幀：平裝
• 副標題：觀念及其歷史研究
• 原作名：The Sense of Reality
• 叢書：  人文與社會譯叢

內容介紹

簡介：

本書追溯了民族主義、自由主義和馬克思主義這樣一些重要思想潮流的興起與流變。伯林所探討的主題包括:歷史中的實在論,政治判斷力,社會主義的歷史,馬克思主義的本質與影響,浪漫主義所激起的激進文化革命,俄國的藝術責任概念,以及民族主義的起源與實踐。這些文章展現了伯林極度淵博的學識和啟人深思的洞察力。

導讀：

對於任何想要理解觀念史的人,本書都是必不可少的。

——約翰·格雷,《紐約時報書評》

就像伯林所有的觀念史文章一樣,本書對眾多思想家和各種觀念顯示出豐富而寬宏的同情,閱讀它成為一種持久的快樂。

——阿蘭·雷恩,《泰晤士報書評增刊》

伯林的文風傳達出無與倫比的知識深度。每句話都閃耀著人性之光。

——戴維·米勒,《星期日獨立報》

導　言

以賽亞·伯林的寫作涉足了如此眾多截然不同的思想和研究領域,有著如此不同的、有時出人意料的方向,大概有人不禁要問:是什麼指導性觀念最終指引或統一著他對這些彼此迥異的思想領地的涉獵?這個問題並不像看起來的那么容易回答;甚至在他的某些崇拜者眼裡,這一問題似乎很不恰當,沒有抓住要點。因為他們或許會說,伯林的成就的獨特價值很大程度上正在於它顯然缺乏任何一元化的野心或體系化的主張;他寫作的範圍和題材的無限多樣性,以及隨時準備用取決於問題本身的方式來對待相互尖銳衝突的信念以及它們的持有者等等,在開拓視野、使人擺脫有礙的偏見或教條方面起到了關鍵的作用。伯林自己就把“在碰到自己可能懷疑為真的東西的時候,傾向於壓制它的”人形容為“教條主義”,而且他自己的觀點毫無疑問是完全與之對立的。即便如此,而且儘管他始終顯示了他的方法的開放性和客觀性,似乎還是有可能在他的作品中分辨出他特別關注的東西和主題的輪廓,這使他的作品有了一種雖然相對不怎么突出或顯著但同樣令人難忘的內在一致性。第一眼看來好像離題或無關的思路,細察起來最後往往是一個更大的圖案中的線條,一個包容更廣的整體的組成部分。換句話說,它們可被看作一個由微妙地相互聯繫著的思想組成的錯綜複合體,而不屬於某種死板的理論體系框架。不僅如此,我們所指的這一複合體本身可以說反映了一些中心問題的存在,它們的決定性影響以各種方式體現出來,貫穿著伯林的思想事業。

這些反覆出現的問題之一,就是對歷史的本質和意義的關注,這是這本文集的主題。伯林常說自己現在不是也從來不是歷史學家。如果這是事實,那么或許他是在某種公認的但有限制的意義上使用“歷史學家”這一名詞的。無論如何,事實是,他對思想史研究作出了獨特的、傑出的貢獻,在對人類過去所進行的這方面研究所引起的那些問題上,他也擁有獨到而足資使用的知識。不僅如此,在他對十八和十九世紀思想的研究中,他不可避免地碰到了各種差別極大的關於歷史進程的特點以及人們對其認識的理論。這樣,在寫作他的第一部著作《卡爾·馬克思》的時候,他被迫不僅要抓住馬克思本人對控制歷史變化和發展的力量的非常有影響的描述,而且要閱讀一些重要前人,如愛爾維修、孔多塞、聖西門和孔德的作品。這些作者都以不同方式抱有法國啟蒙運動思想家當中流行的信念,即在我們增進對自然界了解的過程中已經證明如此成功的那類科學方法和範疇應該延伸到對人類及其歷史的研究當中去。伯林在別處已經描述過,在研究這些以及類似主張的來源的過程中,他企圖從內部理解那些困惑著提出這些主張的人的難題;過去的思想(他覺得)只能通過“進入”擁有那種思想的人的頭腦以及他們所屬的社會或文化背景來使之復活。然而,在遵循這一程式的過程中,他發現自己的思路與他正在研究的思想家們所倡導的相去甚遠,我們所說的那種想像的和移情的理解在自然科學當中並沒有明顯的類似物或對應物。另一方面,他是在兩位思維特點非常不同的十八世紀思想家的作品裡得到了共鳴。維柯和赫爾德在很多方面與他們時代的主導趨勢明顯相左,尤其是他們對待他們所認為的歷史學家的題材的特性的態度。在他們看來,這企圖將歷史研究的方法同化到在原則上已經被誤解了的科學方法中去。因為,就後者而言,我們只能獲得它所研究的現象的純粹“外部”知識,而我們與歷史的具體現象之間的認識關係則屬於完全不同的類型。此外,我們有可能直接地或內在地把握歷史人物的行為和在創造中表現出來的心理過程;歷史學家與他們想去理解的人之間的共同的基本人性使他們能夠從內部確定是什麼使他們研究的對象前進和行動,甚至當問題在於——像經常發生的那樣——通過想像的努力重溫普遍觀念和最關心的事情都與他們自己的時代完全不同的別的時代或文化的內部生活的時候。維柯與赫爾德,雖然方式不同,都暗示這樣一種方法對一切有意義的人類研究來說都是基本的,而這一歷史實踐觀念極為重要,也是伯林——還有他們在二十世紀的仰慕者和追隨者柯林伍德——一直強調的。

這些強調歷史思考和理解的基本獨立性的主張的影響,可以說是《現實感》中所提出的一些論點的由來,這篇文章中所作的歷史與其他學科之間的對比使人想起伯林在一些著名文章中對這一複雜的問題所給予的多角度關注。但這次他的思考路徑在一些重要方面不同於其他一些討論。在這裡,他的視角有著更廣的含義,涵蓋了實踐的和學術的眾多問題。甚至這篇文章的題目都反映了這點,而且也部分地反映了對企圖將構成人類生活的“大量未知因素”簡單化處理或簡化成隨意的抽象術語的嘗試的典型的伯林式懷疑,無論進行這些嘗試是為了純粹的理論目的,還是為了實施綜合的政治性或社會性計畫。他一直在表明自己非常清楚,發現某種能夠解決人類實際境況中產生的種種難題的絕對可靠的公式或萬應藥方,不留下任何未解決的枝節問題或懸而未定的事情,這樣的前景有著多么永久的魅力!而且就此而論,他也強調了在現代——即大約從十七世紀末起——這一雄心在多大程度上體現在試圖證明歷史進程遵循不可避免的規律或統一性——它們被理解為對未來和過去都同樣有效,所以既能預言未來又能解釋過去——的努力當中。但是他依然認為這種魅力代表著一種我們應該拒絕的誘惑,而且它所引出的一些方案的根本困難來自於超出歷史解釋和方法論界限之外的誤解,最終深深地紮根於一切人類生活和經驗的深層肌理。

如伯林指出的,他所考慮的那類對歷史的理論化並不遵循單一的模式。從建立在機械地構想出來的規律性上的歷史記述,到那些援引“有機的”或進化的發展觀的歷史敘事,應有盡有。但是在這本書里,他所關心的不是對這一類型中的不同具體例子的區分和評論,而是要質疑這樣一種觀念:建立一個能夠將組成歷史進程的各種各樣因素納入一個統一圖式的、有規律可循的或自成體系的理論。在後一點上,他以贊成的態度提到了托爾斯泰,值得一提的是,他在這個問題上所說的很多話與這位俄國作家在《戰爭與和平》的結尾所表達的歷史觀在語氣上遙相呼應。托爾斯泰不僅對迄今為止人們炮製出來的各種歷史和社會哲學當中他所認為的粗略的簡單化和乏味的一般性表現出了相當的懷疑,他還進一步暗示,所有涉及使用純粹的理論家們所喜愛的那類抽象概念和圖式的方案最後注定要失敗,它們的本質天生就不適合理解“極微量因素”的連續體——一系列無可計數的、微小的和相互聯繫的行為和事件,它們組成了人類的生活和經歷。在伯林自己對這一問題的探討當中,人們發現他對以前的“偽科學性的關於人類行為的歷史和理論”持一種類似的批判態度,而且類似地(但不完全相同)強調以什麼方式複雜的歷史材料才有望拒絕被強加上原本套用於根本不同的問題和研究領域的方法步驟。

托氏和伯林之間的這種密切聯繫並不令人驚訝。托爾斯泰作為一名創造性作家的特殊才華,使他在伯林眼裡顯得特別能夠領悟人們實際經歷和了解到的人類現實生活的豐富和多樣:事物和人的無限多樣和獨特,社會交往和個人關係中所涉及的微妙的情感逆流,社會生活表層下盤桓極深的對自己利益的關注和目標的混亂——托爾斯泰非凡的觀察力和想像力抓住了千百萬這類現象,這使他的眼光能夠穿透自稱歷史闡釋家的那些人所描繪的平滑、規則的歷史輪廓,看到它們所掩蓋的不均勻的、常常是混亂的真實經驗的細節。眾所周知,托爾斯泰的這些方面的特點在伯林眼光敏銳的研究《刺蝟與狐狸》中有生動的描繪。但他在那篇文章中的主要任務,是對比托爾斯泰的藝術洞察力和才能,與其觀點和個性的另一個頗為對立的方面,即渴望某種一元論的或統一的真理能夠完全超越折磨著我們世俗生活的問題和困惑。而在這裡相反,他是想表明這位小說家特別的文學才能對這篇文章主題的相關性,將它們不僅與致力於重建過去的歷史學家,而且與參與世界實際事務的政治家以及所謂的“實幹家”聯繫起來。因此,在《現實感》之後並對它的一些觀點作了詳細闡述的姐妹篇《政治判斷力》中,伯林指出,與想像性作家的思想在某些方面類似的特點可以說在歷史研究以及施行他所謂“治國術”的過程中都起了作用。就像受過訓練的歷史學家一樣,能幹的政治家也需要一種發達的能力以“用並非一概而論的方式評估具體情況”;一種經過精心協調的對社會生活不斷變化的輪廓或層次的敏感,而且與此相關,還能本能地“直覺”到什麼在實際上是可行的,在複雜的、常常難以把握的具體事實或環境中什麼又是互相結合的,這些永遠都是傑出的政治領導人超出常人的一些特點。伯林發現,那些“實踐智慧”或天賦往往被那些系統化歷史的人當作是隨意的、“前科學”的方法,認為基於理論原因已經不能再被接受,並且需要徹底改造或替換。但伯林也指出,他們所提出的一些改進方法,很少能讓人覺得是對這一需求的令人滿意的回答,他們所喚取的那些烏托邦式的實驗最後造成的出人意料的結果——非常有諷刺意味——歷史本身已經讓我們再熟悉不過了。

總而言之,這兩篇文章氣勢宏大,證明了作者非凡的知識範圍及讓人深受啟迪的廣闊視野。它們最初寫於二十世紀五十年代,文中多有暗指的臆想社會理論和藍圖因此可以部分地看作反映了一個對極權主義意識形態極其敏感的時代最為關心的一些問題,而這種意識形態在政治領域中的影響持續至今。儘管如此,如果認為這些暗指在伯林的整個思想中僅有一些有限的或短暫的影響,那就錯了。幾乎從一開始,他就提防著一種被錯置的“科學主義”的內在危險,以及它易於造成的界限的模糊;早期對認識論和語言哲學中的簡單化傾向的抗拒,在某些方面預示了他後來對政治和社會理論中有影響的學說的反對。他一直認為,對促進了自然科學成就的那些方法表示敬意並努力加以學習,是正確的乃至可敬的;但將這些方法不加區別地延用到不相關的研究領域或很不相同的經驗層次,則完全是另一回事了。我們看到,他認為某些十八世紀啟蒙思想家以及和他們採取同樣辦法對待人類事務的人就是後一種情況。但這並不是他不滿於這些思想家的觀點的惟一理由,他在作品中時常流露出來的更廣的懷疑,不能不讓人思考他對整個啟蒙運動的態度。在本書所收的其他文章中也可以感覺到他的一些本能的半信半疑態度。

實際上,而且不同於有時人們所以為的,伯林並非不願意表明自己在這個問題上公認的複雜立場。他公開讚揚了啟蒙運動的代表們有勇氣反對他們當時的許多罪惡,包括無知、壓迫、殘酷和迷信,而且擁護理性、自由和人類幸福等理想;他簡潔地對一位訪問者說:這把他推到了他們一邊。但與此同時,儘管他對他們所代表的東西甚為仰慕,他還是認為他們傾向於教條地將假想——其來源常常是傳統的——當作真的東西來接受,而這些假想並非不證自明。而且,根據他們所聲稱的對經驗原則的尊重,他們本來應該質疑其正確性的。這其中包括關於統一的、基本不變的人性的各種具體觀念,還包括各種緊密聯繫的、對存在某些人類在其生活過程中可以一致實現的普遍價值的信念。這些先入之見所引起的一些問題在《浪漫主義革命》中得到了討論。伯林指出,十八世紀晚期浪漫主義的出現造成了當時思想氣候的一次根本性變化,公認的標準和規範的客觀地位受到了主觀主義學說的挑戰,這種挑戰的方式在倫理學、美學和政治學領域有著巨大的反響。在為這一引人入勝的討論做結論的時候,伯林指出觀念之間的衝突的一個長期影響是,我們今天發現自己分別繼承了兩大傳統,並往往“不自在地來回換腳”。但是他同樣主張,浪漫主義運動所引入的新穎且具有顛覆性的觀念無可爭議地深化和豐富了對人和社會的理解,既暴露了啟蒙運動遺產中的局限和缺陷,同時也為到那時為止還處於歐洲想像範圍外的思想和情感開創了新的可能性。

伯林對以上這些不同觀點的探討,是與滲透他整個思想史研究方法的那種敏銳與移情的結合協調一致的。一方面他顯示了一種非凡的能力,對那些常常與他個人最為同情的觀點相反的思想和文化觀念,可以做到從內部把握並領會其力量。另一方面他一直能迅速認識並準確地指出一些他已經作了非常生動的描述的立場當中潛在的不祥含義:不僅僅是潛伏在屬於他所說的反啟蒙運動的各種學說當中的非理性主義和侵略性民族主義的幽靈。由於後一種原因,關於羅賓德拉納特·泰戈爾的文章快要結尾時的文字表明,他希望在善良的沙文主義和具有毀滅性的沙文主義之間劃定界限,它們都是民族主義可能採取的偽裝。他評論道,泰戈爾在這個問題上和在別處一樣,努力不過分簡單化地說出真理,也許正是如此,聽從他的人相應地比較少,因為正如美國哲學家C.I.劉易斯所說的:“沒有什麼優先的理由認為,當我們發現真理的時候,它會是有趣的。”伯林帶著讚賞的態度引用了這句話。儘管如此,在他自己所寫的文字中,的確可以說真理最後都被證明總是有趣的。

派屈克·加迪納

譯 後 記

伯林《現實感——觀念及其歷史研究》一書的中譯是林茂和我兩人共同勞動的成果。林茂完成了第四章、第五章、第六章和第八章正文及部分注釋的翻譯；我除了完成前三章以及第七章、第九章的全部正文和原注的翻譯，並在認為必要的地方加了譯註之外，還譯了“編者前言”、“導言”以及最後的“索引”，並給林茂翻譯的部分作了少量修改，補譯了未譯出的人名和部分原注，加了譯註。全書的人名和部分地名及專有名詞的譯法最後由我統一，達到與書後的“索引”一致。我們已經盡了最大努力，但水平所限，譯文中難免有錯漏不妥之處，請讀者指教。

潘榮榮

2003年9月5日

作者介紹

以塞亞·伯林（1909-1997）英國哲學家和政治思想家，二十世界最著名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出生於俄國里加的一個猶太人家庭，1920年隨父母前往英國。1928年進入牛津大學讀文學和哲學，1932年獲選全靈學院研究員，並在新學院任哲學講師，其間與艾耶爾、奧斯丁等參與了日常語言哲學的運動。二戰期間，先後在紐約、華盛頓和莫斯科擔任外交職務。1946年重新回牛津教授哲學課程，並把研究方向轉向思想史。1957年成為牛津大學社會與政治理論教授，並獲封爵士。1966年至1975年，擔任牛津大學活爾夫森學院院長。主要著作有《卡爾·馬克思》（1939年）、《自由四論》（1969）、《俄國思想家》（1978）、《概念與範疇》（1978）、《個人印象》（1980）、《扭曲的人性之材》（1990）、《現實感》（1997）等。

作品目錄

編者前言…………………………………………………………………………………………
導言（派屈克·加迪納）……………………………………………………………………
現實感……………………………………………………………………………………………
政治判斷力………………………………………………………………………………………
哲學與政府壓制…………………………………………………………………………………
社會主義和社會主義理論………………………………………………………………………
馬克思主義和十九世紀的國際工人協會………………………………………………………
浪漫主義革命：現代思想史的一場危機………………………………………………………
藝術的責任：一份俄國遺產……………………………………………………………………
康德：一個鮮為人知的民族主義源頭…………………………………………………………
羅賓德拉納特·泰戈爾與民族意識……………………………………………………………
索　引……………………………………………………………………………………………
譯後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