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性的追求與批評：柏格森與中國近代哲學

內容簡介

《現代性的追求與批評：柏格森與中國近代哲學》主要選取近代中國文化上的激進派、保守派和自由派為代表，論述了近代中國是如何圍繞現代性問題引入與理解柏格森哲學的。是國內第一部系統論述柏格森哲學在近代中國命運的著作。本書以時間、科學、自由三個問題為中心，論述了三個思想派別如何運用與改造了柏格森哲學，從而為論證自己的觀點服務。同時突破了純粹哲學的閾限，試圖在哲學與文學之間架起一道溝通的橋樑，所以本書不但考察了梁漱溟等哲學家的思想，同樣也以相當的篇幅討論了宗白華、朱光潛的美學思想。

在文藝復興之後，西方就已完成了從古典時代向現代社會轉變的歷史進程，因而現代性成為西方所關注與思考的重要問題。由於西方的現代性在很大程度上是針對中世紀的宗教神學提出來的，因而與宗教神秘和神本主義相對，它包含了科學精神與人文精神兩個方面，而這就決定了，西方的現代性在其起始階段就涵括了啟蒙現代性和審美現代性兩個方面。但在後來的歷史發展過程中，啟蒙現代性成為現代性的唯一內容，從而使人走向物質化、片面化。柏格森哲學的出現，正是為了解決西方走向現代過程中所出現的問題。

近代中國與文藝復興時代的西方之間具有極強的相似性，這就為柏格森哲學在近代中國的傳播並產生影響創造了前提條件；但另一方面，中國與西方之間又不相同，其所背負的傳統與她所面臨的問題的差異，使得近代中國的思想家在吸收利用柏格森哲學的過程中，又往往不能如其所是地對待柏格森哲學，而是按照自己的實用目的來任意地曲解柏格森哲學，從而使其為建構中國的現代性服務。而這也就構成了本論文所要研究的核心內容。

西方現代性的建構是其歷史發展的邏輯結果，而中國卻與此不然，她在一定程度上是出於西方的催逼，是一種外髮型的現代性，所以中國的現代性建構就涉及到如何處理中國與西方、傳統與現代之間的關係問題。李大釗、陳獨秀等反傳統主義者利用柏格森哲學強調創造進化的特點，證明中國的現代性必然是激烈的反傳統，並且是對西方現代性的學習與模仿；梁漱溟等新傳統主義者則抓住柏格森對西方社會現實的批判，堅持認為以柏格森哲學為代表的生命派哲學的出現，是中國傳統復興的信號，所以，不但中國的現代性，而且世界的現代性都必將是中國傳統的現代復甦。中西調和論者試圖在二者中間尋找一條中庸之道，建立一條即中即西、不中不西的現代性，宗白華提出了融合說，朱光潛則主張距離說。但三者在對立的表面現象背後，隱藏著共同的問題：沒有認識到柏格森哲學的過去本體論；認為現代性只有一種形態。

由於科學精神構成了現代性的一個重要方面，所以近代中國要完成從傳統向現代的轉變，就必須正確地處理好科學的問題。反傳統主義者認為，柏格森哲學是建基於科學之上的，所以，以柏格森作為一個重要的例證，認為中國的現代性建構也必須以西方的科學精神掃除中國的封建迷信。新傳統主義者針鋒相對地指出，柏格森哲學的一個重要內容，就是對科學理性的批判，從而宣揚直覺的重要性，而直覺恰恰是中國傳統哲學中的一個重要的組成部分。宗白華與朱光潛則認為，理性與直覺由於適用範圍不同，因而都有其重要性，所以，在建構中國現代性的過程中，必須對二者進行恰當地汲取，而柏格森哲學所提供的正是這方面的一個範例。

人文精神的終極指向必然是人的自由，而這正是柏格森哲學關注的重點，這也就使近代中國的思想家在探討實現自由之路的時候，自然地與柏格森哲學建立起聯繫。反傳統主義者一方面將自由看作追求的目標，另一方面又將其看作中國自強圖存的手段。這樣一來，個人自由在相當程度上就被忽視了，從而在追求自由的過程中最終導致與自由的悖離。新傳統主義者與唯美主義者更加重視人的價值，反對人被當作一種手段，所以利用柏格森的意志自由理論，突出個人自由的重要性，反對以集體來壓制個人。

現代性的追求與批評：柏格森與中國近代哲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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