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死的帝國:編輯推薦,內容簡介,作者簡介,相關評論,目錄,書摘,

評書體作家李連利繼《白銀帝國》後又一重磅力作

揭秘大明轉型失敗的教訓打通個人悲劇與時代大勢

“相聲體”情境再現，“評書體”挖掘本質，講述一個王朝“玩死”的背後原因

基本介紹

書名：玩死的帝國
又名：唐伯虎與大明娛樂業
作者：李連利
ISBN：978-7-218-10329-7
類別：明史通俗讀物
頁數：304
定價：39.80元
出版社：廣東人民出版社
出版時間：2015.10
裝幀：平裝
開本：16開
關鍵字：明武宗唐伯虎祝允明
字數：220千字
封面紙張：古典萊妮卡

編輯推薦,內容簡介,作者簡介,相關評論,目錄,書摘,

編輯推薦

欲使其滅亡

必先使其瘋狂

瘋狂娛樂

讓明朝在土豪時

轟然倒下

人人有娛樂權利

然人人玩命奢侈

繁榮便灰飛煙滅

內容簡介

這是一段悲劇的人生——唐伯虎

這是一個轉型失敗的朝代——大明朝

便兩者卻又驚人地相似

高調、任性、揮霍無度……

一邊拆解著舊秩序

一邊找不到新方向

只能唯錢至上唯我至尊

進取心在逐漸消逝

天地之悠悠皆念名利

人人在玩命地娛樂

人人在玩命地奢靡

人人在玩命地自我

繁榮轉瞬成空

評書體作家李連利繼《白銀帝國》後又一重磅力作

揭秘大明轉型失敗的教訓打通個人悲劇與時代大勢

“相聲體”情境再現，“評書體”挖掘本質，講述一個王朝“玩死”的背後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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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李連利，字孟錛，北京人。明清史研究者，“評書體寫作”創建者。“評書體寫作”這一新文體，既保證了專著的嚴謹、深厚，又不失通俗圖書的閱讀快感。《白銀帝國：翻翻明朝的老賬》一書就是“評書體寫作”的成型之作。出版有《玩死的帝國：唐伯虎與大明娛樂業》《IBM百年評傳：大象的華爾茲》《左宗棠評傳：晚清第一帥》《帝國病毒：清朝三百年反腐風雲》等。

獲獎經歷

《IBM百年評傳：大象的華爾茲》榮獲“2011年和訊財經最佳公司傳記獎”。

《白銀帝國：翻翻明朝的老賬》榮獲“2012年出版商務周報風雲圖書獎”、2013年中國台灣省繁體版明史類暢銷書第三名。

書摘

小人物唐伯虎與他那個大時代

我們對唐伯虎應抱有深切的同情，他雖然是天才，但與皇帝相比、與時代相比、與權臣相比，他仍然是小人物。在他生活的時代，正是“邪正爭奪期”的關鍵時間段。作為那個時代的人，唐伯虎受到了地域環境的影響，在後世看來的一些邪氣——如極端個人主義、享樂主義、奢侈之風、文人極度好財等在他的身上都有所體現。他是拆解舊時代大廈的旗手，但明朝最終亡國，並不能放在唐伯虎等文人身上。否則，我們就會步清初知識分子總結明亡教訓所走的錯誤，竟然將亡國的責任推給文學流派。雖然目標指錯了，但指向的內涵卻是對的。

明並非亡於物質，而亡於民族進取心的消失。人們都在為各自的個性、金錢、享樂而奮鬥著，濃重的“經商”思維不僅導致了官場如商場，而且使各行各業皆是商場。玩個性、奢侈、享樂最明顯的代表就是娛樂業的高度發達，但這種發達從何時開始的？就是從唐伯虎時代開始的。而唐伯虎之後的明朝120多年裡，竟然沒有一位位高權重的大人物進行過有效規制，任憑國運潰敗下去。這不能不說是一個悲劇。

唐伯虎時代的玩個性、奢侈、享樂尚有一些積極作用，那就是打破了等級觀念，這是一種積極意義。但問題是，唐伯虎只是一半兒的身子在新時代（下文該詞出現時，即代表了玩個性、奢侈、享樂為明顯時代特徵的意思），一半兒身子在舊時代（傳統儒家思想占統治地位的時代）。因此，他的生活很苦，精神很苦。

而本人之所以選擇唐伯虎作為本書的主人公，價值就在於此。時代轉型的典型特徵就是對轉型敏感的知識分子的憤懣情懷，作為有時代責任感的人來說，如果在憤懣之始，釐清問題所在，提出自己的真知灼見是很重要的。如果人們都不憤懣了，正如晚明時期的知識分子那樣，那么，轉型其實已經完成了。只不過，是失敗的轉型。

在那個轉型期中，唐伯虎無疑是一位天才式人物。他在詩、詞、歌賦、散曲、文學著作上的地位都頗高，影響深遠。例如《紅樓夢》中就有他作品的影子，他的畫作影響後人，他的散曲直接催生了後世的二次繁榮。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然而，當我們仔細觀察時卻發現，這些都離不開明朝的畸形娛樂業的發展。而明朝畸形娛樂業的發展，則是明亡的一大誘因。

作為一名賣畫為生的小商人，他擺脫了二十年前以談錢為恥、賣作品為恥的精神束縛，與祝允明一起，說錢是他們的“精神”（就是我們常說的做什麼事情都要有精氣神）；他的畫的主顧，青樓業是一大群體；他譜的曲、填的詞，購買者多是青樓從業者；他的詩，也有很多是為青樓從業者所寫；他的另外一個謀生之道——寫小說，又是艷情小說。那么，他到底是一個什麼樣的文人呢？在封建社會，他為何如此離經叛道？

也許，你會說他無恥，但細究一下他的生平，考察一下當時的時代，你就會發現，他是一個小人物，儘管他是天才，但在大時代下，他也只能順從。其實——

唐伯虎，我們對他似乎極為熟悉。但其實，我們對他極為陌生。

唐伯虎，我們對他的一生似乎很明了。但其實，他的一生神秘而又模糊。

唐伯虎，在我們的印象中他很快樂、詼諧。但其實，他很鬱悶、悲哀和傷感。

他用自己的哀鳴，換來了人們對他的萬世懷念，因為這種懷念中包含對我們自身的激勵。但其實，他生前早就預料到了一切，對於他的今日今時，他會壞笑著說：我本不認你，你卻要認我。噫——

正如今天分析、批判他的我一樣，我將其看作舊時代廢墟前，向前奔跑並時不時回頭的瘦小老頭兒，出乎意料地被我搡到了前台。當然，我也準備著迎接板磚的來襲。吁——

老規矩、老傳統在正德皇帝的表率作用下，在繁榮的白銀帝國形成過程中，逐漸被打破了。在破的過程中，新規矩、新秩序卻沒有建立起來，最終一切繁華灰飛煙滅。

唐伯虎就是吹響這一過程號角的先鋒。

我們對他的了解尚不夠。他從來沒有被官方神聖化過，把他神聖化的一直而且可能永遠是民間。因為在他的身上涌動著一種躁動，這種躁動的破壞性對於像我們這樣一個國家的危害性很大。因為這種躁動的基因是對人性解放的追求，稍有不慎就會對秩序產生威脅。那么，民間何以對他青睞有加呢？原因就是，他像我們普通人，我們的毛病他都有，但他卻是個天才。

晚明社會，幾乎人人享樂、人人奢侈、人人自我、人人遊戲人間，但是，當瘟疫橫行、烽煙四起之時，一切灰飛煙滅了。

……

工人日巧一日，人情日薄一日

個性張揚和享樂融合在一起就會變成奢侈，因此，奢侈行為幾乎沒有任何正當性。當然，個人奢侈只是害了個人或家庭，但當奢侈成為時尚之後，害的就是民族與國家。人們就會不顧及自身條件，為了面子，為了意氣之爭，而競相鬥奢。在一些人看來，這種斗奢是自我個性的彰顯，對於貧苦人競相購買假品牌等不正常行為就會成為風尚。

社會風氣大大變化，周暉（1546—？）的《金陵瑣事·卷4》中就發出了感慨：

最不可偽者，金也。二十年來，金絲有銀心者，金箔有銀里者。工人日巧一日，物價日賤一日，人情日薄一日。

葉權（1522—1578）在《賢博篇》中就說了一些假冒案例，令人覺得痛心，如他說蘇州賣花人挑花的擔子中，看著非常好看，但基本上沒有一枝花是真花；賣的楊梅為了好看好賣，往往用墨染成紫黑色；老母雞插上個長尾巴假裝當作野雞賣。

當人們活在虛幻的繁榮中時，所有人都忽視了危險，覺得繁榮不但將依舊，而且會更好。但晚明越來越頻繁的民變，恰恰說明這種虛假的繁榮背後隱藏著的是更大的危機。民變，並非要推翻政府而是希望吏治更加清明，民變的領導者大多是有產階層，因此，他們並不希望改朝換代似的革命。然而，革命要來的話，任何人都無法抵擋。萬曆中後期，自然災害頻仍，吏治以及洪武荒政體制的衰落，直接造成農民起義的出現。農民起義則是以改朝換代為根本目標，革的就是朱家的命。

最終，在虛假繁榮下，明朝的大廈轟然倒塌。而在大廈坍塌前，明朝的娛樂業到了瘋狂的地步。

全民奢侈化思想後，娛樂業畸形繁榮了

許多歷史學家用乾隆時期的《消夏閒記摘抄》和《禁奢辯》中的一些合理情節，來論證奢侈有一定的正面價值，甚至催生了晚明的經濟大發展。著者雖然是後學，但仍然認為：如果僅僅是物質方面的增長，就是正向意義的話，歷史就不會走到今天這樣。

古希臘、古羅馬以及我國許多朝代，從經濟方面講都是在高峰時滅國的。因此，如果歷史學者特別是經濟史學者，僅僅從經濟史或政治史或軍事史單獨面來看待歷史的話，許多問題都不會想明白。明朝的經濟雖然高度發展，但這與明朝的生產力嚴重不符的。

比如陸楫（1515—1552），他的觀點核心就是：秦淮歌舞是國家太平的表現，是一種社會的進步。節儉可保一人或一家不貧，擴大到全社會則未必。並說從來沒看到過奢侈可以把全社會變得更窮的案例。作為明代經濟學者，陸楫的這種觀點不值得一辯。

顧公燮是一百多年後的乾隆時期的人，他的觀點比陸楫還要更進步一些，“有千萬人之奢華，即有千萬人之生理。若欲變千萬人之奢華而返於淳，必將使千萬人之生理亦幾於絕。”他還是以乾隆時期的蘇州為例，舉了一些奢侈行業的門類，“即以吾蘇郡而論，洋貨、皮貨、衣飾、金玉、珠寶、參藥諸鋪，戲院、遊船、酒肆、茶座，如山如林，不知幾千萬人。”但是，顧公燮顯然是在偷換概念。奢侈是一種行為，而不是一種職業；奢侈是一種思想，而不是消費行為本身。在我們的頭腦中，奢侈其實是一種發揚自我個性、尋求一種社會認同的手段。它實質上是一種生活方式，是一種滿足精神需求的手段。

奢侈其實是個人享樂與個性張揚合體後的畸形心理反應。

奢侈行為，自古即有，首先就是皇室。

本來按照制度，皇室的花費由內帑支出。但內帑的錢來源於何處？同樣是靠稅收。儘管有一部分是靠派出去的太監稅使、皇店皇莊等自行收繳，罰沒部分貪官的家產等，但主要還是政府的財政劃撥。例如正德元年（1506），皇帝登基的140多萬兩白銀皆出自戶部。皇室用度，除每年的糧食供給外，還有各種生活物資。生活物資最主要的兩項花費就是絲綢布匹和土木工程。皇帝本人的奢侈消費、大興土木造成巨大浪費，最終連朝臣都無法忍受。

嘉靖十九年（1540），工部尚書溫仁和上疏：僅宮、殿、宇、壇、廚庫、陵、碑等就花了將近635萬兩白銀。修繕其做藩王時的住所也耗費了170多萬兩。為了修建宮殿廟宇，他還命令四川運木頭、天水山運石頭，而取材、運輸，皇帝則一分錢不掏；瓦則由蘇、松、常、鎮、天等地供給；結果造成天下窯工、木工、瓦工等紛紛逃戶。就連嘉靖都承認自己的做法是全都靠百姓。

其次是官員的奢靡之風。梁方仲先生指出：銀子的普遍使用，固然是貨幣經濟抬頭的表征，但是銀子的使用方法，隨著階級基礎的不同而有所不同……銀子自然是集中到少數高級官吏手中……在貨幣的流通範圍內，儼然已分成兩個世界。

典型的代表就是張居正，在張居正看來，每頓正餐若沒有上百種菜餚都難有一飽。張居正真的有那么大的肚量嗎？顯然，這是受了當時奢侈之風的影響。張居正算不得大貪，天下貪官污吏更是有過之而無不及。當我們在討論奢侈與節儉哪個更對國家與民族有利的時候，我希望有些人可以感受到晚明榮華富貴、畸形娛樂消費背後是絕大部分人的哭號以及被虐殺的場景。晚明盛行孌童，同性戀比較嚴重，這兩個詞特別是前者代表著什麼，作者就不必贅述了。

再次是商人的奢侈之風。受慣了蔑視的商人在得到了比“士”還要尊貴的社會地位後，並沒有形成統一的行為規範。再加上明朝中後期，商人家族成員大規模進入政府，使官商一體化現象非常嚴重，從而加重了吏治腐敗。

白銀帝國給普通百姓帶來的是無盡苦難。之前是官僚壓迫，而白銀帝國時期則是官商共同壓迫百姓。白銀在破壞了舊的等級觀念的同時，又催生了新的等級觀念。一些儒家理念中的正面思想，如“愛國”被效忠家族利益所代替。再如，信奉儒家思想的官員往往非常重視“名節”，然而，到了晚明，名節敵不過十兩銀子的官員大有人在。

在當時，商人中有文化的人可以通過科舉進入仕途，沒有文化的則可以通過捐錢成為官員。例如，正統年間的江蘇淮安人徐頤、常熟魏姓商人，二人花巨資買了中書舍人的官職，其後魏姓商人還當上了主事。當時，北京有一句口頭禪叫“金中書，銀主事”。到了1451年，明政府正式允許賣官鬻爵之後，大富大商可以買大官，一般商人和地主通過捐錢也可以成為“義民”，好處就是可以頭戴紗帽、免除勞役。

僅從成化十年（1474）到弘治元年（1488），長洲一個縣就有差不多三百人花錢買“義民”的頭銜，每人40兩銀。這一個縣，僅賣“義民”名號的錢就達到了1.2萬兩。然而，“義民”們不會做賠本買賣，因為可以免除勞役，這些人變著法兒地將不相干的人收攏在自己的家園內，形成了一大群不用繳稅的人。可以說，明政府在一方面增加了財政收入，卻在另一方面導致了長期稅收收入流失，並越來越對治理下的臣民失去控制。

商人買官、買義民稱號，主要不是為了免除勞役，而是使自己的生意更有保障。到了後期隨著高利貸經濟的發展，官商的關係又有了新的變化，商人向官員放貸，從而緊緊地將官員控制在自己的手中。例如翰林院修纂沈懋學，為了應付官場越來越奢侈的消費之風，怕被別人看不起，也向高利貸商人借了三四千兩銀子，最終給後世子孫們帶來了無窮無盡的債務。即使國家處於危難時期，這些人同樣為了保護自己的榮華富貴拒絕幫助政府。例如，為了抵擋李自成起義軍，崇禎要求大臣、皇親國戚、宦官捐錢。結果如何呢？正如我們上面所說的，崇禎皇帝號召捐錢結果官員也就捐了幾十萬而已，可李自成一逼問，至少得了兩千萬。正如崇禎所說：“假如文官不愛財，武官不怕死，大明就有救了。”然而，這可能嗎？

晚明的畸形繁榮背後是大量因土地被兼併、農業收入遠遠不如手工業及走私乃至為奴為閹收入下，大量農民進城務工，從而導致一者享樂，二者狐假虎威，七者提供享樂。青樓業發達的問題即在此，無數的青樓從業者難道都是大家閨秀、皇族高官的女兒不成？那些為享樂者提供服務的奴僕婢女，難不成個個也是腰纏萬貫？可見，建立在少數人基礎上的繁榮，必然是無根之本，蟲兒在裡面蛀蝕到一定程度，風兒一吹，表面高大粗壯的大樹就咔的一聲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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