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道主義是孟子十分推崇的政治理想,他認為只有推行王道,實行王政,才是實現社會和諧的正義途徑。而王道是孟子整個王道主義政治的核心政治理念,理清王道的基本綱要,才能深入把握孟子的政治構想。通過總結孟子散見於各種場合、各個時期對具體事情的論述,孟子的王道大體可歸結為:為君之道、君臣之道、君民之道。
基本介紹
- 中文名:王道主義
- 思想:孟子
- 領域:政治
- 途徑:實現社會和諧的正義
簡介,為君之道,君臣之道,君民之道,“王道”外交,
簡介
王道是孟子整個王道主義政治的核心政治理念,理清王道的基本綱要,才能深入把握孟子的政治構想。通過總結孟子散見於各種場合、各個時期對具體事情的論述 ,孟子的王道大體可歸結為:為君之道、君臣之道、君民之道。
為君之道
王道,簡言之就是聖王之道.其核心是聖王。要想以王道主義統一天下,為君之人必須以聖王作為行為的楷模。因此,孟子對國君有很高的要求,而這些要求說起來也很簡單,這就是:國君必須是仁者。
在孟子看來,成為仁者並不難,因為當時的國君都有成為聖王的潛質潛能。以齊宣王為例,一頭牛將被祭鐘,齊宣王因為不忍心看到它戰慄發抖的樣子,命人以羊代替,百姓不明其故,以為齊宣王吝嗇,孟子卻從中看到了齊宣王有不忍人之心,“百姓皆以王為愛也,臣固知王之不忍也。”(《梁惠王上》第七章)既然有不忍心看到牛發抖的同情之心,對於自己的百姓,應該更同情才是。這種同情之心,便是不忍人之心。而聖王與普通人的區別就在於,聖王內心保存了這種不忍人之心,並將其擴充發展下去。由是可見,國君之道的基始,也是最關鍵的一環,就在於發現、保持、並擴充這種不忍人之心。將這種不忍人之心發施於政事,就成為不忍人之政。“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運之掌上。”(《公孫丑上》第六章)人人都有類似的不忍人心,君王認識到這一點,以自足的不忍人之心為執政的基礎,在處理具體事務時,便會考慮多數百姓的生活,百姓亦會感激君王的仁愛之心,君王受到百姓的擁護,天下大治便易如反掌了。
對於能否真正“王天下”,孟子認為,國君有不忍人之心,“是心足以王矣”,君王只需推己所為,由己及人,擴充普端而已,盂子稱這種過程為“推恩”。他說:“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無以保妻子。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善推其所為而已矣。”(《梁惠王上》第七章)古代的聖人沒有什麼玄妙之處,只是善於把自己的作為推及到他人而已。“故王之不王,不為也,非不能也。”(《粱惠王上》第七章)現在的國君只要肯推恩,也完全可以成為仁君,王天下。被孟子推崇的王道主義竟然如此的簡單易行,親切隨和,當時的諸侯國君們才開始對他的政治主張感興趣,才會對他的理論做進一步了解。
國君行聖王之道,不僅要具足不忍人之心,事實上除了具有這種善心以外,還必須有相應的制度才行。孟子說:“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離婁卜》第一章)僅有善心不足以治理國家,善心只是一種道德意識,是執政的意識層面的東西,而平治天下,不僅需要政治意識,還必須有相應的一套政治制度。孟子認為,這套制度是現成的,只要認真效法就可以了。這就是“先王之道”或“先王之法”。先王的各種標準尺度,都是聖人竭盡心思制定的,而且“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離婁上》第一章)所以,行先王之道是為政最明智的選擇,也是對國君最基本的要求。
在孟子看來,成為仁者並不難,因為當時的國君都有成為聖王的潛質潛能。以齊宣王為例,一頭牛將被祭鐘,齊宣王因為不忍心看到它戰慄發抖的樣子,命人以羊代替,百姓不明其故,以為齊宣王吝嗇,孟子卻從中看到了齊宣王有不忍人之心,“百姓皆以王為愛也,臣固知王之不忍也。”(《梁惠王上》第七章)既然有不忍心看到牛發抖的同情之心,對於自己的百姓,應該更同情才是。這種同情之心,便是不忍人之心。而聖王與普通人的區別就在於,聖王內心保存了這種不忍人之心,並將其擴充發展下去。由是可見,國君之道的基始,也是最關鍵的一環,就在於發現、保持、並擴充這種不忍人之心。將這種不忍人之心發施於政事,就成為不忍人之政。“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運之掌上。”(《公孫丑上》第六章)人人都有類似的不忍人心,君王認識到這一點,以自足的不忍人之心為執政的基礎,在處理具體事務時,便會考慮多數百姓的生活,百姓亦會感激君王的仁愛之心,君王受到百姓的擁護,天下大治便易如反掌了。
對於能否真正“王天下”,孟子認為,國君有不忍人之心,“是心足以王矣”,君王只需推己所為,由己及人,擴充普端而已,盂子稱這種過程為“推恩”。他說:“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無以保妻子。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善推其所為而已矣。”(《梁惠王上》第七章)古代的聖人沒有什麼玄妙之處,只是善於把自己的作為推及到他人而已。“故王之不王,不為也,非不能也。”(《粱惠王上》第七章)現在的國君只要肯推恩,也完全可以成為仁君,王天下。被孟子推崇的王道主義竟然如此的簡單易行,親切隨和,當時的諸侯國君們才開始對他的政治主張感興趣,才會對他的理論做進一步了解。
國君行聖王之道,不僅要具足不忍人之心,事實上除了具有這種善心以外,還必須有相應的制度才行。孟子說:“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離婁卜》第一章)僅有善心不足以治理國家,善心只是一種道德意識,是執政的意識層面的東西,而平治天下,不僅需要政治意識,還必須有相應的一套政治制度。孟子認為,這套制度是現成的,只要認真效法就可以了。這就是“先王之道”或“先王之法”。先王的各種標準尺度,都是聖人竭盡心思制定的,而且“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離婁上》第一章)所以,行先王之道是為政最明智的選擇,也是對國君最基本的要求。
君臣之道
推行王道,僅靠君主一人的力量顯然是不夠的。臣作為君的輔弼,在推行王道的過程中,有著重要的作用。因此,在君臣之問,也有確定的相處之道。“欲為君,盡君道;欲為臣,盡臣道。”(《媵文公上》第二二章)
孟子認為,為人臣者首先必須是個好善之人。因為“好善優於天下”.“夫萄好善,則四海之內皆將輕千里而來告之以善。夫苟不好善,則人將日:‘她匏,予既己知之矣。’弛匏之聲音顏色距人於千里之外。士止於千里之外,則讒諂西諛之人至矣。與讒諂面諛之人居,國欲治。可得乎?”(《滕文公下》第三章)喜歡聽取善言,就可以治理天下,假如喜歡聽取善言,那四處的人都會從千里之外趕來把善言告訴他;假如不喜歡聽取善言,那別人會模仿他說:“呵呵!我知道了。”呵呵的聲音會把士人拒之千里之外,士人在千里之外,則諂媚之人就會圍上來,同進讒言而當面奉承的人在一起,怎么能治理好國家?
好普是為臣的基本要求,但僅僅是好善還不行,為臣還必須“敬其君”,“不以舜之所以事堯事君,不敬其君也,”(‘滕文公上》第二章)大舜是聖人,是做人的榜樣,也是為臣的榜樣,所以賢臣盡臣道,當以大舜為法,否則就是不敬其君。除了敬君之外,為人臣者還要正其君,“格君心之非”,糾正國君內心的錯誤,使國君做到仁,行為符合正義,這樣別人也能做到仁義,國家也就安定了。
在孔子那裡,君是臣服務的對象,臣是君的下屬,主次上下的關係是很明確的。但是到了孟子,君臣關係卻增加了一層平等的色彩,君要臣為其服務,首先必須對臣尊重愛護。“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離婁下》第三章)臣如何待君,要由君如何待臣而定,君待臣好,臣也待君好:君待臣不好,臣也待君不好。因此,國君對臣應當符合禮義:“諫行言聽,膏澤下於民;有故而去,則使人導之出疆,又先於其所往;去三年不反,然後收其田裡。此之謂三有禮焉。”(《離婁下》第三章)如果這三條沒有一條可以做到,君與臣便是仇敵,更不可能為其服喪了。
孟子認為,君主應當以臣下為老師,努力向臣下學習,“將大有為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欲有謀焉,則就之。其尊德樂道,不如是,不足以有為也。”(《公孫丑下》第二章)大有作為的君主必然有他不能召喚的臣子,如果有事情商量。就應當親自到臣子那裡去,向他們學習求教。若只喜歡以聽從自己的話的人為臣,不喜歡以能教導他的人為臣,那是絕不能有大作為的,更談不上推行王道,平治天下了。更有甚者,孟子認為臣下對君有“易位”的權力。孟子將臣分為“異姓之卿”和“貴戚之卿”,對於國君犯的錯誤,異姓之卿的做法是“君有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去。”(《萬章下》第九章)反覆勸諫,如果君主執迷不悟,便離去。而貴戚之卿因為與國君有血緣關係,國君的祖先是他們的祖先,不能坐視國君犯有大的過錯,使政權滅亡,因此,他們“君有過則諫,反覆之兩不聽,則易位。”(《萬章下》第九章)在不得已的情況下,只能另立新君。雖然這裡“易位”的權力j{屬於貴戚之卿,但君的權力的至上性和唯一性,已經大打折扣了,君臣關係也有了新的內容。
在孟子看束,君臣之聞的關係是楣叵的。為人臣者要好善,敬君正君,同時,國君也應以禮義待賢臣,認真聽取臣者的意見。聖王之道,也在於此。
君民之道
在國家結構中,民眾在政治經濟上處於弱勢,但在數量上占有絕對優勢,一國之君若失其民,便失去了整個國家。而民心之向背,是得失其民的決定性因素。因此,君民之道,關鍵在於“得民心”。推行王道,其目的就是要使天下大治,百姓安定。以民為重,以民心為重,既是實施王政的手段,也是推行王道的目的。
孟子認為,只有得到民眾的支持,天子才能獲得其合法地位。他說:“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是故得乎丘民而為天子,得乎天子為諸侯,得乎諸侯為大夫。諸侯危社稷,則變置。犧牲既成,粢盛既潔,祭祀以時,然而旱乾水溢,則變置社稷。”(《盡心下》第十四章)趙歧《注》說:“君輕於社稷,社稷輕於民。丘,十六井也。天下丘民皆樂其政,則為天子,殷湯周文是也。”①丘民,就是民眾百姓。在《孟子》中,民又分為兩部分,一是“國人”,指居住在城郭里的“民”;一是“野人”,指居住在鄉野之中從事農業生產的“民”。在孟子看來,得到諸侯的歡心,便可作大夫,得到天子歡心,便可作諸侯,得到丘民歡心,便可作天子。如果諸侯如果危及國家的生存,就可以改立;如果祭祀各方面做得很好,卻還是鬧災荒,就改立土神穀神。孟子的思想十分明確:在君主、社稷和國家事務中,人民是第一位的。
君主“得乎丘民”的主要方法是“得乎民心”。歷史的經驗證明了這一道理。“桀紂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離婁上》第九章)夏桀、商紂以強大的國家而身死國亡,在於他們失去了人民,失去了民心;商湯、周武以小邦推翻了大國從而君臨天下,在於他們得到了民心。那么如何得民心?“得其心有道: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爾也。”(《離婁上》第九章)把百姓想要的給他們積蓄起來,不把百姓憎惡的強加在他們身上,這種仁愛百姓之心,定會得到百姓的擁護,使“民之歸仁也,猶水之就下、獸之走壙也。”(《離婁上》第九章)雖然這個效應並不能立即得到,有待不斷地積累,好比醫治陳年老病需要三年陳艾,如果平常不積蓄,終身得不到,如果不立志行王道仁政,必將終身憂患受辱,以至於陷入死地。
在孟子那裡,民是作為一個集體存在的,這個集體在國家中的數量是最多的,也是最重要的。因此,在關係到國家百姓利益的政事上,國君應當聽取百姓的意見。例如選拔賢人、罷免不才的問題“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聽;諸大犬皆曰不可,勿聽;國人皆月不可,然後察之。見不可焉,然後去之。左右皆曰可殺,勿聽;諸大夫皆曰可殺,勿聽;國人皆月可殺,然後察之。見可殺焉,然後殺之。”(《梁惠王下》第七章)
合理是對不合理現象的否定性反映,正義是對非正義現象的否定性反映。孟子的王道主義,就是針對霸道中的非正義現象而提出的。當時是,各諸侯國君主專權,為圖謀霸業,置百姓存亡於不顧。而孟子的王道綱要,以行聖王之道的君道為主,君臣之道為輔,君民之道為基礎,從多方面對“君”做了限制,突出了百姓的地位和作用,糾正了霸道中的不正義現象,因而其理論體現了正義的精神。
“王道”外交
2013年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研究員孫茹在《環球時報》撰文認為 :新國際主義意味著中國要承擔更大的國際責任,對開發中國家提供更多力所能及的幫助,更多地維護國際體系的穩定,履行更多責任,推動國際秩序向公正合理的方向發展。新國際主義也意味著中國在增進人類共同利益的過程中,可能要付出一定的民族犧牲。新國際主義外交也是一種具有時代特色的“王道”外交,使中國成為國際上令人尊敬的先進國家。